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灭与盗火
记者：中国经济的崛起无疑是30多年来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包括您在内的很多经济学者多年来一直参与其中，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学处于何种状态？
吴敬琏：在改革开始前的30年，现代经济学被官方看作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辩护的“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说”。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过吸收借鉴其中合理成分的建议，却因此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那些年的中国经济学舞台上无所谓现代经济学，也无所谓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交流。
当时，中国经济学家们主要是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基础上，使用着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致力于宣传、解释当代的官方经济政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部经济学教材都换成了前苏联教科书，主要的教授也换成了经过“苏联专家”培训的年轻教员。那时的全部经济学教育，是要我们相信，只要仿照苏联的榜样，建立起以实行集中计划经济的“国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列宁语，一些东欧经济学家称之为“Party-State Inc.”），中国就能很快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工业强国：“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当时能够继续经济研究的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记者：改革开放前，中国与苏联发展的轨迹并不完全相同，中国的形势和经济政策有何变化？这些经济政策导致了何种后果？
吴敬琏：变化发生在1956年，中国建立了全面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赫鲁晓夫却公开了斯大林时代的可怕真相，中国也开始反思斯大林体制的弊病，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改革建议中不少包含着程度不等地引入市场作用的改革内容。然而，毛泽东选择了方向相反、更为“国家主义”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加强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相继而来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甚至是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文化大革命”中，上亿人受到残酷迫害，建议过部分引进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家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批判。
1976年，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濒临崩溃的真实情况开始大白于天下，使得对毛的中国寄予极大希望的国际左翼人士（如罗宾逊夫人）陷入惶惑和失落，而长期生活在毛体制下的党政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却松了一口气，看到了变革的希望。他们深知，灾难的根源正是和这套体制相伴随的荒谬的政策，于是开始了向外国学习，寻求有助于挽救危亡和实现振兴的方法。
记者：机会初现之时，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经济学界隔绝良久，他们是如何取经的？政府在没有成熟理论指导的情况下，改革是如何开始的？
吴敬琏：为了学习外国的发展经验，中国政府派出了大量代表团访问欧美和东亚各国。官员们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和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政府在依靠市场力量来配置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同时，运用产业政策对企业进行“行政指导”，以实现快速发展的经验。
经济学家最初的学习对象，则是东欧那些比较早地踏上了改革之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孙冶方、于光远等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经济学家访问了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1979年和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了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锡克（Ota Sik）来中国讲学。他们打开了中国学者的眼界，其所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即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和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引进些许市场力量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也一度为人们所推崇。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吸引力。
不过，他们运用的某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手段使中国经济学家耳目一新，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更系统地学习现代经济学，从中汲取更多营养的愿望。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学习“国外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的热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连续举办了三个大型讲习班；此外，大批学者选择了去英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地留学或者进修。还有一批中年经济学者，像赵人伟教授和我自己，当时已经50岁上下，仍然到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重新学习经济学。
不过，当时中国或还没有形成一支掌握现代经济学的专家队伍。中国改革采取的是邓小平和陈云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即没有预设目标模式和实施方案，“走一步，看一步”。
这个时期的改革举措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在广大农村，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包”（即租）给农民耕种，实现了农业经营的私有化，“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
2.恢复“财政包干”的办法，向省、县政府下放权力，实行分级预算、收入分享，形成“地区政府间竞争”的格局，使它们不是压制而是支持本地区（省、县、乡）非国有企业的发展。
3.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打破国家对外贸易的垄断，降低贸易壁垒，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设立合资企业。
私有企业的产生和对外开放打破了命令经济的僵硬体制，给民间创业让出了一定空间，使蕴藏在中国民众中的企业家创业精神迸发而出，使经济秩序很快恢复，中国经济也重新表现出活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系统性的改造，中国经济整体仍处在“旧的”经济体系（计划经济）已经被突破，新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尚未建立起来的状态，经济增长也很不稳定。
“摸石头”与理论自觉
记者：经过大规模的留学和进修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重新融入世界主流经济学，他们如何大规模地参与到政府决策中？
吴敬琏：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继续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支配着绝大部分经济资源。这种经济制度天然地倾向于用大量投资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和国有企业的盈利；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以致在1979年-1988年的十年中爆发了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特别是1988年中期那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全面抢购，败坏了改革的名声。第二，强大的命令经济与处于从属地位的市场经济“双轨并存”，形成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这使利用支配资源的行政权力谋私利的腐败行为迅速蔓延。通货膨胀和腐败滋生引起了大众的极大不满，导致1989年的政治动荡。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早在8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中国改革不能停留在没有预定目标的状态。1984年中共中央全会的决定把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要点是：1.“过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2.“通过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但上述决定并没有对改革的目标，即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做出清晰的界定。
