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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政改是最好的纪念方式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刘胜军 点击:25671次 时间:2014-08-23 12:53:03

  今天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可以说,中国在1949年后的第二个30年是邓小平的时代。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驶过了一个个险滩。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宣示再启"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步入深水区,"老虎苍蝇一起打"、"政府自我革命"的历史转折点,重温邓小平的改革理念与智慧是极有裨益的。

   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体现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三个讲话:1978年12月在中央全会上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为一周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为1981年6月公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了铺垫;1992年的南巡系列讲话,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挽救了彷徨于十字路口的中国改革。

   其中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就是1980年的这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当时,中共对文革的系统反思尚未开展,而且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仍然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于1980年9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如何修复被文革摧残的国家制度,也成为邓小平复出后面对的核心问题。

    

   80年代政改谈话提及的问题到今日并未过时

   在这篇长达13900多字的讲话中,邓小平相当深入、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政治改革观,它成为80年代政治改革的指针。

   第一,有关党政不分,邓小平提出,"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他特别强调,"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

   三十多年后,中国的党政不分现象依然严重。2011年9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演讲时就再次提出,"坚持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和以党代政的现象,这在当下尤为紧迫。"

   第二,关于党企不分,邓小平提出,"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

   中国在90年代就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并让大部分国企改制上市,在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明确规定:"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但事实上,"党管干部"原则始终未从国企退出。不久前爆发的中石油窝案集中体现了党企不分的弊端。如何彻底解决"党企不分",仍是国企改革的深水区难题。目前正在推进的混合所有制,实际上也是由此延伸而来,同时也是解决党企不分问题的新契机。

   第三,关于"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提出了检验党的领导制度的三个标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这样的开放思想,在目前的简政放权的行政改革中,仍然应遵循。

   第四,关于官僚主义,邓小平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认为,"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

   他还指出,"干部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

   时至今日,中国官员队伍中官僚气息依然浓重,依然很多官员的"不作为"就是典型体现。官僚主义也部分缘于干部队伍的臃肿。例如,国家发改委目前有多达11位副主任,其中有5位是正部长级的副主任。须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各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二至四人。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

   当下,习李再启改革,同样须直面官僚主义的挑战。今年7月,李克强就严厉指出: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庸政、懒政同样是腐败。

   第五,关于简政放权,邓小平提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

   三十年后,李克强总理仍然在"取消审批权"上殚精竭虑。2014年以来,他主持召开23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通稿中,18次提到简政放权,可见距离邓小平当年提出的目标尚远。

   第六,关于制约权力,邓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十年后,我们在薄熙来主导的重庆"唱红打黑"中再次看到"一把手一手遮天",再度喊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

   邓小平当年反思说,"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开展了反腐整党的"八项规定"运动,狠刹公款吃喝、讲排场、形象工程,可谓是成效显著,但也从侧面说明这是一个"牛皮癣"式的老毛病。

   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也不是新问题。当时邓小平的说法是,"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也就是说:不能指望官员的道德水平,也不能沉迷于道德教育,而是要真正允许民众监督。

   这种聚焦制度层面的视野,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周永康落马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一致"认为,"周永康严重违纪,根本原因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这样的反思,依旧停留在道德层面。

   第七,关于执政党长期使用的"运动式"解决问题的方式,邓小平却清醒地看到,"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

   新任领导层就任后,习近平与王岐山反腐"二人组"势如破竹,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30%,不仅扳倒了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这样的"大老虎",十八大以来近40位省部级高官落马,甚至出现了一天有10厅官被通报查处的情况。尽管大动作的反腐产生了强烈震慑效应、赢得民众广泛支持,但依然带有"运动式执法"的特征。王岐山也说,当前反腐是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接下来的四中全会如何实现反腐治本,值得观察。

   第八,关于官场寻租之风,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不少" 。尽管自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在整顿领导干部子女经商,但过去十年这一现象变本加厉,无孔不入,甚至连军队系统也不例外。从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案可以看出,在用人、工程项目、官商勾结方面的腐败和寻租是何等触目惊心。不仅周永康的亲属大肆谋利,周的秘书也都飞黄腾达,各路红顶、灰顶、黑顶商人与周永康的权力编织出一张庞大的腐败网络。

   邓小平当时说,"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时至今日,不仅公费出国旅游现象惊人,"裸官现象"更是愈演愈烈。仅广东省2014年的"裸官"摸底排查就查出2190名"裸官"。

   邓小平在34年前提出的上述改革议题,有些取得了积极进展,有些只是取得了小的进步,有些问题成为反反复复的痼疾,有些问题则尚未触碰。这也是我们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前要重温这一讲话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与政治改革

   邓小平引领的改革,在80年代呈现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齐头并进的局面,政治改革甚至一度领先于经济改革。邓小平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并通过中顾委的形式让老同志退下来。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是中国政治改革最为重要的进展,使得中共权力更替得以进入有序阶段。遗憾的是,政治改革的步伐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中断,未能与经济改革配套前进。在此后很长时期内,政治改革成为讨论的禁区。

   在此后的很长时期,中国改革呈现出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改革按兵不动的局面。两者脱节的后果已经日益显现:腐败现象几近失控、政府权力不断膨胀、官民利益冲突加剧、法治不断边缘化。

   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下一阶段的改革,其核心就应该是从"权力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转型为"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此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改革方案,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改革逻辑是清晰的。

   中国的政治改革之所以陷入僵局,一方面是因为政治改革较为敏感,成为唯恐避之不及的禁区,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把政治改革等同于西方的多党制、直选制,而难以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而实际上,所谓政治改革,真正的衡量标志是能否实现法治。例如,我们看到印度、俄罗斯等很多国家实行了西方的多党制、直选制,但离完善的法治还很遥远,既失去了强势政府的效率优势,也未能有效遏制腐败现象。可见,多党制也好、直选也好,都只是实现法治的手段,法治才是最终的目的。只要能提升法治水平的制度变革,都属于政治改革。因此,目前中国法治建设的任务是提升法治水平。

   四中全会究竟应该如何推进依法治国是目前中国改革的关键。在这个历史的关头,重温邓小平在1980年著名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继承并推进邓小平未竟的改革夙愿,是告慰邓小平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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