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播研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可归结为双重公共性的缺失，即学术共同体内的学科公共性的缺失与社会共同体内学术公共性的缺失。前者反映传播学的智识品质问题，后者反映传播学的思想品质问题。以布洛维的社会学分类法为参照，应当在一种关系性的传播学“四分法”中为公共传播学开辟理论与实践空间，并建立一种互异共生的传播学知识生态。
关键词：传播学 公共性 智识品质 思想品质 公共传播学 知识生态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单位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北京100024
中国的传播研究发展到今天，在繁荣的表象下面临一种失语的尴尬和危机。中国的传播学人，正不知要向谁讨个酒杯一浇心中的块垒。
这种失语，一方面反映在传播学本身难于参与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公共讨论和总体反思当中，无法生产出能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流通的学术话语，因而在学术共同体中难有一隅发言的位置；另一方面，如果把传播理解为一个与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勾连的历史的与社会的过程，那么，在传播日益成为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和社会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建构性因素的当代，传播学在对社会与时代的理论把握与社会进程参与上更是殊少贡献——在社会这个价值共同体中，传播学的失语状态更加令人不安。
一、智识品质与学术共同体内学科公共性的缺失
在这里，学科公共性是一个临时定义的概念，是在狭窄意义上相对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共同体而言的，主要指在社会科学界这个特定集体中主体之间的互动性、普遍联系性以及意识交互性[2]。这是针对当前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学术现状进行的静态考察。
尽管传播学在学术从业人员、论文产量和高等教育规模这些显化指标上进展势头迅猛，但在学术影响力上，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仍然捉襟见肘。这集中体现在有重要影响力的、能在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广泛反响的理论成果较为稀少，学科贡献率较低。“从某种程度上看，传播学一直没有得到其他社会科学的承认”[3]，学术影响力低下的后果便是传播学在学术共同体内的学科公共性的缺失，突出表现为传播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双向度的进入困难：第一，传播学研究对于当代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议题要么充耳不闻，要么只能比划一下堆砌概念和装点门面的表面功夫，在引入其他学科的学术视野时常常难免“炒冷饭”和“打时间差”的嫌疑；第二，在传播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性达到引人瞩目的举足轻重的高度之时，号称是一个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的传播学却在中国的公共学术阵地中难觅一个发言的席位，难以产生出能被其他学科体认的具有足够阐释力的理论范式和能够在学术共同体内流通的学术议题与学术话语，也难以分享社会科学界的感奋与忧思。
于是，一方面，人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缺少了传播学的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会陷入一种知识视角上的局限与局促；另一方面，传播学人往往又不能从“媒体的战略发展部”[4]的狭隘定位中挣脱出来，无法为大陆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真正具有智识品格与学术价值的资源支持。
尽管传播学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施拉姆语），然而如果传播学不能加入到社会科学共同体内的真正的交流与沟通，不能“共同面对和解决公共的问题”（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问题进行的传播学视角的把握），从而在传播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建立“共通性，共谋性，共识性”[5]，那么其综合性、开放性就只能表明一种似是而非的可进入性和不成熟性，只能代表一种孱弱的智识品格与贫弱的学科公共性。
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需要具备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那样一种“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6]。传播学在学术共同体内的公共性的缺失，正是这样一种关乎洞察力的学术品质与智识品格的缺失。以时下无比凶猛的新媒体研究为例，尽管关于新媒体的论文层出不穷、汗牛充栋，但在洞见与智识的含量和水准上却实在乏善可陈：很多研究要么在实证的路子上做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官样文章”或者“注脚学术”，要么还处在捂着脑门谈感想的前范式状态；而在学术视野上，则要么在市场效益的蛊惑下大唱资本的赞歌，要么在技术革新的浪潮中欢呼融合的美景；要么在媒介中心主义的三尺来深的学术矿井里浅尝辄止，要么刚想抬抬望眼就碰到了“一用就灵”的哈贝马斯和公共领域这个理论想象力的天花板。新媒体研究“总体上处于比较保守和落后的境地”，“理论的社会价值贫乏导致研究者终极的焦虑”。[7]过于局限于媒介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研究进路，而不能扩展到更具智识挑战的“新媒体条件下的新的社会表达的研究”[8]，从而不大可能为社会科学界创造出具有公共流通价值的议题和话语。
对当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来说，要建立智识品格，树立学术声誉，首先需要走出的两个泥潭就是媒介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与“方法论拜物教”的食洋不化。
