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zheng Li: From Philosophy  to  Semiotics: A Retrospective to the Structural Movement)    ——布洛克曼 <结构主义>中译本新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朗朗书房，2003)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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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补记：1977年夏秋之间我趁手边借有北京电影学院集体借书证之便，在北京图书馆文津街旧址紧忙地翻检和钻研有关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各种外文资料，最后挑中了这本小册子加以翻译。其中最吸引我的部分还不是巴黎结构主义一章，甚至也不是莫斯科形式主义的历史，而是布洛克曼笔下的布拉格时代。更准确的说是三十年代大战前夕昙花一现的中欧学术氛围：现象学，逻辑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形式主义，先锋派文艺以及欧洲政治局势所共同组成的人类总体精神危机图景。全书最能留驻我心的一句话则是穆卡洛夫斯基在1934年布拉格哲学大会讲演中所说的：“记号和意义的问题变得日益紧迫。。。”(本书第三章节2B)。因为， 对哲学家来说， 危机 时刻最应关切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克服普遍而严重的思想混乱(知难行易是也)。不久前在里昂符号学大会上结识了斯洛伐克符号学家吉尔卡，交谈多次之后才知道他曾经是穆卡洛夫斯基的学生，于是立即起立重新握手，以示敬意。然而那个时代已然逝去，而且，东欧不仅失去了它的辉煌的30年代，也失去了它在冷战时代所坚持的孤勇精神。数十年的学术脱节导致前苏东地区知识分子在与欧美合流后的今日已难把握人类思想全局了(历史的逻辑显示，那一代人是勇多于智的时代。今日前苏东异见人士几乎全数失去"焦点"，可为其证)。何况作为世界主流的西方人文学术思想本身也正在停滞之中。在此情况下我向格雷马斯的法国弟子们“高谈”重识结构主义时代的必要性，是否有些自以为是呢？实际上，我未能在今年3月的中国社科院国际符号学会议中说服德方参办者安排进法国学者与会；其后，在赴里昂之前，我也未能说服几位法国哲学家和史学家重视我对重解法国结构主义时代的呼吁；的确，我曾获得列维-斯特劳斯 的 个人支持，但这位硕果仅存的结构主义大师显然不会认同我对“结构主义运动”意义的解释。最后，在里昂会议上我终于有机会表达了我对结构主义时代的肯定，并获得一些法国符号学家的好感。但是，我也十分清楚，我的学术立场和后格雷马斯和后巴尔特一代法国学者们其实并不相同。同理，作为译者，我的立场与本书作者布洛克曼今日的立场更不相同。在我看来，结构主义时代的价值在于其积极的开放性和潜在的“生产性”,而非在于其各种结论的确定性。探索的态度和方向比一时的结论更为重要，而西方学者们往往只关注他们个人和学派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问题。这样，一方面，作为符号学学者我和国际符号学同行须一同面对着各种非符号学的传统学术压力，另一方面，在符号学界内部，作为跨文化符号学的提倡者，我又须面对着来自符号学内部各种不同学术立场的压力。千言万语，又何曾有机会一一蠡清呢？于是，多少年来我习惯于趁一部书出版之机，把永远来不及充分整理的思绪在前言后记中补叙一二。又往往会在此类序跋文字重印之际增附数语，以申未尽之意。

