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80年代搞放权让利，提供了很多激励，但同时出现了所谓包盈不包亏。仅有激励没有约束是不行的。在市场经济下，不仅有激励也有约束和纪律。约束问题在简单的生产活动中是非常明确的——你只能花你有的钱，亏了钱自己要负责。但是，现代市场经济日益复杂，政府的作用加大，有很多机构投资者，债务关系普遍，税收关系复杂，等等，这就使得约束问题、纪律问题变得不那么简单明了。现代经济学讨论的“道德风险”问题，就包含了两个方面：正的激励和负的激励，后者指的往往是约束。权力要受到制约，人对决策后果要负责任，预算要硬。在这方面科尔奈教授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他认为计划经济的失败不仅仅是计划水平不高，领导人不够聪明或者什么其他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所有的决策都集中在中央以后，就不可能给个人或下级组织以硬约束，都是软预算约束，这才是计划经济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他指出，现代市场经济中，在政府干预非常强烈的情况下，照样会有软预算约束，而软预算约束造成做决策时可以不对其财务后果负责，因为一旦发生了错误决策，反正总有其他的人或机构把他解救出来，为他弥补损失。计划经济有大量错误投资，但之所以能沿袭下去，是因为亏本了以后国家给补贴，或者再追加贷款，或者通过其它办法救助。在人们对这些有预期以后，可以对任何决策根本不负责任。因此，软预算约束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约束的核心问题是承诺的可信问题。事先任何人都会说预算是硬的，但问题实质是既成事实之后会怎么样：约束是否可信是看事后项目不好是否会下马和企业经营不善是否会关闭甚至破产。那么这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研究发现有多方面原因。第一，施加约束的人和机构的目标和动机。如果政府在乎就业或有其他的政治动机而非纯经济考虑，那么政府就更可能事后软化约束。第二，权力的结构。如果某人或机构的权力过大，他就有能力在事后重新谈判，这就导致约束软化。第三，资源的集中程度。当某人或机构控制的资金太多时，资金使用的灵活性会导致对他人预算约束的软化。第四，信息的集中程度。信息多有时会使约束软化。基本原因是事后信息多使得事后的交易成本下降，从而使得事后重新谈判的空间增大。这就使得事先制定约束容易被改变。约束的可信性由多方因素——动机、权力、资源和信息——来决定。研究表明，政府的政治动机往往使经济约束软化。研究也表明，权力、财力和信息的过于集中也会使预算约束软化。
因此，有效的约束要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来实现。我们在此分析一下“债转股”问题。破产法和破产法庭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制度，其内容之一就是通过权力转移的安排使得约束变得可信。事实上，企业债务比企业股本对企业的行为更有约束力。这是因为企业举债必须定期付利息，如果付不出，企业就会破产，其控制权将转移到信贷者手中。在这种压力下，企业经理会努力工作。但是企业发股本的红利则是软性的，即使不发也不会导致破产，这样对经理的威胁就小了。因此，债务是提高对企业约束力的重要机制。用这个观点看目前的“债转股”，就会发现这可能会导致企业约束软化，因为企业经理的付息压力在债转股后会降低。我们应对此后果有清醒的认识。
讲防范金融风险，我们有一个趋势是拚命把小的金融机构合并成大的，却不知道这一做法正是向软化约束和提高金融风险方向走。因为越大，就越难给予纪律、给予处罚、给予关闭，因为这样往往造成较大的社会后果。不错，小的机构容易倒闭，正因为如此，它的约束机制往往比大的要硬得多。如果金融机构比较分散，银行也不是特别大，破产的社会成本并不高。由于事先知道破产起来成本不高，所以让它破产或整顿时，这个承诺是可信的，所以人们才很当一回事。如果把所有小的全都关了，都变成几个大的了，则会出现所谓的“too big too fail”，意思是太大了所以不能让它失败。如果是这样的话，潜在的风险是极为大的。因为在约束软化情况下，大金融机构更容易积累问题。一旦崩溃，对整个经济是致命的。因此合并金融机构反而会增加金融风险。
这些年来，强调了纪律和约束，是正确的，跟前15年相比是个大的进步。然而，也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对激励仍然要强调，不把调动积极性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将是危险的。二是讲约束要着重在机制上。加强纪律和监督是必要的，但从体制上讲，很重要的一条是要避免资源的管理过分集中。
总之，激励和约束都是市场经济里非常本质的东西，在有效资源配置背后起根本性作用。产权也好，公司治理结构也好，最终还是为了要提供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同时对决策人提供约束机制。激励起一个发动机的作用，约束起一个刹车的作用。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但不是对称的。在当前情况下，纪律约束应该继续加强，但是，“债转股”有使企业财务约束转弱的倾向。金融风险要继续防范，但不能靠以小并大解决。
四、竞争的作用
竞争在市场经济起基本作用。在资源配置模型里，没有充分竞争就会出现价格扭曲导致效率低下。极端的例子是垄断，垄断导致价格扭曲。如果是从激励和约束的角度看，竞争还有更深刻的意义。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毁灭性创新。发现新的产品就会有超额回报，这样推动经济发展。竞争和激励与约束是相互作用的。比如说，现在你有一个产品，我可以发明比你更好的，发明更好的产品以后，我就可以占领市场，我的回报就会很高。这样竞争就提供了激励。竞争另一方面也提供约束。我如果不好好干，保持现状，以为自己是老大，当别人进入以后，我就会失去很多的市场份额。对我来讲，竞争是个非常强的纪律，容不得偷赖。不是赚更多钱的问题，而是落后就会被淘汰出局的问题。所以竞争对我是一种约束。约束也可以被认为是负激励。为什么是负激励？因为我要不这么干的话，我就被人吃掉了，我就出局了。所以在这种意义下，竞争就使得约束更加厉害。正如希克斯说过的一句话，垄断者最大的受益是安宁的日子。
