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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中女性的“在场”与话语困境——以央视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为例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保虎 张萍萍 点击:563次 时间:2017-06-28 21:05:04
   随着大众传媒的蓬勃发展,信息传播得更加便利、迅速和广泛。如果能合理利用其优势,发挥其有利的导向功能,在社会性别方面会有利于促进性别平等。但是通过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众传媒的发展对性别意识的改善并没有明显效果,相反,在个别层面上有所倒退。与女性相关的话题、栏目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女性的需求、生存状态和自身的发展,反而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分工模式,将女性进一步物化和贬损。电视媒体属于大众传媒中的一种,显著的视觉效果使其成为传媒中影响力较大的媒介之一,而电视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作为一种特别的形式,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拥有较高的收视率和较大的受众面,无疑会对“受众”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之所以探究央视“春晚”中的社会性别意识问题,发掘央视“春晚”中社会性别意识的偏差,解释央视“春晚”中社会性别意识偏差产生的原因,以及这种偏差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对受众以及实现性别平等的影响,是因为了解意识形态、民俗文化以及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定位等因素在现实中所反映的社会性别意识偏差,意义重大而深远。因为只有正确认识到媒体在性别意识偏差中所占的作用、地位和表现,才能消除两性差异和不公平的社会性别意识。正如《女性学概论》中所指出,“社会性别差异是可以改变的,这需要女性主体意识和全社会平等意识的觉醒”。[1]

   一、气质建构在历史维度上的刻板印象

   社会性别观念分别为两性安排了不同的培养方向,从而按照不同的期望对两性的选择、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进行建构。事实上,坚毅、温柔、体贴、有进取心、感性、理智等气质和性格特征是因人而异,而不是生理性别决定。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导致了一系列性别偏见和不公平,理应引起关注。特别是在九五世妇会之后,提出了传媒与性别问题,大众传媒应该充分发挥其导向作用,引导大众对两性气质和关系的重新认识。而央视春节晚会受众面广,具有一定的官方权威性和较大的影响力,本应该发挥其优势,但是在央视春节晚会的语言类节目中,不仅重现了男刚女柔的两性形象,而且还夸大了这一差别。而节目中时常会出现性别特征互换的情节,以性别错位的荒诞为笑点博得观众的共鸣,反而在无意中强化了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和思维定势。

   社会性别观念通常认为男性应该具备勇往直前、责任心强、粗犷、坚强等气质,他们应该将生活重心定位在社会上,不拘泥于家庭。并且相信这些社会建构的特征是本质上的、天生的。男性从出生开始,也是性别社会化的开始,就被期望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们的哭泣可以被成年人解读为愤怒而不是胆怯或伤心,他们的细腻体贴可能不被认同,他们的家务劳动和照顾他人可能被纠正,甚至在血缘宗法观念泛滥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生殖器官会被看作传宗接代的工具而显得高贵。这些观念除了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被个人内化习得之外,也可以通过媒体的强化和引导影响他人。

   当一个男孩表现出刻板印象中的女性特征时,比女孩表现出男性特征更加令人沮丧,因为男权文化灌输给人们的评判标准就是男性的特征比起女性特征似乎更加高贵,更有利于一个人的成功。其中的典型是“男孩危机”的提出,有人建议幼儿园应该多招男性教师,女性教师过多使得男孩子缺乏阳刚之气。可是男权文化自古将抚养教育孩子的任务安排给女性,父亲在家庭的角色和功能严重缺失,不得不令人质疑,“男孩危机”的提出和建议是为了挤压女性在社会上的空间,把资源更多地分配给男性,还是为了面对社会性别的逐渐淡化而产生来自男权社会的恐慌。与其说“救救男孩”,不如赶快“救救央视”。