这篇“后记”对结构主义运动的“评注”可谓借题发挥，意图之一在于显示二十世纪人类哲学危机的情状。结构主义各个阶段的思想都展示着哲学和其它学科理论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二十世纪理论危机的历史，就是有关哲学的身份，范围，功能和意义不断被质疑和挑战的历史。二十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问题”那里象罗素或杜威所论析的那么单纯，其本质根本上是一个有关“学科学”的学术制度性问题。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历史就是人类理论思维新实践向传统哲学方式挑战，包围，渗入和促其拆解重组的历史。但是囿于学科分界规则和职业制度规范，西方学者和哲学家大多难以跳出樊篱，以至于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潮流下形成的“新学人”亦不免重蹈复辙。其中还有一个学术外的关键因素：利益性原则。当学术和思想成为学者学派求名逐利之工具时，已具流行之势的哲学话语类型遂成为维持学派势力的坚强城堡和基地。在此情势下，传统语词的含混性反成为学派间“争权夺势”的有利武器。实用主义的“协同性”概念也就不免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仁学是：只计其义，不计其功。各种实用主义则是：只计其功，不计其义。“义”不仅是道义，也是义理，学理和真理。哲学如果象古代儒学和经学一样成为职业之工具，也就与作为“真理追求”的哲学本义无关了。“哲学”如果指其真理探索精神，而非指其文本实体及相应职业运作，就可能体现于哲学以外的各种人文学术话语形态之中；“哲学”不必等同于以哲学标名的学科类别。“结构主义哲学”也应当按此意义读解，而非指其与任何传统哲学教义的从属性。这就是说，“哲理”可以在哲学学科内表达，也可以在非哲学学科内表达，哲理的深浅则与表达的“媒介”无关，与媒介(学科)相关的为其风格而已。因此德国的现象学(哲学学科)和法国的结构主义(非哲学学科)均可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理思潮。二十世纪西方思想主流源于德法两国，德国的“哲理”存于哲学学科内，而法国的“哲理”分散在人文科学各域。因此我们须按两种不同方式来把握西方哲理。历经20年的当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 (包括其史学社会学和哲学解释学部分) 的集中表现 为我们提供了把握法国哲理思想的方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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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Sylvain Anroux主编的《法国哲学百科全书--概念分析卷>> （1990─2002年版） 内 “结构主义”条目（由J-Munch撰）的按语这样 写到 ：“结构主义运动是在 60年代 达至高峰的一种思想运动。结构主义运动处于多种潮流交汇点，包括美学的（新小说），政治的（共产主义和左翼运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人种学、语言学）。此运动先是由几位思想界大人物（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福柯、阿尔杜塞、德里达、巴尔特）支配，继而有几家重要的刊物（《太凯尔》，《批评》，《分析手册》）参与。此内容组成分歧极大的运动，受到彼此颇不一致的思想之影响，如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尼采和索绪尔。在此运动中可以区分一种自诩为科学性的倾向（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杜塞）和一种较具思辨性的倾向（德里达、福柯），后者导致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被称做"后结构主义"的发展。尽管有此分歧，结构主义运动大致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前提，即结构至上，以及一种怀疑思想。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共同表现出来的一种开启认识论断裂的抱负似乎鼓舞着该运动的所有理论家，其结果却导致身份认同方面的严重混乱。”（第2468页）此词条中的科学性和思辨性二分法如果大致恰当的话，具体人物的归属则不一定清晰，如将拉康列入科学派和将福柯列入思辨派。同时，两种倾向可以说不同比例地出现在每一位结构主义运动代表人物身上。所谓“认识论断裂”倾向应该说是法国结构主义思考方式中的最大特色，是使其在学术思想界产生革命性影响的主因。在这里“认识论”不是指哲学本位的，而是指一般理论性的。结构主义时代思想家大多表现出来一种除旧布新的精神气概，其成就亦大体可与其抱负相符。当前法国著名结构主义史家Francois Dosse在 其两卷 本大著《结构主义史》中按战后至1967年和1967年至90年代两个段落回顾法国结构主义的来龙去脉，资料最称详尽。90年代在法国思想界是“巨星”光环淡出后中青年一代纷纷对六七十年代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时期。两代人之间在精神能量上的落差是显而易见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成就不仅未因解构论和后现代主义而损耗，其影响正在扩及全球。因为我们不能根据现今巴黎名流排名榜行市的起落来确定学术成就的高低轻重，也不能只根据学科主流权威意见和教学规范来评价思想创造的得失。

20世纪西方有三大人文学术思想主潮享有着长期性价值：分析哲学、现象学和 结 构主 义。三者之中又以结构主义运动最值得关注，一方面它大量包括了前二者的成果 ，另 一方面它最广泛地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域及其未来发展趋向。与前二者相比，结构主义在身份的明确性和方法的严格性方面均有不如，但此缺点正好反映了其优点的一面：认识论探索的勇锐性。一般而言，三大潮流应该相互对话，合作共进。事实上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之间的对话已经开始多年，但结构主义却一直被视为哲学界的“异类”，不能成为哲学大家庭的主要成员。结构主义的杂而不纯常为哲学家诟病，而哲学家又被认为是因其专科训练条件所限而难以充分把握结构主义多元方法论的意旨。分析哲学和现象学都是一种有中心（哲学本体）、有外围（人文社会科学各域的应用）的学术综合体，其身份的明确源于其哲学中心身份的明确。结构主义则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中心，称其为一种“哲学”只能是在广义上或比喻的意义上。实际上哲学只是结构主义理论层次的资源之一，其作用却有赖于理论的整体结构。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活动，却非以哲学为基础；它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活动。“身份的混乱”遂堵塞了结构主义和其他正统哲学对话的通道。这种混乱性不是源于思维的无序，而是源于未遵守传统的学科制度规则；不是因为在对象材料上“捞过界”（何学不如此？），而是因为在理论方法上“捞过界”。因此结构主义的“革命性”特征也就显现为它在学术制度上的一种经常违规倾向。

