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吴音与古音
日本“吴音”与汉语《切韵》音系不能规则对应，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思考。河野六郎的《日本吴音に就いて》（1976）和高松政雄的“吴音研究の一问题”（1986b:88—96）指出，日本吴音具有语音上的“多重性”。其中，高松政雄举例，从与汉语中古音对应来看，“村、惑、软”等个别异形字应确认为上古音与初期中古音，不过从方音性解释也有可能。小仓肇《日本吴音研究》（1995）对《法华经音义》假名注音进行全面研究，兼及《大般若经音义》、《新译华严经音义》假名注音等材料，并与汉语中古音对比，考定日本吴音的音系基础。2003年10月25日在日本中国语学会第53届全国大会上（早稻田大学），他又作了大会发言，题目是“日本吴音：吴音系字音の聲母——清音と浊音をめぐつて”（小仓肇 2003），发言中以《法华经音义》读诵音为根据，进一步强调日本吴音忠实于南方原音“清音、浊音”的典型特征。小仓肇也是注意区别吴音的“多重性”与“复杂性”的。
沼本克明（1997）认为，作为研究的前提，应该首先做“非吴音形的排除”程序，但吴音具有怎样的语音体系呢？学术界研究还不够明确。沼本克明的做法是把吴音系字音中加点与有标记资料实际形态加以归纳，排除“非吴音形”（汉音与音译字音）。比如，收集假名书“音形”资料，可用排除法确认侯部字吴音形态。森博達在《古代の音韵と日本书纪の成立》中的“关于日本汉音”一章（1991:359—62）中提到，侯韵明母字与模韵合流现象属于汉音层次。大矢透的“隋唐音
”（1978[1915]）与水谷真成的“慧苑音義音韻考——资料分析”（1994）已经有研究，可补沼本克明叙述不足。确认侯部字吴音形态后，再联系高本汉（1940）、李荣（1956）等学者研究的汉语中古语音实际，可以看出日本吴音具有中国六朝时期方言特征。蟹摄诸韵是《切韵》韵目咍、灰、泰、皆、佳、夬、废、祭、齐各韵，包含a，e类主要元音和i韵尾，具有二合元音音节构造特征。蟹摄诸韵的吴音“音形”考订，以平安时代（794—1192）以后佛典读诵音资料为主，比如平安后期——院政初期点《慈光寺本大般若经》等，当然仍要注意排除“非吴音形”的汉音。河野六郎（1976）、高松政雄（1986b:88—96）等站在各自立场对蟹摄诸韵吴音假名书写“音形”「工」进行了种种解释，大体上承认蟹摄一等、二等是出现的条件，和日本“上代语”音韵体系有比较密切的对应关系。一等合口韵灰韵「（ウ）イ」形，河野六郎（1976:34—7）的解释是汉语“中古音之前阶段—w
i的反映。”沼本克明（1997）则认为是吴音祖系音内在方言性的反映。他指出，一方面唐代《经典释文》音注灰韵和脂韵合口字音并存（坂井健一 1975）是方言现象，另一方面灰韵和脂韵合口字，还有支韵合口字并属上古音微部（董同和 1948），是古音现象，可证一等合口韵灰韵「（ウ）イ」形的时代性与方言性非常明显。金田一春彦的“日本四聲古义”（2001[1949]）认为“汉音”与“吴音”的声调调值是不同的，同样是“四声”，比如去声，“吴音”调值表现的是发音“从低到高”；而“汉音”调值则是“从高到低”，高低关系正好相反，这可由《法华经音义》与《梵字口传》等佛经文献证明。马渊和夫的“吴音の四声说”（1996:316—32）认为，平安初期文献表现的吴音是当时中国吴地方的方言。他考察“吴音”，则以与“吴音”存在密切关系，又早于“吴音”的“和音”四声为基点。看到“吴音”四声与“对马音”四声相同，都是后来借用“汉音”四声而具有的，尽管“对马音”与“吴音”来源不同。“对马音”属于朝鲜汉字音一系（马渊和夫 1996:333—46）。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吴音”之前经历了没有声调的“和音”过程。这个“和音”过程略等于沼本克明所说的“古音”过程。
