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原北京日报社副社长李洪洋、新京报传媒副总裁刘炳路、网易新媒体中心总监龙志先后离职，再加上之前9月份，原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郎永淳、张泉灵离职，传统媒体人频密的离职事件一次次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陈敏和张晓纯对2009年～2015年间52位媒体人的离职告白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以及个人职业规划等四个方面，是媒体人阐述自己离职理由时的主要归因。
体制禁锢：理想遭遇折磨，媒体人渴望更自由的表达
笔者在进行离职文本的内容分析之前，一个初步的预设是：报道空间的受限、传媒体制的禁锢是媒体人离职的重要原因，他们应该会在文本中大量分析、批评这种现状。但在梳理文本后却发现，52个样本中，只有5人较多地阐述了体制方面的影响，其中3人来自央视。
比如，崔永元抱怨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题目遭到枪毙是常态，“报题按两个月算，九期节目，至少要报二十到三十个题目”，“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到1999年我顶不住了，我厌烦了”。
从三位原央视记者的讲述中可以看出，报道选题被毙，且这一情况长时间、大量地存在，直接影响了记者的工作热情，尤其是和新媒体相对宽松的报道空间进行对比，这种传统媒体内部的禁锢更让媒体人感到苦闷。
原《京华时报》记者康少见提到：“近两年的纸媒，尤其是传统媒体深度新闻的操作遇到了很大的政策性限制。我入行12年，这两年感觉到政策的变化给深度新闻的原创部门带来很大压力，无论是记者还是上层的副总、总编辑，压力都特别大。很多我们感兴趣的选题都没办法操作，也没办法开发和运营。需求和现实的矛盾会让人特别难受……这种煎熬很难去适应。我已经咬着牙适应了3年，现在真的觉得应该寻求些变化。”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内部束缚表达不满的媒体人基本来自央视和市场化报纸，但这样的话，对于新闻行业争取外部普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了解传统新闻人出走时的内心苦闷，揭示新闻行业转型中遇到的制度瓶颈，就显得不够了。
技术冲击：新媒体崛起，媒体人感慨“黄金时代”不再
身为媒体人，他们往往能够较早地敏锐感受到新技术给传统媒体带来的冲击，从《南方都市报》跳槽到网易、后又从网易离职创业的龙志认为，“除了大家经常抱怨环境不好，更直接的是来自外部，来自网络的冲击，更先进的技术，实实在在地冲击了传统媒体”。
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制片人马东从开机率下降的数据，意识到这个行业“从根上发生了巨变”，“如果对此麻木，就不是一个敏感的媒体人”；记者王晓亮称，“2013年，都市类媒体真正意识到了寒冬……在新闻法尚未出台、职业化还未成型、新闻专业主义还没来得及建立的时候，都市报已经进入末日黄昏”；原《东莞时报》编委高宏利称自己“既抓住了纸媒黄金十年的尾巴，也慢慢看到了危机四伏的星火”；傅剑锋则感慨，“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已经完全被互联网所替代了……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下一个黄金时代一定是互联网的了”。
“生态系统被打破”、“黄金时代过去了”、“身处夕阳行业”、“传统媒体天平翘起”、“沉没的巨轮”……将上述媒体人对传统新闻行业的比喻意象放在一起，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他们对传统媒体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悲观心态。
而这种说法，早在2010年末，面对刘东华的离职，曾任《京华时报》总编辑、《中国周刊》执行社长兼总编辑，时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的朱德付就提出，“这也是在向一个时代告别，而那个时代，充满了光荣与梦想”。朱德付称，从2005年前后开始，传统媒体已经基本走完了它的生命周期。新媒体的冲击让传统媒体成为强弩之末，像刘东华这样的老媒体从业者已无法再在这个领域超越自我，选择转型是一种对历史潮流的顺应。
不过，被迫离开央视的媒体人王青雷坚持认为，不能将当下中国传统媒体衰落的现象过分推给技术因素，“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这场变革的本身是技术革命的结果，因而传统媒体的溃败无可挽回。坦白地说，在中国，这是一个并不完全正确的结论。包括央视在内在中国传统媒体，真正的溃败原因不是无法对抗新媒体的冲击”。而2015年12月刚从《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岗位离职的徐列也认为，“记者并没有衰落。现在是传统媒体衰落、新媒体兴盛的时代，而记者永远处在黄金时代”。
