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鸣，1944年生于南昌。1961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物理系，1981年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后长期进行逻辑学、控制论、文化人类学等方向的研究。迄今已出版译著8部，专著有《信息哲学论》、《中国的危机》、《跨国的危机》、《问人性》、《中国人性分析报告》等，其中《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西方哲学死》两书出版后，在全国思想界引起轰动，并荣登各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黎鸣也被称为“思想狂徒”。

　　黎鸣自称“研究哲学”，是“哲学乌鸦”，曾经在50多所大学为大学生作过百余次演讲。黎鸣说，“我的演讲，都只围绕一个主题，即中国的青年如何使自己尽快地聪明起来。”

这个时代有点像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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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您有一个夙愿，就是要“让中国人聪明起来”，要“让中国人一代更比一代强”。当然，实现这一点，独立自主的思考至关重要。我相信，只有人尽其思，实现自我，才能真正为国家与社会建功立业。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人类历史上的理想国？

　　黎鸣（以下简称黎）：“从理想国到思想国”这个提法很好。过去我也经常批判“理想国”以及它的局限。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理想国”，通常都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应该说，建立理想国也许是全人类的一个共性。但是，由于过于脱离实际，因此未能实现。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孔子的大同思想，都是在为人类寻找一个最佳状态。当然，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孔子倡导的大同是一种伦理理想，而柏拉图则是一种知识理想。柏拉图主张哲学家当国王，而孔子主张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人们“不独子其子、不独亲其亲”。关于这一点，他有点像耶稣，但是孔子止于血缘，这也是他的局限性。

　　《南》：对，孔子没有走向真正的博爱，他所建立的只是一种“半吊子的人的传统”。

　　黎：先秦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有讲真理的，有讲发明创造的。遗憾的是，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缘故，这个好传统没有延续下来。我之所以推崇老子和墨子，就在于老子和墨子与孔子能够互补。

　　《南》：今天中国，同样遇到“礼崩乐坏”的局面。有不少人对年轻人的“各奔前程”看不惯。不过，我并不为此忧虑。我认为每个人DIY自己的文化，实际上也意味着DIY中国的新文化。在此基础上，我认为孔子的局限在于他只看到一个时代在交媾，而没有看到一个时代在孕育。或者说，只看见了肮脏，却没有看见生命。你是否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有点像先秦?

　　黎：你的这些说法很好，所以我对中国前途也是十分乐观。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对传统持批评态度。我是坚决地反对复古，如果我们珍视传统，就绝对不能只从一家之言中汲取营养。事实上，独尊儒术不但排除了其他学术，而且把孔子最重要的思想给弄丢了，比如孔子的大同思想。所以我说如果近代有思想家的话，当首推康有为，是他将孔子的大同思想重新捡起来。

“子为父隐”的历史观                   

　　《南》：就在不久前，法国合作、发展和法语国家部长级代表布丽吉特?吉拉尔丹在塞内加尔参加废除奴隶制纪念活动时说，长期以来，奴隶制和奴隶贩卖这悲惨而令人羞耻的一页一直被遗忘、被疏忽，甚至被掩盖。法国将在其历史教科书中添加关于贩卖黑奴和奴隶制的章节，让后代了解这段历史。这件事让我们再次了解了西方人的那种独立精神，即每一代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黎：的确，法国人的这个做法是很值得东方人思考的。东方有个十分不好的叙事传统，那就是“臣为君隐”、“子为父隐”，所以许多历史真相被遮蔽。

　　《南》：如此说来，遮蔽历史真相主要有两个东西：一是“成王败寇”的历史观，二是“子为父隐”的历史观。

　　黎：这样，我们就重新回到了儒家的忠孝文化了。孟子讲人性本善，同样祸害无穷。当这个谬论成为“规律”，后面的推理也就错得一塌糊涂。

　　《南》：如杨念群所说，“读史既可使人明智也可使人弱智，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由于到处弥漫着对‘规律’的过度崇拜，而看不到人的活动踪迹，那很容易把人变成傻瓜。”

　　黎：事实上人性并不是固定的。在西方，奥古斯丁、阿奎那、加尔文等人性恶论者都持此观点。什么是善?在这方面讲得最正确的是古希腊哲人。古希伯莱人以信仰（真）为善，中国人以“心美”（如待人仁慈，外表不凶恶）为善，而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希腊哲人则以知识为善。

　　《南》：这种“知识”应该是波普尔意义上不断形成的知识，是人类借此寻求解放的知识。

　　黎：对。这是有效的知识，它不断前进，不断地积累，是行动的指南。相反，中国历史上流行的是“一言九鼎”、“金口玉言”。严格讲，包括“四书五经”在内，这些东西都不是知识。

