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街头文化》一书以其在学术上的重要性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荣获两年一度的“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
■该书从1870年到1930年成都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观察城市的面貌和发展，是研究中国城市文化的典范之作。
■从该书中，既可体会到成都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街头文化的引人入胜，亦可看到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剧变的宏大叙事。
采访手记
2005年，《街头文化》一书，因“在学术上重要性、原创性、深入的研究、方法的精湛、论证的力度，以及对城市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荣获两年一度颁发的“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在关于成都的众多著述中，王笛先生的《街头文化》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后的，但肯定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本。在那些有关成都的作品中，我们往往读到的是名人的逸事、个人的回忆以及对这个城市多少有些沾沾自喜的描写，很少有作品能像《街头文化》那样，以谨严翔实的细节还原给读者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成都。
然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王笛先生为什么执意于1870年到1930年的成都？为什么特别关注成都的城市公共空间与下层民众？《街头文化》的背后有王笛先生如何的情感支撑？我很想了解。当然，我更想通过这个采访让读者们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发生的变化与我们的身心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以至于微小的变化也让我们灵魂不安。
成都，记忆的闸门猛然打开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王笛先生，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好吗？
王笛先生（以下简称“王”）：我1978年进入川大历史系，1982年毕业后直接读中国近代史硕士，师从著名史家隗瀛涛先生。1985年，我毕业留川大历史系任教，1987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是当时川大最年轻的副教授，真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味道。1989年我完成了第一部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跨出封闭的世界》完成后，我彷徨了好长一段时期，因为好像这本书融进了我的全部智慧，再写东西很难超越了。因此，1991年我赴美，万事从头起，在一个新的学术环境中，潜心认真读了很多书，师从西方研究中国城市史大师罗威廉教授，1998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然后直接到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任教，2004年升副教授并获终生教职。
记：在您生活过的城市中，哪一个城市给您的印象最深刻？
王：当然是成都了。成都是我的家乡，可以说我对这个城市有着很深的了解，也可以说我是在成都的文化氛围中孕育成长的。当然，应该说当我生活在那个城市的时候，对她的文化的感受并没有那么强烈；但当离开她的时候，当生活在一个与自己文化完全不同的社会时，记忆和感情的闸门好像才猛然打开了。
记：您在选择街头文化作为研究方向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为什么选择成都？
王：这本书是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试图从比较微观的角度，来考察研究的对象。小街小巷可以把我们带回到过去。即使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那些遗留的物质文明仍诉说着过去。但它们正在我们的眼前消失，虽然十分缓慢，但永远不再是原来的面貌。通过对街头文化的研究，我希望藉此开辟一个新的窗口来理解这个变化中的中国城市的社会和文化。至于为什么选择成都，因为成都是一个内陆城市，近代以来所受的西方冲击比沿海小得多，所以传统文化相对保留得多一些，更能代表中国文化。而且西方的中国近代城市研究，基本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上海。因此，对成都的考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城市有了一个更全面地了解。
1870—1930的成都街头
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街头文化的重要性何在？或者说一个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究竟在哪些方面起作用？
王：街头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它们不仅负担着城市的交通，而且还是日常生活、经济行为的载体。现代市政设施在中国城市出现以前，街头不但给城市生活提供了各种需求，还成为邻里或社区最基本的单位。“街”的概念（如“街坊”、“街邻”、“街众”等）在人们之间培育了“邻里纽带”，强化了人们的城市共同体意识。城市的街头体现出该城市的过去和现在，代表着该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在中国，一位外来者可以通过观察城墙城门、街头巷尾、店面装饰、小贩摊点、公共庆典等特征，把一个城市与另外的城市区别开来。对城市街头的研究，可以成为我们进入到社会底层对这个城市进行系统考察的切入点，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该城市的人民、社会及其政治控制。
记：您在书中选择了1870—193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来研究，为什么？
王：本书的时间跨度从1870到1930年，也即是以太平天国后社会的重建到成都市政机构的正式建立后不久。从全国范围内看，这一时期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到国民党统一这一跨越半个世纪的社会和政治的剧变。从这个研究我们看到，全国性的事件是怎样或多或少地影响成都—这个长江上游的中心城市—的政治和大众文化的。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入侵引起了中国城市经济的重新建构，由此形成了对中国民间传统的威胁，并导致了城市社会生活的日益政治化。
再考成都茶馆
记：您的成都茶馆研究一书已出了第一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中译本问世？第二卷的写作什么时候完成？您今后的学术研究方向是什么？
