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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困局及其出路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林泉忠 点击:690次 时间:2016-02-23 23:25:33

 香港困局有希望吗

   过年期间笔者由台北返港小住,与众多知识界及年轻人交流,交换对香港前景的看法,结果发现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倾向认为------香港没希望!

   其实众所周知,香港社会对前景悲观的氛围并非此时此刻才出现。当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八三一决定”否定了香港市民追求特首与立法会普选的可能性,当轰轰烈烈、史上最大规模的“雨伞运动”也无法令掌权者让一小步时,无数港人已对香港的未来失去了信心。

   相比之下,台湾则刚刚顺利举行了总统大选与立法院改选(别说是特首普选,香港连立法会的全面直选也遥遥无期),台湾社会尤其是众多年轻人则对自己的选票改变了政治现状而迎来了新的时代充满期待。这些年笔者穿梭台湾和香港两地,目睹两个社会的变迁,一个在不断自我纠结,另一个则在努力提升的鲜明对照,充满感概。

   不过是二十多年前,那时的香港是几乎样样都让台湾人羡慕的文明进步的社会。不仅仅是因为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而拥有琳琅满目的商品、与世界接轨的服务与设施,更是因为香港的高效率、严明的法治制度、受到充分保障的言论与新闻自由。

   

   “中国人”意识的起起落落

   虽然经过了80年代对“九七”的不安,尽管经历了“六四”、“回归”、SARS的动荡,香港人依然积极面对,仍然对“一国两制”保持信心,也对“中国掘起”带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予以正面的评价。正因为如此,香港人的“中国人”意识在2008年上升到历史新高(参考港大“民意计划”历年的调查)。

   然而,北京领导层因统治大陆的经验使然,不忘在政治上加强对香港的控制。2003年欲制订“23条”及2013年欲引进“国民教育科”就是此一思路的表现。然而“自由”是香港人最不能妥协的核心价值,也因此引发“九七回归”后香港社会与北京之间多次的激烈冲突。

   重点是胡锦涛时期对“香港问题”的处理还能展现相当的弹性与柔软度,因此在2005年果断“换董”及2007年承诺“10年后香港可以普选”后,相当程度安抚了香港人的情绪。只是“胡下习上”后不仅进一步加大力度强化对大陆境内言论与思想的控制,在应对“香港问题”时也不再展示过去的“绥靖”姿态。

   2013年香港社会的“反国教运动”后,中南海对“权力备受挑战”的“危机感”日深,因此当2014年“普选”议题进入程序后,北京就迫不及待地决定要把门堵上,同年六月发表罕见的《“一国两制”白皮书》(全称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便摆明了强硬态度。

   

   进退维谷的新困局

   笔者在“普选”方案被民主派议员否决掉后,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改方案否决后如何收拾残局?〉的文章(《明报》2015年6月15日),指出“普选”死局后北京处理“香港问题”的三个选择:一、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八三一决定”原封不动,梁振英继续当他的特首;二、换掉梁振英,虽然是治标不治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抚平一部分香港市民的不满;三、对症下药,尽早重启政改,同时修正“八三一决定”,尽快让普选问题软着陆,让已严重撕裂的香港社会恢复和谐。

   结果,正如笔者所预测的,北京选择了“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印证了中南海告别“绥靖政策”的决心。重点是在此思维下,即便特区政府在“后政改”时期“集中精力改善民生”,然而香港社会与梁振英政府及北京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不会因此而消除!

   事实上,如今的香港不仅无法恢复“政改前”的状态,当尝试过的和平抗议与民主诉求得不到足够善意回应后,不满的情绪已将诉求与抗争的手段带向了原本香港主流社会并不期待的“激进”方向。

   因此,当“旺角骚乱”发生时,笔者并不惊讶,并且认为如此的激进行动(政府定性为“暴乱”)恐怕不会是最后一幕。诚然,“激进本土派”倾向街头抗争的手法并不为当下香港主流社会所认同,不过从这次骚乱中即使在半夜仍能动员数百支持者上街,也足以窥视出“激进本土派”的气势不仅没有萎缩,且已发展到不容小觑的规模。

   

   年轻世代的思维转换

   除了抗争手段的“激进化”,年轻世代的诉求与思维也不再只停留在效果不彰的“争民主”范畴,对过去被视为禁忌的主张不再低调和克制。“雨伞运动”时期,领导抗争的学联提出“命运自主”及“和平非暴力”的理念,然而时至今日,如此的思维在学生之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得不引发深思

   新任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孙晓岚就直言支持“港独”,认为“香港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家”,在将来不排除有此可能,并主张“大家可继续思考、讨论,不应该自我设限”。同时,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不仅透过公投通过废除特首任校监制,也在前天选出了高举“本土”旗号的“星火”新内阁。新任会长周竖峰直言“本土化”是学界大趋势,并声称不排除采用“勇武”的抗争路线。

   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世代日趋明显的“本土化”与“激进化”,印证了“后政改”时期特区政府系列政策的失败,同时也揭示了不仅仅是台湾,“雨伞运动”结束后香港社会的发展方向,也不因北京的意志而转移。

   此外,周竖峰率领的“星火”新内阁在校内选举期间打出的标语是“完成本土革新的最后一里路”,其中的“完成最后一里路”正是源自于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在选前奋斗的目标。近三年来,从香港的“反国教运动”到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再到香港的“雨伞运动”,港台两地社会运动尤其是年轻时代的抗争行动互相影响。虽然『台独』与『港独』的结合是中南海最为忌惮的趋势,然而从这两年的发展来看,北京似乎也无法阻止。

   无论是所谓的“香港问题”,还是“台湾问题”,其根源实际上是“中国问题”。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南海能否运用智慧,摆脱权力至上思维的桎梏,增加民主开放的新思维,无疑是解开所有症结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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