　　《南》：或许中国传统的贫困就在于“有标准而无知识”。所谓“三纲五常”、“三叩九拜”同样都是标准。

　　黎：而且，这些知识都是应然的知识。但是，你认为应该的东西别人并不认为应该。你要想让别人信服于你，你就得在逻辑上证明给大家看。

　　《南》：如爱德华?默罗讲，指控并不是证据，同样赞美也不是证据。那些无来由的“就是好啊就是好”式的评价，恰恰是最无力的。

　　黎：正因为此，我说笛卡尔讲“我思故我在”更显得了不起。

　　《南》：值得一提的是，任何翻译都是不完整的，都意味着语义的流失。在法语中，“我思故我在”是“je pense,  donc je suis.”事实上，这里的“suis”,不只有“存在”的意思，更有“是”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句话既包含了“我思故我存在”，也包括“我思故我成其为我”。理解这点很重要。

　　黎：哈哈，这样就更好了。虽然我不懂法语，但这恰恰是我的理解。海德格尔讲到有三种“在”。一种是过去的存在，一种是此时的此在，一种是将来的他在。“我思故我在”的“在”，应该包括了这三个“在”。当我成其为我，时间便聚合在这里。

中国人要借西方传统救自己                   

　　《南》：在整体来看，20世纪的人类主要解决自由问题，21世纪则要解决合作问题。正因为此，现在欧盟的主权让渡、全球治理等观念渐渐深入人心，人们热衷于谈“共生主义”。在我看来，共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是，共产主义倾向于公平分配，而共生主义则倾向于共同生产，前者着眼于过去，后者着眼于未来。当然，我们也可以将此引申为结果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某种区别。中国有着早熟的文明，不可否认的是，近几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个迟到的国家。所以我们现在要在自由与合作这两个问题上同时入手，寻求共同解决。您曾经讲过“西方传统救中国，中国传统救人类”，相信很多人会对您的这个提法感兴趣。

　　黎：说到这，我还想补充一句话，叫“西方哲学救中国，中国人学救人类”。我一直致力于推广人学，而人学的故乡在中国。我把先秦思想中墨子、老子和孔子的学说归结为一种人学。几年前，广州周彦文先生在看了我的一些书后说，“西方文化救中国，中国文化救人类”。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但是用词欠妥，因为现在西方文化不可能救中国，中国文化更救不了人类。所以把“文化”二字改成了“传统”，这样更加准确。纵观当下的西方和中国，由电子和激光高速传播的“文化”，其实早已成了贯通世界东西南北的潮流，所到之处，莫不道德沦丧、泡沫汹涌：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科技主义、皮肉主义、娼妓主义、暴力主义、诈骗主义、崇谎主义等等，这些恰恰是败坏人类的恶潮。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与人类需要被拯救的原因所在。西方传统的精华，包括平等精神与知识理性等为人类贡献了讲真理的信仰、讲法治的政治、讲精神自由的文明。但是，今天西方也遇到自己的问题，即上帝死后，平等的精神也变质了。“9?11”悲剧的发生，与西方中心主义不无关系。与此相反的是，中国传统的精华特别表现在中华民族悠久的道统。包括老子的“道”、孔子的“仁”、墨子的“表”和佛陀的“法”等等。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与独尊儒术又使中国人差不多完全丧失了从事新发现、新发明和新创造的基本能力。所以我讲，在中国人的道统能有足够的力量拯救全人类之前，中国人切不可忘记，必须先借西方的传统从等级制度中拯救自己，然后才有可能拯救人类。

平等是第一公理                 

　　《南》：眼下，大家都在讲平等，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市场经济代表着一种平等，民主政治也代表一种平等。您如何看待平等？

　　黎：我正要在博客上写一篇文章，即《平等是人类近代社会生存的第一公理》。什么是公理？公理即任何人不证自明的真理。西方社会进入近代的三大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成果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将“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转变为“人人在真理面前平等”。说白了，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当作人类全部社会生存的第一公理。在2000多年儒学伪学的传统中，除了“孝”、“悌”亲情的价值之外，中国人的仁、忠、节、义、道、德、礼、仪等等，几乎全都浸透了“人人不平等”。卢梭有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回顾中国历史，这句话不如改为：“人生而平等，却无往而不在不平等（等级制度）中。”所以说，西方与中国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西方人对平等深信不疑。当然，西方有一个好的条件，他们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可以直接将上帝变成真理的符号。他们从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很容易地就变成了人人在真理、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中国要完成现代化转型，首先要确立平等的观念。那么是不是要让中国人重新信仰上帝呢，没必要。但是，在全中国人民心中确立真理的位置是可以的。须知，现代人的宪法、法律，乃至道德，原本全都是在“人人平等”的真理的基石上建立起来的。

