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库利在传播研究史上的学术地位

作者：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邵培仁

 
　　摘  要：库利是美国社会革新论的三杰之一，也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四位鼻祖之一。他认为，传播是人格塑形的建筑材料和生命精神的神奇载体。传播的需要既是原始的和基本的人性特点，也是社会自我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说人类的自然生命在种质传递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那么人类的社会生命在信息传播中则具有较大的可塑性或可教育性。本文通过对库利学术生涯和代表著作的回顾与分析，纠正了以往学人在解读库利过程中认识上的落差，肯定了他应有的学术地位。
　　关键词：库利；传播学；历史；贡献

　　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 1864—1929）是美国早期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也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鼻祖。库利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探讨个人如何社会化，并贯穿于他的三部极具份量的著作——《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社会组织》（1909）和《社会过程》（1918）之中。库利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既是他潜心钻研撰写的首部重要著作，也是他的整个学术思想的精髓所在。从中我们发现了它对杜威（John Dewey）的思想影响，对帕克(Robert E. Park) 的深刻启迪，对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的学术助益；也找到了后来的互动论、戏剧论、符号学和自我传播论、人际传播论思想的直接源头。他的“镜中我”理论对美国传播学的贡献已经引起肖特（Jean Short，1971）、巴克(Paul Backer,1973)、邓金（Norman Denzin,1984）、布勒斯（Martin  Bulmer，1984）等学者的重视和肯定，但是他在社会交往、遗传和本能的论述中对于传播的深刻洞见却未能引起学人的注意和重视，因此他在传播学发韧初期的贡献和地位实际上被人们低估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上当初罗杰斯批评传播学界只是承认而不是强调库利的贡献时说的一句话：“这是一项错误，很严重的错误。”①
　　本文试图通过对库利及其著作的仔细阅读和客观分析，梳理出他的主要传播思想以及与后来传播研究的继承关系，论证他在特定时空环境下作为“美国传播学鼻祖”的学术地位。

　　一、“镜中我”：人际传播理论的源头

　　“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库利认为，我们通过想象别人对我们的行为和外貌的感觉来理解我们自己，因为这里的自我正反映了别人的意见，所以叫做“镜中我” (looking glass self)。自我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库利将它的出现分为三个阶段：对自己的行为给别人造成的印象的知觉；对别人对我们行为的评价的知觉；以及对他们的评价的感觉。一句话，我们是在人际传播中通过别人的反映(反馈)来评价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信息交流，犹如一面镜子，能帮助自我概念的形成。②
　　在库利的观念中，传播是“镜中我”形成过程中“唯一”的关键要素，也是个人与社会结合的一个螺丝。他认为，一个完全脱离传播、完全与他人相区别的自我是不存在的。不论是“社会我”还是“镜中我”，都离不开自我的社会交流，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包括自我，“几乎都是通过我们与其它人的交流而留在我们意识中的。”②因此，库利认为传播是个人社会化的一个方法和途径。
　　库利认为，在首属群体中，人际传播能使自我得到充分的发展。库利觉得家庭是最重要的首属群体，像友谊、服从、忠诚、崇敬和个人自由这些品质都发源于此。在家庭中，孩子通过与父母的信息互动形成一种自我感，并逐渐懂得了：(1)什么是父母所期待他们的；(2)父母怎样评价他们的行动；(3)父母对他们的感觉。了解了这些信息后，孩子们就力图成为父母所期望他们的自我。
　　库利进一步指出，如果说人的自我的感情或情感是本能的，一个人一出生就具有，那么人的自我感觉则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社会交流中不断演变、改进的，甚至完全可以加入思想的总发展之中。自我感觉是社会感情和社会思想的一部分。“思想是源于生活的一条河流，作为生活主要意义之所在的人际交流和社会感情，是航行在这条河流上的船只，而其它感情只是这条河流上的漂浮物。”②因此，“社会自我只不过是意识对自身产生于交流生活的某种思想或者思想体系的认识和感觉。自我感觉的范围主要在普通生活的里面而不是外面，其特殊的功能和倾向是把充满个人力量的世界作为表现情感的天地，并反映在对人印象构成的意识中。”②
　　库利还注意到了自我感觉和创造性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伙伴或他人对一个人创造性活动的赞扬和肯定，有助于提高一个人的创造兴趣和创作水平；相反，消极反馈则会让他生气和感到丢脸，抑制他的创造性欲望。自古至今，所有曾获得成就的人士，几乎都有相同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自我感觉过程。可以说，自我感觉不仅影响后续创作和已构作品，也影响前期创作和即构作品。因此，“没有相应的自我感觉，就不可能产生一幅画、一首诗、一篇散文、一件费力的石雕作品或任何其它艺术品和工艺品。”②即使是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也“必须要有反应才行，否则思想本身就会消失。如果艺术家发现他的书或画没有欣赏者，他就不太可能创作出新的作品。”②
　　自我感觉也是把握他人的工具。库利指出，我们意识中关于他人的概念是依靠面貌、声音等等的感觉形象建立起来的，因而我们对他人的观念毫无疑问带有这些感觉印象，这些形象永远成了我们大多数人把握他人的工具，即它起着打开门的把手的作用。假若我见到一张面孔并觉得他是个诚实的人，这就是说，我在过去的交流中获得了关于诚实的品质的观念，而面前的脸上有相同的可感的因素，因而唤起了这种在社会交流中获得的感想。一个朋友的个性，之所以留存在我们的意识中，并成为我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一部分，是因为他的个性以及联系着他的个性的一系列思想——旧的感情加上熟悉的特征，但也有可能加入了新的概念，通过自我感觉的渠道流进了意识的水库。在社会交流中，即使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储存，但我们总是需要帮助才能拿到这些储存，才能利用这些储存并进一步丰富这些储存；而这种帮助通常是可见可闻的东西，以前和储存有联系，现在成为打开储存的钥匙——自我感觉。