一味以媒介为中心的传播研究往往满足于对社会现象的隔靴搔痒的考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既看不到总体又不探究根源，在眼花缭乱的媒介迹象中流连忘返，闪转腾跃，“翱翔蓬蒿之间”，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志向无动于衷——“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这样固步自封的传播学研究决不能成为一种有社会现实观照的学术事业，这样毫无抱负的传播学研究也决不能产生出具有相当阐释力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这样的传播学视角也就只能始终摆脱不了深度有限、可有可无的智识贫乏的状态。
“方法论拜物教”的不良倾向也应日益引起传播学者的反思与警醒。传播学的学科成熟度的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反映为缺乏适用于自身领域的独特的、形成普遍共识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传播学都偏向于套用社会学、心理学等成熟社会学科的实证科学的研究范式，甚至食而不化地衍生出一种不求做出真正学术发现而纯粹是“炫技”式的和“绣花枕头”式的量化方法的运用方式，“言必谈数据”，而不去追究数据背后那些真正有价值和有深度的问题，不惜以皇皇长文去做些蜻蜓点水的表面文章，论些犄角旮旯的琐屑问题；有一些年轻学人“既不怎么关注生机勃勃的中国实践，又不愿对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独立思考与深入分析，而总想着把那个貌似客观、中立、科学的方法弄得精致无比、精巧无比”[9]；有很多匠气十足的文章，不过是在以娴熟的技巧做着input和output的几近于自动化的学术生产。
因而，要建立传播学在社会科学界的公共性，要提升传播学的学术品质与智识品格，就不能再在媒介表象上投入巨大的学术资源炮制一孔之见，而必须站在“理解传播即是理解我们所在的社会和时代”[10]的高度上重塑我们的传播观；就要求我们在使用实证研究方法时，应当怀有清晰的问题意识，真正使得“方法为我所用”，而非“我为方法所用”，同时我们还应发展一种能与真正有价值的学术问题相得益彰的传播学研究方法，从而努力做出切中要害的、充满智识与洞见的并能体现传播学独特价值的学术发现。
与纯粹理性分析意义上的科学的实证方法不同，政治学者刘建平提倡一种传播学的历史的实证方法，对于传播学人而言，他在下面的这段话正好可以作为它山之石：
所谓传播学的历史的实证研究方法，就是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历史运动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传播现象，建构传播行为在中国历史运动和社会变迁中的过程叙事，以具有传播学特征的概念解释中国的历史运动和社会变迁。这种工作的复杂程度，是那些专门迎合权力或资本需要的媒体研究者一听就皱眉头的。……传播学研究是研究者自己建构思想，很麻烦但是有乐趣和挑战性；媒体研究是当工具，工具当然有工具的收益和快乐，但主体意识强的人会感到痛苦。[11]
不经历这种上下求索的寂寥和辛苦，不在痛苦中坚定传播研究的学术主体性意识，只通过一种不加反思的和缺少智识的简单学术生产和再生产，传播研究就难于摆脱局促的视野与狭小的格局，传播学在学术共同体内的学科公共性上就难以实现突破，而无力与公共学术实现对话和有效互动的传播学也就难以摆脱社会科学界中后知后觉与局外看客的形象。
二、思想品质与社会共同体内学术公共性的缺失
然而，仅仅摆脱“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的狭仄格局，还不足以实现传播学“绝云气，负青天”的学术抱负，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广阔的价值坐标，需要站在社会进程与全球历史的高度对传播学的学术价值与努力方向作出不拘泥于当前学术界现状的动态考察。正是在社会这个更大的价值共同体中，我们发现了传播学更深刻的学术公共性的缺失——也就是一种学术与社会间的互动性与互构关系的萎缩——我在这里称之为传播学的第二重公共性缺失问题，以此回应很多传播学人的另外一重焦虑心态。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思想潮流以及在美国的实证主义传播学的影响下，中国的传播研究在三十年间逐渐“与世界接轨”，走上了“价值中立”的实证研究的道路，并在学术自律的旗帜下，“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李泽厚语），走向了体制化的学术生产。在九十年代以来思想与学术二分的语境下传播学者有意无意地避免宏大叙事，“聚焦微小实践”[12]——尽管“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这种微观和实证的研究对于学科知识的积累和主体性的建立自然是有重要意义的——但“致远恐泥”。现如今，缺失了社会公共维度的传播学其意义和价值本身就是可疑的，因为“既然传播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它的意义就在于跟社会实践的对话当中。”[13]
弥补传播学的第一重缺失，重在学术品质与智识品格的提升；而面对传播学学术公共性缺失的状态，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一种传播学思想品质的建立——这里的思想品质是指一种能够化作政治和社会动能参与到社会建构过程中的、创造性的实践的力量，因为“作为‘思想’就意味着它是原创性的，是跟社会之间是有互动关系的”[14]，没有思想的学术生产，只能是一种“寻章摘句老雕虫”的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的书斋游戏，而不能成为“与其他权力主体在社会共同价值体系下形成的良性互动结构中的一部分”[15]。
提升传播学的学术公共性与思想品质的反面叙事是反思传播学的科层化与专业化的学术生产方式。这种体制化的学术生产严重阉割了传播研究的公共性维度，使得传播学研究既在理论上无法把握中国现实，又在实践上无力干预传播进程，只能无知无觉地坐井观天或者有心无力地望洋兴叹。
对于学术的专业化与学术的规范化，不能罩上某种崇高理念和终极价值的光环顶礼膜拜，而必须在历史语境中为其重拾一种相对的历史合理性与工具价值。学术的体制化一方面体现了在九十年代的特殊环境下一些学人的不失为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退而结网”式的公共性的坚守，即通过学术的专业化以一种抽离的姿态完成知识分子社会介入的历史反思与策略调整；另一方面，一些学人也确实打着学术专业化和学术规范的名号，“退而结茧”，“宁可承认原先的研究本来就不是真正且独立的学术研究, 从而以重建学科边界化解了学术研究无法参与社会变革的焦虑”[16]；再加上当时某些海外华人学者凭借着某种优势地位，操持着庄严肃穆的“学术独立精神”的话语对国内同仁的耳提面命的布道、情真意切的呼唤，终于使得学术的专业化、规范化、“纯粹化”蔚然成风，——而学术的公共性精神则苶然疲敝。
