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新形态的重要意义、方法范式和理论构想
李景源在中国哲学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的命运与哲学息息相关，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实际问题研究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应该承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的案头上的工作，不是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国发展历史的起点，理论地反思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从事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分析和研究实践中所形成的哲学观念。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既是实现哲学与现实结合的主要载体，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举措。
在具体的研究理路上，目前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向是：以某些重点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依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同学术群体中，已经呈现出学派的雏形，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在共同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和理论创新这个主题之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理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出马克思思想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理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对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在于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很明显，这些取向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多重视野：文本理解的视野、思想史的视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野、以及解释学的视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坚持“返本”与“开新”的统一，马克思的真精神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东西，它也需要通过我们的解释和理解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创造性的研究和解释中才有可能。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是简单地重复或张扬历史上的某种解释，而是为了带着当代的问题意识，通过新的解释，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和当代价值。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汇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提炼当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成果，既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又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使之与时代的发展与现实的要求相契合。
那么，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对此，南开大学的陈晏清教授提出了具体的理论设想。他希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能够消除以往教科书的“板块结构”（指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或“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论”四大块的结构），有意识地涉及自然哲学、社会理论、伦理学、美学、辩证逻辑，以及中外哲学史研究等分支领域的基础理论问题，从而建构一个以实践观点贯穿始终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他的设想是将新的教科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总论”，讲哲学的一般性质和功能（哲学是什么和哲学干什么），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什么实践性、辩证性、历史性）和基本形态（基本的哲学思维方式或哲学范式）；下篇是“分论”，即分别从自然观念、社会观念、历史观念、文化观念、知识观念、自由观念等方面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
我们认为，哲学形态的建构是哲学的内容和形式、理论和体系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其实质是要在历史与逻辑、内容与形式、理论与体系的统一中对哲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做一种总体性和动态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建构的宗旨在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当代意义，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这一理论建构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2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含着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而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又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概念、新观点、新方法，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对其进行哲学的概括和阐释。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就是要对哲学与时代的关系进行动态的相关性探索，以哲学的视野来透视时代，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实践成果，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化与本土化。
二、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与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的总结和发展，也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理性升华。因此，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一方面，要保持与当代人文精神富有成效的对话，通过与西方当代学术（文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乃至后现代思潮）的融通，激活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精神和价值维度；另一方面，也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问题，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对具体的发展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和方法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思想具有开放性和现实性，使之成为时代发展之活的灵魂。
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几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与科学、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环境危机等。这些研究具体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面向当代社会生活，又是如何思考现实社会生活的，也表明中国学者正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分析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入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具体地说，2005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1.现代性问题
现代性毫无疑问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不够充分。事实上，现代性问题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现代工业制度的考察，以及关于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命运的理解都是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思考。因此，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丰子义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俞吾金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在后人那里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任平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他对以资本全球化为主体的现代性分析具有双重维度，既是对启蒙运动和理性精神的积极肯定，又在变革世界的实践的否定辩证基础上提出了对现代性的批判。
贺来指出，“现代性”是我们这个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他耗尽毕生心血，通过对“资本”的剖析，确立了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从而完成了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的、全方位的考察。漆思具体地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3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我们认为，说马克思对现代性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并由此将马克思的思想称之为现代性批判理论并无不妥，但要看到，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是要否定现代性，毋宁说，马克思在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上都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他对超越现代性的理想设计，充满了理性和进步的精神，表现出其与启蒙传统在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性。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对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诊断，在今天仍然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他对现代性所蕴含的价值原则和价值基础的反思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价值导向，有助于我们以超越现代性的视域来引领、改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而减少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代价，建构一种和谐的、可持续的公平发展观。而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思考范式，它使我们意识形态化的僵死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视角阅读马克思，从而将马克思的思想同整个当代人类生存处境和人类未来的命运结合起来，赋予其生存论的意蕴。
