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生命 体验 
 

                                          汪丁丁

　　这篇报道是为生活在今天的、没有体验过那段可以叫做“北大荒历史”的读者们写的，但结尾提出的问题却足以触动每一个在那里生活过的“知青”的心弦。险恶的沼泽、绵延无际的麦垄、察哈洋水利工地零下45度时那些汗流浃背的男生和女生、被小兴安岭凶猛而伟大的山火吞没了的战友的焦黑的尸体、被捉摸不定的古老而神圣的大树砸倒的伐木者、还有迷失在双鸭山煤矿残破坑道里永远找不到家的幽灵……那些粗野的灵魂，他们每一个都胜过了海明威。
　　15年以后，借着夏威夷的月光，我第一次读到费利尼那部自传体影片结尾处的庄严声明：“我追求过，我一无所获，但我追求过了。”历史可以终结，生命可以终结，但体验是永恒的。我为那些体验而感动，我为每一个“北大荒人”的体验而感动，我为每一次被真诚地追忆的体验而感动。
　　对体验的追忆意味着“反思”。当意识反思自身时，它便从“自在的”升华为“自为的”，从而被黑格尔称为“自我意识”，称为“精神”，称为“自由”。经过200万年的演化，人类精神正从无意识状态进入一种被叫做“有意识进化”的演化阶段。好像一个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只具有植物性本能，渐渐意识到“自我”，又渐渐意识到其他“自我”的存在与权利，最后进入意识基础上的“无我”境界。
　　今天，环境主义被区分为深刻的和肤浅的两类。深刻的环境主义批判“人类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念，坚持“意识基础上的”回归自然；肤浅的环境主义仅仅批判 “过度发展”，却仍然要求大自然“造福于人类”，服从人类的发展计划。我觉得，人类只要仍然停留在肤浅的环境主义立场上，就仍然仅仅是自在的人类，而不是自由的人类。可是精神从必然向着自由的发展不能是单纯的理论和对话过程。自由是体验的结果，因为只有亲自体验过的东西才刻骨铭心。而理性设计则缺少这样的体验基础，所以一旦减弱了执行机构的强力，美丽的设计便灰飞烟灭。于是美国人总爱说：请让我犯错误！没有错误的体验，怎么会有成熟的人呢？
　　历史，包括“北大荒”这段历史，总会不断被后来者“否定”（作为“扬弃”的否定）；另一方面，人们持续地寻找和珍藏着“老照片”。谁说45年的历史归于“荒唐”？谁说45年的体验太过漫长？荒原上的足迹不是真正的道路，放逐了的心灵不会在意时间。
　　茫茫雪地里，我面对着一只孤狼。我相信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生命”——它的和我的。就这样，这篇报道把我带回到这只孤狼面前——历史、生命、体验。■
　　背景
　　从北大荒到北大荒
　　许多年之后的2000年1月10日傍晚新闻时间，68岁的北京居民杨华坐在自家客厅的小板凳上看电视，他一定想到了45年前的那个暮春的上午。
　　那个暮春的上午，他，23岁的西黄村农民，乡长，团总支书记，区劳模，正在锄地，忽然接到通知，“团中央有事找你商量”，他撂下锄头跑到区里。在区委，代表团中央意思来的中国青年报社的舒学恩告诉他，根据毛主席在五月发表的指示，“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以及党中央《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加粮食的初步意见》的批文，团中央决定组织青年垦荒队。“到北大荒开荒，你愿不愿意？”团中央代表问。
　　“愿意。”杨华答。
　　而2000年1月10日的傍晚，那个当年“青年垦荒队第一人”，如今已退休返京在家的老人，看到了这样一条重要新闻：为了保护三江平原由于过度垦荒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湿地，政府决定全面停止继续开垦北大荒。
　　“……当我们知道祖国有十几亿亩的荒地在边疆睡大觉，党和国家号召我们进行开垦时，我们恨不得马上跑到边疆去，叫那黑油油的土地全部翻个个儿，不许它长野草，要让它给我们生长出粮食！那么好的土地为什么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呢？……不管边疆的路程多么遥远，也挡不住我们远征的决心；不管边疆的风雪多么寒冷，也吹不冷我们劳动的热情！边疆，那正是考验青年人最好的战场……胜利在向我们招手！”
　　1955年8月30日，在这一连串的排比句之后，杨华率领“北京青年垦荒队先遣队”60人，在北京市人民的夹道欢送中，在前门火车站1500名群众的欢呼声中，登上了开往北大荒的硬席车厢。
　　此后一年中，几乎是以一样的热情方式，有哈尔滨、天津、河北、山东14批2570名垦荒队员陆续来到黑龙江萝北地区垦荒，成为北大荒开荒的先遣军；再以后，北大荒迎来了14万“永不放下枪”的复转军人、上万名“需要再教育”的地方干部、5万名科技人员以及“寻求广阔天地”的45万名支边青年和城市青年。
　　开荒
　　四十几年来，北大荒人生存和贡献的主要方式，依照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形，可分这么几种：扯草，刨树根，翻地。
　　大概是追求规模效益，天津队杜俊启他们胆子放大了一些。他们一把火点着了11月的莽莽荒原。没成想一股旋风，火苗越过火道，一时间荒火连片。方圆百来里，垦荒队员们和萝北县政府组织来的1000多号群众忙着扑火，渴了趴在地上嚼口水泡里的冰，饿了啃一口队友们传来的大饼子，从上午一直奋战到星星出来又隐去。他们后来把这次扑火叫作“荒火战斗”。
　　还有一种叫“上山下水”，“上山”包括上坡度30度以上的不该上的山，砍不该砍的树——这个“不该”是后来的说法，“下水”就是改道河流，疏干湿地。等复转官兵来了，知青来了，以至后来国内外的公司和个人垦荒者也来了，北大荒显得“人多地少”的时候，这种开荒方式渐渐流行起来。
　　伐木
　　伐木是另一个主要节目。杨华、杜俊启们就是在北大荒零下40度的寒冬腊月上山“接受考验的”。几十厘米粗的大树用斧子一下一下地砍，虎口震裂了，脚冻木了，可是看着上千立方米的木材从深山到营地，盖房子，取暖，为我所用，肩抗大斧的人们总禁不住哼起这么几句歌谣：“冒着西北风，迈步森林中，手持大斧赛武松，树倒声音像炮轰。”
　　捕鱼
　　最初捕鱼之易其实算不上捕鱼。当“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不再是现实之后，人们向更深更远的水面去，他们把鱼网孔再缩小一些，他们掌握了炮轰和电击两种新方法。
　　为了这三项事业，善假于物的人们还动用了愈来愈先进的物力。杨华他们60人的小队一来就牵了35匹马，两辆胶轮车，转业兵到来之后，为了北大仓的理想，这片荒原渐渐成为新中国农业机械化最高的农场群。仅以共青农场为例，1985年时，就拥有了364台拖拉机，254台联合收割机——1958年的复转军人刘希孟和他的队友们一天下来每人平均开垦6公顷。
　　2000年的复杂心情
　　在收获了这么多粮食和与粮食相关的青春往事之后，2000年元月，北大仓的造就者们心情复杂。
　　杨华，双手的裂口粘满胶布，仍然戴着红袖标在居委会发挥余热的严肃老人，一边在记事本上点数当年的稻谷，一边比划那些消失的山、疏干的池塘；说完“早该停了，我拥护”，接着强调“谁也别想抹杀那段历史”。■
　　（原载2月18日《南方周末》，作者刘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