王：我关于成都茶馆研究的第一卷大概要明年才能见书，书名是《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公共政治，1900—1950》，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也希望能在明后年完成。目前我正在集中精力撰写第二卷（1950—2000年部分）。虽然这个课题从七、八年前便开始了，我几乎每年夏天都回到成都，除了坐图书馆、档案馆外，便是泡茶馆，实地考察，采访各种茶客，但我估计仍然还需要好几年时间才能完成。我喜欢慢工出细活，一旦出版，就希望成为传世之作。好在我刚选为美国国家人文科学中心2006—2007年度研究员，从今年9月开始，将集中全部时间和精力，在该中心进行一年研究和写作。这样，第二卷的进程将大大加快。至于今后的学术研究方向，目前还没有完全定，但肯定是与四川社会文化有关的课题。
记：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个人持什么样的历史观？
王：在西方不习惯抽象谈历史观，历史观经常是与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倾向于微观史学和下层史观。虽然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我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个动力却十分轻视。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的一举一动，对那些宫廷闱事，明争暗斗，我们了如指掌。他们当然比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历史更有影响。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9％以上的这些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身上，个人如沧海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难道我们不认为每天的日常生活，较之突发的政治事件，更贴近我们的命运吗？在我看来，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多么缺乏宏大的“政治叙事”，如果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底层心态和毅力，我们可以从那里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有意义的内涵。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正是从一个平平常常的、“没有意义的一年”而发现了明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导致其灭顶之灾的深层危机吗？当然，黄仁宇的兴趣，仍然在于帝王将相，与我们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百姓，仍然有着遥远的距离。可以说，我的《街头文化》和快要出版的《茶馆》，便是我这种史观的最好表达。
关于现代化的反思
记：有人说，本书是为失去的世界谱写的一首挽歌。但是我不大同意这个看法。我想请问的是，《街头文化》一书中，您的现实关怀在哪里？您想在其中重建的是什么？
王：虽然我到美国已经十多年了，但几乎每年都回国作研究、开会、演讲，每次回国，都强烈感受到中国城市的面貌在发生剧变，变得更繁荣和现代化了。当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的证明，但在这一派繁荣的同时，中国有很多地方，一个个古代的城市就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一天天消失了。现在，我们从南到北旅行，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县城，格局几乎是大同小异，中国城市过去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形成的各自的城市外观和特点，幸存无多或几乎不复存在。
前些年当我去法国巴黎、里昂，日本奈良、京都等城市开会、演讲时，我内心有某种震撼。为什么在那些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古朴街巷和建筑仍保留完好？在里昂，一些居民仍然住在15—16世纪的石头房子里。那些旧城和古建筑可以说是这些国家最宝贵的遗产。今年6月初，我利用在哈佛大学开会的机会，认真考察了几天波士顿，发现这个城市最精华的地区，便是17—19世纪的老建筑和街区，包括墓地和教堂—这里我说的是整个城市，而不是象征性地保留几条街，它们是那么古老。就在著名的、熙熙攘攘的哈佛广场不远，便有一大片老墓地，我在夕阳下漫步在17、18世纪的断垣残碑之中，真是感慨万千。
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对过去城市现代化问题进行反思。现代化带给人们的积极结果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我们对现代化过程中失掉了什么，却并不清楚，特别是我们不关心一般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在社会的剧变中到底得到了多大的利益，因为我们的眼光总是焦距在近代改良、革命等那些显示“进步”的方方面面。这个研究仅仅是从人民使用公共空间这一方面，来具体分析下层民众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实际上也力图说明，我们在文化上究竟得到了什么，同时又失掉了什么。
东西方的史学研究
记：在您看来，国内历史研究与国外（主要是西方）的历史研究在哪些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
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关于意识形态和方法的区别这里不讲了，因为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这里只想讲一下史学研究的目的问题。国内的史家更重视的是价值判断。我们把重点放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性质的判定上，史学研究经常是为现实服务的。在西方，历史研究（至少对历史学家来说）是“纯学术”的问题。虽然他们需要回答学术界关心的一些问题，但他们可以进行“纯粹”的历史研究，让他们自己的思想在自己研究的历史中飞翔。这样，他们的研究虽然表面上看经常与现实脱节，但有利于避免功利目的，从而对一些问题进行冷静地思考。
记：您是美国大学的历史学老师，在您看来，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对于历史的兴趣有哪些不同的侧重？
王：如果说侧重的话，美国学生更关心他们自己的历史，即西方历史，包括美国史和欧洲史。如果泛泛而论，我觉得中国学生更有世界眼光一些，他们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比美国学生更深刻和全面。很多美国学生不知道孙中山，但很少有中国学生没听说过华盛顿。这是由于美国老大帝国心态和长期西方中心观影响的结果。不过，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经济的成功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大大加强，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表现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兴趣，例如我讲授的中国史课程总是客满。这样，像我这种来自中国的教授，担负着一种特殊的使命，即让美国学生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共[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