时至今日，从总体上看，专业化的学术体制已经既不具有当初那种“以退为进”的隐忍的公共性的品格，也不具有化解知识分子无法参与社会进程的失落与焦虑的历史的伤感印记，它变成了一个超历史的、天然合理的和不容挑战的宰制性的学术意识形态。
正基于此，提升传播学的学术公共性与思想品质，必须要能够反观自身所处的学术体制和规范体系，重建传播学术与社会的有机关系。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学术的规范化，它与学术的思想品质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而且从现实合理性的角度看，知识分子也的确需要通过学术的规范化来建设一套学术圈话语生产和流通的规则与秩序——我们反对的是一种总体上的陷进学术规范的窠臼而不知思想为何物的知识界倾向，我们反对的是一套思想退潮、而形式依然位居中央的钳制性的抱残守缺的技术规范，我们反对的是一种遮蔽重大问题的、将知识分子降格为匠人、将公共精神降格为匠气的“伪规范”——这样的学术规范只能闭塞学术的思路、只能逼仄学术的多样性，
因而，也正是在一种潜在的打破迷思的意义上，有传播学者才说：“现在我们的研究需要把思路打开，先要多样化，哪怕它不科学、不规范”[17]。
承应上面对于学术体制化的反思，则提升传播学的学术公共性与思想品质的正面叙事就有两个：一是澄明立场，二是贯通方法。
所谓澄明立场，就是打破传播学的体制化生产与西方实证主义传播学所制造的学术中立与价值“无立场”的假话和神话，重新认识、思考和反思自己的学术立场，从而开展真正有意义的学术讨论。一方面，社会科学不会没有立场。正如有社会学家言之凿凿地指出过的那样：“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在权力场域中所处的被支配地位，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有性质，都决定了社会科学不可能保持中立的、超脱的和无政治意义的立场。它永远不可能达致自然科学所具有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地位。”[18]就传播学而言，“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无谓‘学术中立’，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负有某种实用和功利目的。”[19]既然传播研究不可能没有立场，那么问题就在于选择哪一种立场，而我们选择何种立场“决定了什么样的社会事实进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20]；而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也不能没有立场。真正有意义的学术辩论需要有清晰和澄明的立场。只有激活立场，才能激活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辩论，才能形成真正有活力和生机的学术场域；只有激活立场，才能“重现乌托邦”[21]，才能找回知识人已经丧失的“明确的历史感”和“确定无疑的社会伦理学”[22]，才能重构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重建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我们不能再以追求“客观”为由，在一团和气而又一团糊涂的学术讨论中盲目地取消价值和立场，因为“所谓‘客观’，不是超越性的普遍的范式，恰恰是以立场为前提的，这种立场是处理事实和自我关系的学术工作的价值所在。作为学者的知识工作需要在与不同立场的检讨、对话与权衡中完成，在这个意义上，无立场是不可想象的。”[23]
所谓贯通方法，就是面对学科专门化体制对中国学术的限制和禁锢，“对症下药”，提倡一种杂糅贯通的、总体性的知识视野和理论把握方法。在经济、政治、文化互相建构，社会、市场、国家互相渗透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任何一门学科的单独视野都不足以承担对于全球化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把握的重任，尤其是对作为“文化人”的知识分子来说，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盛行，将文化逐到某种‘帮闲’的位置上”[24]时，如果仍然不肯建立一种对社会政治经济有所体认的新的方法论视野，就只能使自己的学术龟缩进不痛不痒、有气无力的观赏学术的小圈子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想界有人在说：“我们只能在‘跨’的上面寻求突破，我还没有发现其他可靠的途径”[25]，传播学界也有人在说：“我们要探索社会科学和人文主义方法，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结合的一种研究。事实上，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26]这样一种学术的整体观是重建当代学术公共性的不二法门，只有建立一种贯通的方法论才能跳出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叙事框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实现一种具有政治动能的批判性认识和理论把握，从而为社会变革和进程干预开辟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同时“作为方法与政治的整体观”[27]。