研究镰仓时代（1192—1333）吴音读汉语声调，沼本克明（1997）将《九条本法华经音》反切与《妙一纪念馆本法华经》的汉字加点声调对照，可以看出：去声字的上声化；平声字与入声字有差异；平上去声之间相通。加上《妙一纪念馆本法华经》双音节汉语声调的实际情况，由此，镰仓时代初期继承平安时代吴音声调是可能的。
沼本克明等学者所证明的日本吴音具有语音上的“多重性”，从时间层次上看，中国六朝时期之前的祖系音“吴音”，属于“古音”阶段。镰仓时代“吴音”与平安时代（794—1192）“吴音”有承续关系，但与六朝时期毕竟还是有一定时间距离的。但如何证明“古音”的存在形态，日本学者还存在很多争议，看来，日本“古音”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棘手问题。
2.汉音与新汉音
日本汉音具有自足体系，与日本吴音系统不同，这在日本学术界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日本汉音语音体系与中国中古音体系是不是相等的关系？学者们一般的认识是，日本汉音脱胎于唐代长安音，与《切韵》音系有一些差别，但是很小，由此可以认为，《切韵》音系与日本汉音语音体系基本是相等的。
研究日本汉音，一定要考虑它的“正音”特性。唐代长安音，又称所谓“秦音”，被认为是“正音”的代表。许多学者认为，《慧琳音义》反切音系能够代表唐代长安方音音韵体系。研究《慧琳音义》的学者比较多，中国主要有黄淬伯（1930）。日本学者对《慧琳音义》反切音系非常关注，比如河野六郎（1964—1967）、三根谷徹（1993）、上田正（1983）等，对黄淬伯的研究有补充，还有订正。
把《慧琳音义》反切音系所代表的唐代长安方音音韵体系与日本汉音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有相当的一致性。除了《慧琳音义》外，《玄应音义》（650年）与《慧苑音义》（720年）也是人们重视的材料（大岛正二 1981：350—9；水谷真成 1994）。
日本平安时代后期，长承三年（1134年）本《蒙求》（築岛裕 1990）被认为是日本传承汉音的非常典型的材料，已有学者对这个材料的中古音情况整理成了分纽分韵表（築岛裕 1995）。沼本克明（1997）把长承本《蒙求》分纽分韵表与“秦音”比照，总结日本汉音体系。日本汉字音声母（头子音）：轻唇音独立；全浊声母清音化；鼻音声母非鼻音化。韵母：东韵唇音字和钟韵唇音字合流；侯韵明母字与模韵合流；尤韵唇音字与虞韵字合流；佳韵（开）的与麻韵一部分合流；佳韵（合）的与麻韵（合）一部分合流；元（合）阳（开）凡韵的唇音字合流；尤韵明母字与侯韵合流。
声调特点也很突出：黄淬伯（1930）认为，《慧琳音义》反切表现的是上声全浊字去声化。沼本克明（1997）拿《慧琳音义》反切与中古音（《广韵》）声调对比，结果如表1所示：
《广韵》 平 上 去 清 次清 浊 次浊 清 次清 浊 次浊 清 次清 浊 次浊 《慧琳音义》 平 857 279 579 476 15 3 9 2 13 5 2 6 上 19 10 8 15 473 138 239 262 24 12 28 10 去 11 5 5 5 20 8 61 10 493 170 322 272 |
表1 《慧琳音义》与《广韵》声调对比
全浊上声字有61例读为去声，与黄淬伯的研究大体吻合。沼本克明对日本汉音材料的调查，希望通过比较得出一些明确结论。比较的结果是，几种日本汉音资料和《慧琳音义》反切文献上的情况不同，上声全浊字去声化的比率较低，反映了日本汉音接受中古汉语语音影响时多重化的特点。他使用平安后期《蒙求》朱点材料，并与《广韵》声调对比（括号内是超过例数），结果如表2所示：
