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庭  先生：

谢谢来信。自1988年初北京社科院“京津符号学座谈会”上幸会以来，迄未晤面。欣闻现已转教南开大学，专治符号学，非常为您高兴。希望您主编的符号学丛书今后能更顺利出版。  

关于pertinence 的中译名，是一个复杂的学理问题。我现在无法抽时间专论。我也没看到过您提到的上海社科院那位罗兰巴尔特新译者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物上批评我最早译名的文章。但我仍选择我在《理论符号学导论》上最后的译法： “适切性，相关性”。（参见该书1999版774页名词表）该批评者认为应译为“确切性”，本来亦无不可，如果随后普遍对该词加以相应定义的话。关于现代中西理论性名词译名的原则，我曾多次谈过意见。（请参照《纯粹现象学通论》中译本译者前言）简言之，即不可能现成地“发现”，“找到”最恰当的译法。直观性语词，如小说中语言，或许可以。但理论性话语，中西抽象观念系统非常不同，大多数不存在现成的一一对应关系。中西理论名词对译的程序应该如下：  

1。在西语话语系统内读懂每个理论名词的确义（这涉及到译者须有广泛理论阅读经验和大量中文理论思考经验，绝不是只靠“外语好”就易于办到的）

2。然后在中文话语系统内整体转换相应的词，句，段。并在整个中文话语系统内寻找最“恰当的”字词。关键是：这个字词的确义是在中译话语整体内“相对地”形成的。不是说你“找到”了该西文字词唯一最正确的中文对照词，而是说你“设定”了一个“话语交流运作上” 最恰当的“运作子”。

3。当初步的语词转换设定完成后（首先使译本整体内各理论名词在理论语义上相互“协恰”），即应在相关学界团体内实现其“共识”，经过一段时间过程大家都可“有效地”对某字词确义有共同的理解后，该词即（语用学地）“成为”对该学科而言的“确译”。这时我们最好尊行实际已“有效”的通行译名，而无须另译，免增读者困扰。如果通用字典内有相当近义的现成译名，就一定尽量使用，不宜另行新译。（人名翻译亦然，八十年代一些新手喜欢改动旧译一两个字，以示该西人学术由己首先介绍，实属无谓。这是当初那些西学急先锋打算“轻而易举”获利的雏形。其后此种心态繁衍为五花八门，卒致可通过版权垄断来抄改旧译，此实近年来学界风气中最可悲者。）

4。就此词而言，除一般读解外，我当初（七十年代末）曾参照《法国大百科全书》和托多罗夫等的语言学词典等大量参考读物来定译的。当然也包括大量日文书籍和字典。因时间关系，恕我不在此引用原文。您或可查考相关词条解释。如您所说，此译名在法汉字典中已有，我当初也一定在日文读物中验证过相同的或类似的译名。很可能六十年代北京语言所的翻译资料中在介绍国外音位学的文章中已这样译过，现无暇查考。就音位学而言，这是一个普通的字。谈不到我的“首译”。只能说我在翻译罗兰巴尔特时最早“选定”了这个译名。

5。相关性和适切性两个选择代替译法，是为了是使其可适用于不同“语境”。此词的重要性在于，它已广泛应用于法国人文科学各个领域。记得在当初译电影符号学时就曾多次遇此词。所以虽然此词来自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参见拙著相关章节），但后来在法国有了广泛扩大应用，因此，我当初在定名时，就须考虑它在各个学科语境中的适用性。此词的“革命性”（一笑！）意义正在于其有关于传统认识论观念，其关键在一个“相对性意涵”（这是布拉格学派精神的标志）。如译为“确切性”，就太一般了，反映不出此相对性意素。我译或我选择“相关性”，就是要联想到这一点。那末为什么又要加一个“适切性”备选呢？是为了使其进一步扩大语境适用性，也就是使其进一步“空泛化”。“适切”暗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性，而“确”之意素有“客观上”正确之联想。总之，这个译名，（以及许多法文理论译名）须同时设法兼顾其原初专门性和后来的普遍性。

