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笔会》倡议在新春伊始之际，对中国传统价值作一次回顾和展望；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构想。为了响应这一构想，我决定择谈“心”为题。我为什么要谈“心”呢？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心”始终被看作一切精神价值的源头，从先秦到晚清都是如此。孟子有一句话最能传达这个意思，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他的著名的“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盖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便是对于这一命题的有力论证，在后世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价值源于“心”从此成为一种普遍的预设；因此音乐家认为哀乐不在“声”而在“心”，画家强调“中得心源”，诗人也说“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一切艺术上的价值创造无不归之于“心”。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系统中一项最显著的特色，今天好谈中西文化异同的人，决不能轻易放过。

　　西方的精神价值托源于“神”或“上帝”，自古典时代即已如此，中古更甚，一直到今天依然流风未泯。所以在西方思想史上，“神学”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始终占据着中心的位置。“神学”这个名词，早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中便已出现，到基督教兴起之后，它则取得了至尊无上的身分，连“哲学”也只是它的“婢女”。希腊的“神话”也十足表示人所创造的价值离不开“神”。无论是文学、艺术或科学都由九位女神主司其事（即：“Muses”）；这显然是“神源”说，和中国的“心源”说适成有趣的对照。

　　由此反观中国传统的文化系统，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其中占据着中心地位的是“心学”而不是“神学”，甚至“神话”在古代中国也比较不发达，至少远不能和古希腊相比。但这里所谓“心学”是最广义的用法，不是宋、明以来的所谓“陆王心学”。事实上，“程朱理学”也同样以“心”为“功夫”的焦距所在。朱熹说，“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但无论是“涵养须用敬”或“致知在格物”都是在“心体”上用功夫，唯有如此才能达到“明理”和实践“理”的境界。这样看来“程朱理学”不过是中国“心学”的另一形态的表现罢了。

　　从思想史观察，“心学”的正式建立发生在战国时代。孔子在《论语》中称赞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这已是价值源于“心”的明白表示。但《论语》中“心”字甚少，儒家“心学”系统的建立者是孟子而非孔子，孟子曾引孔子的话：“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向）。”然后加上自己的按语说：“惟心之谓与？”但此语不见于《论语》，当是流传下来的一句语录，原意是不是讲“心”，很难确定。不过由于孟子借它来建立儒家的“心学”，后世儒家大致都把这几句话当作孔子关于“心”的活动的一种描述。

　　但战国时代建立“心学”的并不限于儒家，其他学派也同样在努力建构“心学”。与孟子同时代的庄子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论点，《韩非子·扬权》篇“虚心以为道舍”的话便明显地受到它的影响。此外还有齐国稷下不同学派的人也发展了不少大同小异的构想，保存在《管子》一书中，限于篇幅，这里便不多引了。

　　我们读了先秦各家对于“心”的种种构想，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原来他们是从古代“巫”的文化背景中奋斗出来的。“巫”是天、神或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他们自称有特殊的精神能力和训练，可以与天上的神灵沟通，并且有法力使天神下降，附在他们身上，指示人间一切吉凶祸福的变化。“巫”为了迎神，必须先把自己的身体洗濯干净，衣着也必须鲜丽，这样才能使“神”有一个暂时停留的地方。《楚辞·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便是描写降神附体的一幕。战国各派思想家已不相信“巫”有此神通，更不肯承认“巫”有独霸天人或神人之间沟通的权威。他们因此展开了一场对“巫”的尖锐交锋。《庄子·应帝王》中关于壶子（列子的老师）与神巫季咸之间斗法，便是以寓言方式透露出当时新旧思潮的激荡。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场推陈出新的革命，其结果则是各学派的兴起，各家立说虽各不同，但所建立的“心学”却有两点共同之处：第一是将作为精神实体的“道”代替了“巫”所信奉的人格“神”；第二是用“心”代替了“巫”的功能，成为“天”“人”之间沟通的枢纽。明乎此，我们才能懂庄子“心斋”的涵义：“心”是“道”的集聚之地，所以必须打扫得一尘不染，正如“巫”迎“神”先要沐浴更衣一样，否则“道”便留不住了。《庄子·知北游》所说“汝斋戒，疏瀹而心”，同指此而言。《管子·内业》的“精舍”和韩非的“道舍”也强调“心”为“道”居留之地。儒家也大致接受了这一观点，所以汉代经师修道讲学之地称之为“精舍”。

　　由此可见，战国“心学”是在长期与“巫”文化奋斗下成立的，它一方面摧破了“巫”的原始“神学”，但另一方面则通过理性将其中最有号召力的两点加以改造，将初民宗教提升至哲学的高度。“巫”的人格“神”代表了中国早期宗教中一种超越而外在的力量，战国各派思想家则把它转化为“道”而收入人“心”之内。“道”与人格“神”截然有异，但其为超越则同。“道”是一种超越的力量，所以能成为精神价值的源头；但常留在“心”之内，所以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这是价值源于“心”说的终极根源。

　　作为“道舍”的“心”，自然是“道心”而不是普通的“人心”。《荀子·解蔽篇》说：“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这便是他理想中的“道心”（同篇引《道经》已有“道心”、“人心”的分别）。“道心”是不能不随时加以净化的，否则就留不住“道”了；先秦文本中“存心”、“尽心”、“养心”、“正心”、“洗心”等等说法都是针对“道心”而发的。秦、汉以下从儒、道、释三教到民间宗教、小说、戏剧无不强调为人必须修“心”。在王阳明时代，“良心”一词已普遍流行，成为“道心”的通俗版，“尔欺心”因此是一句骂人的重话。两千多年来，中国在政治上虽乱多治少，社会还能勉强维持着起码的稳定，“道心”或“良知”至少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但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人似乎已抛弃了“道心”，以致既不能“虚一而静”，更未曾有过“清明”的时候；最近几十年来，连“良心”两个字在民间好像也不大流行了。我们似乎只看到“人心”为权与钱而争斗，显得十分活跃。如果我们今天还想重新认识传统价值的真义，恐怕首先必须遵照着荀子的指示，作一点“治气养心”的功夫，只有在“道心”或“良心”复活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谈价值重建的问题。

　　原载《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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