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的思想者往往不得不或明或暗地受制于一个特定的视界去思考各种问题，这个视界(horizon)就是中国的命运，显然，这个中国视界比世界视界要小一些。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这样想“中国应该如何如何”，而并不经常想到“世界应该如何如何”。尽管我们现在也必需用全球化眼光看问题，但这只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考虑全球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各种一体化的倾向，可是思维的全球尺度并不意味着世界立法的感觉，因此，我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随便想什么事情都自我感觉跟世界经理似的。中国眼光虽然不一定完全是政治性的，但总有一点泛政治性——同样，世界眼光也是泛政治性的——这种有局限性的眼光并不完全是缺点，因为它构成了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世界视界的批评。也许有一天各种文化下的人们能够摆脱被歪曲和压迫的状况，从而都能在实践上形成真正公正的无局限性的纯粹人类眼光，即能够这样思考“人类需要如何如何”——尽管一个思想者在纯粹理性上从来都有可能以人类眼光去思考，但只有当超越了文化霸权，人类眼光才会在实践上成立，而不仅仅存在于我思中。
百年来中国遭遇到无数的困难，使得人们不管在什么思想领域都不得不这样思考：有什么样特别灵验的道路或方法才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正如许多人相信的那样，中国正在迅速地发展，确实如此，但在发展中逐渐暴露出一些基本的困惑，比如说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底指望中国成为一个什么样形象的国家？也许将来国家的控制会被削弱（据说全球化运动会使大多数问题首先表现为全球共同问题或至少是跨国问题），那么也可以换个问法：我们指望中国人的可能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或更简单一些，我们对我们的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的？像这样的问题一直是不太清楚的。
令人深感不安的是中国现在没有一整套充分的理念体系可以形成关于当下生活的完整理解、关于未来生活的想象和关于全人类的责任设计。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中国的传统观念是相当含糊的，而且相对于现代生活而言无疑是比较单薄的。某种意义上，中国是一个庞大而混乱的文化市场。
儒家往往被看作是中国的传统精神代表，但儒家是一种不充分的理念。儒家主要是一套实用性的伦理规范，而且还是一套不够全面的伦理规范，它只说明了一种社会秩序，却根本没有设计出生活的诱惑和意义。假如一种伦理体系不能蕴涵某种精神性的诱惑，它就不是一种足够好的伦理。儒家最主要的观念是一种父权专制制度，即在家庭的事务上完全服从父亲，在社会事务上完全服从皇帝。这也许是有效的管理方式，可是把人管理好了到底是又想让人去做什么呢？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可能生活？儒家的缺陷正在于它把这种伦理制度本身当成了最高价值，于是，这种伦理观念就不是用来追求其它价值的，而是用来追求伦理自身，这种自相关的伦理是一种严重的理论缺陷，一种不服务于其它精神价值的伦理无法证明自身的价值，而且它实际上压抑了人们关于各种各样的精神价值的想象和追求。如果没有某种优越的精神追求，规范就没有价值分量，人们所想象的好生活就无非是物质享受。
由于没有各种伟大精神和价值构成诱惑，因此儒家社会里的人们（从皇帝到文人到农民）在遵守伦理规范之外似乎只有实利才是诱惑。就像一个鼓励人们学习儒家经典的格言所坦言的：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等等。在儒家的生活世界里，真理、科学、逻辑、艺术、爱情等等有创造性的人类事业和作为人类大部分的妇女儿童以及人们感兴趣的各种浪漫生活显然都地位不高。于是生活画面里除了遵守儒家伦理，剩下来的少数可欲之事无非是权力、财富和生殖，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主要的追求无非是升官发财长寿多子。当然这些欲望都是正常的，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实利都是私人利益。显然，儒家文化没有能够制造一个丰富的文化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而文化公共领域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中国的另外两种重要思想道家和禅宗对生命和事物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但主要表现为私人的觉悟或者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仍然不是一个充分的公共领域。也许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一种深刻微妙的“思”（cogito），但却没有形成完整的作为“所思”（cogitata）的理念体系。正如胡塞尔发现的，如果没有对所思（cogitata）的研究，没有形成明确的思想观念，也就是没有能够在理性言论（logos）水平上被表达的观念，这样等于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
这个文化危机在1911年清朝崩溃之后变得非常明显。清朝崩溃意味着中国的帝国概念的崩溃，这种崩溃后果非常严重，失去帝国概念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政治概念突然变得模糊起来。知识分子们纷纷讨论出路，或主张守住传统，或主张西化。这些思维模式都是缺乏想象力的回应。只有毛泽东有着一种大胆前卫的想法。
