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值论在哲学中的地位
当代中国价值论的兴起，是与真理标准的讨论密切联系着的，最初也只是在认识论框架内展开的。但价值论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认识论框架的局限性就表现了出来，因而冲破认识论框架、确定价值论研究在哲学中的合理地位，就成了一种内在要求。与此同时，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全面进入中国，其中反科学主义、反理性主义的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高扬所造成的负面效应的批判，也对我国价值论研究冲破认识论框架形成了重要影响。
确实，我们多年来所理解所讲授的认识论，基本上是沿着西方近代形成的知性认识和认知中心主义的思路而建构的。虽然我们比较强调实践的作用，但实际上对实践的理解既简单也肤浅，对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以及认识过程本身的复杂性都缺乏真正的研究。大致说来，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重新为价值论定位、重建中国的哲学理论体系几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或者也可以说，在重建中国哲学理论的潮流中，如何看待价值论的地位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问题。从这些年发表的文章来看，基本上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将价值论作为哲学基础理论之独立的一块，与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并列，以此构筑哲学理论的体系；另一种则是以价值论为核心而重建哲学。这两种思路都意在加强价值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差别只在于强化的程度。如果说前一种思路比较温和的话，后一种思路则比较激进、极端，也与当代西方哲学反理性主义的潮流更贴近更合拍。我比较赞同前一种思路。
重建哲学，无论如何都得涉及哲学观。这个问题很复杂，这里只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综观哲学史，尽管在不同民族那里哲学的形态各异，哲学的主题也随时代发展不断变换，但从其基本功能上说，大致还是稳定和相同的：一是通过对既有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的反思，提供一种合理的思维方式；二是通过对既有的人生态度、评价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提供一种合理的价值观念。二者密切联系，互为前提；相互支持，不可偏废。
第二，从人类精神活动方面看，科学求真，艺术求美，道德求善，宗教则寻求一种神圣而终极的关怀，它们都重在表现人类的理想和要求。如果说科学侧重客体尺度、物的尺度，那么艺术、道德、宗教则更侧重主体尺度、人的尺度。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须将它们都作为自己反思的对象，在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维持一定的平衡。如果说，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更依傍科学、偏向理性的一面，那么当代西方反科学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就是一种反拨。但问题是，当哲学远离科学而向人文、艺术靠拢之后，也会意味着新的失衡，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三，我们重建哲学，必须与西方哲学对话，但一定要注意当代中国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语境差别。我们能否把西方人的问题当作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显然不能。中国传统的伦理至上主义思路影响了我国的科学发展和社会生活，至今还能够看到其严重影响。如果说西方的问题是科学理性过度当前中国价值论研究的几个问题发达，那么我们的问题则不是苦于科学理性过度发达，而是苦于其太不发达；不是苦于人们太认真，而是苦于其太不认真。也就是说，中国的哲学理论必须照顾到中国的这个现实，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和理性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种健康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鉴于上述几点考虑，我以为，以价值论为核心来重建哲学，认为哲学根本上是一种价值性学说，似乎有失偏颇，也不适合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的整体要求。中国传统哲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价值性学说，所谓“伦理至上主义”其实就是过分强调道德价值重要性的哲学致思倾向；它的流弊所及，遮蔽了求真、认真的思维向度，消解了至少也是减弱了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8页)。这或许是形成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当代西方哲学反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是针对科学主义霸权所形成的弊端的，自有其合理的因素在；而当代中国人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还很不发达，还需要花大力气进行启蒙和科学精神的洗礼。因此，我们的重建哲学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出发；那种以西方现当代哲学为最先进、以人家的问题为问题、以人家的标准为标准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
二、价值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方法论的自觉，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不可能的。这几年价值论研究表面看相对沉寂，但却是一种“平静中的深化”，其中对方法论的思考反思就是深化的表现，也是深化价值论研究的重要环节。