   提到与男性相对的社会性别,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女性这个概念。当然,笔者并不希望给予它什么特殊化色彩,但是自古以来社会建构却赋予了“女性”以特殊性。例如大家常见的,带有“女”字旁的“她”特指女性,而“他”具有普遍性,可以泛指或同时代表男性和女性。再有各种特定名称,像女警察、女企业家、女王、女博士、女政治家、女英雄等名词都仿佛将女性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从所有角色中抽离出来。如果大家仔细思考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在讲到一个人的身份时,如果特别注明男警察、男英雄、男皇帝、男政治家、男老板,等等,是否大家会感觉你很奇怪很另类?难道女人除了乖巧孝顺父母的女儿、辅佐支持丈夫的妻子、无私养育子女的母亲这些角色之外,扮演其它角色时就要强调一下吗?还是这些称谓约定俗成是准备给男性的,对于女性来说是特殊的“兼职”,是意外收获的身份?难道只有“贤内助”、“内人”甚至象征对女性容貌高度重视、充分反映男性特权之一的凝视权的“红颜”才能是女性量身定做的名词?在很多人看来,可能都再正常不过了,就好像每天吃饭睡觉一样,没必要质疑。这是男权社会下他者身份的反映,正如波伏娃所说,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他者为了主体而进行自为存在,这是“第二性”的特征。

   例如,从春晚节目中演员扮演的职业和身份来看,出现过的男性角色包括:经理、老板、总监、楼长、干部(这五个职位在下文中统称为领导)、导演、演员、商人、学生、工人、农民、警察、军人、保安、厨师、志愿者、职员、送水工、主持人、驾驶员、代驾、服务生、修鞋匠。女性角色包括:经理、老板、居委会主任、服务生、售货员、售票员、军人、交警、护士、农民、工人、个体商人、保姆、钟点工、导演、演员、学生、低年级教师(包含小学、幼儿园)、秘书、助理。值得一提的是,285个节目中包括53个出现领导形象的小品,男领导共有48个,女领导只有5个,涉及领导形象的相声全部指男性领导。另外,只有2009年的《不差钱》中出现男服务生,却被设定为具有浓重的传统观念中的女性气质。而2013年的《你摊上事了》中的“赵总”被设定为具有浓重的传统观念中的男性气质。除了上述职业形象外,许多女性角色并未交代其职业,她们的身份只局限在妻子(包括军嫂)、女友、女儿、母亲、姑姑、老板娘、退休人员以及邻居大姐。而没被具体交代职业的男性角色只出现过姐夫、姑父、父亲、前夫,而且次数远少于前者。体现了男性形象多居主体地位,女性形象多居他者地位,性别的刻板印象依旧存在,并且在强化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

   二、社会性别意识存在时间维度的偏差

   1983年至1992具有时代特征的“女同志”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同志”这一称呼指代志同道合的人,并且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革命时期和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期,“同志”这个称呼被普遍使用,代表着站在统一战线上,政治立场方面志同道合的人。这一时期,作为与男性同工同酬的“半边天”,女性通常被称呼“女同志”,象征着政治正确、并肩战斗,在男权社会的历史上,这个称谓体现出空前的尊重和平等。计划生育这个国策的推出,更是将广大妇女同志从生育工具中解脱出来,与之相配套的独生子女政策,明显优化了女童的生存状态,促使两性的资源分配趋于公平,促进了女性的全面多元化发展,为性别平等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这些自然在央视春节晚会上有着体现,在这一时期语言类节目中就出现了一对“双胞胎”,一个是1987年的《产房门前》,揭示出重男轻女这一观念在不同阶级、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地域、不同生活环境的群体中的普遍存在。另一个则是小品《难兄难弟》,这个小品是同年元旦晚会上出现的《超生游击队》的续集,这个作品主要批判超生的现象,客观上揭露出超生背后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女人被当作生育工具的男权观念。当然还有1983年的相声《错走了这一步》和1989年的相声《太挤了》,不过只揭露了超生带来的不良后果,没有涉及性别问题,就不在这里赘述了。这一时期的作品整体上描绘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在社会生活中的集中体现。诞生了《英雄母亲的一天》和《妈妈的今天》这类以老年女性的视角进行叙事的作品;也出现了如《小九老乐》、《打麻将》中的大女人与小男人的模式;还编排了《狗娃和黑妞》、《相亲》以及《我想有个家》这类小姑娘追求自由恋爱,单亲妈妈冲破世俗偏见寻找幸福的剧情。这个阶段春节晚会的语言类节目中,体现社会性别意识偏差的情节和台词,在三个阶段中最少。

