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我国最早正式使用的文字，但埋藏在地下数千年之久，谁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书写工具。所幸清代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由于金石学家王懿荣生病，恰好《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他家作客，看到王懿荣所服用号称‘龙骨’药材上，刻了些类似文字的符号，于是引起了刘鹗的注意，作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大量搜购，结果获得了五千多块残片，后来就编成了《铁云藏龟》一书，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另外《古籀拾遗》的作者孙让，在光绪三十年（一九零四），出版《契文举例》一书，共上、下两册，成为国内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书。

到了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即民国前一年，罗振玉经过仔细研究， 证明甲骨文是殷代王室所用卜筮之辞的遗物。于是甲骨文又有‘殷墟文字’、‘殷墟书契’、‘卜贞文字’、‘殷墟卜辞’、‘契文及龟甲文’等不同的名称，但现在大家都一致叫“甲骨文”。甲骨文的字体颇与篆籀相近，但比篆籀显得古拙一点。自从罗振玉在学术上的这个发现，於是奠定了甲骨学的基础。他所著《殷商书契》前、后篇，《殷商卜贞文字考》，《殷墟出契考释》，及《待问篇》等，鼓动了学者研究甲骨文的风气，功不可没！接着有王国维、日本学人林秦辅、加拿大学人明美士以及后来的郭沫若等，在甲骨文的研究上都有很大的贡献。到了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正式由中央研究院代表国民政府派遣董作宾先生等到河南省安阳县的小屯村，展开了官方发掘甲骨文的工作。因为河南省安阳正是殷代故都之所在地。在董作宾先生的主持下，前后十年间，共发掘了十五次，获得不少甲骨片，再加上各地私人的收藏及各学术机关的搜集，现存世界上出土而刻有文字的甲骨总数在十万片以上。这实在是中国考古学上一件空前的大事，顿特使中国文化的光芒照耀四方，而放出了异彩！

由於这个发现，我们才知道中国文字，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已由图画变成了符号，即所谓的“文字画龙点睛”。完全用线条书写，表现出刚健和柔媚等各种不同的风格，并富有艺术价值。尤其在一切象形文字中，与原始图画的形状最为接近，写在纸上，无论懂与不懂，一眼看去，就觉得雅俗共赏，有一种盎然的古趣。

一般的甲骨文，都是先用毛笔朱书或墨书，写在龟甲或兽骨上，然后用刀去刻，其所用之笔及刀也都非常讲究，因而刻出来的文字 ，当肥者肥，当瘦者瘦，应圆者圆，应方者方，肥瘦方圆，都自然浑成。有的显得劲峭刚健，有的显得质朴古拙，有的潇洒飘逸，有的婀娜多姿，富于变化而不拘一格。尤其在殷代中兴名王武丁时代，那时候的史臣们，书契文字，气魄宏放，技术娴熟，字里行间充分表现出艺术的自由精神，决不是其余各王朝所能比拟的。因此，董作宾先生所写的甲骨文，大都是取法于这一时期的，所以特别雅致、美观！

据董作宾先生讲，殷代王朝，爱好艺术的空气相当浓厚，从发掘所得的陶、骨、蚌、石、牙及角等各种器物中的绘画与雕刻上，充分地可以看得出来。同时董先生又说，殷代的铜器雕刻尤为精巧，在这种情形下，史臣们也把爱美的兴趣转移到甲骨文上去，所以此时的甲骨卜辞，往往在书写契刻后，於字划之中填上硃墨，使鲜美光滑的牛骨龟甲上，又增加了艳丽的红墨彩色，相映成趣，成为中国书法上的一大特色。董师所写甲骨文，为了美观，就经常先用朱墨书写成原文，再用毛笔把原文解释一次，看上去真如牡丹绿叶，配合得恰到好处。我平常为朋友写甲骨文，也就以此为惯例。