也正是在这种贯通方法的视野比照下，我们应当对传播学的学术潜力和学术使命有更加充分的认识。天生有着跨学科取向的传播学，应当站在社会科学前沿的位置上、站在一种融合视野的必经路径上，为学术范式的转变鼓与呼，为社会正义的进程蹈且舞，在与学界同思索、与社会共命运的过程中，一展学术宏图。传播学应该有底气也完全有能力去弥补其他学科在传播视野上的盲点跟欠缺——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人的邯郸学步、作茧自缚未尝不是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损失。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方法和视野的意义——这不仅表现为它在传播学内部所具有的基础性的意义：“如果学者要超越描述层次到解释层次，政治经济学一定处在事业的中心地位。它并不仅仅是传播学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它是整个传播学的基石”[28]——而更表现为它为整个知识界做出思想贡献的巨大可能。当戴锦华一度曾以阅读人文著作的方式，试图在人文学科的脉络内重新确立“文化的位置”和重建一种有机的文化，结果却发现“大量阅读和思考的这一阶段非但没有把我从思想的困顿中解脱出来，相反将我拖入了更深的沮丧和焦虑之中”[29]时，当汪晖坦言：“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文化批判一方面需要与对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的分析相联系，另一方面也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寻找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分析的结合点”，而“在这方面还很少有学者提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30]的时候，两个人正是在以一反一正的方式提醒我们重温文森特·莫斯可的断言：“文化研究不能确信无疑的另一个方面正是政治经济学根本目标的核心之一：理解社会整体”[31]；而我们也分明从戴锦华辗转反侧的焦虑与汪晖求之不得的遗憾中，发现了思想界对于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虚席以待的学术邀请。在这方面，如果说，同样反映了将文化与政治经济视野相融合的学术努力的“文化政治经济学”（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32]是“接受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33]而试图从政治经济学往文化转，从而建立一种“全面的物质—话语的分析”[34]（以及这一过程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展开[35]），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就是以文化和传媒为立足点和核心关注，是“为了了解我们的文化结构和它的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36]而试图建立一种“话语—物质”的考察视野，从而“阐明传播与文化如何成为物质实践，劳动与语言如何相互构建，以及传播与信息如何成为社会活动的”[37]。立足点的不同，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更具有知识上的亲和力与视野上的参照性，也更能回应思想界对于社会现实的介入和公共性重建方面的焦虑。
因此，当思想界在为寻找一种更有力的理论视野和思想资源而殚精竭虑、左冲右突、上下求索之时，也正是作为思想界新大陆的传播学界当挺身而出、左提右挈、上下呼应的时候。面对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如此巨大的学术空间，中国的传播学人，已到了摆脱“此亦飞之至也”的陶然自适，展举大翼“怒而飞”、抖擞精神起而行的时候。
三、传播学的四种类型与公共传播学的“诞生”
学者吕新雨在谈及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建设与学术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和两难时，曾有如下论述：
新闻学和传播学很焦虑，是因为学科的主体性似乎没有，因为长期的因素，学科的主体性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希望有一个主体性，这就产生了学术自律这样一个内在的要求，对专业主义的强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但是在今天，这个问题有可能走到反面，有可能变成体制化，变成一个体制化的理由，从而丧失它的公共性。所以它是处于这样一个矛盾和两难中。就是怎么样既保持学术的专业性建设和积累的过程，同时又保持对社会的公共的开放过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其实同样重要。[38]
在此，吕新雨教授指出了传播研究的专业性与学科体制化对于传播学本应具有的公共性的隔绝和抑窒，并且没有偏执于一端而是难能可贵地指出了学术的专业性与公共性是“同样重要”的两个方面。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这里确乎缺少一种有效的框架和视野，能够消融两者之间的紧张与矛盾，并将这“两个方面”重新化归到“一个问题”当中。
社会学家、曾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会长的麦克·布洛维，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极具启发性的简洁有力的框架与富于包容性的视野。
布洛维痛感学科建制对于学术公共精神的排斥和挤压，而致力于以一个学术场域内的行动者的姿态，重拾“将社会学连向公共世界的脐带”[39]。他的具体方案是将两个基本问题发展和综合为一种新的社会学知识类型和劳动分工划分所依据的两个维度：一个是“社会学是为了谁”——即我们是否只与自己（学术听众）对话，还是我们也在与他人（非学术听众）交流；另一个问题是“社会学是为了什么”——即我们应该关心社会的目标还是只关心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是关注技术理性还是价值理性——布洛维将之重新表述为工具性知识与反思性知识这两种知识类型的分野，前者是指一种“解决谜团”或“解决问题”的知识，后者则“关注的是关于目标的对话”。[40]
对布洛维的方案可以下表加以总结：
社会学的劳动分工[41]
学术听众
非学术听众
工具性知识
反思性知识
专业的
批判的
政策的
公共的
于是，“通过把中心放在两个问题——‘我们从事社会学是为了谁和为了什么’上，我们取代了关于定量与定性技术、实证主义与解释性方法论、微观与宏观社会学的辩论”[42]，从而重建了一个社会学的分类系统。
应该说，基于这两个中心问题的具有延展力的适应性，布洛维所提出的这样一种社会学的劳动分工和知识分类系统对于包含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甚至人文学科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例如，如果王铭铭先生能看到知识的公共性维度并进而看到费孝通先生当年所倡导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和发展中国家人类学家提出的“南方人类学”所包含的合理性，就不会在自以为的拨乱反正中陷入对技术主义的专业人类学乃至“贵族”人类学的定于一尊的偏狭推崇[43]，再比如，笔者认为应当以“公共历史学”作为口述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之一——而且，如果考虑到传播学所具有的产业-经济形态（传播业）和政治-权力属性（如鲁恂·W.派伊所言：“在政治领域内传播过程具有一种根本性的功能”[44]；又如赵月枝所言：“社会权力关系就是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45]），就会发现，相对于其他社会学科，传播学更需要引入这样一种旗帜鲜明地为公共性知识类型保留合法席位的分类系统，以阻抗商业的左右与政治的操控。