   1993年至2003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风气让祖国大地如沐春风。央视春节晚会在这个时期主要突出改革开放给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带来了改善,体现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这个阶段的央视春节晚会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特别是语言类节目,更是处于巅峰状态,这个时期的审核标准相对宽松,剧本不断突破创新,讽刺性、娱乐性和教育性兼备,人物形象也很朴实无华,贴近实际生活。这一时期的语言类节目其实并不刻意突出性别,无论是男性角色还是女性角色都沐浴在了改革开放的春风里。但是,在2000年以后的语言类节目中可以看到拜金、刻薄、善妒的女性角色,新世纪以后,商业化逐渐发展,市场经济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在男权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女性群体,有了被物化、丑化和商品化的迹象。

   2004年至2013年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化速度加快,中国在转型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下,语言类节目中的男权话语被遮蔽了。这十届春节晚会中,观众看不到《妈妈的今天》中老当益壮,有着“更高追求”的时尚老奶奶,看到的只有《送水工》中含辛茹苦地打工供儿子留学,为了让孩子安心读书,只能想到编造自己借助有钱的老伴过着富裕生活的母亲;看不到《八哥来信》中因受教育水平低而被外出务工的八哥抛弃后,下决心学文化的农村姑娘,看到的只是《吉祥三保》里面被哥哥交给男朋友的女孩;看不到《小九老乐》中宁可被误解也热心帮助生活困难的前女友,同时尊重疼爱妻子的老乐,看到的只有《马大姐外传》中在女友和前妻之间摇摆不定,没有勇气面对而躲在邻居家里让马大姐周旋的郭大宝;看不到对社会问题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进行揭露,看到的是将高房价等现象、身为小人物的弱势和奋斗的艰辛含蓄地推到女性身上。这一阶段的语言类节目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基本上离不开无私奉献的母亲、站在军人背后的军嫂、无理取闹的女友、爱慕虚荣的老婆婆、有职业却依然被默认为依靠收入微薄的丈夫生活的拜金妻子。一些语言类节目以男权的话语,将女性的形象“模式化、概念化、妖魔化、对象化”。[2]既回避了争议问题,又迎合了部分弱势群体,既保证了政治正确,又接了地气,还赢得了一些喜闻乐见的笑声。以牺牲女性形象,换来正确和谐的剧情,体现着男权中心的话语、标准和目光,背后隐藏着依然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文化。这一距离我们生活最近的阶段,语言类节目中体现性别意识偏差的台词和情节,反而在这一个阶段中最为突出。

   三、央视“春晚”中空间维度的情节取向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不同文化和观念的碰撞,以及社会与文化生活多元化的发展,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央视春节晚会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万人空巷,经历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的黄金时代,再到新世纪以后的饱受质疑和争议不断,这道存在了三十二年的年夜饭在人们生活中悄然发生改变。从1983年至2013年,中央电视台31期的春节晚会中,总共包含了285个语言类节目,其中相声109个,小品176个。除了《吃鸡》、《淋浴》和《电视纠纷》三个哑剧小品之外,其余282个节目均设有台词。在男权的话语语境下,节目中角色的台词、剧情安排、人物形象设计均能体现出男权文化的烙印。