尽管有记者将自己的离职视为“从旧体制里逃离出来”（王晓亮），但仍有部分离职媒体人，如原《南方周末》记者叶伟民、方可成，拒绝用“逃离”来形容自己和新闻的关系：“不希望用‘逃离’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的选择。我从记者经历中获益颇多，这一行业的吸引力也并非同行们自嘲的那般不堪（方可成）”；“并不是理想本身产生了动摇，而是实现理想的方式和手段正在变化”，叶伟民产生“强烈想走出去的想法”，看看个人以及这个行业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和可能性，他认为自己是带着这样的好奇走出来的，绝非“逃离”。
应当说，记者们谈论“逃离”与否，往往是就原机构和体制而言的，对于新闻行业本身，他们即使离开，仍不吝赞美。“新闻媒体是伟大的行业（徐洁云）”，“对于新闻，我没有半点抱怨和不值，我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这样一个充满荣光和骄傲的行业，无悔（张国栋）”，“虽然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谈责任和理想了，但在电视节目中还需要责任和理想”，“拥有话语权的新闻工作者，应该用你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引导观众，而不是一味迎合，这非常重要（白燕升）”。
营收压力：采编不如运营，媒体人担忧减薪甚至失业
至少有6位媒体人在离职告白文本中谈到了传统媒体在经营方面的困难，这种困难未必是自己所在媒体已经遭遇到的，更多的是整个行业的、带有恐慌传染情绪的经营困难，“全国很优秀的纸媒（能排到全国前十的纸媒），经营收入很多都降了四五成，而且相对于去年同期是亏损的，这就让员工对未来、前景有很大担忧——哪天这个媒体不在了怎么办，失业怎么办（康少见）”；媒体人已经意识到，“形势比人急（胡赳赳）”，“却又没有一个好的应对策略（江雪）”，“纸媒的日薄西山之势无法阻挡……即使如澎湃新媒体的尝试，亦未让人看到经营模式的希望（张国栋）”。原《外滩画报》总编辑徐沪生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自身转型原因时就谈到：“但凡纸媒能再活5年，我都不会出来创业。之前的老板待我不薄，薪水很不错，我个人又几乎不花钱，骑车上下班。但是，形势逼人，不创业就要失业。”
媒体经营压力之大已经从经营部门传导到采编队伍，甚至开始直接影响记者的薪酬和地位，这让习惯于只考虑内容生产的传统媒体人感受到巨大的心理落差，原《南方都市报》编辑黄长怡在离职告白中提到，“那个时候的纸媒更纯粹，只对内容谈内容，做报道就是做报道，媒体人觉得自豪的地方在于采编和内容的彻底独立，采编不管经营怎么样，只做独立的内容，但现在是很难实现的，现在媒体不管是任何一个环节都要至少考虑能不能传播起来”，“呈现一种‘采编不如运营’的趋势，现在能直接拉动业绩的是经营部门，采编似乎没办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认为资本不在乎新闻、不重视高品质新闻的想法，厄舍（Usher）在对离职媒体人的研究中也发现类似现象，但该文认为，以为过去的黄金时代更重视新闻理想，可能是一种错觉，那只不过是因为过去媒体经营上没有压力，有钱投入内容生产而已，媒体盈利的好处是可以做高品质新闻，而不是相反，不能倒果为因。
当然，尽管收入方面是短板，但传统媒体行业的“自由”仍是不少离职记者所怀念的，原《南方都市报》记者张国栋在长微博《和泪埋葬理想》中说，“这份职业除了没有达到财务的自由，但时间、空间、心灵的自由，在离开她之后，才发现这些是何等宝贵和不易”，记者郎朗也认为，“在媒体的收入可能不高，但是在时间上你是自由的，也就是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个人选择：求新求变，媒体人重新规划职业生涯
在梳理媒体人离职文本时发现，他们其实花了更多的篇幅在阐释自己的职业选择，这种在公开文本中与自己的对话，似乎更多的在说服自己、解释自己。武卿在解释自己写离职告白的原因时分析到，一方面，对央视也许有种“对恩师的感情”，另一方面，“我需要给自己一段历史做结，我们文科妞、媒体人，有时候就这么‘能扯’。此外，有些东西，我要释放，释放之后才能放下。还有，作为媒体老兵和创业新兵，我需要和用户、关注我们的人沟通，告诉他我是谁、价值观是什么——写文章是我的方式”。对于离职记者的这种“情怀”，学者魏武挥分析，在职业转折当口，那些离职创业的媒体人尤其需要说服自己、为自己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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