国学与人学                   

　　《南》：有关国学的争论，近年来十分激烈。当然，一方面是中国人恢复了一些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也是要寻找新的价值认同。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人没有真正走出“泥洋”与“泥古”的思维窠臼。在我看来，如果真要搞什么国学的话，最重要的是恢复一个民族关于历史这一知识的记忆，让每个人都能从这些记忆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传统。

　　黎：学问不能沦为死记硬背的记忆之学。任何一门“学”，一旦被命名为“国学”，就一定会成为该国人民精神的枷锁，成为对该国人民的智能发展形成严重阻碍作用的教条，最后也终将成为根本难以称之为“学”的一堆毫无现实价值的古董，其最终的价值就将只能是放到历史博物馆去储藏，或仅供专业的研究人员条分缕析地去进行历史的批判和解剖，以便从中得出该国人民的重要的历史教训。

　　从人类的历史上看，所谓的“国学”，并不只是给中国人带来过巨大的灾难，事实上，世界上凡是把一门单一的学说命名为“国学”的国家，也全都尝到过历史的苦头。当德意志普鲁士官方把黑格尔的哲学当作官方“国家的哲学”，也即“国学”之后，不仅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哲学的极有生命力的时期进入了“终结”，而且事实上也已为后来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任何一种单一的“主义”或“学说”被称作“国学”，都将不会是该国人民的福祉，而绝对会是相反，是灾难将来临的“凶兆”。正是因此，我反对一切所谓的“国学”。我们不要“国学”，但我们应该需要“人学”。“人学”，就像“神学”、“哲学”，它们均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之学。“人学”不同于“国学”，“人学”是全人类的智慧之学，虽然它发源于古代中国，但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事实上，希腊人也没有将民主思想当作自己的“国学”。

　　古老的中国曾是“人学”的策源地。可惜我们“自毁长城”，把完整的人学(老子、墨子、孔子)，三弃其二，唯一只留下孔子之学，更视之为“独尊”的“国学”。而这唯一的“国学”，2000多年来，把中国人一直弄到今天这样，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愚蠢、贫穷、落后”。现在又有人在愚蠢地嚷嚷恢复“国学”了。我可以毫不客气地把这些朋友称作“历史的瞎子”。

　　《南》：记得张五常曾经讲过，中国不是人口太多，而是素质低的人口太多。或者中国真正的困境就在于，人多但是脑子还不够多。

中国重拾墨子的道路

　　《南》：从80年代开始，中国逐步走向实用主义。最近，就当文化保守主义者为孔子高唱赞歌，甚至要为中国重树儒教权威时，我却发现中国政府“反其道而行之”，重拾墨子的道路。比如“科学发展观”（墨子崇尚科学）、“节约型社会”（墨子讲节用、节葬）、“和平崛起”（墨子讲非攻）以及“和谐社会”（墨子讲兼爱）等等，都可以在墨学中找到精神来源。应该说，中国传统中不乏好的东西，就像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样可以被理解为现代版的“人权高于主权，主权高于政权（君权）”。事实上，墨子的许多主张同样可被视为今日“西学”的一个东方源头。

　　黎：在我看来，墨子是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其常识更在亚里士多德之上。他会造桥，会盖房，他有很好的批判精神。墨子尚同，尚贤，兼爱，非攻，非乐，非礼，节葬，节用。墨子是先秦少有的几个有逻辑思想的人。没有逻辑就没有理解。正因为这样，墨子对儒家的批判相当到位。墨子非儒写得很好：“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瞻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所以，我在讲到如何重建中国的传统时，有以下主张：一是要重新评价老、墨、孔，找出中国传统中自有的有价值的观念与思想；二是要认真学习西方。尤其是希伯来文化、古希腊文化以及基于二者融合推进的近代西方哲学和文化。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态，通过以上六股潮流，共同推动中国的进步。

　　《南》：真正的开放，既要面对过去，也要面对未来，既要面对他山，也要面对本土。

破解四色定理与逻辑重建                   

　　《南》：我看到，最近有北京媒体称您是“哲学狂人挑战顶级数学猜想”。您真的破解了四色猜想吗？

　　黎：“四色猜想”也叫“地图四色定理”，即一切地图都只需四种颜色即可辨明其中所有的国界、地界、区域。该定理最初由一位叫格思里的英国大学生提出。150多年来，数学家们为此绞尽脑汁，甚至因此而刺激了拓扑学、图论等新数学分支的生长、发展。美国数学家用3台计算机，计算了1200小时，判断这个定理是正确的。但我只要一个小时，几页稿纸，便可以解答这个猜想。

