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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1982年和1985年分别获四川大学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7年提为副教授。1999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2003-2005年任旅美中国历史学会会长,2006-2007年度为美国国家人文中心研究员。2009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紫江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城市史、大众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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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
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王笛 点击:4920次 时间:2010-02-28 19:44:21

晚期中华帝国是一个“停滞”的社会,这在西方和中国都是十分流行的观点。黑格尔的“一个无历史的文明”,马克思的“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以及中国史家的“闭关自守”,无一不是这种认识的反映(注:还包括像孟德斯鸠、密尔等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一个无历史的文明”。然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美国《晚期中华帝国》(LateImperialChina)杂志主编罗威廉(WilliamT.Rowe)却是针对这种观点的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1984年和1989年,他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会共同体,1796—1895》,以坚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

罗威廉的最新著作集十余年研究之心血,无论从学术水平还是从篇幅规模而论,均可称为巨著,可以说是他对“停滞论”的又一强有力的回应。

这本著作共12章,外加导论和结论。这12章分为三大部分,每部分4章。章节目录非常简捷,每部分的总题和每章标题都以相应中文字为名,总题两字,章题仅一字,皆取自陈宏谋的著述。显然,著者采用中文题名并不仅仅是为了醒目,而是力图从中国语言的内在含义去解释中国的精英思想,即把其分析基点放在18世纪中国精英自己的话语之上。第一部分是“做人”(BeingaMan),第1—4章的标题分别为:“家”(Home)、“官”(Politics)、“天”(FirstThings)、“学”(Study)。“家”和“官”两章叙述了陈宏谋的家世、家庭、为官生涯以及他的人缘关系。第3章分析他的哲学和世界观,特别是对“天”、“天良”和“人情”等观念的阐释。第4章的重点是他的学术思想和渊源。第二部分为“生财”(CreatingProsperity),第5—8章的标题分别为:“食”(Food)、“养”(Economics)、“生”(Production)、“益”(Accumulation)。整个第二部分都集中在陈的经济观点上,第5章探索人口、粮食、物价、流通等方面的问题,第6章讨论民生、财产、商业、经济法规等领域,第7章分析农业、水利、农业技术、工矿方面,第8章集中发掘从国家到社区仓储的思想。这些论述都证明了陈氏经济思维的完整性。第三部分为“经世”(OrderingtheWorld),第9—12章分别为:“人”(People)、“治”(Governance)、“公”(Community)、“化”(Civilization)。如果说第二部分着重在经济,那么这一部分则着重在政治方面,第9章主要考察人的各种关系,第10章研究官僚行政管理,第11章研究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第12章阐述陈宏谋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关于陈宏谋的研究成果不多,可以说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但罗威廉却敏锐地发现:如果力图找到一个“窗口”去观察1725年至1775年间(即雍正乾隆时期)的“盛世”,了解造成这种盛世局面的因素,特别是探索正统精英的思想状况,那么陈宏谋便是一个最好的对象。但在罗威廉看来,陈宏谋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其任上骄人的政绩,而在于他作为一个官员的典型意义,以及他对“经世”之说的阐释。19世纪20年代魏源编撰《皇朝经世文编》,收入陈氏著述达53篇之多,仅次于顾炎武的著述。陈并非独创性的思想家,其从政生涯与其他同时代的干练才俊也并无迥然不同之处,但其精力和对其使命的理解却是首屈一指的。

罗威廉的研究从解决若干围绕陈的悖论着手:其一,陈认为仁政和安定社会的基础是道德,强调文化的价值、妇道规范、社会准则,以及公共生活的和谐等等思想。这些以后都成为中国教育的圭臬。然而,为什么陈在其任内却力主削弱人们对这些伦理教化的参与?其二,对陈的研究必须注意到清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观察地方社会的自我管理功能。孔飞力和闵斗基都曾经强调清代及清以前的经济和文化精英在帝国政治和统治中的作用,如顾炎武、魏源以及冯桂芬都曾讨论过“封建”与“经世”的交互影响。然而同倡“经世”之说的陈宏谋却以毕生精力致力于国家控制,并把国家权力深入到地方社会。为什么一个人的思想与实践可以南辕北辙呢?其三,对于陈来说,无论性别、族类、文化背景以及经济地位如何,人都应享有个人的价值,然而为什么他又竭力强调个人应服从家庭、家族、社会以及国家呢?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严密分析陈本人的思想,而且必须了解其思想渊源和整个社会政治的大环境。这些悖论使这个研究更具挑战性,更显恢宏和精深。