于是，正是借助这样一个好像不起眼的、被某些“学家”用滥了的小儿科般的二维矩阵，传播学的公共性维度在转瞬之间就由一种（看似的）学科的外部视野被结构进了学科的内部类型。可以说，对于传播学的学术公共性缺失的问题，布洛维做出了足资借鉴的言简意赅而又别开洞天的回答——将公共性的维度纳入传播学的学术分工之中，将传播学的公共面向整合进对立性的互相依存的传播学知识生态当中！
这是一种能够开启未来的蕴含政治动能的分类法。在这样一个不同于通行的二分法（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46]）或三分法[47]的别开生面的分类系统中，传播学的知识类型就被重组为了四类：作为传播学的知识基础和方法基础的专业传播学、为某个目标服务的并以生产有效性的学术为旨归的政策传播学、在专业传播学基础上开展反思批判和内部辩论并发展新的研究的批判传播学和——力图在传播学家与公众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的公共传播学。对中国的传播学者而言，如果说，专业传播学和批判传播学是业已存在的知识分野的有关联的再现，而政策传播学也是我们在学术生产中早已熟稔、驾轻就熟的门类，那么在这个四分法的体系中真正凸显峭立出来并且显现出巨大理论与实践空间的是——公共传播学。因而，并非在真实的学术发生史的意义，而是在类似于福柯的那种通过分类技术而规定、制造或浮现意义的意义上——公共传播学“诞生”了！
公共传播学“诞生”的意义，不在于它为传播学的学院知识又开辟出了什么新的理论、方法范式和研究对象——在这些方面，公共传播学具有着多元的包容性——而在于它在学院知识的维度之外为传播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公共性的维度，它将公众带到了传播学者面前，它推倒了一个仿佛是“秘密组织”[48]的学院机制与公共空间之间的森严壁垒，它为传播学和传播学者打开了全新的巨大的理论与实践的空间。公共传播学的“诞生”不是一门具体学科的诞生，而是一种在新的知识分类中确定无疑的公共面向与取向的诞生！
公共传播学的使命，一言以蔽之，就是代表传播学的公共责任以补足社会正义主题叙事下缺失的文化与传播视角；它的立场就是公共的立场、社会的立场以及“人”的立场；它对当下的传播研究的意义在于引导传播学者从对市场、产业、技术和制度的关注中回复到对“人民”的根本性问题的关注上来，“向东看，往南走”[49]，使传播研究能真正“回归历史与社会，找到社会的主体与价值”[50]。
根据公众类型的不同以及接近他们的方式的不同，布洛维认为在公共社会学的不同类型中，“传统与有机的公共社会学是相互补充的两极”[51]。他所说的传统的公共社会学是指那些拥有大量非学术读者的、能够引起公共讨论的社会学知识类型。在通常的传播学流派划分中，那些有与公众对话兴趣的、能够并且应当进入公共领域讨论空间的、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批判研究，在宽泛意义上大体可与布洛维所说的“传统的公共社会学”相对应。文化研究的特质在于“它明确宣称自己是一种参与社会变革的文化实践”[52]，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更是直接袭承了政治经济学在道德哲学上的主张与一种旗帜鲜明的实践伦理[53]。批判研究实际上同时质疑了传播学的学院知识与传播实践这两者的价值前提，这种质疑性的知识立场与强烈的社会关怀和实践勇气，使之得以同时作为一种反思性的理论知识与反思性的文化实践而进入到学术界内部辩论与公共讨论当中，从而横跨了传播学知识分工中整个的反思性知识的维度亦即批判传播学与公共传播学两个象限。
除了社会学家“自身并不一定参与其中”的“传统的公共社会学”之外，布洛维认为在另一极上还存在另外的一种公共社会学——即有机公共社会学，也就是在社会学家和公众之间存在着有机的紧密联系和对话关系的公共社会学。与这种存在一个学者与公众之间“共同工作”、“相互教育”[54]过程的有机公共社会学相对应的是业已存在于中国传播研究的知识体系当中的有机公共传播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在移民劳工群体及其他中小阶层和边缘群体中进行的参与式传播和行动传播学研究正是此中典范。在她所身体力行的参与式行动研究和民族志方法中，研究者有着“学者与学徒”的双重角色[55]，试图建立一种局内人的视角来理解合作调查者的经验及其意义，“不是要调查一个特定群体，而是要向特定群体学习”[56]。在这种有机的公共传播学研究中，往常那些作为研究对象和物化客体的“被研究者”成为了合作的伙伴，研究者与人民互相调试议题，共同构建了事实，而通过把微观的体验上升为公共的问题，传播学者也在实际上构建和创造了公众。
公共传播学的“诞生”以及新的四分法的引入对于传播学知识生态批评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讨论：
首先，公共传播学为发展传播学提供了新的生长土壤。作为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核心问题做出的传播学解答，“发展传播学”与“公共传播学”具有潜在的立场共通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公共传播学。通过在“传播学为了什么”（发展传播学对此的回答是“发展”）的问题之外，追问“传播学为了谁”（公共传播学对此的回答是社会与人），“公共传播学”的视野为发展传播学建构了框架、方向并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将发展传播学对于技术的绝对关注转移到对人的关注和与公众的对话，从而为发展传播学提供了自我反思的坐标与自我更新的机会。只有建立一种真正的社会立场并继而获得一种中国视野，中国的发展传播学才能摆脱诞生之初就留下的美国式“救世理想”[57]的烙印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大同”的心智愿景，成为一种在地性的、包容性的、有力的理论与实践，而不致动辄沦落为“将视角聚焦于精英和上层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论’”[58]；也只有摆脱“发展”的迷思，摆脱对于现代化的不假思索的逻辑正当性与道义正当性的赋予，建立一种能“将研究的对象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59]的反思性的知识和实践视野，发展传播学才能摆脱理论上对于“发展”的想象力的贫困以及实践中陷入的依附式发展的困境，在坚实的公共传播学的社会立场上焕发真正的生命力，不再削足适履、避重就轻或者南辕北辙。