6。但是，如果当初我们就选译为“确切性”，并付以适当定义，大家即把“确切性”当成该原字词的约定对应中文记号，大概也会可行。

7。最后，我虽强调中西理论译名的相对性，但也认为应该尽量贴近中文语义素“素汇”（这是潜存于汉字语汇中而非相当于自然语义的）中的可行性和纯粹“雅”的修辞学方面。因此，我赞成您选择此已通行的译法。如果我们把千百个理论译名都一一改一两个字，算是确义，将破坏现行语言使用惯习。而这种改译又如果源于译者对理论内容未明而生的误改，其影响将波及广大读者。

最后，我对中国理论翻译界的最大提醒是：决不要以为“外文好”就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不懂内容的外文专家甚至会在理论翻译中出现大量语法错误。我在七十年代末起的编辑工作中就惊讶地发现这一事实）理论翻译的关键是：一方面大量阅读原文相关理论类书籍，在话语讀解中把握语词确义；另一方面在中文世界努力透过现成名词语汇寻找其所含的低级意素世界中的因子。这样：在意素层级找到了相应搭配因子，然后再在自然词汇内选择可在一定语境中“表示”该意素搭配的汉字组合。当然，这里分析而言的过程，都是在翻译工作中“下意识地”完成的。理论翻译，特别是现代法语理论翻译，应当是中西理论话语比较分析的实践，其成功取决于对两套不同语言思想传统的全面对比读解经验。

关于罗兰巴尔特的中文翻译问题，我必须再补充几句。他的作品分理论类和通俗类。现代西方文学系教授，多数都兼通二者。因为过去三四十年来西方文学界的知识结构已经大变。但是非西方的西方文学史或西方文学理论人士（包括在西方任教的）往往还没有来得及调整知识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八十年代中国一些资深文学理论家对当代西方文学研究中抽象名词太多十分反感。（当时中国的电影理论界问题更严重）比如说，钱锺书先生法国文学素养一流，但对当代法国文学理论读物一定无法通读（为读此，必须首先读现代哲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人类学和理论语言学。这些都是八十年代两岸三地顶尖学者大多数都未读的）。法国程抱一虽然为罗兰巴尔特友人又自认为熟悉后者思想，但所熟悉的甚少相关于其符号学部分。程氏所说的“符号学”就如国内八十年代一些老专家说的符号学一样，都不涉及当代法国理论语言学的部分（我记得您在1988年会议发言时首先“勇敢地”宣称：符号学就是法国符号学）。当代中国新一代法国文学学者正在大步赶上时代，未来成绩当然可观。但熟悉了法国文学作品是否等于熟悉理论细节呢？一些在国外学习外国文学的人，并不一定因为physically靠近外国理论家就一定比国内人更有学理判断资格。原因在于，他们一定要有大量时间广泛阅读人文科学各科理论读物，而不是只看指定参考书。多年来我都观察台湾学界的翻译水准为什么提不高。问题还不在于台湾人的中文阅读时间普遍不够的问题，而是他们的西方留学生对西方理论消化的程度问题。（他们自己当然决不承认，这种不自反省的态度正是为什么他们条件优越而进步不显的根源。）八十年代我见到上海出版了罗兰巴尔特的《恋人絮语》，从中译名就知道译者是学法国文学的，但未必熟悉作者符号学部分。巴尔特有大量通俗类读物，我们不能以为读过这些就是巴尔特研究者了。许多人关注海外名人，巴尔特二十年来更成为两岸出版社“抢购版权”的第一对象，窃译，争枪，时有所闻。而能够消化巴尔特文学思想的却并不多。

本来此信只写了上半段就结束了，因为涉及到的作者恰是我近年来一块“心病”（我在1978年译出其《历史的话语》时就认识到此公不同凡响）。不是说我还在在意我的旧译被夺去版权无法再版的事。而是担心那些改译者为了表示非抄袭旧译而自作聪明地乱改名词的事。遗憾的是，一些出版社不是考虑如何最好地服务读者，而是考虑如何照顾本帮本派人士。他们惯于如此行事，有何办法呢？

顺祝研安！                  李幼蒸 2005，11，7

(转载自思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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