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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参与国家智库建设若干问题的探讨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丁柏铨 点击:585次 时间:2015-02-12 20:27:47

  

   依笔者之见,国家智库有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之分。狭义的国家智库,是国家级的智慧“仓库”;广义的国家智库,则指全民的智慧之库。狭义的国家智库,在其建设过程中,固然必须十分重视精英的智慧,但也不可忽视或轻视草根的智慧。草根的智慧与精英的智慧构成互补关系,前者甚至可以发挥后者不可取代的作用,因而不可或缺。在国家智库建设的过程中,对草根的智慧不可小觑。“周老虎事件”,当是草根智慧得到充分体现的一个经典案例。

   当然,国家智库不同于因特网这样的虚拟空间或平台,而当是特定的实体机构。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球共有6603个智库型研究机构。美国坐拥1823个智库傲视全球,中国大陆以429个智库名列全球第二”。有人作了如下解读:“这个数字虽然领先世界,但中国尚没有一个像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政府决策。”[1]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智库建设,虽已具备了一定基础,但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在我国,国家智库的最大价值是以新思想为党和政府提供重大决策参考。“智”应是新的思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时如是说:“产生新思想正是智库的核心所在。智库的使命是通过新思想来引领决策,智库一定要走在决策前面。”[1]倘若新思想缺失,智库就形同虚设;智库落后于决策,充当“马后炮”,就会失去其存在价值。

   凡是重大决策,均关系到国家大计、民生大事。就此而论,国家智库既是为国家服务的,也是为民生服务的。在我国,为国家服务和为民生服务,就其本质而言是相通的。国家智库建设,意义非同寻常。

   智库的种类和层级很多。笔者将高等学校的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视为国家智库中相当重要的一类。这是由国内有关高校组成的创新研究的“联队”,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智库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关系。

   新闻学与传播学参与国家智库建设,在这一方面,有关高校新闻院系的特定机构以及一些新闻传播学者,已早有实践且颇有成效。就学理研究层面说,笔者早几年发表的《论新闻学的学科影响力》一文,所论及的对决策者的影响力,也关涉到该学科发挥智囊和智库作用的内容。而国家智库建设作为一个专门性的话题,被提起并引起各高校新闻传播学者的共同关注,则是新近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值得花大力气认真研究。

   

   新闻学与传播学在国家智库建设中的地位及作用如何,一定程度上会在已有的高校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及这些中心已展开的研究中有所反映和体现。根据笔者的考察,两学科在各种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和这些中心已经开展的研究中,尚未占应有的一席之地。

   教育部、财政部于2013年6月认定了14个2012年度的协同创新中心。其中,没有一个是由哪一个大学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牵头申报的[2];已经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的项目中,没有一个是以研究新闻传播领域中的问题为主的。

   据了解,只有南京大学牵头的南海协同研究中心,涉及舆情的部分(南海舆情监测分析与交流),和新闻学与传播学沾了点边;东南大学牵头的中国艺术国际传播战略协同创新研究,虽然与国际传播有关,但研究对象为艺术传播,而非新闻传播、信息传播和舆论传播。除此之外,在高校的协同创新研究中,就再也见不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身影了。

   可见,在具有国家智库性质的高校“联队”式的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及其研究课题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地位比较低,只是偶尔充当过配角,尚未充当过主角。

   再则,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在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后,或重大决策出台前,常会举行座谈会,邀请专家与会,并会听取法学家的意见、经济学家的意见、社会学家的意见,但很少听取新闻传播学者的意见。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新闻学与传播学在国家智库建设中的地位不高。

   以上状况,有待改变。

   

   在国家智库建设的过程中,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不是应该占有比较重要的一席之地?

   答曰:应该!