   (一)男主女从的观念根深蒂固

   一方面,正如之前我们所提到的,在传统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中,人们默认和期望男性阳刚、粗犷、强壮,将活动空间放在家庭以外。相反女性应该阴柔、体贴、细腻,将主要活动空间放在家庭中。如果将两种特征进行男女互换,就容易被视为错位,是不正常的。而央视春节晚会中的语言类节目经常利用传统角色定位的颠倒作为笑料,尤其是“大女人”和“小男人”模式,在受众的笑声中予以否定,强化着这一刻板模式。其中将性别角色错位贯穿全剧的代表作有1990年的《打麻将》、1991年的《小九老乐》以及2006年的《耙耳朵》。《打麻将》中的男主角看着自己的围裙无奈地说“我哪像个老爷们儿”,是编者自身性别观念的一种投射。无独有偶,与之相近的台词“啥话都跟媳妇儿说还叫老爷们儿吗”就出自一年后的“老乐”之口。小品《耙耳朵》也不出意外地展现给观众夸张到脱离实际的两性关系。这三个节目中妻子的角色设定,都是一副凶神恶煞,甚至作威作福的妖魔化形象,给观众展示了传统社会性别角色颠倒之后,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的荒诞可笑,甚至制造出女性地位高到压迫男性,不能过多地赋权给女性的错觉。这种将生理性别特征与社会性别特征混淆的价值导向,在强化着传统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再生产着性别认识偏差。

   另一方面,央视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中虽不乏男性惧内的情节,然而在作为妻子的女性呼风唤雨的之后,通常安排看似“怕老婆”的男人来决定故事情节的发展。这一特征较明显的作品就是“白云黑土系列”。在1999年的《昨天、今天、明天》中,白云从回忆过去开始就展现出来轻微的自作多情,把邻居身体上的缺陷误认为是因自己的美貌而心动,但这些小缺点无伤大雅,整个故事在最后的笑点中圆满结束。时隔六年,续集《说事儿》中,权力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倾斜,白云大妈被塑造得有些不可理喻了。接受采访时的自吹自擂,被黑土当众揭穿后的无理取闹,一句“名老女人”更是将白云的形象妖魔化。接下来两届的《策划》和《火炬手》似乎更突出了黑土的顶梁柱作用。这四届的小品,成功地将白云从一个可爱的老婆婆,逐渐刻画成接近虚荣、肤浅、幼稚的泼妇形象,而黑土似乎是大智若愚,质朴成熟的他一直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表面上的女性做主,实际上在不自觉地丑化女性,在观众们厌恶的观感中,把实际的权力赋予了男性角色。

   (二)隐藏在和谐氛围下的男权叙事模式

   2004年和谐社会这个概念被提出来,此后便为主流媒体所宣传。央视春节晚会作为官方的喉舌,具有政治导向作用,因此,和谐这个主题在央视春节晚会中必然要有所体现。可以看到2004年至今的央视春节晚会,都是以团结和谐、盛世中华为主题,围绕着国家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展开的,特别是具有故事情节的语言类节目集中表现了这一特色。然而,这一派祥和的气氛下往往隐藏着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体系,通过隐忍奉献的女性亲属支持男军人的工作上升到保家卫国的国家和谐;通过女性角色的肤浅和不懂事暗示着女性是麻烦的制造者,以掩饰社会问题,达到社会和谐;通过男朋友和女方的男性家属对女性的交换,来渲染父女情、兄妹情以及恋人之间的爱情,完成双方的家庭和谐。央视春节晚会的语言类节目通常选择军旅题材、弱势小人物题材和男朋友提亲题材来展现这三类和谐画面。但是,台词与表演被设计得过于煽情往往会适得其反,不免有道德绑架和亲情绑架的嫌疑。“无论用什么‘贤妻良母’还是‘铁女人’等那一种模式来苛刻地强求和裁剪女性,都是对女性人为的束缚和压抑。”[3]

   1.男人背后的女人——以奉献的名义矮化女性。央视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中总共出现7个军旅题材的小品,分别是1995《纠察》、1997《三姐妹当兵》、1998《东西南北兵》、1999《真情三十秒》、2008《军嫂上岛》、2009《水下除夕夜》和2010《我心飞翔》。这七个节目涉及的女性角色分别有:作为男军人家属的老母亲和军嫂,以及缺乏历练的兵妹妹。

   传统男权文化中,女性想要被尊重、被认同,需要成为一个好母亲,只有通过母亲的角色才能使自己的价值被认可。这7个小品中,《东西南北兵》、《真情三十秒》都歌颂了军人牺牲小家为了大家的精神。但在《东西南北兵》中的母亲们难掩苍苍白发,《真情三十秒》中的老母亲又是虚弱孤单。这种角色设定将女性放在弱势地位,“母亲的形象成了自我牺牲、善良、恬静和温柔的代名词”[4]。通过展现作为女性的母亲衰弱孤独,烘托出作为男性的儿子顶梁柱的作用。

