中国人不认“平等”，两千多年来儒学伪学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理”，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定格了“不平等”的宿命。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念叨，要追求“平等”。“平等”可能追求吗？一只“家畜家禽”，永远“追求”不到与“主人”的“平等”，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本来就是天赋的，根本就不需要去“追求”。反倒是后来的人们不同的追求，越来越拉开了彼此在几乎一切方面的距离，似乎是越来越不“平等”了。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只看到结果的“平等”，而根本就看不到开头的“平等”，或者如西方人所说，良好的公共社会环境，必须提供给每一个公民以从事任何一种工作的“机会的平等”。

现在我要告诉我的同胞，开头的“平等”、“机会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而结果的“平等”，那不叫“平等”，那是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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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与“平等”只相差一个字，但它们在哲学的意义上却有天壤之别。

“平等”，是人作为人，主动地认定与实践的真理，是“人”努力奋进的起点和规范。而“平均”，则是人作为“家畜家禽”，被动地给定与期待的渴望，是“家畜家禽”驯服于“主人”的施舍，而对结果的一种渴望。

“平等”与“平均”，一主动，一被动；一起点，一终点；前者强调的是“人”格，后者流变成了与“家畜家禽”相类似的“畜”格。这事实上也就是中国老百姓历来真实的地位。

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只认“平均”，根本不认“平等”，事实上是中国人在儒学伪学的欺蒙之下，自动地放弃了对主动性人格的客观真理性的认知。

关于“平均”，不能不首先提到孔子在其《论语》中的一段著名的话：“凡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孔子在这里，显然又在以“家”比“国”，以“父子”比“君臣”。儿女等待父母“平均”地分配，国人等待国君“平均”地分配。加上历来宣扬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知不觉，久而久之，中国的国“人”具有了与“家畜家禽”相等同的地位。中国的老百姓，不仅认定物质财富属于国君，然后由国君“平均”地分配给国人，即便人们自身也是属于国君，要杀要剐，“听从最高指示”。

正是因此，历史上的中国人，尤其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的中国人，全都成了惟一只等待极权统治者的“平均”分配（土地、资源、财物等等），而丧失了平等人格的“畜人”或“愚人”。今天的“愚人”又继续怀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平均”的观念，他们怎么能够真正理解“平等”的真理性呢？

（待续）

2006,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