1。结构主义的定义

去年在巴黎和Dosse访谈时打算进一步了解他对结构主义、新史学和里科尔哲学的最新看法。Dosse非专职教授而著述颇丰，包括刚出版的厚着《利科哲学》。作为思想史家，其研究遍及文史哲各域，早在其结构主义史专著出版之前即以其对年鉴派史学认识论问题的批评性研究而引人注目。他本人的学术背景为史学理论，而对人文科学各域无所不及，视界极为宽广。这样的背景和兴趣是对结构主义史运动进行总体分析的最佳人选。重要的是如何为结构主义下定义和如何确定分期的标准问题。Dosse是按法国地区的时间顺序全面叙述学术思想展开的脉络，涉及结构主义本身和各相关方面，虽然以法国为中心，但相当重视英美观点，注意挖掘他国学术对法国的影响。布洛克曼则企图紧扣结构概念和文学美学领域作跨时代、跨地域的概观。当代一些美国结构主义史研究者扩大了定义，把战后各国一切重要的结构倾向的人文研究纳入，如前苏联东欧和北美的相关发展，自然包括了前苏联莫斯科─塔图学派和乔姆斯基，同时也包括了美、德以结构为主轴而提出的若干所谓新结构主义理论。如果单从“结构”概念考察，从不同角度使用此词者应该说遍及一切学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实际上德国《哲学历史辞书》就用了四十多页篇幅把古往今来主要哲学家和理论家对“结构”一词的用法一一列举出来，包括现代结构主义运动的人物。（1998年巴塞尔版，第9卷）可见在西方历史上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概念，因此不能如此宽泛地以其作为结构主义的定义判准。如果企图以结构、系统、整体性、二元对立等范畴作为一种“结构主义哲学”的原则，就不免过于模糊了。符号学方法和人文科学话语的结合应该是法国结构主义的主要特征，但我们不能将此特征称做一种哲学，也不能将任何结构主义者的哲学性议论说成是一种结构主义哲学。如果把握住符号学的本质是跨学科方法论，就不可能再将其理论部分归入哲学部门了。当然，在个人的人文学术活动中应用特殊结构主义理论者大有人在，第一流的学者不下百十位，如皮阿惹、乔姆斯基、巴尔特、巴赫丁等人的结构理论。按照学科领域的划分也十分确当，如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电影理论、文学理论、绘画理论以及语言学等等。按照不同分类方式进行的结构主义活动描述反映了结构主义思维方向的极其丰富的精神生产力和形态多元化。但在回顾结构主义运动整体时，我们也有必要区分主体、来源、影响、主脉、支脉等不同方面，使“结构主义”的所指域尽量显示出其广狭、深浅、高低的层次结构。所谓“结构”这个中心概念，既要涉及结构概念的严谨性（如语言学），也要涉及其认识论启示性（如史学）。在回顾结构主义运动各方面的成就时，使所参照的结构概念之严式标准和宽式标准互成辩证的配合是适当的。在此意义上，在广义的和狭义的结构主义运动之间，我们以狭义的法国结构主义为主体，完全是出于研究主题确当性的考虑。不仅如此，在当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中我们还可以再行区分：五六个主要角色（即其代表性作品的总和）和一切相关的结构主义时代（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或整个60年代到80年代）的法国学术贡献，不仅包括主要的文学理论家和电影理论家，也包括新史学家、解构论以及保罗-利科的解释 学。综观战后法国人文学术史全体，狭义的结构主义运动是最重要的，是存在主义、现象学和解构论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尽管十年来，在前有后结构主义的转向，在后有存在主义的“翻案”，结构主义的意义不是由潮流趋势来决定的，而是由西方乃至人类人文学术发展总体的内在趋势来决定的。

2。 法国结构主义运动

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核心（几位大师）和基本组成或相关人员（二三十人）的共同 特点是不同程度上各自采取的广义符号学方法论和跨学科视野。前者使其与哲学理论方法论不同，后者使其成为现代学科制度的违规者。前者曾使其不易见重于哲学理论界，后者曾使其不能在学术社会存立。但是这一批人竟然三五年间纷纷脱颖而出，而且迅速地在学界占据了要津，并随后冲击着整个西方学术思想潮流，根本地影响了后来西方理论的发展方向。虽然60年代西方政治和社会动乱环境为结构主义的成功造成了有利的“思想解放”土壤（结构主义运动的学术社会学问题是一个尚有待深入研究的大问题），但其直接原因是学术性的，是西方学术思想史内部结构变迁的产物。法国结构主义大体来说是现代西方人文学术成果在战后全面进入法国和法国对其加以特殊运作的双重因果的产物。没有德国哲学、心理学，英美社会人类学和语言学，瑞士、丹麦语言学，东欧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和现代派文艺实验等等，就不会出现法国结构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偏偏是法国人，而不是其他国家学者，集中地、不约而同地在