   笔者认为,理由如下──

   理由之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日显重要。

   新闻学与现实联系紧密。它是显学,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两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新闻信息传播和其他信息传播现象及其规律,涉及传播者、传播媒介、受众,涉及由信息和意见的传播而形成的舆论。具体而论,在可以称之为媒介化社会的当今社会中,传播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社会心理联系愈来愈紧密,社会公众对媒介传播的依赖度日增,传播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巨大,社会舆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心向背和人心聚散,最近若干年来社会舆论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上所述提示人们: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在国家智库建设中两学科应该占有比较重要的一席之地的依据。

   理由之二:新闻学与传播学对研究对象有着独到的研究。

   在国家智库建设的过程中,两学科为什么应该占有比较重要的一席之地?笔者的回答是:不仅是因为研究对象重要,而且是因为两学科对研究对象有着比较深入、独到的研究。凭着对新闻传媒和相应传播媒介及对这些媒介的受众深入独到的学理性研究,应该也可以在国家智库建设中获得比较重要的一席之地的资格。两学科以上述研究为立足点和“看家本领”。其他学科固然也会涉及以上研究对象,甚至也会达到相应的研究深度,但在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和独到性方面,往往不如新闻学与传播学。

   理由之三:新闻学与传播学本身有着贡献智慧和汇集智慧的功能。

   此功能源于两学科的研究对象——新闻传媒和其他相应传播媒介——与公众之间广泛的日常的紧密联系。新闻传媒在反映民声、汇集民智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发挥优势的抓手是:跟踪舆情、了解民意。新闻工作者的采访工作,就是日常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是搜集民间智慧和获得民智支持的重要途径。新闻工作者所了解和掌握的舆情、民声,是国家智库有针对性地发挥良好作用的现实基础和不可或缺的条件。新闻工作者广泛接触社会各界别、各阶层人士,有着众多的消息源和信息来源渠道,占尽发现、搜寻和汇集民智的各种有利条件。

   新闻学与传播学,从学术的角度关注和研究媒体报道过的人和事,关注并研究站在社会发展前列的新闻传播者。这些传播者中的佼佼者,既是优秀的报道者,又是有见地的思想者。两学科致力于新闻传媒与社会的互动研究,致力于新闻信息和其他信息的传播规律研究,致力于当今社会舆论格局和舆情现状及发展态势的研究,从而为国家智库源源不断地贡献自身的智慧。与此同时,它还以汇集民智的方式,向国家智库贡献来自民间的不容低估和忽视的智慧。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如何在国家智库建设过程中发挥作用?

   就此,笔者的思考结果是——

   第一,以我为主主动地发挥作用

   服从协同创新研究的大局需要,新闻学与传播学可以也应该当好配角,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不排除为当主角作出努力。即以我为主,主动地发挥作用,发挥主导作用。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勇气:由处于全国第一方阵的高校新闻院系或相关研究基地牵头,通过所设置的社会舆论及舆情研究等类议题,将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调动起来,将高等学校、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传媒业界等方面的力量集聚起来,展开协同创新研究,发挥其在国家智库中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无数事实证明:随着互联网兴起及发展至移动互联网,社会舆论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掌控舆论的方法已经不那么管用了。时移世易。分析舆情、研判舆情,引导舆论、掌控舆论,已经成为一门包含了许多新内容的大学问。这方面的研究内容,在国家智库建设中是不可缺少的。

   第二,通过研究重大命题发挥作用。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中的重大命题,往往也就是国家智库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涉及如下关键词:深化改革,社会转型,核心价值观,自媒体,舆论变局,传播规律,民心向背。新闻学与传播学要紧扣重大命题,在研究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现今,改革在深化,社会在转型,社会话语权情况与先前大不相同了。几十年前没有遇到的问题,今天我们遇到了,比如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加入WTO、与国际“游戏规则”接轨;几年前或十几年前没遇到过的问题,今天我们遇到了,比如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比如人人手中都有麦克风、“全民皆记者”,比如主流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有哲人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动,给新闻学与传播学乃至整个国家智库建设带来了太多急需研究的现象和问题。研究内容常新,对研究者智慧的考验常在。两学科在国家智库建设中发挥作用,正逢其时。

   第三,在证明自己实力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新闻学是否有“学”,这是一个常常被问及的问题。一个被视为无学和显得无用的学科,是不可能在国家智库建设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和发挥得到公认的作用的。因此,要用自己的实力,证明新闻学有学、有用。有学、有用,不仅体现于学科所必须具备的概念、范畴、理论体系及逻辑框架,而且基于对政府机构的监督作用、对媒体的指导作用、对管理部门的智囊作用、对民众的引导作用。