　　二、传播：人类生命和社会发展的高速公路

　　“生命，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出现的，是一个由共同的后裔按照共同的生存原则组合起来的大家族。”②在这个大家族中，人与动物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这是许多科学家都想搞清楚的问题。库利从信息交流的视角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可教育性和可塑造性方面。”②“动物的智力素质相对来说是固定的，不需要教或只需略教一下就可以让它们进行有效的实际活动。”而人（婴儿）则必须进行许多年的教育和培养，才能学会谋生的本领。库利接着说：“这种可塑性的差异表明动物的生命活动相对地是单一和固定的，而人类的生命活动则是丰富和变化的。”②在人类的生命历程中，语言不仅可以说明动物性和社会性遗传因素在人身上的有机结合，而且可以成为教育或交流的有效载体，成为社会——生物性的一种功能。没有语言的习得和交流，没有后天的教育和培养，人是无法应付日益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更无法成为万物之精灵、宇宙之主宰。
　　对此，康有为在《长兴学记·学记》中写道：“同是物也，人能学则贵异于万物矣；同是人也，能学则异于常人矣。”因此，“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应该说，人类本性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可教育性，它的变化并非是为了成为人们行为和社会习俗的变化的不尽源泉。如果我们理解人类本性（可教育性），我们可以让它按我们的意愿发挥作用，就像一个聪明的机械师，运用物质和运动的普遍规律来为他的目的服务。”②而人类的理智作为更高一层的控制系统，也完全有能力对人类的可教育的本能在信息交流中进行有效地引导、发展、协调和组织，并以此来提高人的生命品质和社会素质。库利认为：社会的最重要意义是交流，即“人们直接的交流，包括交谈和有具体对象的同情——简言之，就是交际。”②因此，“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对抗的说法，不论是作为人际关系的普通描述还是哲学陈述，都是荒谬和空洞的。”②传播是人际胶水和社会水泥，它使无数个体相互理解、协同动作，并以活生生的整体释放出巨大能量，推动社会快速发展。
　　库利还认为：“我们的生命是有历史的，事情不会没有联系的发生。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或者我们已形成的任何状态都是从遥远的过去发展至今的一个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每一想法，都是我们的祖先所说、所做、所想、所感受的结果，不论这种结果以什么方式产生。”②与动物不同，人类的信息传播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在过程上具有继承性，在速度上具有加速性。库利打比喻说，人类生命历史的进程犹如同一走向的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的一条公路。河流里传递的是生物种质，是遗传或动物传递；公路上传递的是语言、交流和教育，是信息传播或社会传递。自然生命渊源于种质传递，通过交配与抚育的过程完成；社会生命起源于信息传播，通过体态和语言的交流实现。河流最先出现，是公路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公路出现较晚，是河流的丰富和发展。库利接着指出：这两条线路并非总是平行的，比如美国家庭抱养中国婴儿，这个婴儿的生命历史仍然源于中国，具有得之于种质遗传的体态特征，但是他的社会性的历史将起源于美国。他将成为美国的政治、宗教、教育或经济传统的继承人；他的整个头脑将成为一个美国人的头脑而不是中国人的。②这表明，人类的自然生命在种质传递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人类的社会生命在信息传播中则具有较大的可塑性或可教育性。库利在《社会组织》（1909）一书中强调指出：特别是19世纪出现的新媒介（报刊、书籍），由于具有“开扩和激励”的性质和“表达性、记录永久性、迅速性、分布性”的特点，它“会永久地改变了那些使用者的精神面貌”③。