同一方向上创造性地运作了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整体成果。关于结构主义及法国符号学的永久价值我已在许多论述中反复加以强调。21世纪之初正是我们进一步认清其价值和加深其研究的恰当时机。

实际上，在“后结构主义之后”，法国和世界都在对结构主义运动进行重新评价。Dosse早在其1995年出版的《人文科学的人化》一书中写道：今日法国学术分裂，人文学者大多关心具体课题，而欠缺普遍的兴趣和共同的语言。但实际上，“这种分歧现象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思想进展，激发着法国精神生活的一种新形式。大思想家的过去留下的不是真空，而是引发了后继者大量的紧张的研究。”（该书第9页）后冷战时期的法国学界，通过20年来美法人文学术的密切交流，开始从全局眼光重新认识结构主义时代。今日法国已不同于20年前的法国，当时的种种创造性机缘今日已不复存在。同理，今日研究者的眼光和立场也需有相应的调整。从全局眼光对其进行反思是必要的。但是今日各地对法国结构主义进行研究的学者的共同任务首先是在新的条件下深入把握结构主义者作品的多种理论意涵，而不是简单地施以折中主义的调和。因为，结构主义的跨学科方法论绝对不是折中主义的“杂拼”，而是面对时代学术理论危机时以具高度统一性的方法论在各个方向上进行的认识论突破。法国结构主义的根本价值在于：在人类人文科学整体内进行了勇锐的探索并留下了供进一步探索的宝贵经验。其价值不在于像自然科学一样提供了普遍适用的正确解答，而在于提供了有价值的解答尝试。所有这些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上突破性的尝试均可成为我们继续探索的前进踏板（而非什么基本主义教条）。迄今为止人文科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各种工作所包含的操作方式探索的价值性上，而非表现在其结论的可验证性上。这就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目前仍须加以划分的由之一，虽然在材料上二者是大幅度重叠的。

3。结构主义和文学理论

法国结构主义运动是遍及人文科学全体的理论研究活动（以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为名进行的文艺性创作活动并非运动的主流部分），但笔者在文本中侧重的是其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方面。所谓解构主义企图把科学和文学结合起来主要是指用理论话语方式来实践文学思维之意，而不是指理论家额外的创作活动，虽然二者之间的细微区别是功能上的，而非文本类型划分上的。这一主题的选择是与布洛克曼此书的主题布局一致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涉及全体人文科学，但“法国结构主义”一词的第一所指不是哲学现象，而是文学现象；不是一般文学现象，而是文学的理论活动。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不仅是对文学创作采取的研究工作，而且是对文学实践形态本身的规定：分析取代了创作。而分析家和创作家可能同为“文学家”。毫无疑问，法国结构主义对各个领域的影响中，以文学领域为第一。一切结构主义者均为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活动的理论来源之一。罗兰-巴尔特在此意义上即可称为第一位结构主义者。与结构主义

者中其他纯学者不同，巴尔特具有明显的文学家本色。因此他以分析（小品文）和理论（符号学）取代了诗歌和小说作为自己文学实践的方式是有代表性的。

巴黎五巨头中首以巴尔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这不仅因为两人在时间上出道稍早，而且因为两人均具有学派争辩中的象征性经历：作为存在主义理论态度和生活态度的批评者。萨特既是哲学家也是文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拒绝其哲学方式，巴尔特拒绝其文学方式。此现象的重要意义在于，传统上“思想”的主要“载体”不是哲学就是文学。思想史上之所以把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相提并论，就是从其时代思想代表身份着眼的。因此结构主义运动不仅是学术活动，同时也是思想活动。结构主义者都曾受到过存在主义精神的熏陶，因此和当前功利主义一代不同，他们得之于存在主义的是追求精神理想的动机。但是后来他们在方法上开拓了全新的方向，并几乎一劳永逸地排挤了存在主义的哲学诗话语形式。思想是为了认识和体验人生真谛和社会现实的。19世纪小说成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和思考类型，被时代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功能：表达人生理想和社会思想。小说方式遂成为19世纪表达思想的第一手段。社会结构和认知结构在20世纪西方的迅速演变使得小说的上述功能全面衰退。因为虚构故事和表达思想的能力是两件事。生命认知和现实认知为什么非需要通过“编故事”来进行呢？难道在此不是需要更精纯的知识和分析活动吗？结果二战以前西方已经完成了文学功能的转换：现代派小说中的文学哲理化（与19世纪小说的社会化不同）和小说（以及其视觉转换形式：电影）娱乐化。但法国现代史中的戏剧性不仅表现在政治史方面，而且表现在其思想史方面。征服国德国为战后时代遗留下来一位海德格尔，被征服国法国为战后时代遗留下来一位萨特。两国同被盟军“解放”，两位哲学家共同以存在主义的哲学加文学征服了西方世界。战后法国思想形态主要是文学表现方式：小说文学、戏剧文学和哲学文学。哲学话语成为文学表现的媒介和工具。