　　《南》：对您来说，破解的意义在哪里？

　　黎：中国人的脑子并不笨，只是没被开发出来。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我是运用我的三元逻辑理论作出了清晰的证明，完全不需要电子计算机。应该说，老子的确是位了不起的人物，我的灵感便是从他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来。我的确是破解了四色定理，西方人要是知道有人一个小时就能证明这个猜想，早就来找你了。但是，中国鸦雀无声。破解四色猜想最重要的是推出一种新的逻辑，一种能够真正提高大家思维能力的逻辑。中国的崛起不能像韩国、日本那样跟着别人跑，而是需要有一种全新的思维观念、即“三生万物律”的崛起。

　　《南》：也就是说，您在逻辑上证明了文化多样性、世界多元化的价值。

　　黎：对。我现在希望中科院为我搞一次专题研讨会，让数学家们认定我的成果。中国应该出现一个新的启蒙者，像笛卡尔之于法国和欧洲一样。

　　《南》：这个人是您？

　　黎：我希望是，但是不是我并不重要。

　　《南》：说到逻辑，回国时，我发现韩国近年来拍了不少优秀影片，比如《太极旗飘扬》、《欢迎来到东莫村》、《老男孩》等。老实说，这些电影让我很震惊。当然，这种震惊显得有些多余，因为我从未怀疑一个开放社会的文化创造力。相较之下，中国的影视追求的更多是“政治正确”与“伦理正确”，或者流于浅薄的娱乐，很少给人带来思维的乐趣。应该说，人们对《无极》的声讨，更是一种“泄公愤”，因为中国电影实在是太糟糕了。我记得你在文章里谈到，中国崛起，首先要在思想上崛起。我想这当然也应该包括文化上的崛起。

　　黎：韩国影视我只看了一点《大长今》。但中国电影的糟糕是肯定的，像《卧虎藏龙》、《英雄》、《无极》，真是无聊至极。我说中国文化人没有会思维的人。没有思想的人，没有前途，没有思想的国家，也没有前途。不讲逻辑的结果就是没有思想，因为思想的核心就是逻辑。逻辑是什么呢，从无知到有知，从无序到有序，从简单到复杂，都是一步步推进。有时我想，从秦始皇开始的2000多年，中国人真是白活了。有人动不动就搬出四大发明，但是仔细想想，四大发明和脑袋（抽象思维）都没有关系。比如说，指南针。如果你都不知道它为什么指南指北，能说是发明吗？这至多只是现象的发现。火药，是炼丹的人碰巧炼出来的，也与思想无关；而造纸也不是科学，只是技术。相反，西方的发明，更多是通过那些抽象的观念来帮助你认识世界。比如说，电子、电磁波，这都是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南》：在法国有些科技人类学的书里也提到中国技术改进多，科学发明少。如你所说，只有有了逻辑理论，才有理解，才有真的发明。

　　黎：是啊，逻辑即思考的基地，而思想的公理就是逻辑。西方人之所以逻辑思维强，就在于他们的几何思维比较强。

　　《南》：西方的三权分立，也可以说是几何学的政治延伸。

　　黎：所以我说，老子的“三生万物”十分伟大。这话听起来简单，其实我们可以用这句话去检验所有的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心理科学等等。的的确确到现在为止的所有的科学都证明了老子的这句话。比如，物质由中子、质子、电子组成，是三；生命是由三联体组成，是三；显像管的光束，是三；孔子讲“智、仁、勇”，是三；道家讲“精、气、神”，是三；法家讲“法、术、势”，是三；佛家讲“戒、定、慧”，是三；天主教叫圣父、圣子、圣灵，是三；美国讲三权分立，仍是三。

　　《南》：墨子也有“三表”一说。您讲的很有意思，我也赞成老子讲的“三生万物”。但是你上面讲的这些只是举例证明，而非逻辑证明。因为我同样可以举出一些相关的例子来证明“二生万物”。比如男女孕育生命，是二；美国政党轮替，是二；计算机进制原理，是二；天地阴阳，是二，等等。

　　黎：但你要知道的是，当两个东西在一起时，清清楚楚，而当第三个出现时，便会出现混沌。是“三”让世界变得复杂，有复杂才有世界。当然，我在上面罗列的只是一些现象，它需要具体论证。所以我讲，谁把老子的“三生万物”破解了，谁就绝对是21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这个思想家应该在中国。

2006年6月30日  《南风窗》杂志    作者：本刊记者 熊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