竞争可以使约束变得可信。对垄断企业来说，再加强纪律，要求它保证上交多少，可能都是一句空话！除他莫数呀。只有在竞争环境下，关闭的威胁才是真实的。只有允许进入，才使得惩罚失败者的机制变得可信，不然是不可信的。如果全国只有一家电话公司，没有第二家进来，惩罚是不可信的。比如国内开始实行“政府采购”制度，道理是一样的，要有不同购货源泉，只向一家买，成本再高也得买。政府必须同时有几家供挑选，哪怕其他家技术上不如你的，也要在那采购一些，这才对你构成潜在的威胁，不然的话，你可以偷懒。
这里需要说一说所谓重复建设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市场经济，重复建设是竞争的基穿去看看硅谷，有成百上千家的计算机公司，这样才形成竞争。没有重复建设的话，就不可能对任何已有的企业形成威慑力。在美国，商业网点早就饱和了，但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仓储式的。象书店早就有了，可又出现“亚马逊”。但是这种重复建设不是简单的“复制”，而往往是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比别人的价格低，或者质量、性能比别人的好。为什么会有这种良性循环的“重复建设”呢？根源是企业的预算是硬的。硅谷每年有几百家新的企业出现，但同时也有几百家企业破产、关闭，这就是淘汰机制，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约束机制。重复建设之所以成为我们关注的的焦点，问题的本质在于计划体制下投资主体是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他们受软预算约束。所以在软预算约束没有得到根治的同时，中央政府只好限制地方政府、部门或企业上项目，在这一个意义上有一定道理。
但是这样限制重复建设治标不治本。这会形成恶性循环：给定没有可信的破产机制的情况下，你就必须限制重复建设。你限制了重复建设就限制了竞争。没有了竞争又反过来使得约束硬化不可信，激励也不可信。所以就走到死胡同里了。这是计划经济的通博解决这个问题，临时办法是要下项目。但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本是要有一套很好的激励、约束、竞争机制，这是问题的本质。而一旦这个机制建立了，市场经济应有很多重复建设，大量的进入和大量的退出，最后淘汰出来的是真正效益高的企业。对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问题症结所在，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而不应该仍然用计划经济的看法、办法来向市场经济过渡。
五、总结
对市场机制的理解不应当仅局限于资源配置，虽然它十分重要。我们还应该看到供给与需求背后激励和约束的机制，这是市场经济为什么有活力的根本原因。
当前，激励和约束都应该强调。我们改革历程中前15年通过放权让利的形式，调动人的积极性是应该肯定的。在过去5年中，对金融约束的加强也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这两个阶段都有偏颇。在前15年缺乏对约束的强调；在过去的5年，比较偏颇地强调管理和约束，对于激励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放权让利的方向没有错，第一调动积极性是对的，第二在当时有一定的局限性。当时连市场经济的目标都没有确定，还能谈什么规范化呢。现在我们应该搞规范化、制度化。但是其目的是两个：一是要调动积极性，二是要建立约束机制。抛开这两个中任何一个都不行。
在当前，经济不景气时特别应当关注激励问题。可是近年来，一些部委打着规范化旗号不知创造了多少个资格证和许可证。电视台是以正面报道的，可我觉得这是很有问题的。有些证是应该的，但大多数的证纯属限制竞争和“设租”，限制人的经济自由，扼杀积极性。盖茨和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都是中学毕业，如果都要工程师证的话，还有没有今天的微软和苹果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认识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给人经济决策的自主权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老话——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无限的积极性。窒息我们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是我们干部的思维方式。
我国20年来经济搞的好，一是归于稳定，二是归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给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非常大的激励。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本质上的东西，应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进，很多东西应该规范化，但不能本末倒置。搞规范化也好，搞制度化也好，是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为了人对其经济行为负责。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不能说我们确定了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大事告成了。事实上市场经济有运行得好的，也有运行得糟的。重要的是看那个经济有没有动力，有没有很好的约束机制，是不是有竞争的环境。这就牵扯到一系列深刻的问题，诸如经济决策过程是分散的还是集中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干预市场的形式等等。目前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使我们必须对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加以思索，以提高对市场体制的较为完整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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