20世纪战后15年内法国成为西方世界中几乎惟一的以文艺创作为主要思想表达形式的国家，文学和文艺支配着社会思潮和精神的方向。其情况颇有些类似于19世纪的俄国。19世纪俄国文学有其特殊意义。文学，特别是小说，成为表达社会人生思想的主要工具。虚构的情节和理想观念艺术性地融合在一起以达到认知和促动的双重目的。文学批评则是以作品为中心加以构造的：解释和指导作品。但是19世纪俄国的思想型文学成为探索生存意义的成功典范，成为组织人文思想的有效手段。这种精神实践历史和半个世纪来与西欧学术思想界的接触使俄国文学活动在世纪之交发生了突变。以托氏和陀氏小说为其代表的俄国文学思想形式，实质上演变为以现代派文艺和纯文学理论活动为中心了。就现代派文艺而言，俄国二三十年来一直走在欧美世界最前列，表现了丰厚的精神创造力。世纪之交俄国文学主流的变形是美学、知识和社会势力三者之间相互激荡的结果。现代派文艺本身必然包含了理论性探索。纯理论和创作理论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性。布洛克曼此书生动地描述了革命前后俄国形式主义文艺思想的起落，其意义在于：19世纪小说形式和20世纪初现代派文艺理论之间的关联性。俄国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过渡反映了时代普遍的文学思想形式的变迁。而“文学”乃时代精神（包括环境和学术）之镜。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率先突进了此文学认识论的前沿领域，其中心主题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也可以说，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结构主义思想运动的核心，其目的不仅在于如何通过形式分析更有效地把握内容（意义），而且在于如何操作形式以创造意义。和俄国形式主义流派有所不同的巴赫丁在1924年笔记中就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写道：“1）内容只是形式的一个成分，即在艺术作品中认知价值和伦理学价值具有一种纯形式的意指作用。2）内容只是材料的一个成分。”（《美学和小说理论》，1978法文版，第48页）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结构分析进一步显示为“内容、材料和形式”的三极符号学关系分析。此文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主旨首先在于彻底摆脱历代古典哲学中有关形式和内容之间简单化了的代表关系理论。世纪之交的现象学、精神分析学、符号逻辑学、结构语言学均为形式和内容的意指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俄国文学理论家们在欧洲率先将新理论运用于文学分析活动。俄国形式主义只是后来所说的文艺符号学的初起阶段，其“认识论断裂”则具体表现在阻碍了小说形式的直接思想表达，而首先关注于文学形式的形成条件问题。表现演变为分析；表现性认知演变为分析性认知。文学思考的层次提升了。世纪之交俄国文学理论家展现了精细的思辨水准。当时俄国的哲学家远远不能和德国哲学家相比，而俄国文学理论家的识悟则明显超越了德国美学家。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均以由具体和抽象构成的张力关系形态为思考对象。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则是在更大规模上重复了这一学术思考进路。

布洛克曼描述的结构主义布拉格阶段提供了另一幅有关形式和内容关系的文学思考图画、形式主义诗学、语言学和哲学共同合作以扩大文学意义研究的深度。虽然借助了哲学性工具（现象学和分析哲学），思考的领域和对象仍然是文学。广义的文学仍然是人生意义思考的主要载体，但思考的方式是对文学形式进行的内外条件分析，不是直接关注如何表达和宣传已知的意义，而是首先探索文学意义的形成肌理。莫斯科和布拉格的结构主义阶段都是文学中心主义的，是文学的美学研究。在这里美学是指文艺形式的研究，形式的研究是为了明确文学思想的构成方式和潜力以便更清楚地理解如何和为何运用文学手段，从而可在一般的层次上提升文学认知。这种需要是新时代两方面因素促成的：相关知识条件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全面变化。文学作为实用性工具的阶段已然在一般认知的层次上被超越了。以作品内容为中心的实用批评学遂转变为以“文学性”认知为目标的理论批评学。

