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像Schudson所指出的，公共新闻学只知道什么是新闻学，但是不知道什么是“公共”。[3] 实际上，围绕中国是否有、或如何进行公共新闻实践与研究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新闻专业主义普泛化价值的不同，而是中西之间在民主政治、公民身份、社团社区、商议（deliberation）程序等方面的差异所致。例如，所谓公民身份，是强调它不同于媒介消费者或媒介用户。Rosen认为，公共新闻以公民的身份对待人民 [4] 有一系列的含义：是对公共生活有自己贡献的人；是有参加公共事务潜在能力的人；是利益共享的全体公民的一分子；是一个商议群体，即围绕共同议题讨论的公众的一分子；是能选择、能做决定的人；是和特定的地区保持联系、并对这个地区负责任的人。由此看来，中国的公共新闻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与公共相关的各种概念的特殊解读之上。
中国的“公共新闻学”运动，从它的借鉴、移植进而努力本土化的轨迹来看，体现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某些一般性特征。比如：西方概念成为必要的“催化剂”或“起跑令”；少数代表性的学术译介成为多数人的理论参照；在不全面地阅读之上建立起包括“误读”在内的独特阐释；实践问题构成既有理论的本土化归宿。在这样一个进程中，本土化成为借鉴、移植的合理化依据。实际上，本土化概念内在必然地是以借鉴为其前提。
中国的“公共新闻学”运动还表现出理论移植的另一特点——“慢一拍”。2003年（中国公共新闻的启始之际）被看作是美国公共新闻运动一个十字路口。一是它的主要资助者PEW公民新闻中心的项目在这一年终止了，项目执行人Jan Schaffer转而去领导一个交互新闻研究所，资助公民网建设项目；二是它的学术倡导者和指导者纷纷转向，比如Jan Rosen现在忙于一个博客论坛“Pressthink”；三是报业实践者——比如人尽皆知的《维奇塔鹰》报——逐渐放弃了社区运动发起人的角色。[5] 但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来自网络博客的兴起。“公共新闻学的宗旨最有可能通过公众对博客和其它电子传播工具的运用来向前推动。公民作为公共新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需要被邀请到（公共新闻运动）这个合作体里来。公民自身就是合作体的一个部分。”[6]但是，公共新闻运动的这一转折点，既可以看作是传统媒体公共新闻实践的偃旗息鼓，也可以看作是其公民参与的民主哲学在网络传播时代的发扬光大。如果仅仅关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公共新闻实践，便不免有“为什么研究一个渐趋消失的现象”的疑问，刚刚开始的前沿性研究好像转眼就要变成“史学”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传统媒体开展的公共新闻运动只是公民运用新媒体广泛参与民主实践的一次预演，由此可以开始 “公共新闻第二阶段”的研究[7]，或以超越的姿态进行传播理论层面的思考。
如果说，公共新闻学的第二阶段以“消极的新闻消费者变成新闻生产者” [8]为特征，那么，新媒体技术支持下门类繁多的“新闻学”如：“业余新闻学”（amateur journalism）、“民间新闻学”（folk journalism）、“个人新闻学”（personal journalism）、“草根新闻学”（grassroots journalism）、“信源开放新闻学”（open-sources journalism）等等，将同它一起组成Schudson所定义的“新闻学的第四种模式” —— 不属于市场，不属于政党，也不属于新闻界，而属于公众。[9] 这样，属于第三种模式、以专业记者生产的、以新闻业为中介的公共新闻学进入的“新阶段”，将是超越自身的、不同模式的“公众的新闻学”（public’s journalism）。
然而，Tanni Haas在他的研究笔记里，对“从‘公共新闻’到‘公众的新闻’”（From ‘Public Journalism’ to the ‘Public’s Journalism’）提出了质疑[10]。一方面，以新闻博客网络为标志，已经出现了真正由公众生产、为了公众的新闻（news produced for and by the public），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这种“以公民为基础（citizen-based）的新闻业”不能断然确定为 “属于公众”（of public）的。相反，博客领域（blogsphere）在整体上逐步趋于呈现出与主流新闻媒体的显著相似性。这一观点构成了对公共新闻的又一不同解读，一种批判色彩更浓烈的思维。
从公共新闻的“中国式讨论”来看，中国传播学研究需要超越性的、批判性的思维，而任何批判性思维离不开对自身当下问题的关注。本土化的研究，归根到底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的理论性超越。首先要超越的是对西方理论移植式借鉴的习惯。我们需要的是对西方理论全面、实时的参照，并以自己的问题、实践、概念、理论进入传播学研究通行的学术话语。（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1] Rosen, Jay (1999) What Are Journalists For? ,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 Poynteronline (2003) Civic Journalism Embraced, but Cautiously ,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Survey,
10 April 2003, http://www.poynter.org/content/content_view.asp?id_/28835.
[3] Schudson, Michael (1999) ‘‘What Public Journalism Knows About Journalism but Doesn’t Know About ‘Public’’’, in: Theodore L. Glasser， (Ed.),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p. 118-33.
[4] 公共新闻学用people, public, citizen, community members等概念替换我们习惯上使用的reader, audience, consumer等，以便在修辞上和基本概念上表示出与传统新闻学的不同之处。
[5] Friedland, Lewis A. (2003) Public Journalism: past and future , Dayton, OH: Kettering Foundation。转引自Nip，Joyce Y. M.，Exploring The Second Phase of Public Journalism，Journalism Studies, Vol. 7, No 2, 2006
[6] Demars Tony (2004) ‘‘CJIG Secures Good Slots for Toronto Program’’, Civic Journalism Interest Group News, winter, 1_/3, http://www.has.vcu.edu/civic-journalism/newsletter/04winter. pdf, accessed 8 May 2005. 转引自Nip, 2006
[7] Nip，Joyce Y. M.，Exploring The Second Phase of Public Journalism，Journalism Studies, Vol. 7, No 2, 2006
[8] Gillmor, Dan，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 Sebastopol, CA: O’Reilly Media，2004
[9] Schudson, Michael (1999) ‘‘What Public Journalism Knows About Journalism but Doesn’t Know About ‘Public’’’, in: Theodore L. Glasser，(Ed.),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p. 118-33.
[10] Haas, Tanni, From ‘‘Public Journalism’’ to the ‘‘Public’s Journalism’’?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the discourse on weblogs, Journalism Studies, Volume 6, Number 3, 2005, pp. 387-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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