其次，通过对布洛维的分类系统的借鉴，我们能够获得对中国的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考察的视野并作出病理学诊断。如前所述，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横跨了传播学的整个反思性知识类型，既是批判传播学，又是公共传播学。“知识”与“实践”是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必须同时具足的两个属性，如果没有学院的内部辩论和知识积累，后者就会缺少价值支撑而易于迷失在一种盲目的道德激情中，而取消了文化实践的维度，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院知识也会因丧失直面社会的问题意识而变得文思枯竭和刻板教条。
当前中国传播学知识生态中公共传播学缺位与专业和政策传播学（或者合称技术理性传播学）盛行的现状，造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品格的两重萎缩或曰两重去势：先消泯公共属性，把作为文化实践和理论知识的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压缩成学院知识，再在学院知识的生产中把现在时的知识变成过去时的知识，把知识的批判压缩成批判的知识。于是在这两重萎缩中，我们看不到“文化研究与进步思想与运动的不可分割性”[60]，看到的是生搬硬套的、故弄玄虚的、对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相勾连没有丝毫兴趣的文化研究，看到的是原本强调对劳工阶级文化关注的、作为“一项很明确地与劳工阶级相结合的社会实践”的英国文化研究，“从北美转了一圈在中国登陆时，却成了对法兰克福学派要批判的大众流行文化的拥抱”[61]；于是在这两重萎缩中，我们没有看到莫斯可和丹·席勒所说的“当代政治经济学在道德哲学上主张将民主推及至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62]的壮阔情怀，看到的是被阉割掉社会关怀与政治动能的、丧失了实践力量与建构潜能的、摆设在展览柜里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及其在寻找“学术增长点”的热潮中被消费的学术命运；于是乎，“宝剑只从匣中看，龙泉但作壁上鸣！”
最后，在布洛维的分类系统中各种知识类型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而可能是逐渐变化或者互相包含的，并不存在无法横跨或者穿越的屏障。布洛维认为，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这四类学术分工组成了一种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知识生态。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传播学知识生态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传播学的四种知识类型中，专业传播学应当位居学科的中心和基础的位置。如果没有专业传播学提供合法性与专业基础，就不可能存在政策传播学或者公共传播学，也不会有批判传播学——因为那将没有可以批判的对象；作为一种为某个目标服务的传播学，政策传播学可以为专业传播学提供支持，它本身也会产生新的传播学知识，并能激发公共辩论；批判传播学以反思传播学的价值基础为己任，它试图使专业传播学认识到自身的偏见、失声，为专业传播学重新定向，因而是专业传播学的良知。它为公共传播学提供价值支持，也会注意到政策传播学与权力的关系；公共传播学旨在发展与公众的对话和合作，所关心的是社会的价值基础。它通过不断的公共事务的挑战，能赋予专业传播学以活力并为传播学注入新的思想，并且成为政策传播学的良知。
传播学繁荣发展需要所有四种共生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如果这种互相依存的知识生态遭到破坏，它们便会出现各自的病理症候，套用布洛维的话说便是——
专业传播学变得与现实无关，批判传播学变得教条，政策传播学变得卑屈，公共传播学变得民粹——即，任何一类传播学失去了和其他类型的联系和对其他类型的尊重，所有的类型都会遭遇困难，我们的学科就会失去活力。[63]
而在一种理想的情况下，传播学这四个不同的部分，任何一个部分的繁荣都可以促成整个传播学的繁荣[64]。我们仍然套用布洛维的话说，便是——
在这样一个最好的状态中，从这样一个规范性的视角出发，我们不必一定要成为一个公共传播学家才能为公共传播学作贡献，我们也可以通过成为一个优秀的专业、批判或政策传播学家来贡献于公共传播学。每一种传播学的繁荣都将促进所有传播学的繁荣。[65]
这样一幅知识生态的美好图景会令每一个传播学人都怦然心动、浮想联翩；这样一种彻底的共生共荣的知识生态观值得每一名传播研究者都铭记于心并身体力行；而建设这样一种健全、和谐、健康的知识生态系统也当成为整个中国传播学界的基本共识。
公共传播学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名词在词学历史上的尘埃落定和落地生根——它告别了暧昧，找到了立场，从而获得了真正的空间和生命。
早在1978年7月，公共传播学就以“Mass Communication”的对译词的身份被永远地记载在了中国传播研究起始的扉页上。[66]“公共传播学”沿袭但淡化了之前“群众交通”、“群众思想交通”和“公众通讯”等译法的时代烙印，在后来“大众传播学”成为稳定和通用的译法之前充当了阶段性和试验性的过渡。把“Mass”译成“Public”本来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张冠李戴，而在这段姻缘结束后，“公共传播学”的明确所指就被抽空了。到1990年代中期，出现在理论刊物中的“公共传播学”摇身变成了“旨在影响和使民意或公众的行为朝着信息发布者希望的方向发展”的“一门帮助政府领导人和政府机构管理社会和个人，并协调两者之间关系的科学”[67]。这时的公共传播学受国外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试图超越大众传播而追求一种社会效果，但基本上是一个作为“在广义上把政治问题技术化，依靠市场知识和算计来的‘驯化’主体的一种‘政治理性’或‘治理术’”[68]的新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政治技术层面的概念表述，而根本不能对新自由主义本身作出批判性反思；在当今，如果说“公共传播”作为公共关系学、政府公共管理与危机传播或是一种区别于技术市场模式的大众传播模式的指称，还时常有露面的机会，那么“公共传播学”就除了在对传播学史海钩沉时作为功勋元老偶露沧桑外，似乎已无用武之地，而只能颓态毕现地被尘封进史册档案里了。