但罗威廉并没有把新著写成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他只在头两章中按时间顺序叙述了陈的生涯(这两章也是有明确主题的),而其余各章都是专题研究。罗威廉在其前言中便明确指出,该书并不强调陈个人的发展,因为与其说该书研究的是陈宏谋,倒不如说是探索与陈在一个阵营里的整个“18世纪的正统精英”,是指那些受过正统教育、而且关切治理国家(也可以说治理地方)的知识分子,而无论他们是否担任过官职。这个集团既包括陈宏谋这样的官僚,亦包括顾炎武那样拒官不做的学者,还包括曾短期任过下层官职但以诗闻世的袁枚,他们对治国之道都有见解。)。他指出,虽然这是一本篇幅宏大的书,但归根结底,实际上问的是一个基本问题:那些18世纪的清代官僚是怎样理解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更具体来讲,他们是怎样看待他们所处的世界和社会?他们怎样认识这个世界和社会的潜力和局限?而他们这些人在“拯救世界”的努力中的能力和局限是什么?他们所理想的世界到底是何图景?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影响了当时及以后的政界和思想界。显然,这个课题是考察当时影响中国的整个正统精英的思想、语言和行为,其意义远远超出对陈宏谋本身的研究。

罗威廉把他的研究还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即把清中期正统精英的意识形态放到当时世界这个大环境中,特别是与早期近代的欧洲相比较。罗威廉认为,陈宏谋关于人和社会认识的基本点,与启蒙时期的许多欧洲学者十分相似,他所涉及的几乎所有主要方面,也是当时欧洲社会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如由于印刷技术发展而导致的文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生活中男女角色变化所引发的争论,职业的复杂化,身份等级观念的淡化,以及社会流动的加快等等。虽然陈欢迎商品市场,但他像当时的欧洲人一样,力图把市场与个人和家庭关系领域区别开来。他力主在流动社会里建立一种大家共同维护的准则。从经济方面来观察,他与欧洲同道的相似则更为显著,如陈赞赏地方经济的货币化以及追逐利润的动机。罗威廉认为,陈将耕地所有权作为经济的基础同时又明确支持“市场原则”,从而使他非常接近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在政治领域,陈非常强调行政的标准化、沟通和提高效率,这正是早期近代欧洲也在逐渐形成的观念。集权的经济控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早期近代欧洲精英意识发展的重要成果,但是罗威廉指出,这种发展并非欧洲的专利,虽然清中期的正统精英并没有把这些观念发展到欧洲那样的系统和圆满,但足以证明,清帝国相对欧洲而言并非是“停滞的”和“落后的”。罗威廉指出:18世纪的亚洲和西方交往日益增多,分别都在发展,“如果这两个世界在精英意识上毫无共同之处,倒是真的值得奇怪了”。

罗威廉在80年代开始这个课题的研究,当时选择这个题目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见识的。其时西方史学界正经历着法国年鉴学派影响形成的“社会史革命”,在那种气氛下,一个崭露头角的“新社会史”专家去写杰出人物的传记可以说是一个异数。在他此前完成的关于汉口的两本宏篇巨制中,风云人物也并无位置。随后,西方史学界又经历了“新文化史”的扫荡,叙事手法和“微观史学”备受注目。然而西方史学界的这些倾向并未能左右罗威廉的独立思考,他坚信,研究那些资料较为完善的人物可以对那些人物所处的环境有更真切的了解,这种研究对于人的考察是其前此采取的研究角度所难以企及的。实际上,罗威廉做出的这个选择在研究方法方面隐藏着更宏大的目标:即将其思考扩展到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通常阙如的领域。因此,作为一个社会史学家去研究思想文化史,从而把研究课题引向更具意义的方面:跨越西方历史学界在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history)与社会史之间存在的巨大的鸿沟,通过这一研究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即在两个领域之间建立起一个中间地带,这种中间地带很像年鉴派社会史学家所称的“心性史”(historyofmentalité)或文化史所标榜的“意识史”(thehistoryofconsciousness)。即通过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考察,去揭示个体与其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关系。因此,他的这个研究不仅是对当前史学倾向、而且也是对自己过去研究的一个挑战。

这部著作刚刚出版,西方史学界的反应尚需一段时间,但可以预见,无论对其史学观或具体论点是赞同还是反对,对于罗氏建构自己论证的逻辑、思想的敏锐、观察问题的深度、发掘资料的广度以及实证研究的细致,西方史学界都会有较高的评价。毋庸置疑,这本著作是近年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史的最新贡献。

本书的出版将会引起人们对早期近代中国社会的更大兴趣和关注,也可能引发关于18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状况的重新思考和讨论。我估计,人们争论较多的方面可能不会是对陈宏谋本人思想的讨论,而可能集中在:(1)陈是否能够代表18世纪中国的精英思想;(2)这种精英思想当时和以后影响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的程度;(3)这种精英思想与同时代欧洲思想家的可比性以及相互联系。

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讲,如果罗的主要观点成立的话,那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问题的反思、对落后原因的文化探索、对自己思想文化“病灶”的批判等等,都需要重新认识。显然,中国历史学家很有必要回应罗氏的这本新著作,而且交锋也是在所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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