广韵 上声 清 次清 浊 次浊 蒙求 上声 95(148) 24(35) 34(55) 61(109) 去声 3 0 31(49) 2 |
表2 《蒙求》与《广韵》声调对比
《慧琳音义》反切全浊上声字保持上声的和变移为去声的大体上是各占一半，反映了汉语中古音过渡时期声调的状况。《蒙求》全浊字上声字与变为去声的全浊上声字各占一半。全清、次清、次浊基本未变。这是汉音体系性的一面。
汉音非体系性的一面，比如《图书寮本保延四年点》有这样的音例：“耕韵合口，泓（ワイ）澄”“庚韵直音开口，泓澄（タイ）”。-イ尾与汉语字书注音对应韵尾是[—
]，用混入吴音以及形声音符类推方法解释都不可能。沼本克明（1997）的认识是，它限定在空海及与空海相关的训点本著述中，表现为特殊的语汇语音形式，可以看作是日本平安时代初期以前表音的字音标记。关于新汉音。江户时代（1603—1867）本居宣长《汉字三音攷》的（1978[1785]）已经挖掘出“一种汉音”。桥本进吉（1931）首先提到，在平安时代初期，从中国传来的天台宗以及真言宗日常诵读法文和经典上用“一种汉音”。它的发音，比起普通的汉音更接近中国语音。当时是唐代末期，中国语音处于渐渐发生变化的时代，与韵书音存在一些不同，比如“勝、乘、稱、昇をシ；億、臆をイクと
むなど”。读シ、イク就不同于汉音。有坂秀世的“メイ（明）ネイ（宁）の类は果して汉音ならざるか”（1957[1940]）指出，“メイ（明）”、“ネイ（宁）”汉音与所谓天台汉音“ベイ（明）”、“デイ（宁）”有区别。“所谓天台汉音，无疑是第九世纪前后中国有教养阶层的语音。”那幺，对“天台汉音”中“ベイ（明）”、“デイ（宁）”语音形式就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赖惟勤的“汉音の声明とその声调”（1989[1951]）提到了上述“一种汉音”、“天台汉音”资料。“《九方便》《五悔》について”（1989[1961]）一文是赖惟勤对前文的补充说明。奥村三雄的“日本汉字音の体系”（1956）把天台汉音作为汉音体系的代表。
饭田利行《日本に残存せる中国近世音の研究》（1955）第一次提出“新汉音”这个概念。并认为这个“新汉音”作为汉语中古音与近代音之间的过渡语音，是汉语中古音与近代音之间的联结“纽带”。
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沼本克明（1997年）认为还存在着种种未曾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一是日本汉字音“新汉音”与“汉音”的区别是否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利用“天台汉音”资料研究“汉音”难道不用站在区别的立场上看待吗？二是把“新汉音”作为天台宗专属语音是否合适呢？由此引出“天台汉音”和“真言汉音”存在怎样关系的问题。三是站在解释“新汉音”的明确立场，“新汉音”的体系与“汉音”的体系相比较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而且从“天台汉音”等于“新汉音”这个立场上讨论的话，它和“汉音”的区别点正是还应该需要说明的。四是“新汉音”的资料还存在着可信性问题。因为“天台汉音”资料经过长期的传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它为依据，语音的体系性肯定失真，因此，学者们期望发现更古老的“天台汉音”原形态资料。