4。 两种文学实践：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

布洛克曼此书对莫斯科阶段和布拉格阶段的描述优美而深邃，把学术、思想、文艺、政治、精神的骚动以及时代的动乱等多方面互动因素汇集为一个整体。这两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两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悲剧舞台。人文知识分子在此暴力和理性密切交织的时代氛围里思考着人生和社会意义。在众多时代思潮中结构主义代表着理解先于行动，认知先于表现的理性主义实践态度。等到巴黎阶段时，动乱环境背景变为冷战时代。当时的冷战气氛与两次大战前夕并无根本不同。我们可以从雅斯贝尔思对第三次世界原子大战所做的“存在主义反思”感受到同一种时代危机感。存在主义运动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欧人文知识分子精神不安和脆弱状态的表征。文学的哲学和哲学的文学，遂成为存在主义精神实践的手段。正是萨特把文学变成哲学，又把哲学变成文学。如果诗学的哲学是一种泛文学的话，法国存在主义实质上成为一种文学思潮或文艺思潮，同时也是文以载道的美学（“社会介入”）和知行合一的哲学：寓知于行和

寓行于知。萨特一代是行动的一代。但从一开始萨特和法国都立身于一个含混的和尴尬的历史舞台上。首先是法国本身的尴尬：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抵抗了还是没有抵抗，还是仅仅象征式地（就民族参与的规模来说）进行了抵抗。可是法国知识分子突然成了时代真理的代言人，角色却一直是含混不清的：在东西之间，在德法之间，在美法之间，在政治文艺之间，以及在知行之间。萨特的学术是“六经注我”风格。海德格和胡塞尔都只是他进行哲学式文学创作的材料，实际上他是泛行动家，是行动的文字表现家。这样他就突然发现了真理：生存的、社会的和历史的。他就成了战后西方精神真理的代言人之一。文学和哲学也就成为其凝聚社会文化声势的手段。早在结构主义运动兴起前十年，巴尔特就在处女作《写作的零度》（参见李幼蒸编、译中文版巴尔特文集《符号学原理》，北京三联，1987；《写作的零度》，台北时报，1990）中对文学的功能和条件问题表达了和存在主义不同的态度。存在主义用文学形式直接进行主观的思想表达，结构主义则是对文学形式进行客观的分解。结构主义文学观的特点是对文学实践的方式、前提、功能和条件进行分析，以真实把握文学的意义及其可能性。巴尔特的文学态度和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功能主义流派是一致的，不仅是认知先于行动，而且是先求对行动的工具（而非行动的对象）本身的意义和功能进行准确的理解。（虽然萨特和巴尔特两人都是思想界的左派，都是亲近马克思主义的，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这是另一个层次上的问题，暂可不论）十年之后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序幕拉起，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参照1987年北京商务版和1991年台北联经版）中对萨特的另一阵地发起进攻：所谓的辩证历史理性。现象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保罗─里科尔曾为“两造”进行点评，象征了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世代交替。如果说萨特的小说、戏剧和哲学诗可划入文艺表现范畴的话，在其《辩证理性批判》中则是企图对历史社会进行“科学的”论证。他所运用的黑格尔语言使其理论话语的逻辑混乱暴露无遗。法国存在主义运用文史哲艺作为宣传其意识形态的工具，法国结构主义则将文史哲艺中的意识形态表现作为认知和分析的对象。文化和学术的意识形态表现于是在法国结构主义里成为分析的对象。两三年后巴尔特和麦茨两人分别在文学和电影领域开创的符号学研究都是直接处理表达工具和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的，话语意义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把握意识形态机制和过程的结构。

那么什么是意识形态机制呢？意识形态机制是一种三角关系分析：文艺形式、学术思想、权力格局。法国结构主义共同处理的主题即是形式、思想和权力的关系。其中巴尔特，阿尔杜塞和福柯是直面此课题，列维─斯特劳斯、拉康是间接地，或深层次地分析之。一切结构主义者都感觉到形式（能指，表达面）和意义（所指，内容面）的关系分析是学术实践和文艺实践共同的“前分析”阶段。对文艺创作而言，对此三角关系没有准确的认知，如何去表现，又去表现什么？因此法国结构主义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基盘大大发展之后的俄国形式主义运动的“扩大版”。俄国形式主义的意义须参照19世纪俄国文学来把握，一如法国结构主义的意义须参照存在主义文学来把握。虽然是相对于文学和哲学提出的新方法论和认识论方向，结构主义的整体主义表现在人文科学全域。传统文学式的人文世界，现在变成人文科学式的人文世界。文学中的哲学中心性变成了人文科学中的理论性：认识论和方法论探讨。