 
三、意识的生命基本上是交流的生命

　　库利认为，交流的需要是原始的和基本的人性特点。他引用爱默生的话说：“一个人只有一半是他自己，另一半则是表达。”表达或交流是人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人，必须要经过某种表达；若脱离表达，就不可能有更高形式的存在。”②婴儿的早期交流只是为了满足肉体活动的本能需要，从各种形、声、触摸的刺激中产生兴奋的表情，而后发展到为满足情感需要而进行感情交流。甚至当孩子独自呆着时，他们也要通过想象(常常是出声的想象的对话)和伙伴一起玩耍而继续享受信息交流的欢乐。“在他们学会说话，了解到社会的丰富多彩以后，头脑就像开了窍，想象如泉喷涌，所有的思想就都变成了对话。”②蒙田曾经说过：“没有交流，对我来说就没有快乐。”②
　　库利认为，人的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源于感觉材料，源于无数的传播活动。我们生而具备的情感的粗糙的原材料，正是在交流行为和社会传播中得到塑形和发展，并且得到进一步的限定和组织的；正是通过与他人的信息交流，我们扩展了内心经验、丰富了知识结构；也正是无数的交流活动，才组成了人类社会。传播的基础是语言。从每个人的适应性成长过程来看，“不说别的，单是没有语言，也就没有了人的自我。”③因此，“我们每个人的能力和个性，都有是我们与他人及环境交流和调适的结果。”③相反，传播本身也不是僵化的，而是有生命的。库利写道：“语言或神话有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它们的生活就是人类的生活；它们跟你我一样，有血有肉有感觉。”③“这是思想和生活与交流不可分离的最好证明。”②
　　库利还指出，不仅现实的交流是重要的，想象的交流在人的思考和意识中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想象是我们大多数人把握他人、控制自己的工具。通常，与想象中的伙伴（抽象受众）进行交流，“可以使自己的思想更加精练和生动，从而也锻炼作为思想的本质的交流素质，没有这种交流素质，思想就不能生存，不能发展。”②许多作家声称：他们在写作时总是想着某些人，与这些人在想象的国度内进行思想与感情的对话，并享受着交流的快乐。在这种想象的交流活动中，作为假想的对话者（抽象受众）不是随意产生的，而是传播者从实际生活与具体环境中选取的与其交往甚密、给他印象最深的人。
　　同时，在创作者想象的国度里，真实的人与创作的人之间也几乎没有区别，实际上创作的人往往就成为真实而永恒的了。库利论辩道：“难道我们能够否认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社会存在吗？他们是如此生动地活在许多人的心里，如此强烈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这种实际的意义上，他比我们大多数未失去肉体存在的人更生动，也许比他们未失去肉体存在时也更有活力，因为他们现在的影响比过去更广泛了。因而纽科姆上校，或者萝莫拉(这两个都是小说中的人物)，或者哈姆莱特对有想象力的读者来说是以最真实的方式存在的，即直接以他们的个性的形式而存在。”②库利进一步指出：“对进行想象的意识来说，一个想象中的人要比一个真实的人更真实；可感觉的外表并不一定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一个人在我们眼里的真实性只能按照我们想象其内心生活的程度来衡量。……可感觉的外表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刺激我们去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真实的人都是想象的。”②即使一个有肉体的人，若不被想象，也没有社会性的真实，而只是固定在特定时空十字架上的孤魂。
　　事实上，“我们的意识都处于永久的对话之中”。“我们的意识不是隐居者的草棚，而是待客和交际的客厅。我们没有真正离开他人的高层次的生活；正是通过想象别人，我们的人格才得以形成；丧失想象别人的能力就成了白痴；意识缺乏这种能力的程度就是它衰退的程度。没有这种意识中的交往，就没有智能、力量和正义，就没有人的高级的存在。因此，意识的生命基本上是交流的生命。”②传播既是人格塑形的建筑材料，也是生命精神的神奇载体。