   第四,在发出准确预警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新闻传媒要当好社会的瞭望哨,为人们发出准确的预警,而不是只报喜不报忧,这样方能显现其非同寻常的意义。新闻学与传播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这一点上,两学科与其研究对象之一的新闻传媒有一脉相承之处。而尤其重要的是:要瞭望社会舆情、准确分析研判舆情。发出准确的预警,有些话可能很刺耳、不中听。因此,国家智库建设应在良好的社会氛围中进行,不仅允许而且鼓励智库建设者讲真话、说实话,使之能畅所欲言,避免王顾左右而言他或欲言又止。诚如一位权威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政府和智库间的互动还远远不够。政府应该让智库说话,即使智库说得‘尖锐难听’也必须要说。”[2]而从智库成员和建设者角度来说,则不应看领导人、管理者的眼色、脸色说话行事和出谋划策,而应乐于奉献智慧,敢于直言并对此负责。

   

   新闻学与传播学在国家智库建设中发挥作用,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其一,评估已有政策的得失。

   不管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是始终必须坚持的。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动摇。但智库建设者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有些规制在过去时代(国门紧闭的时代,计划经济时代,仅有传统媒体的时代)是很有道理、很有必要的;但今天已经是自媒体时代,它们是否依然必须固守不变,这有待认真探讨。例如,遇到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由新华社发通稿。笔者认为:在自媒体时代,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等待通稿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即失去披露真实、权威信息的第一时间,使谣言有空子可钻。况且,几百字的通稿往往不能满足公众强烈的知情欲望。在人人掌中都握有处于移动状态的自媒体语境中,应当允许和鼓励地方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勇敢发声,发负责任的权威之声,回应公众普遍关切的问题,履行主流媒体的应尽职责。

   其二,修补现有政策的不足。

   国家智库的建设者,应担当起对政策和决策该肯定则肯定、该批评则批评的重任,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智库的使用者、拥有者,应该听得进对现有政策所存在的不足、对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失误的批评,要特别注意发现需纠偏和修补的地方。智库建设者如果只说恭维话,那么智库的作用就不会大。

   其三,建言出台新的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策。

   我们正处于改革深化和除旧布新的时代,新生事物大量涌现。就社会舆论格局而言,其变化异常明显。需要出台一些新的政策,以适应新的社会舆论格局,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趋势。这是国家智库建设中必须有所考虑的问题。

   其四,注重为顶层设计出谋划策。

   既然是国家智库,就应该体现与国家智库的称谓相匹配的职能和高度,避免缺乏高度和过于琐碎。就新闻学与传播学而言,参加国家智库建设,就应当关注新闻传播、舆论引导、舆情监测和研判、新闻传播管理等方面的顶层设计,为此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自身建设和参与国家智库建设,两者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

   应当说,新闻学与传播学肩负着三大任务,即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和服务社会。人才培养的重任主要落实在教学中,学科发展的标志体现在科研上,服务社会涵括多个方面。参与国家智库建设,是第三项任务中的一个子项,系题中应有之义。不同学科,大抵都担负着上述任务,但在担负第三项任务时,能量多寡不等、潜力有大有小。而对于作为显学的新闻学而言,服务社会是其强项。只要把握得当,新闻学与传播学服务社会,不会影响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

   总而言之,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参与国家智库建设,并不是一味为已有的政策做注释,也不能停留于为现在的做法找依据。学者们将在注重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处于现在进行时态的问题和长远起作用的新闻传播业发展战略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充分发挥学术智慧的作用。这既可以扩大两学科的影响力,也可以借此从一个重要方面推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如此说来,参与国家智库建设与推动学科发展是并行不悖的,而对于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更是有利无弊。

   【参考文献】

   [1]金佳玉,魏建国.智库要通过新思想引领政府决策[J].中国经济周刊,2013(18).

   [2]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6/278761.shtm.

共[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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