此外，法国结构主义者并非结构教条主义者，并不存在统一的结构观基础，虽然结构主义语言学大体为各人提供了类似的参照模型。巴尔特提出过一个符号学框架，但他的大量小品文都是自由分析的产物。列维─斯特劳斯套用过转换生成语法，但并未推广为普遍程序。福柯的“认识型”概念不断地被修改，并未成为指导其本人后来思想史分析的框架。阿尔杜塞的浅层、深层结构观因相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始模型而广泛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拉康借用了另一套浅层和深层模型：精神分析学。他们的共同处在那里？简单的回答是：多元关系分析。各自在不同的领域材料中运用着来自不同领域的方法论工具，但均注重对象的层次性关系和个体性关系，而非表层的个体经验性。各类现实均为关系网的现实。在处理关系网描述和分析时各人自由地选取着不同的模型、原型、比喻（语言学的、哲学的、心理学的、人类学的等等）。结果，法国结构主义者的思考对象是：意义关系、因果关系、评价关系和权力关系。虽然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涉及类似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者所独具的符号学态度表现在对语言工具本身的全面形式分析的首要性原则上，这是其他哲学方法论流派所不具备或未曾予以突出的。 

5。 结构主义的评价

结构主义若如此优秀，那么为什么又会“衰退”，会“被超越”，会被后人不断加以批评和修正呢？回答是：第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其成果不是确定无异的或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不断被修正和改进的；第二，和其他哲学或方法论相比，特别是和存在主义相比，结构主义的持存性和生命力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不再是以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教条主义方式，而是以其对人文现象的观察、描述和分析的准实证主义科学性。在结构主义思想中体现的“科学性”正好与传统哲学的“玄学性”形成象征性的对比。存在主义曾经批评结构主义之实证主义实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时代实证主义为各方所批评，以至于后现代主义时代人文领域内一切科学式和实证性思想均被批评为肤浅、片面和幼稚。但在笔者看来，法国结构主义的持久生命力正表现在其深层的理性主义和科学性的追求上。无论是结构主义全体还是每位结构主义者都可能表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同时包括着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科学倾向和艺术倾向、左倾和右倾、正确判断和错误判断等等。重要的是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主体的方向

和潜力，而非具体判断的得失（我们正须从福柯大量偏颇错误的史学论断话语中挖掘其背后的“解释学资源”）。概略而言，结构主义基本上是理性主义朝向的（包括其批评和克服各种教条理性主义的言论），后结构主义则基本上是非理性主义朝向的。结构主义是科学方向的（包括其批评和克服各种狭义科学主义的言论），存在主义则是“玄学”方向的。

法国结构主义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上的突破特别实现于其跨学科方向上。跨学科认识论即非哲学中心主义认识论。与传统学术的这种认识论“断裂”等于向人类人文科学结构本身提出挑战，这才是结构主义精髓所在。结构关系思想自然导致跨域、跨科的角度和方法。现实的“地图”和学科的“域图”不一定相符。结构主义者大多经历过个人学术事业追求的曲折，即大多经历过与学科制度和学界舆论的冲突。60年代西方的社会动荡为结构主义者提供了跨学科突进的环境。他们不仅取得了一时的成功，而且根本上参与了、推动了法国乃至西方人文学术的大变局。结果60年代成为西方20世纪思想变迁的分水岭，其中法国结构主义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虽然作为运动的整体，结构主义过去了，结构主义开创的跨学科认识论、方法论思考方向也在新一轮的学科再制度化时期停滞下来，但是跨学科理论实践的模式和方向已经建立并在学术史资料库中永久留档。结构主义运动前后的思想史也为我们提供了真理探索和学科利益之间张力关系的明晰样例。法国的意识形态分析还应包括批评者本身的名利权动机因素。目前颇有影响的法国历史符号学家R.Chartier去年曾对我解释说，他无意仿效年鉴派建立什么学派，因为他认为学派的建立往往为了争权夺利。在其德文版文集《未完成的过去：历史和世界解释的权力》中他早就指出学术方向和学派存立的关系，“思想争辩往往只是隐蔽的权力冲突（在学派、专业、民族传统之间）”（1989柏林版，第10页）。以学术为媒介进行的权力之争岂止限于学派争论，如今更是通过全面学术制度化而普遍化了。黑格尔和柯耶夫不仅早已承认此事实，而且企图证明其正当性。但是学术活动的名利权效果和学术活动的基本动机是两回事。权力动机和权力效果为两回事；学术的权力效果和以权力为条件的学术经营亦为两回事。我们不难看出，结构主义运动一代和其后之时代的一个显著差异正是表现在学术动机方面。当初的认识论突破者无不以求真求实为主要目标，而非以名利权之求为主导动机。后冷战一代学人的功利主义意识和学术竞争商机意识渐成主导，调整后的西方学科制度格局重新成为竞争游戏的法定途径。为了正确认识结构主义，我们不可受制于现行西方学术舆论和权威舆论。如果我们把当下西方正流行的观点，把当下学科会议中的主流，把图书市场的方向，把专家的权威主张，当做我们主要的或惟一的标尺，并用以经营我们自己在国内的学科地位及利益，结构主义运动史对于我们就算不了什么，不过是西方众多流派之一而已。如果我们反过来走向另一极端，将结构主义者的结论当成定论，当成某一学科的权威教材，所获得的只是思想史教学方面的成就而已。结构主义运动的真谛体现在其理论方向和探索精神上，而非在其一时的具体结论上。例如福柯的哪些断语和结论是不可置疑的呢？但是他的视角和方法的启示性是具有持久的、普遍的意义的。例如福柯和巴尔特的“作者论”分析法就是英美德诸国理论家极不可能构思出来的。拉康行文尽管刁钻古怪、晦涩绝伦，其“主体论”分析是哲学现象学家必须研究的。阿尔杜塞的新教条主义使其在结构主义者中声誉最差，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已失效，但是其有关文化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论和多元社会关系决定论都包含着重要的启迪价值。他们共同冲破了两百年来建立的西方学术秩序，留下了永久的、有创发性的思想印记，为下一波人文科学重组阶段准备了知识条件。就此作用而言，60年代巴黎的“学苑群星”的贡献可以说是极端优秀的；或者说甚至可以比拟于法国启蒙主义一代。