从甲骨文说起（下）

罗锦堂

由于甲骨文的古奥难懂，不易普遍流传，所以有人就把已能认识的字，集为楹联或诗词，象古董一样供人赏玩。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罗振玉首先有《集殷墟文字楹帖》问世。其次，有章式之、高香远、王君久诸人的集联。后来，有人又把以上四人的著作，合为一册，名为《集殷墟文字楹联汇编》，其中，共收录了四百多副。接着又有丁鹤庐的《卜商文集联附诗》，简琴斋的《甲骨集古诗联》，锡山秦氏的《集颂》、《集联》、叶玉森的《集诗》都纷纷出笼，研究甲骨文的风气，于焉大盛。

至于编著甲骨文成为楹联诗词，其内容包括最多的，要算汪怡的《集契集》，有日本欧阳可亮在《春秋学院》的印行本。全书共五卷，其中除了由甲骨文集成的诗、联外，又增加了词曲小令共三百八十六则，成为一般爱好书写甲骨文者的蓝本。除此之外，尚有刘衡《集甲骨文诗联》以及黄丹墀的《甲骨文习字本》。民国六十三年（一九七四），董作宾先生的另一哲嗣董敏，又出版了一本《甲骨文书画集》，书名万象，其中收藏了董作宾先生所写的甲骨文，有诗、有颂、有词、有曲，也有对联和董敏的合影，共三十八幅，极为宝贵！自出版后，先后又再版数次，足见世人对此书的爱好。董敏本是一个著明的摄影家，在文化界表现地相当杰出。把他能摄的风景、人物，与董作宾先生所写的甲骨文，在内容上相互配合，画面优美高雅，真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了。

以前，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的人，如沈兼士、马叔平、容希白和商锡永等，也都喜欢写甲骨文送朋友鉴赏，然而这些学者之写甲骨文，只不过是偶然的兴趣，并非是他们的专长。若以专写甲骨文的学者而言，当推董作宾先生为第一，绝没有任何人象他一样，对于甲骨文的兴趣那么浓厚，那么热爱，他写出的字又是那么端庄大方，令人百看不厌。他所著《甲骨文断代研究》，在数万片杂沓凌乱的甲骨碎片中，简单而有系统地把甲骨文字予以归纳、分类。从此以后，无论辩认文字，或考证古史，都有了线索可寻，法度可循，为后来学者方便不少。钱玄同所称的甲骨四堂，除吾师董作宾（彦堂）而外，其他的是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他们三人，虽然在甲骨文的研究上都有不可磨灭的成就，但在甲骨文的书法上，却都没有象董作宾先生那样的名望。於是世人提到甲骨文，总是与董作宾三字分不开的。

由于研究殷商甲骨文的关系，董师又凭借着甲骨文卜辞中有关天文历法的记录，又依其分期之说，排列卜辞次第，参以祀法系统，验之推步，计以历算，遂将殷商几百年的朔闰就很轻易地推算出来了。於是著成了《殷历谱》一书，把三千多年前，殷代王朝将近三百年的“时”与“事”错综复杂的关系，整理地清清楚楚，真可谓划时代的巨著！所以吾师牟润孙先生曾说，自从《殷历谱》问世以后，在古史上“生霸死霸”之说，得以明义；三统四分之历，可解其蕴。且依其历上下推之，更证以载籍钟鼎，武王伐纣之年中康日食之时，与春秋朔闰均可获确实不移之定论。以地下材料与纸上相互证明，以治古史，固沿自清儒微实之学，然方法之精密，举证之坚确，三百年来，殆无能出彦堂先生之右者也。而且牟师还进一步加强地说：“盖清儒通历算者有人，而未必明古文字之学，纵使有之，亦未必通考古之学。彦堂先生，兼数长，况復才识逾人，能运奇巧之思，则其学超逸一世，为古史学划时代人物，固有自来矣。”牟润孙先生的这些评语，真可谓知人之论。把彦堂先生在学术上非凡的成就，作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一九九五年七月五日于夏威夷大学东亚语文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