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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播学的历史反思需要的是“原点”而不是“原罪”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黄旦 点击:29415次 时间:2014-12-14 22:41:40

 看到吴飞教授《何处是家园?——传播研究的逻辑追问》(载《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下称吴文)的题目,我耳朵的神经立马受刺激,不由自主就飘起费翔的声音,“归来吧归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家”或“家园”的意象非常丰富,从不同门径(比如社会、经济、文化或哲学等)进去会有不同的“家”。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家”或“家园”,是一个封闭的至少也是有界限的“场所”或“空间”,是某一同质关系的聚集之地。 我现在越来越感觉词语对思维乃至认识的影响,以伯格和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观点看,这并非无稽之谈。至少有一点很明显,由于有了“家园”的影子,吴文才特意在全文前面刻意突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就走偏了”,也就是走错了家门,“存在严重的方向性错误”。“一开始就走偏了”,即便千真万确,从其最正面意义来理解,也不过是一种后见之明,既不表明过去的不行,也不代表现今的超群。如今是时髦“顶层设计”,任何完善的“顶层设计”,哪怕再认真再细致,都只能是即时的认识和把握,是“择其善者而从之”的结果,不可能一劳永逸。“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此之谓。如果“最精妙深奥的理论,也有历史现实的根源”,那么,最粗浅简陋的传播研究,也是有其历史现实的触发。我们应该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去考察为什么是这样选择,什么原因造就,而不是下一个对与错、正确与偏向的结论。选择本不存在对错,好比走哪条路,自有其道理。说到底,人都是生活在博尔赫斯“小径纷叉的花园”之中,一辈子就是在纠偏中度过,压根就说不清也很难知道哪条小径对头。这就好比恋爱婚姻中的“试错”。试错,是为了尽量减少错误,而不是为发现一个唯一的“真爱”。以此作为个人梦说说无妨,相信没有人会阻拦,同样也没有人会当真。“知今是而昨非”或者“知昨是而今非”,就是人的一种常态,所以才有俗话说的,一辈子没有后悔药好吃。

   为此吴文做了一点历史考察,从传播研究的“理论旅行”到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打算完成这一任务。倘果真如此,这样的考察还是粗疏了些,基本属于对事件的罗列,把时间、空间和事件随意自然堆放,构不成“逻辑追问”。华勒斯坦说,要“将时间和空间当作对我们的分析具有建构作用的内部变量,而不仅仅是当作社会宇宙存乎其间的不变的物质现实,而重新安插进来。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看成是世界(和学者)藉以影响和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变量,我们就面临着发展一种方法论的必要性,从这种方法论出发,我们可以把这些社会结构置于分析的前台,而与此同时又不把它们当作一些任意的现象来看待或利用”。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从时空的特殊性,对中国传播研究初生阶段做过一点“追问”:中国大陆一开始之所以对传播学发生兴趣并动了引进之念头,与因“文革”而陷入僵死的新闻学和新闻实践的刺激有关。“第二次全国传播学术讨论会”提出的,“在对外国传播学评介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利用大众传播研究中某些有用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特别要与我国传统新闻学相结合,取长补短,以促进我国新闻学研究,推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清楚的表述。此种“推动发展”的现实动因,在“传播学”及其研究上,即刻显现出的结果,就是传播学成为应对社会变化的“应用之学”或者之“技”。在政治上,可以“帮助集团、国家树立形象,使国家的政治制度趋于稳定,同时又能为国家提供决策依据,使国家的政治制度更趋向于完善和成熟”。对于新闻学的益处,传播学有助于扩大其视野和关注的对象,使之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传播学“说什么和怎么说,即传什么和传播模式”,恰恰属原有新闻学之空缺。具体的实际应用也是从这样的起点和思路上起步。1982年北京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调查,就是从党报群众路线出发,服务于当时的新闻改革。随之进行的浙江、江苏等地的调查,同样没有脱离这样的窠臼。

   我的“追问”同样很粗疏,谈不上全面和准确,但仅此也就足以质疑“一开始就偏了”的“追问”。就我的“追问”看,一开始不存在什么偏,因为有其充分的现实依据——逻辑。自然,用吴文的标尺——逻辑来“追问”,或许真是“偏了”,可是有什么理由非得要求他们用这个标尺呢?我不是要站在相对主义立场,证明存在就是合理,相反,通过反思,发现前人的局限性甚至某些不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好比将来人对我们要做的追问一样,但不能倒过来要求前人像我们一样,否则就是“偏了”。历史反思需要“原点”而不是“原罪”,否则可能无意中矮化了前人,不留神会导致“追问”颠倒了“逻辑”:不是在历史现实追问中发现前人的逻辑,然后表明自己的逻辑由来,而是直接用自己的“逻辑”来追问前人。文章起名是“逻辑追问”而不是“追问逻辑”,就已经预伏着这样的可能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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