6。 结构主义和中国未来学术?

“文革”结束后结构主义的迅速进入中国，除了其引进新知新学的作用外，还有着重要的跨文化象征意义。一方面是西方前沿人文理论和文学理论进入了三千年的文学中国，以其理论分析式话语对比于后者的形象虚构式话语，形成了文学话语世界的双张力场：故事话语和分析话语；意识形态利用和意识形态思考。结构主义是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之后西方学术思想的最新发展，1977年底此书中译本译出时此运动虽已近尾声但尚未结束。当时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地、如实地学习西方，一步步地全面补课，另一方面我们要批评西方，决不亦步亦趋。认真的就自然是批评的。因为我们在挑选优秀对象的同时就看出了其缺点和局限，而没有一个西方专家不是想把自己和盘托出、希望被全面肯定的。特别是当我们看出学科制度化的势力成为思想材料交流过程中的真正组织者时。因此结构主义既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不是什么应予推销的法国学术文化瑰宝。法国文化本位主义却总是要这样来在全球推广其民族性精英学术，而忽略了法国思想在世界环境和人类整体文化建设新境界中应不断被重新解读和

定位之必要。结构主义的程序就是拆解和重构，这一程序同样在全球化过程中适用于法国结构主义本身。实际上应当把法国结构主义学术看做是供我们在自己搭建的跨文化理论框架中予以有效再读解、再拆解、再组合的材料。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像布洛克曼，Dosse和利科那样注重法国以外相关因素的补充和纠正作用，特别是在跨文化转向之后的非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环境内；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英美德人士所容易忽略的法国特色（如巴尔特和拉康的某些源于法国文化特质而产生的卓知睿见）。学术思想的运作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相互配置的问题，智慧表现于配置的方式，而非表现于被配置的内容材料。比较研究中的策略配置则是我们具体方法配置的一般框架。同一组对象材料对于不同的策略配置方案程序而言具有不同的解释学潜能。比较研究因此是摆脱学科本位主义的第一步，“比较”则可以涉及不同的对象方面：个人、学派、学科、国别、时期、文化、历史等等。不同的观察角度和程序的配置相当于不同的视界、目标和方法组合。就结构主义对象而言，非西方的立场，特别是中国的立场可能在某方面产生更具生产性的观察和分析结果。法国结构主义本身是在欧美文化世界内进行的最广泛、最深入、最成功的比较学术理论实践。而比较研究的精神必然是朝向全体人类舞台拓展的。在此意义上，法国结构主义势将参与全球文化环境内的学术对话。正像启蒙主义运动的后果是全球性的一样，结构主义运动的后果也应是全球性的。应该注意，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结合才是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完整表述：结构主义的符号学（因此不是美国符号学）和符号学的结构主义（因此不是当前美国的认知结构主义流派）。二者均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的有益工具，也是跨文化人文科学整体化过程中的有效工具之一。对中国来说结构主义不仅是展望的窗扉，而且是交流的桥梁。结构主义可以成为有效引入当代西方学术有生力量的媒介，而且还可以反过来有效地将中国古今人文学术引向世界。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可能作用也就超出西方学科专家的视野了。1977年时，通过《结构主义》这扇小小的窗扉我们实际上透视到了三重风景：欧洲结构主义者的“实景”、西方人文科学整体革新的“背景”以及中西比较研究的“前景”。
（转自：思问哲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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