然而，这也给了我们在不至于造成语义混乱的前提下重新启用和发掘它的便利。一方面，我们应该尊重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赋予“公共传播”的诸多含义，不去干涉它的现成规定和约定用法；另一方面，我们又应当并且可以摆脱或剥离“公共传播”在公关、公管领域内具有浓厚应用、对策色彩的“传播术”的定位局限，同时发展作为不同于技术市场模式的“公共传播”模式中所蕴含的社会性精神，通过对“公共传播学”加以重新界定，以一个“老词新解”的“公共传播学”来明确回应“公共”二字的内在规定性，确立一种对市场侵蚀和国家专制说不的传播学的社会保护的立场，指称以发展传播学者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关系为目的的传播学知识实践体系，从而使公共传播学成为一个有其严肃内涵与重要意义的学术分工和知识类型概念。
诚如布洛维所说：是“不断扩大的社会学精神气质与我们所研究的世界之间的鸿沟激发了对公共社会学的需求”[69]，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今天对于公共传播学的信心，不在于漂亮的学术辞藻与概念作业，不在于把玩概念魔方所出现的炫目的概念空间，而在于这个概念的空间战略性地回应了社会现实空间和对应了传播学人的心理空间，从而使公共传播学找到了自己坚实的立足基础。在漂泊了三十多年之后，“公共传播学”这个漂浮的能指终于到了停锚靠岸的时刻——它等到了那个冥冥之中也许是命定的所指。
四、结语
尽管不遗余力地为“公共传播学”呐喊发声，但本文本身却是一项批判传播学的研究。笔者写作此文的出发点是希望以“公共性”为中心问题和叙事线索，集中回应当前困扰中国传播学人的两种集体性的焦虑，并呼吁通过追问与讨论传播学的公共性问题来实现传播学知识生态的战略性调整。
在一种宛如“用石压草，草必罅生”的“原生的道德动力”和“社会学的精神”[70]的感召下，布洛维的学术生涯始终昂扬着一种社会学的公共关怀的精神和道德担当的勇气。对于中国的传播研究者来说，我们也正需要从心底唤醒这样一种传播学的公共关怀的精神、道德担当的勇气、“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学术志度。通过对“知识为了谁”与“知识为了什么”这两个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的追问，来重新审视我们的立场、进路与学术愿景，这正是时代抛给我们的课题。否则，我们就只能退居一隅至刨食的境地、皓首穷经于速朽的学术；否则，我们就只能在层层包裹起的学术辞藻的迷宫中成为“饶舌的哑巴”[71]；否则，我们等来的将不是“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壮阔前程，而只能是“挂帆而去，枫叶纷纷”的深重落寞。
中国的传播学人，到了作出反思与选择的时刻。
[1] 感谢赵月枝教授的鼓励与敦促，没有赵老师长久以来的启发和点拨，就不会有这篇文章的诞生；感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令人永志难忘的热忱指导与鼓励；在本文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
还曾得到刘建平老师、张志华老师、李彦冰博士和常江博士等的指导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2] 参见高鹏程：《公共性：概念、模式与特征》，《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3期
[3] 陶鹤山：《传播学的危机与重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4] 赵月枝，胡智锋：《中国传播研究主体性探寻》，《现代传播》2011年第2期
[5] 郭湛，王维国：《公共性的样态与内涵》，《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
[6] 参见郭于华：《社会学的心智品质与洞察能力》，《社会学家茶座》2006年第1期
[7] 邱戈：《中国传播学新媒体研究理论的焦虑》，《当代传播》2009年第2期
[8] 赵月枝，上课讲义，2009.12.22
[9] 李彬：《文化自觉：对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一点反思》，《新闻与写作》2010年第5期
[10] 陈卫星：《总序》，见【美】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徐桂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
[11] 经同意，引自邮件，个别字词有调整
[12] 王维佳，赵月枝：《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像力》，《现代传播》2010年第5期
[13]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4] 贺桂梅语，见罗岗，杨念群，戴锦华等：《二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与现实关注》，《天涯》2010年第5期
[15] 同注5
[16] 参见吴志峰：《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天涯》2005年第4期
[17] 胡正荣：《传播学内外的科林?斯巴克斯——中文版代序二》，见【英】斯巴克斯：《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刘舸，常怡如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8] 【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19] 金兼斌：《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2期
[20] 曹锦清：《“三农”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见薛毅编：《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21] 同注13
[22] 耿占春：《丧失行动的知识人》，《天涯》2003年第6期
[23] 吕新雨：《“价值无涉”与学术公共领域：重读韦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笔记》，《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24] 戴锦华，斯人：《文化的位置——戴锦华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25] 杨念群语，同注15