   另外,作为妻子,女性的活动空间被窄化在家庭范围内,军人的妻子被认为是站在军人背后为其无私奉献的人,进而上升到民族大义。2008年的小品《军嫂上岛》,原本意在歌颂军人以及军属为祖国和人民牺牲个人利益,但终究没有摆脱“痴情女与浪子”的套路,只不过披上了军旅题材的外衣。军嫂们本来应该拥有自己的生活圈和丰富的话题,然而剧中的三个军嫂互动的话题都围绕在配偶和婚姻家庭方面。“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你守着海岛,我守着你”等情节,集中体现了社会性别偏见中,将女性视为性和生育工具,要求女性将爱情、婚姻家庭视为生活的中心这样的价值观。值得反思的是,提及军人家属不是老母亲就是军嫂,而军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军姐夫”却从未被提及过,这也能侧面反映宣传者的性别意识,把军队默认为男性的世界,而女性应该被限制在家里守候着丈夫。

   再者,军旅题材小品中的女兵形象也非常值得关注。央视春节晚会节目《纠察》和《三姐妹当兵》在情节安排上,基本是女兵不符合军人的标准,和严厉管教她们的男性军人发生摩擦,在争执中被男性军人教育和感化,最终成为合格的军人这样一个模式。节目创作者将刻板印象投射在人物行为特征上,把女兵肤浅化,刻画成需要改造的“花瓶”。[5]这样的安排和男性军人的阳刚威武、严肃认真、热爱军队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很容易强化大众心中军人等于男性,女性只是作为陪衬的刻板印象。在矮化女兵,让她们充当落后分子中,衬托男性的高大光辉形象,最终由男性主宰情节走向和价值导向,来完成“男人的事情”。

   这样的事例在宣传中并不少见,例如浮雕中的英雄群像,大都是男英雄站在最前面,伸开一只手臂指向前进的方向,而女英雄站在后排眼睛看着男英雄所指的方向坚定地跟随。又如,世界杯的评论员有男性也有女性,往往特意安排女评论员问一些不专业的问题,由男评论员来解答,以此来印证军事、体育、政治等传统男性垄断的领域是男人的世界,挤压女性的活动空间和范围,削弱女性的话语权。

   2.“制造麻烦”的女人——以爱的名义物化女性。男娶女嫁的婚配模式,是作为男主女从的两性关系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嫁”和“娶”两个字分别指的是女性和男性结婚,古汉语中解释过:嫁,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有女而出为嫁也。因此,这类词汇根植于男权文化中,属于男权话语,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们在现实语境下的含义也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削弱,但依旧无法消除男权的烙印。而单从台词上看,语言类节目中共有45处地方直接出现“嫁”、“娶”、“到家里”、“进门”等词汇。众所周知,央视春节晚会的审查制度严格到了苛刻的程度,然而体现男主女从的传统性别关系的台词和情节却堂而皇之地登上舞台,侧面反映出了媒体相对淡薄的性别意识。

   《吉祥三保》和《考验》作为主要代表作,都出现女孩的哥哥通过“我把妹妹交给你了”,父亲说“闺女交给你了”,以及男朋友的“我会给她幸福”这样的台词。这种交易似的语言所反映出的刻板印象,其实并没有将女性视为独立人格。节目中父爱、兄长的保护、男朋友的呵护看似温情脉脉,实则将女性划为男性的管辖范围。一派家庭和谐的画面下,掩盖着男性之间的交易,交换对象便是女人。2007年的《考验》和2013年的《今天的幸福2》中的女性为了考验男性的真情实感耍小聪明甚至不择手段。剧中的女性看上去肤浅幼稚、无理取闹,表面上给了观众男主角惧内的错觉,实则更像是男权传统中女性对配偶的依赖,并且还有可能暗示给观众,男人的错误在于妻子没有起到好作用。不仅将女性沦为家中的附属品,还变成男性推卸责任和罪名的对象。

