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回答了各种流行的疑虑。“会造成失地农民吗？”不会。因为农地已经一次性地分配给所有农户了，都在各家名下。新增人口分不到土地，但其所属农户总有地，可以家内再分配。“公平吗？”公平。因为超出家庭范围，还可以有其他方式来行必要的社会保障，不需要、也不应该继续按人口增加无限细分土地。“对农民有什么好处？”长远的好处，就是一旦划下这道底线，农村的人口压力就从农地向非农地、非农业、工商业和城镇转移，与国民经济的结构变革更为相容，为“农民”创造更多的收入机会。
依然疑虑重重的朋友，不妨看看湄潭。那里实施“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25年了，什么可怕的预言也没发生，可观察到的倒是农村生产力的真正解放。如果说，当年“划下永不调地的底线、转移耕地上的人口压力”，还仅仅是被逼无奈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愿景”，那么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制度试验，验证了以下因果关联——边界清楚的土地使用权，才能有效推动流动、转让和资源重组。
这里最关键的制度之“扣”，在于根除耕地上无穷无尽的债务。不少读者可能觉得诧异：我国正规法律禁止耕地抵押，何来无穷无尽之债务呢？解释过了，此处所谓“债务”，就是每个农户拥有长久经营权的耕地，还负有“调出部分耕地给人口增加的邻居的未尽义务”。未尽义务将来总要履行，所以就是欠下的债。这样看，“集体土地”是永远不可分的所有权，虽然实行了分户经营，但相互之间永远欠着未了的债务——邻居家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下一代的人口增加了，还有权调整你家经营的土地！
在未尽债务没了干净之前，“转让”不免困难重重。是啊，拿城里人的经验来衡量，某物业欠下未了的债务，转让当然有麻烦——下家接不接债务呢？如何在预估的物业市值里减去这笔债务呢？等等。在制度技术上，物业都配有房产证和土地证，如果业主有未清偿之债，房产证和土地证都押在债主手里，原业主想转手都不能。就是说，按照市场的一般准则，要了清债务才可自由转让。
但乡下的“集体资产”，皆负有永远了不干净的债务。在没有落实湄潭原则——“集体承包给农户的土地，承包期间不得重新调整”——的情况下，每户经营的土地都面临社区邻里农户家庭人口变化的调地压力。这样的债务如何了得干净呢？了不干净，又如何方便转让呢？就算下家愿意连同资产一起接下债务，他也得不到一个清楚的债务估值——究竟欠有多少未了债务；他甚至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讨价还价——潜在的“债主”还没有降生哩！
湄潭的办法，在本质上免除了承包农户永远还不干净的土地债务。今天我还记得那场改革最早的设计者李菁从传统智慧里借来的用语：“人丁滋生，永不调地”。是的，他的最初考虑，是永远免除债务。后来妥协来妥协去，成为“50年承包期（贵州省自定的土地承包年限）内不得调地”，也就是一次免掉50年内的土地债务。到了北京，2002年立法认下“30年承包期内一般不调整承包关系”，可是又受“村民自治法”节制，由行政村的村委会决定承包方案。这个免除土地债务的行动，在不少地方大打折扣。
债务粘连，转让的摩擦必大。这是经济规律，有其因必有其果，躲不开的。为什么耕地转包发展缓慢？不是不需要农业规模经营，而是土地转包带来的隐形债务，尚没有得到破解。为什么农村金融步履艰难？真是“小农缺少抵押物”吗？可是农民明明有地、有房，为什么就不能抵押？过时的观念——诸如失地失房农民导致农村失稳——是一个成因，还有一个隐蔽的力量，就是农地农房粘连着无尽的债务，交易费用实在高到让交易无从发生。农村“高利贷”盛行，是因为那个利率水平包含了对无尽债务的估值。
其实城里的房地产，讲起来也是在居民拥有使用权的国有土地上的物业。国有是公有，集体也是公有，为什么城乡之间的物业转让，仍然有天壤之别？区别在于一个细节：城市国有土地转为居民使用权，法律上有一个规定，那就是使用权年期为70年。年期之内，邻家添丁加口，可不可以来分你家的房子呢？绝不可以的。乡下的土地集体公有制，缺的就是这个细节，喊了多少年“长期不变”（现在叫“长久不变”），但承包期内究竟能不能重新调整承包地，至今还是一国多制、各行其是。所以最近我在一个场合说，搞改革，少用“大词”，因为那些大词汇的含义模糊，怎么说都可以，反而把真正要解决的事情耽误了。
转让困难的资产，只留下“净身退出”一途。这也是当下的法规和习俗：农村集体经济成员一旦离开集体，要将承包土地退还给集体——抑或更硬性一点，集体有权收回这份资产。我的观察，“净身出乡进城”的农民也有，不过总要另谋高就的收益很高、很稳定，他们才会选此“上策”。因为那样方式的退出，活活要放弃一份身为农民的资产收益。对我国大多数农民来说，还没条件走这条路，还是脚踩多只船比较妥当。几千万的“农村留守家属”，总有点什么是值得一“守”的吧？
2011年我国人口数据，流动人口（一年内离开户籍所在地6个月以上的）2.3亿。全部流动人口中，八成以上是农村户籍人口。按90％算，总数2亿农村人口常年离开他们的户籍所在地。在看户籍统计，农村户籍人口总数在9亿以上，减去这2亿流动出去的，农村至少还有7亿。是不是可以问一句，统共18亿亩耕地，真有经济需要，要让7亿人围着耕地转吗？
如果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城镇没机会，倒也罢了。可是这些年“招工难”遍及大江南北，产业界“人工成本上升过急”的呼声四起，又是什么情况？笔者之见，想要得到一个大体上架得起来的分析框架，怕要到农村改革留下的尾巴，特别是土地粘着农民不让利落流转的制度层面，去寻找更合理的解释。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确权到户，长久不变——不得按人口变动调整土地——意在减免承包土地上无尽的债务，为更大规模的要素流动、转让、重组、再利用创造条件。这是包产到户改革的继续，也是比包产到户更为深刻的改革。拿不下此役，拖泥带水的土地制度必有拖泥带水的城镇化。我们再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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