考订新汉音的古训点材料。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四卷收有天台宗和真言宗所用“声明”集成训点资料。涉及到新汉音，天台宗《九方便》及《五悔》与真言宗《胎藏界》及《五悔》“声明”文本。还有真言宗专用的新汉音读诵经典，即《八名普密陀罗尼经》。《八名普密陀罗尼经》训点传承了很多入唐真言宗僧读诵音，有镰仓时代（1192）写本。一些学者根据这些新汉音资料，整理出“新汉音分纽分韵表”（沼本克明 1997）。《新汉音分纽分韵表》列中古音体系、秦音体系，在比较中看新汉音的体系特点。
依据许多学者的研究，沼本克明（1997，2003）总结新汉音的体系特征主要有：声调、突破平上去入四声框架，发生了较多的变化，比如全浊上声字完全去声化。声母与韵母变化也有明显特征：（1）入声韵尾弱化。比如有坂与饭田举出的天台汉音“白（ハイ）、释（セ）、极（キ）、十（シ）、佛（フ）、萨（サ）”等，是原音入声韵尾趋向消失的一种反映；（2）蒸韵所属的“胜、僧”等转写假名为シイ。那个イ至少到平安时代末期，由原来发音之前保存“调音”（由声门向上发音）到喉内拨音韵尾伴有鼻音。这个鼻音对应的假名-イ有省略标记的情况。这个“省略形”，后来，作为新汉音的一般标记形式而固定下来；（3）有坂秀世所说“天台汉音”舌音泥母、娘母“宁”等字合并。还有“明（ベイ）、名（ベイ）、命（ベイ）、猛（バイ）、门（ボン）、民（ビン）、难（ダン）、念（デム）”也是新汉音；（4）三等介音
消失。反映
→ku的变化等等。3.宋音与唐音
作为日本汉字音构成的一部分，有所谓“唐音”的说法。马渊和夫（1962:403—81）提到：“唐音”是“唐人之音，不是汉音。”在日本僧人明觉的著作中，看到“去入通用”、“入声消失”的记载。这是“唐音”的语音特征之一。许多学者又把“唐音”细分为“宋音”与“唐音”。在镰仓时代被移入的“唐音”称为“宋音”；在江户时代被移入的“唐音”还称作“唐音”。
关于“宋音、唐音”。研究的比较早的是有坂秀世“讽经の唐音に反映しに镰仓时代の音韵状态”（1957[1939]）、“江户时代中顷に于けるハの头音につぃて”（1957[1938]）。后来，又有饭田利行《日本に残存せる中国近世音の研究》（1955）；高松政雄《日本汉字音の研究》（1982）与《日本汉字音概论》（1986a）；汤泽质幸《唐音の研究》（1987）等等。
有坂秀世研究临济宗、曹洞宗文献训点“唐音”，一是认定时限在镰仓时代；二是与“原音”传入地中国浙江的“讽经之音”有关。有坂秀世强调说，浙江各地方音不同，并存在着“文言音”与“白话音”之别。文言音可能是受宋室南迁带来的北方中原音影响，与浙江吴方言系统不同。比较“唐音”音系与中国宋代中原音系的特点，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宋音”之名在有坂秀世的文章中已经出现（1957[1939]）。
有坂秀世（1957[1939]）讨论的“唐音”时代已经与镰仓时代不同，是江户时代（1603—1867年）的“唐音”。冈岛璞（冠山）（长泽规矩也 1974）所着《唐话纂要》（享保三年，1718）、《唐译便览》（享保十一年，1726）、《唐音雅俗语类》（享保十一年，1726）、《唐语便用》（享保二十年，1735）涉及“唐音”资料很多。其它学者如文雄（1981[1744]）等也有许多关于“唐音”著述。有坂秀世（1957[1938]）以“ハの头音”为例证：比如，中国“原音”-fa的转写，《黄檗唐音》“返繁烦饭防方芳房放（フワン）、发发法（フワ、フワツ、フワ、フワ）”等全部用“フワ”假名。但中国“原音”-hua的转写却有两派：《禅林课颂》和《黄檗清规》用“フワ”，像“欢幻皇黄（フワン）、豁（フワツ）、化花华（フワ）”。《慈悲水忏法》用“ハ”，像“欢缓还患况（ハン、ハアン）、化花华（ハ）”等。如何解释这种不同的转写现象？如果说与日本长崎有关系，那是当时唐通事的汉语语音正音意识在起作用。但这个“正音”是以中国福州话、漳州话为准呢，还是以浙江话，尤其是杭州话为准？亦或是以南京话为准？有坂秀世并没有确定。尽管如此，可以断定，这个“唐音”已经与明清时代的南方官话音与方音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和镰仓时代“唐音”属于不同的时间层次。