   2008年以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语言类节目中陆续出现表现男性生活负担的节目,或者表达男人压力大的只言片语,总会让人感受到将社会问题推卸为女性制造麻烦的暗示。“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趋利倾向削弱了公众对性别歧视现象的敏感程度和批判程度,潜移默化地强化了部分人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6]小品《新房》以高房价为主题,讲述一对年轻恋人借房哄骗岳母的故事。这个小品本身充斥着男性话语,因为组建新家本是双方的事,但在小品中看起来倒像是男性付出物力财力,将女性娶回家的模式。同时,小品夸大了女方家长的刻薄,加上城乡背景的设定,对城乡矛盾和两性矛盾起了一些煽动作用。“你找个有房子的男朋友,我找不要房子的岳母”的煽情部分,意图表现男孩真挚的爱情,但展示给观众的思维模式,却是女性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停留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生存状态,将社会问题引发的矛盾转嫁为岳母抬高房价,女性拜金主义,把生活在压力下的平民小人物将不满发泄到女人身上。

   四、性别意识问题追寻逻辑维度的溯源

   (一)刻板印象的强化

   媒体作为社会的“喉舌”,反映着社会现象以及社会背景。本应该保持客观、中立、理性的媒介却避免不了社会上刻板印象的影响。央视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在角色安排上带有明显的性别差异,戏份上大多是“重男轻女”,大部分节目中男主女次的分配侧面反映出群体和个人、官方和民间对社会角色的认知、对性别气质的认同。传统社会角色期望女性应该具备女性气质,教化女性端庄贤淑、文静内敛,而喜剧演员在表演过程中需要展现滑稽、夸张的形象同社会角色所期待的女性气质相悖。因此,在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的喜剧演员,作为女性的核心作用是比较小的,男性占据着主导地位掌握着话语权。加之性别意识淡薄,很可能出现女性集体失声,女性的形象、思维以及价值观无法得到公正、准确、真实的表现。语言类节目中的情节取向和人物职业设置,“将女性的职业认同和工作表现优劣归结为性别意识,期待女性观众逐渐将电视中被扭曲的女性形象植入内心,接受自身在男权中心秩序中的附庸地位”[7]。

   由于春晚受众广,收视率高,其中的台词、情节和造型容易被人记住并且模仿。语言类节目的主要目的是寓教于乐,通常以幽默风趣的形式将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展现出来,正是由于它的喜剧元素和娱乐性,容易使大众将歧视性语言或情节也当作幽默搞笑,以至于对待性别偏见习以为常,造成集体无意识。近些年央视春节晚会的争议比较强烈,正是因为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和传统民俗文化中低俗的一面产生矛盾,其中一个争议焦点就是那些看起来是嘲笑调侃人的生理特征的情节,到底是一些人过于严肃,还是这种带有歧视色彩的娱乐根本不能称为搞笑。央视春节晚去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旗帜,如果没有正确认识和关注性别偏见的无意识影响,有可能被默认为常态从而被接受并习得,强化着本已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刻板印象。

   (二)民俗文化的男权主义倾向

   春节属于民俗文化之一,产生于农耕文明,以春节为主题的晚会必然会带有浓重的民俗性。承办央视春节晚会的难度在于不仅要保证政治稳妥,还不能过于严肃,要迎合节日本身的娱乐性和民俗性。以语言类节目为例,语言类节目通常指相声和喜剧小品,相声、小品,甚至后来融合到小品中的二人转元素,都属于民间艺术形式。传统的民间艺术有其低俗的一面,搬上电视荧屏之后,经过编剧和表演者的扬弃和改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净化,却依然没有根除。