好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逐渐成长出一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经济学家。他们与国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十分活跃。于是，进入了中外经济学家共同探索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新阶段。
记者：进入新阶段之后，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做了哪些工作，成果如何？
吴敬琏：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外合作项目，是1984年世界银行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组织的对中国经济的考察。在中方工作小组的支持下，世界银行的国际专家团队写出了《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考察报告，受到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
1985年是进一步明确改革目标和基本路径的年份，发生了三个重要事件。
1.第一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的产生。
198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郭树清等三位受过经济学训练的研究生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制定全面改革的总体规划。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支持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了由楼继伟、郭树清等九位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并很快写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初稿）》。这份“规划构思”用经济学的语言为已经被中国政府确定为改革目标的“商品经济”描绘了清晰的图画，指出：在“商品经济”中，“市场体系构成经济机制的基础”；企业根据市场关系自主决定自己的活动，劳动者自主地选择职业；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则由间接控制为主取代直接控制为主的体制。
这一规划还设想，改革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实现商品市场的价格改革为中心，配套进行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第二阶段以形成完善的要素市场，取消指令性计划，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型。
2.“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对于中国改革两个重大问题的讨论。
在确定中国改革的若干重大政策问题上，1985年9月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巴山轮会议）具有里程牌的意义。
第一，会议对中国改革宜于选取的体制目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的科尔奈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可以选择间接的行政协调，也可以选择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在讨论中，具备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中国经济学家认同科尔奈的分析和选择，把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看作中国经济改革的首选目标。
第二，会议对确定转型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也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早期的讨论中，据称代表“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通货膨胀有益论曾占有优势地位。通过与会学者对中国当时经济情况和对刘国光、赵人伟介绍中国学术界争论情况的论文的讨论，与会的外国专家托宾、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一致认为，中国应当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问题。
1988年9月，弗里德曼教授在访问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也做了相同的政策建议，尽管他与托宾处于对立的经济学派。后来，我就此向他提问，他解释说，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经常是发生在相对次要的问题上，而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并无分歧。
在经济学家、经济官员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中国在1985年制定的“七五计划”（1986年-1990年）中确立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便为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开放创造有利环境的方针。后来背离此方针的几次巨大经济波动，从反面印证了这是一条符合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正确方针。
3.中共中央全会接受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目标。1985年9月末，中共中央在它制定的《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年-1990年）的建议》中，接受了经济学界研究的成果，要求在“七五”期间围绕，1）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2）发展由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组成的市场体系，3）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逐步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等三个方面的改革，配套地搞好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在1986年-1990年的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奠定新经济体制的基础。
市场经济制度生根发芽
记者：此时，“市场经济”并未明确提出，更没有成为远期的经济制度目标。在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经过了哪些艰辛的探索历程？
吴敬琏：市场经济制度是从中世纪中后期的西欧开始用了几百年时间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为了在中国建设这样一个系统，从1985年中国政府提出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的要求，到1993年制定出较为完整的规划，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在这种规划和政策设计过程中，也得到过外国经济学家的巨大帮助，其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除了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之外，还有1986年的“计划与市场国际讨论会”（曼谷会议）、1987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讨论会”（钓鱼台会议）、199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1994年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这些学术性活动都使中国的改革举措立足于坚实的经济学基础之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不但具有进行改革整体设计的必要性，而且具备了可能性。由于有了一大批既有现代经济学素养，又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经济学家，就使这些设计既得到经济学智慧的引导，又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使它们具有更大的可行性。
1.1986年4月国务院成立以田纪云副总理为首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由来自国务院各部门官员和经济学家组成的、负责改革方案设计的“方案办”，后者在8月提交了《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并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和邓小平本人的支持。不过，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政府的人事变化，这一改革方案被中止执行。
2.1987年-1988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再次组织了“1988-1995年中期改革纲要”的研究和制定工作，约请了刘国光、厉以宁、吴敬琏等八位经济学家牵头组织研究团队，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分别设计了“1988年-1995年中期改革方案”。1988年6月召开的方案讨论会讨论了这8个方案，但是，由于随即发生了巨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和政治风波，这些方案没有能最终汇合成一个综合方案，也没有得到实施。