在当代中国的价值论研究中，从现实的人的现实需要出发，立足于人的对象性活动中形成的主客体关系来规定价值，是一种主导性的方法论倾向。但近来这种倾向受到了种种非议和指斥，其中比较重要的意见有这么几种：
一是认为主客体关系范式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导研究范式，这种主客二分的方法已经过时；应该利用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资源，比如现象学开启的本质直观的方法、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的方法、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和交往理论等，来超越这种研究范式，深化价值论研究。还有人指出，将价值只限于主体性的属人现象，是主客体思维方式的局限；应该利用系统论和信息论的方法，将其与系统发展和墒联系起来，看作是普遍存在于宇宙之间的现象，而任何有助于系统发展的都是有价值的。
二是认为从人的需要来界定价值走的是一条实证的经验的路向，必然具有浓厚的经验论色彩，也避免不了价值问题上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不仅起不到批判、超越和提升人格、提升人生境界的作用，甚至还迎合了现实中国社会中的物质消费主义和唯我论倾向。因此这种意见认为，只有将价值本体化，确定一种绝对价值，才能克服价值多元论和相对主义。
三是指斥现行的价值论研究始终在规范理论模式和元理论模式、一元论和多元论之间徘徊折中：一方面想阐明价值现象的本真的多元状态，另一方面又想调解这种多元对立，试图寻找一种普遍而客观的价值秩序；一方面强调主体性是价值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在多元的主体性之上确立一种具有统一的客观真理意义的规范。这种徘徊折中使得理论缺乏应有的彻底性和说服力，甚至导致内在的矛盾。
这些对于方法论方面的批评意见，无论是单纯地进行批判和指斥，还是提出某些建设性的替代方法，对于我们达到方法论层面的自觉、进一步深化价值论研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我认为，单纯从主客体关系角度来理解和规定价值，确实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价值作为一种关系范畴，当然直接地受制于人的对象性关系或主客体关系，同样也受制于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包括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个体生命存在与类之间的关系，因而是一种与社会文化密切联系着的现象。但如果认为价值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现象，所以是具有客观性的现象，恐怕会将价值概念泛化为一种无所不包但又什么都不能说明的东西。因此，不能简单地说主客体关系模式已经过时，西方现当代哲学已经超越了这种模式。西方现当代思想家批评的主客体关系模式，是近代西方哲学中形成的特定的主客体关系模式，是那种理性主义、知性思维的主客体关系模式；他们说“主体死了”、“人死了”，是讲近代哲学所理解所规定的那种“主体”、那种“人”被解构被消解了，这是有着特定的语境的。而在我们的理解和话语背景中，实践和对象性活动是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主体和客体是对象性活动的基本结构要素，因而只要人存在，这种基本结构就存在，这是任何人任何理论都无法消解的，也是任何哲学都无法超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的是现实人的实践活动，原本就包含了生产实践、交往实践、生活实践或生存实践等多种形式，是一个具有很大理论弹性和解释空间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客体理论也不同于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体理论，它恰恰是在扬弃了西方近代哲学抽象、片面、机械的主客体理论之后才形成的。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内哲学界主要是局限于认识论范围理解实践和主客体范畴、带有较浓厚的近代哲学特征的话，那么经过这十多年来哲学工作者的努力，其对实践和主客体关系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那时的水平，因此，以实践为基础以主客体关系为轴心的哲学理论仍然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当然，我们也需要借助于主体间理论、文化学和人学研究的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对主客体关系和实践范畴的理解，从而获得对价值现象的更合理的解释。如果我们无视这些年来的理论进展，盲目跟从西方现当代哲学而忽视其特定的语境，轻言超越主客体关系模式，我看不是一种合理的策略选择。
重视和强调人的需要，突出需要在人的生活和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立足需要把价值理解为一种主体性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这对于克服以往哲学抽象地看待人、看待主体、看待社会活动、看待实践、看待价值的弊病，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要说它的不足，我看主要是对人的需要的丰富多样的表现、对需要的结构、对需要的存在论意义和超越性还研究得不够，对需要与人的本性的复杂关系揭示得不够深刻，而不是什么过于实证性和经验论的问题。正因为对需要理解得不够深刻全面，许多人才经验性直观性地把需要仅仅当作物质需要，多从物质需要、当下的直接需要方面理解价值，形成一些片面性的看法。实际上，无论是人的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无论是个人的需要还是社会的需要，都是肯定性和否定性的统一，都包含了强烈的超越性在内。需要总意味着对当下存在状况、存在样式的不满足，总意味着要超越当下存在的有限性。追求理想、绝对、永恒和崇高，说到底仍然是根源于人的本性的一种精神需要和冲动；理想之所以有价值、崇高之所以有意义，说到底也还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人的发展的需要和提升精神境界的需要。离开了人的需要，这些都是说不清楚的。但也不能因为追求绝对是人的一种来自本性的需要，就认为哲学必须先验地确立一种绝对性价值来作为全部价值的基础和根源，作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如果这样理解，就又陷入了传统本体论思维和近代理性主义的泥沼，肯定是不会有出路的。哲学的任务并不是提供一种绝对性价值，而是在搞清楚绝对和相对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一种合理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方式，仿止人们把相对确定的东西绝对化。在认识问题上如此，在价值问题上也是如此。