据说毛泽东对别的称号不太重视，而特别看重“导师”的称号，这是有道理的。毛泽东肯定直观地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缺乏领导中国和中国人走向某个地方、某种生活和某种精神的大理念，所以他才特别想在思想上有所作为（毛泽东有可能希望能够做孔子规模的导师），所以才有藐视秦王汉武唐宗宋祖的理由。他大概意识到，由于世界的现代化，物质和精神的价值标准的变化使得许多原来的价值大大贬值了，这种贬值使中国显得从物质到精神都“一穷二白”，于是（1）需要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同时（2）这种创造必须有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眼界，又必须是中国自身的新精神，所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毛的全球眼界可能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共产主义概念有关，它有利于打破单纯的民族关怀，毛的思考单位总是一大片，因此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第三世界”理论，他关心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Walllerstein有着类似的分析，他认为剥削问题必须在全球意义上被理解，发达国家通过把发展中国家当成剥削对象从而制造了百分之85的被压迫的人）；（3）毛相信，人类生活和文化的活力和进步只能来自有反叛性的革命，一种革命运动总是有限的，因此，为了在必要时恢复社会和文化活力，就只能不断革命，这是毛的著名的“继续革命”理论。尽管毛理论遭到许多批评，而且实践上也有不少失误和错误，但事实上它们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思想力度也是最有影响的观念。
毛泽东显然是试图制造中国式的并且是现代的理念，尽管没有真正成功，但还是留下了一些值得进行学术分析的非常有想象力的尝试。例如“雷锋”的塑造，雷锋被设计为一种新人类形象，他是个普通人，却又是伟大的人，这不属于传统的帝王将相大人物偶像思路；他是个不凡的人，却又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故事，这又不属于通常的英雄主义思路。雷锋的设计意味着这样一种新概念：“普通人/伟人”，他至少包含着这样的新道德理念：（1）“为人民服务”，毛试图证明为人民服务是一种最高的生活意义，大概的理由是，只有受到人民的欢迎的事情才是能够永远站得住的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人民被认为是历史的主人；（2）“一辈子做好事”，毛指出，做几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这个观念表面甚是普通，但其实不简单。人们一般重视是的伦理的普适性，毛对这一点似乎不大关心，他强调的不是哪件事情算是好事（显然对于毛好事要辨证地理解），而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高尚的人，就是说，思考的单位是人而不是某种事情。这个思考角度可能是更深刻的，把道德思考单位定位为“人”，比定位为某种“行为”更有理论深度。只有一辈子做好事才是一个高尚的人，这个要求形成了一种永远的精神紧张感，把道德境界提高到一个几乎不可企及的高度。由于一辈子都做好事是很难的事情，尽管每件好事可能都微不足道，但是一辈子做好事却是不凡的，因此，普通人就变成了伟人，普通人/伟人的概念终于形成了。
从雷锋这个形象可见，毛泽东是个现代大众文化大师。雷锋这个形象非常波普，既是普通人又是伟人，可敬又容易理解，很容易学习，但很难学到家，就像人们都可以学唱列侬，但几乎不可能唱得那么动人；人人都可以打篮球，但永远不可能像乔丹那样出神入化；人人都可以有那么一点牛仔精神，但做不到西部片英雄那么酷；有些人像阿甘那样傻貌，但没有人像他那么幸运。和其他现代大众偶像一样，雷锋是世界现代生活的典型偶像之一，现代偶像的基本风格就是在情感趣味上可以为大众接受而又有不可企及的高难度表演的“普通人/伟人”模式，现代偶像是普通的，所以为大众“喜闻乐见”，又是普通的事情的高难度表演，所以可以刺激可望不可及的永远模仿。
毛还有另一个关于新人类的形象设计，他非常痛恨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他命令城市青年和学者们到农村去生活和学习，以便获得关于劳动和现实社会的直接经验，从而改变原来不切实际的思维方式，变成一些有知识的劳动者或有劳动经验的学者。但是毛的这个想法本身是不切实际的，显然那种简单的体力劳动经验与基于学术分析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田野工作非常不同，结果，毛的实验并没有能够塑造善于全面思考问题的新人，反而制造了大量对毛理想失望的人。
尽管毛泽东是思想大师，而且也有关于理念的意识，但是毛式理想终于失败了，有许多原因，其中至少有这样几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原因：（1）革命不能表现为社会动乱，因为社会动乱导致集体性的过于亢奋和心理变态行为，反而把创造变成了涂鸦，如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行为；（2）高频率的不断革命反而走向革命的反面，即把革命本身变成了制度化、官僚化的行为；（3）毛的理念也是一种单调理念，它把全部生活政治化，而没有能够给出足够丰富的可能生活和价值体系，那么就失去刺激和维持文化创造性所需要的文化自身的复杂性。
无论如何，毛泽东思想和实践是非常有学术和历史分量的中国经验，从中可以感觉到许多问题。有许多对毛时代的所谓反思其实只不过还是政治批判，这未免太简单了。毛的实验失败后，对理念的追求变得非常缺乏想象力，似乎又回到老模式上?一些人想捡起儒家，另一些人希望追随美国观念。
当然现在开始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了需要对中国重新发动一种有想象力的理解。当下中国这个现代社会是一个有着难以置信的荒谬组合的社会，它有着从近乎远古社会、传统社会到发达的现代社会的各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有着从前现代、现代到极端后现代的精神和观念。如此复杂多样的现当代中国经验可能是当代最值得重视、最可能诱发思想创新的学术研究对象。中国是一个巨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存在，它暗含着远远超出其“地方性”的宏大问题和可能的影响力，因此，中国经验将是世界经验中最重要和最具创造性的因素之一，中国问题将是世界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但现在中国文化的最大问题是一个表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什么理念对于中国是合适的，也不知道如何知道什么理念对中国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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