3.20世纪90年代初期整体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和实施。
1989年-1991年期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出现了停滞。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后，中国才重新回到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经济增长也才得以恢复。基于改革停顿造成严重经济政治后果的教训，中国政府组织了全面改革的讨论，经济学者从不同领域作出了积极响应。
以我和周小川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的情况为例。在1989年-1993年期间，我们陆续提出了“国企资产管理体制、企业公司化”“重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框架”“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专业银行改革”“人民币走向可兑换”“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政府职能定位及其转变轨迹”等一系列研究报告，然后将其汇集为一个推进改革的综合性计划：“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
在经济学界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接着，在199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题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规划。
从1994年起，中国开始按照这个规划蓝图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它们主要是：1）建立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2）实现经常项下人民币有管理的可兑换，全面推进对外开放；3）通过“国退民进”，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4）实行“放小”，将数以百万计的国有小企业和乡镇政府所属的小企业改制为多种形式的私营企业；5）建立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6）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7）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法律制度建设。
这一轮改革，使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约束的生产力，促使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之谜”仍有待经济学家破解
记者：目前，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出现了“国进民退”、腐败蔓延、贫富分化等情况，原因何在？
吴敬琏：当我们讲述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故事的时候，还必须冷静地看到，中国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主要表现为国有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表现在：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的。
在中国改革初期，不但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官员倾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即使以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
但是，与日韩等国不同，中国的现行体制是从“国家辛迪加”演变而来，拥有庞大的直接管理国民经济的国家机器和强大的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形成了一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格局。
这样的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当包括数百万县乡镇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改制成为私有企业时，市场的力量曾经大大增强。反之，当本世纪初国有大企业进一步改革受到阻碍，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倒退现象，或者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时，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就变得十分明显。
记者：“中国模式论”最近似乎很有市场，经济学界出现了明显的争论，在此情况下，如何看待经济学在未来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吴敬琏：当前在中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对于“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和近年来国家部门力量的强化，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以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不但创造了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艳羡，可以充当世界的楷模。
另外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市场化改革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可持续。近年来这种增长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1994年以后，中国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然而，正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地区的情况一样，中国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在20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了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警示：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第二，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
在1988年-1998年，中国经济学家曾经对转型期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腐败活动的制度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的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也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寻租活动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发展。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过很大的社会震荡，就难于退出了。
与此相关的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是如何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这几乎是所有在高速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上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都曾遇到过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这样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如何防止“政府主导型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并实现转型，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2007年，中外经济学家曾经在国际经济学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圆桌会议上对东亚和拉美国家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必然遇到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不论从理论和各国的实践上看，实现平稳转型都非易事。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固然有待于政治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经济学家做出自己的贡献，显然也是责无旁贷的。
总之，以上所讲的“中国之谜”，显然是一个值得经济学者认真研究和讨论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阻碍。这是一个2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国际组织一直热切关注的问题，也是对经济学自身，尤其是对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经济学应当勇敢面对这一挑战，在这个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经济学大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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