西方现当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其中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反对思辨哲学远离人的现实生存境况而构建一种绝对的逻辑自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反对思辨哲学而提倡实践哲学的。马克思说得好：“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页)不仅如此，他要求哲学走出书斋，成为一种方法论智慧，成为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在拒斥传统形而上学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旨趣是相一致的。但当前中国价值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西方现当代哲学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其主流话语仍然是相当思辨相当书斋化的；他们许多人并不希求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一些人更在乎像艺术家那样表现自我体验的深刻性和文化理解的深度，创造出一些新奇甚至离奇的概念和名词，提出一些非常极端的观点。这其中固然有一些深刻的观点和思想，但偏颇性和片面性也是很明显的。
中国的价值论研究、中国的哲学研究当然需要与西方哲学对话，需要借鉴别人的成果为我所用，需要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作审慎的辨析，对他们的批判作出积极的回应。但这种对话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自己的主体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形式中国气派的哲学理论，为解决当代人类发展所遇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世界哲学论坛上发出中国人的声音。这种基本立场是不能放弃的。然而现在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先是预设了西方哲学家提出的问题就是学科最前沿的问题，他们使用的方法就是最科学的方法，他们使用的话语就是最学术最规范的话语，这样尚未对话自己就先矮了半截，先把自己的主体性给“消解”了，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学风。这种学风近年来在学术界有蔓延的趋势，值得我们警惕。
三、价值论研究要自觉关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但是一个经济上、科学上需大力发展的问题，也需要在文化上有一个大的发展。在这一方面，哲学价值论的研究是有很大作用空间的。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价值论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与它所承担的任务和使命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比如说，我们的许多学者比较倾力于在哲学理论层面考察价值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而对现实的社会价值问题关注不够，对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决策学、管理学、文学等等领域的价值问题、评价标准问题，都缺乏相应的了解，甚至缺乏兴趣。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价值观念变革的基本倾向是什么，不同社会阶层的主流价值观念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我们都缺乏较为确切的调查和了解。我以为，我国价值理论的研究，与其说是实证性太强，不如说是实证性不够，而这一方面的缺点，直接地影响着价值理论作用的发挥。
文化问题与价值问题密切相关，文化的本质和核心是价值观念问题。所以，从研究角度看，若缺少文化的大视野，价值理论研究将难以走向深入。比如说，规范价值是一种重要的价值类别，而规范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逻辑理论的或经验的问题。只有借助于文化研究的成果，才能对作为一定价值标准的“规范”的形成和变革做出合理的解释；而文化研究也需有价值论的自觉，否则无法深人。因此，价值论研究只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才能在文化建设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中国的价值理论研究要有大的发展、起大的作用，还必须逐步走出自身的圈子，或者说在自身与其他学科之间架起一个桥梁，积极地与文学、艺术对话，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决策学、管理学对话，与科学哲学、历史哲学j伦理学、美学对话，以建立中国的价值学学科群落，共同推动基础性理论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总之，价值问题是贯穿诸多学科的具有一般性和共同性的问题，价值理论在打通或贯通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即通过对价值学的构建，可以促进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沟通和发展，从而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 《哲学研究》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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