2.实践论问题
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实践”可以说是一个出现频率最高、也最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关键词。然而，正像我们观察事物一样，转换观察视角往往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样态。实践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考察问题的视角稍一变换，就会在古旧的说辞中生发出新的意义。我们认为，在过去一年中，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北京大学的赵家祥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得出肯定的回答。他特别指出，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认为这种“惟实践主义倾向”没有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
其次，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欧阳英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并对萨特的“个体实践”概念持拒斥态度。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因此，她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框架内重新阐释个体实践的存在及其意义。
再次，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李文阁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中的实践观的一个“矛盾”入手，深入考察马克思关于实践问题的论述，最后得出二者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的结论。值得指出的是，在李文中提及了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西方实践观的概念发展史，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实践观提供了有益的线索。朱志荣则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我们认为，对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和基本理论问题是需要反复阅读、反复研究的，认识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而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总问题又总会赋予我们不同的理论视角，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理论感受。近代乃至现代哲学的发展证明，只有永不寂灭思想的怀疑能力，永不停止对明晰与确定的东西的质疑，经常性地探讨所谓常识的思想根据，对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另一面”保持持续性的关注，哲学才能得到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研究亦是如此。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相结合的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一些发展中必然要面对的深层次问题也渐渐涌现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而诸如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始终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积极思考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总结新经验、发展新规律，根据时代的要求和实践工作的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时代的解读之中。具体地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3点：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经济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现象严重、社会内部矛盾增加等。人们不禁要问：当代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观？如何才能避免单纯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发展的代际关系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赵凤歧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他认为，发展学首先是从发展经济学开始的，它以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将“发展”单纯地等同为“增长”，形成“经济增长论”，这实际上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后来人们意识到，应该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加以区分，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而“综合发展观”则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1989年5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过一系列对话和辩论之后达成共识，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人类共同发展的目标，这又把代际公平的问题引入到了发展理论中；最终，“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成为1995年3月哥本哈根世界首脑会议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吴元樑从唯物史观的角度予以了说明。他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总之，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温美平则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以人为本”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当作发展的宗旨；“全面发展”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协调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这些无疑都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2.“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探讨
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曹海军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卜长莉则反其道而行之，对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生产理论、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表现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上：最基础、最根本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然后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最后表现在社会群体关系上则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冲突。马克思的社会冲突论对于我们认识现代社会的冲突与矛盾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和见解。徐海波则把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目标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而社会公共职能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在生存和发展中构成的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国家和暴力机器的维护，也可以依靠大众意识的认同和承认，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我们认为，对“和谐社会”的理解呈现出了多种理论进路：我们既可以从正面的理论建构出发，探讨“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要素；也可以运用否定性的思维方式，从影响社会和谐的冲突性因素入手，探究冲突的原因，寻找解决的出路；还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其理论基础进行学理上的分析，这是研究方式多元化的一种体现。
3.“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
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这无论在提法和含义上均有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论补充和创新。
张翼星认为，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目标和归宿。“以人为本”决策的提出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富于哲学家的意蕴和根据。黄明娣则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以“人”为出发点和中心，是马克思和西方人本主义对“以人为本”的共同回答，但二者因对“人”的理解的不同又存在着本质差别。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张兴国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在对社会发展做出评价的时候，既要坚持历史的尺度、物的尺度，又要建立和运用主体的尺度、人的尺度。郝潞露认为，有必要将“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作出严格区别。一方面，人本主义以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从抽象的人出发，片面强调人的共同性、普遍性，而以人为本则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关注人的社会差异和个性差异；另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则把自然社会作为人类奴役的对象，而以人为本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并以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综合对上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3个问题的考察，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具有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它既能够诠释现实，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学术性的辩护，而在于如何发扬马克思在理论和道德上的勇气，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哲学，这决定它必然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和独特的价值取向，而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单纯的道德说教和政治论证工具，这决定它必然具有学理上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如何在二者的张力中完成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性作用，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要关注的问题之关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在于把我们用理论指导实践中获得的新的认识，升华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注：本文作者为孙伟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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