　　四、库利传播思想溯源及评估

　　库利1864年出生于美国密执安洲安娜堡一个来自纽约西部的富有自由色彩的公理会教派的家庭。他的糟糕的健康状况使他花了7年时间才在密执安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当过商业统计员和人保调查员。后攻读研究生，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一直在母校密执安大学任教并度过他安静平淡的一生。他性格内向，在外人面前非常羞怯，而且说话口吃，这使他疏于人际交往，远离大学和社会的一切公开活动，也不理会许许多多让他到别处工作的聘请，一心沉浸在学术研究的愉悦之中。他虽然出道较早，但由于“库利理论的主要实证基础，来自他本人的内省，以及对他的两个孩子成长过程的细微观察”①，因此，往往缺乏广泛地社会背景和现实意义。
　　库利在密执安大学读书时，曾深受当时（1884—1894）在该校任教的杜威（John Dewey）的影响，杜威向他灌输了大众传播是社会变迁的工具的观念，希望在研究中“引进一点新闻工作，使哲学产生若干改进”。同时，他与同在该校的后来成为美国早期传播学四杰的具有自由色彩的帕克（Robert E. Park）、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等人交往甚密。这四位学者“都将传播置于人类行为概念的中心点之上”，“强调一个讯息如何被认知的个人主观性，是一项重要的人类特质。”①
　　在传播研究上，波普诺（David Popenoe）认为，库利没有对初级群体之外的那些迅速出现的社会力量（大众传媒）对自我的影响给予足够的关注，他对社会现实的想象也比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要简单得多；④罗杰斯则批评库利的传播研究只局限在家庭的范围之内，对报业商业主义、黄色新闻等充耳不闻、视而不见。①尽管有这样一些批评，但是经过仔细梳理和反复比较，并将其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和分析，我们仍不难发现库利对传播研究的深刻见解和重要贡献。
　　首先，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对人际传播和内向传播理论的产生作出了贡献。“在人际传播过程中，（库利的）自我概念是十分重要的。它影响接受的内容、怎样解释接受的内容和如何反应，……对我们如何传播产生的影响最大。”⑤ 因为，自我概念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思想、情感以及态度的全部情结（complex），是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启发了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934）对“主我”与“客我”各自特征和互动情状的精细辨析，从而丰富和深化了自我（内向）传播的研究内含，引发并推动了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研究。⑥美国传播学者小约翰(S. W. Littlejohn)曾指出，米德等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并非呈现在某一孤独思想者的脑海之中，追本溯源，最先出力的当属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库利”等人。⑦
　　其次，库利的传播思想对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等人的戏剧理论（dramatism）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戈夫曼一生最关心的是对短暂的人际传播中人们制造印象以及别人根椐自己的印象做出反应过程的研究。他认为，人际传播犹如演戏，而演出必须依赖“符号载体”，因为通过符号能够理解和把握他所不熟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每人都在演戏，通过参与“演出”来创造某种印象，从而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⑧这些都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库利关于“想象交流”、“交际客厅”和“生活就像是充满了紧张斗争的一出戏”的论述。
　　第三，库利从传播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肉体我与社会我的联系和区别。在库利之前，人们曾从不同侧面试图对人的特性作出正确界定，但似乎都缺乏说服力。库利认为，本来人类的自然生命与动物的自然生命都是平淡无奇、暗淡无光的，但由于人类发明了语言并用之于信息交流，于是尽管人类的自然生命仍沿着原有的“种质”河流继续流动，然而其社会生命却犹如乘上一列高速运行的火车，迅速脱离动物藩蓠而驶入人类社会，社会生命的质量飞速提高，社会自我的感受日益精彩。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就不仅是人类进化的利器，也是人类自身的标征。
　　第四，库利揭示了传播活动连续性的规律和传播内容相似性的规律。今天是昨天的延伸，明天是今天的继续。人类永远无法割断他与历史的复杂联系。亚里士多德在《记忆论》中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但库利看到了上接千载下传万年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传播规律：我们今天的任何传播活动都是人类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想法，都是我们的祖先所说、所想、所感受的结果，我们已无法脱离我们的祖先所预设的“话语空间”而生活。
　　第五，与以往不同，库利反对遗传和个性是人格形成的决定因素，认为人际传播才是个人社会化的主要基石。切特罗姆(J. Czitrom)说：库利是第一个为解释传播媒介如何改变行为和文化做出了成功尝试的人，也是第一个为探索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付出辛勤努力的人。⑨早在《社会变革的进程》(1897)一文中，他就探讨了人类心灵的沟通和传播的严格意义；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社会组织》(1909)、《社会进程》(1918)等著作中，他论述了现代传播是拯救社会的工具的思想。库利认为，人类传播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跨越时代的整个社会改革机车的发动机就是信息交流。他在《社会组织》（1909）一书中热情洋溢地写道：“新的大众传播体现了生活各方面的变革，……这种生活给个人带来大量的不断变化的启发，使他保持兴奋，有时甚至兴奋过度。”③显然，这些传播观点被人忽视了。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库利为美国传播学的孕育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作为美国传播学鼻祖的地位应该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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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①[美]爱维莱特·M·罗杰斯：《传播科技学理》，庄克仁译，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96，99，96，99。
　　②[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1902），包凡一、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131-132，129，64，128，127，69，5，15，16，25，29，31，5，6， 67，65，67，68，67，88，69，70。
　　③Charles Horton Cooley (1909): Social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the Larger Min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s Sons,1929. 63-64, 64-65.
　　④[美]查尔斯·霍顿·库利：《社会过程》（1918），洪小良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6，3，5。
　　⑤[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49。
　　⑥[美]泰勒等：《人际传播新论》，朱进东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9。
　　⑦[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原著1934年），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⑧[美]S. W. Littlejohn：《传播理论》，程之行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94。
　　⑨Erving Goffman（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⑩[美]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黄静生、黄艾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