[26] 同注16
[27] 贺桂梅：《作为方法与政治的整体观——解读汪晖的“中国问题”论》，《天涯》2010年第4期
[28] 转引自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9] 同注25
[30]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31]【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32] 由英国政治理论家鲍伯?雅索普以及一些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提出。在中文语境中，文化政治经济学同时是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与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的对译词，对此应予以区分或进一步发展出两个有所不同的译法
[33] 鲍伯?雅索普：《文化政治经济学：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国家》，尹树广译，《现代哲学》2004年第4期
[34] 岑艾玲，鲍伯·雅索普：《论文化政治经济学中的前学科性和后学科性》，南丽军，尹树广译，《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35] 参见Jacqueline Best and Matthew Paterson(ed.),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Routledge,2010, pp. 1-26
[36] 同注32，第21页
[37] 同上，第45页
[38] 陈光兴，吕新雨，黄旦等：《文化研究：本土资源与问题意识》，《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
[39] 【美】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40] 同上，第18-19页
[41] 同上，第19页
[42] 同上，第19-20页
[43] 王铭铭：《范式与超越：人类学中国社会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44] 转引自陈卫星：《关于中国传播学问题的本体性反思》，《现代传播》2011年第2期
[45]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46] 这种二分法中其实已经含藏了四分法的影子（显示了后者乃是一次水到渠成的理论演进，这也是在引入四分法时传播学相对其他学科的得天独厚之处），只不过这里的“批判学派”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在本质意义而非关系意义上界定的。
[47] 例如陈卫星教授的控制论学派、经验功能学派、结构主义符号学三分法（同注14，第11页）以及陈力丹教授的经验－功能学派、技术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的三分法（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等。
[48] 【美】麦克?布洛维：《奥巴马时代的公共社会学》，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5345
[49] 参见赵月枝：《“向东看，往南走”：开拓后危机时代传播研究新视野》，《中华传播学刊》（台湾）2010年第18期
[50] 同注13
[51] 同注40，第10页
[52] 同注17
[53] 参见莫斯可对“社会变迁与历史、社会整体性、道德哲学和实践”作为政治经济学四大核心特征的论述：同注32，第27-38页
[54] 同注40，第11页
[55] 卜卫：《民族志教学：以“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的参与式传播为例》，《新闻学研究》（台湾）第102期（2010年1月）
[56] 同上
[57] 支庭荣：《由盛转衰的发展传播学》，《新闻大学》1996年第4期
[58] 邓正来：《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评Colin Sparks<全球化、发展和大众传播>》，《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9年第10期
[59] 汪晖：《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答问》，《书城》2005年第4期
[60] 陈光兴，张春田：《文化研究与亚洲想象——陈光兴教授访谈》，《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5年第3期
[61] 同注17
[62] 文森特·莫斯可，丹·席勒：《译丛总序》，见【加】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3] 同注49
[64] 参见【美】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社会》2007年第1期
[65] 同注40，第33页
[66] 译文为《公共传播学研究》，译者为郑北渭。很多梳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史的文章对此都有追述。例如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以及孙旭培：《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回顾》，http://media.people.com.cn/GB/4174717.html
[67] 江小平：《公共传播学》，《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7期
[68] 赵月枝：《国内和国际传播的民主化──中国传媒改革的未来方向》，见潘忠党，李良荣，赵月枝等：《反思与展望：中国传媒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笔谈》，《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8年第6期
[69] 同注40，第10页
[70] 同上，第6页
[71] 同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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