   近年来央视春节晚会的语言类节目经常被指拿弱势群体开玩笑,2015年春晚的性别歧视争议又闹得很激烈,春节晚会甚至以“有毒”为由遭到部分群体抵制和抨击。本文研究讨论的性别意识问题也在争议话题之间,春节属于民俗文化的一部分,笔者认为与其说春节晚会“有毒”,不如说是民俗文化中包含着一些糟粕,而春节晚会迎合了民俗文化,我们看到的歧视也许正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比如,对亲情的歌颂,对家庭作用的夸大,对祖先崇拜的美化,使民间文化中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等级秩序、家长权威等不和谐的现象统统掩饰在一派团圆祥和的气氛中。这种集体无意识导致近些年央视春节晚会的语言类节目经常把歧视当作开玩笑的现象频发。

   另外,网络的发展拓宽了信息沟通的渠道,为了吸引年轻人的参与和关注,春晚也会借鉴引用网络上搞笑的段子和网络流行语。但由于互联网的监管制度不完善,互联网上的发言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比如“漂亮女人好办事儿”等。网络流行语中存在的恶搞、歧视、低俗的内容,如果生搬硬套地运用到央视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中,使得在非正式场合流行的恶搞,出现在传播主流价值观和正能量的舞台上可能有些不妥。

   (三)意识形态的无意识流露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曾详细论述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方式、途径和功能。电视是传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一种,“大量并首要运用意识形态的功能”。[8]作为官方喉舌的央视春节晚会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反映着主流话语,并通过话语来实现对民众观念的影响。央视的每一届春节晚会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或多或少都会涉及过去一年里的新闻事件,将社会矛盾以幽默诙谐的方式展现给观众,将新闻和主旋律以文艺节目的方式体现出来,向大众传达着官方话语、政治方向以及主流价值取向。

   在性别问题上,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国策,贯彻性别平等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央视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在构思上,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男女平等的原则反映在语言类节目中的时候,有时难以避免地被肤浅化、片面化。例如,设计惧内的丈夫与凶悍的妻子之间的故事,将其视为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提高;设计单身母亲或离婚女性再婚的情节,视其为掌握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将女性的价值和幸福默认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实现;设计男性承诺爱护女性的台词,无论是针对女友、妻子、母亲还是女儿,却强化着女性被保护、被审视的弱势地位和客体位置。“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9]因而人们不仅生产物质生活,还要“生产自身的生命”[10],妇女是人类自身生产的伟大母亲。但在三十几届的晚会中,只有小品《产房门前》正面、直接地讽刺和抨击了男嗣偏好、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女性沦为生育工具的不平等现象。而意在揭露和讽刺超生现象的小品《难兄难弟》则客观上反映着现实生活中的性别偏见。

   这个现象体现了淡薄的社会性别意识普遍存在于官方媒介和大众之间,大众传媒受男权文化影响,对两性关系、性别角色、人的需求等认知有偏差,缺乏客观的了解。当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要求宣传男女平等时,大众传媒不一定能深刻的领悟平等的内涵,反映出来的具体模式不一定是客观的、全面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严格的审核标准使语言类节目应具备的讽刺性和娱乐性面对的禁区较多,男权文化熏陶下的集体无意识,使性别问题不敏感,也不在禁区内,即便节目中出现了令某一性别群体不舒服的台词或场景,也不会承担严重的后果。

   众所周知,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广受关注。上演的每一台节目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达到最为客观、公正、和谐、积极向上的效果。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社会性别偏见却依旧存在,甚至呈增加趋势。语言类节目整体上依然表现为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男娶女嫁的结构性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配合着民间节日文化的民俗性,加上较高关注度,无疑会对受众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新的性别制度应该建立在新的话语之上,结构上的性别平等意识还需得到重视和提高。因此,只有深刻认识到女性在传媒中很容易被对象化、物化和边缘化,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才能更好地运用有“社会的口舌”之称的大众媒体,发挥正能量的传播和导向作用。

 

原文参考文献:

  • [1]魏国英.女性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2]张艳红.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 [3]山西省妇联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概论[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4](法)吉尔·里波韦兹基著,田常辉、张峰译.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
  • [5]刘利群,王琴.互动发展与挑战反思——媒介传播与性别平等20年回顾[J].妇女研究论丛,2015(5).
  • [6](德)E.M.温德尔著,刁承俊译.女性主义神学景观——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M].北京:三联书店,1995.
  • [7]张艳红.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 [8](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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