高松政雄（1986a）把“唐音”分为“中世唐音”与“近世唐音”两类。其“中世唐音”不用“宋音”一词，但相当于“宋音”。他与《中原音韵》相比较来看“中世唐音”的语音特点。对“近世唐音”材料的分析较有坂秀世更为明确。比如《黄檗唐音》，他说是以明代南京话为中心，兼有少许福建语音成分。
汤泽质幸（1987）分“中世唐音”与“在江户时期的韵学唐音”两类。“中世唐音”也有两类：“宋音”与“唐音”。“宋音”又有所谓“中世宋音”与“现存宋音”之说。“中世宋音”的材料与“现存宋音”的材料是不同的。“中世宋音”材料中出现“宋音”的称呼主要有《玉尘抄》（帷高妙安1480—1567年讲述）、如“泉涌寺ハ宋音ニ律部ノ书ヲヨマルノソ。”其它，如《南北相违抄》、《韵镜珪玷集》等也有“宋音”的记载。《韵镜珪玷集》记述“竹”字用为齿音等等。“现存宋音”，佐藤哲英（1966）等介绍了在泉涌寺现存的加点《弥陀忏法》与《金光明忏法》两书。语音特点比较突出。“中世唐音”中的“唐音”，以《法华经音义》为代表。
“在江户时期的韵学唐音”是由文雄开始重视记载的。所谓韵学唐音，就是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书中记录的唐音材料。比如《韵镜》的研究书中，有关于汉字音的种种记载，涉及“唐音”内容很多，比如文雄《磨光韵镜余论》（1981[1744]）屡次提到“和音、华音”与“中原雅音”的关系，其实，“华音”，就是指“韵学唐音”。太田全齐《汉吴音征》（1978[1815]）记载的“汉音”与《中原雅音》相印证发现，与汉语中古音体系差别很大，可以认定是当时的“唐音”。
根据“唐音”语音变化的实际情况，汤泽质幸又分为江户前期与江户中后期。沼本克明（1997）虽然也区分“宋音”与“唐音”，不过，重点却在强调镰仓“宋音”与江户“唐音”的“多重性”特点。
考订镰仓“宋音”，沼本克明（1997）认为“讽经之音”作为直接材料也有后代“移植”的情况存在，因此，使用时不能不谨慎。他使用的是《小丛林略清规》训点资料。《小丛林略清规》三卷（1684），由临济宗花园妙心寺龙华院第二世无着道忠（1653—1744）撰述，它对于研究镰仓“宋音”具有相对的可靠性，但江户时代语音的渗入也是不能不考虑的。
考察江户“唐音”材料，有坂秀世《江户时代中顷に于けるハの头音につぃて》，分为三个种类：即《黄檗唐音》、《心越系唐音》、《译官系唐音》。
沼本克明（1997）在整理的基础上，制成《宋音、唐音统合分纽分韵表》，表现宋音、唐音在语音系统上的联系与区别。总结《镰仓“宋音”标记体系》与《江户“唐音”标记体系》，可以显示镰仓“宋音”和江户“唐音”各自的标记体系特点。比如镰仓“宋音”，《小丛林略清规》等材料，有イヤ、イヨ，这是ヤ、ヨ并存。江户“唐音”，与现代外来语，特别是和欧美语接触，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标记，把假名符号运用得更加精密化。比如表现浊音音节、半浊音音节，制作了浊音假名、半浊音假名，这就完成了由文字上独立的“时点”到音韵上的独立“时点”过程。
总之，作为区别“宋音”与“唐音”的研究，到了沼本克明《日本汉字音の历史的研究》（1997）一书与“日本汉音”（2003）一文中，已经进入更加精细化的阶段，从而引起了日本汉字音学者和中国音韵学研究者的极大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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