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她们的健康状况却令人担忧。近年来，女性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学者和政策研究者针对女性农民工的健康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从女性农民工健康的现状、造成此种现状的原因及相应的解决策略三方面入手，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进而探寻其研究特点及不足之处。

对于女性农民工健康的研究大致可分为生理健康的研究和心理健康的研究。其中，以生理健康研究为主体。有关生理健康的研究主要包括，生殖健康研究、特殊病症研究和不同职业类型人群的健康研究。心理健康研究则包括，心理健康状况的描述、女性与男性心理健康的比较和重度精神病症的研究。

（一)女性农民工的生理健康研究

1.对于生殖健康的研究，主要包括妇科疾病、避孕、人工流产和对生殖健康知识的KAP（知识knowledge、态度attitude、实践/行为Practice）调查等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女性农民工在生殖健康上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女性农民工在妇科病方面，患病率高，且呈现出年龄分层现象，而妇科病普查率却较低。有调查显示，妇科病患病率44.52%，而且30岁以下年龄组妇科病检出率显著低于30岁以上年龄组。^[1]兰红霞在北京的农民工妇科病普查中指出，首次参加正规妇女病普查高达88.7%，所有普查对象无1例来京后进行过1年1次的妇女病普查。^[2]

第二，避孕知识和避孕方法已经成为女性农民工积极掌握的内容，但避孕工具的使用率较低，避孕知识很贫乏，对避孕知识的需求较高。调查显示，婚前性生活中经常使用避孕套(药)者占46.9%，从未使用避孕套(药)占29.2%，偶尔使用避孕套(药)为23.8%。在避孕知识问答（百分制），得分60分以上35.9%，59分以下64.1%，其中0 分7.6%。^[3]流动人口最期望获得的计划生育服务是性知识教育55.4%，检查和治疗妇女病52.3%，避孕方法介绍33.4%。^[4]

第三，女性农民工的人工流产发生率较高，原因多样化。存在对于流产危害认识不够，手术不谨慎等问题。黄江涛的调查显示，女性农民工中，有人工流产史者66.8%。其中2次以上者占19.4%。28.0%的人认为人流对身体没有影响；64.0%认为有一定的伤害；8.0%表示不知道。在进行手术的机构选取上，由于“不想让别人知道”、“收费低”、“不用排队”、“不需检查和预约”等原因，绝大多数个体选择在小诊所进行，这无疑加大了手术的风险性。^[5]另外，人工流产的发生还与年龄、户籍地、户口类型和职业因素和所采取的避孕方法有关。^[6]

第四，女性农民工对于生殖健康的知识认识有限，获取渠道狭窄，而且重视程度也不够，当发生生殖健康问题时采取就医行动的较少。进行健康教育等干预措施以提高相关知识的掌握的空间很大。

张金辉等的调查显示，女性85.6%的人听说过性传播疾病，95.3%的人听说过艾滋病，7.2%的人不认为艾滋病是性传播疾病。在对常见性传播疾病辨别回答中，表示不知道或者回答完全错误的女性占60.1%。在艾滋病传播途径回答中，全部答对的女性仅为17.0%。获知渠道集中于书报杂志、广播电视和街头广告，接受过培训讲座的人只占6.7%。9.7%的人认为艾滋病病人没有好人，37.4%的人认为自慰属于不道德行为。女性中有43.1%打工期间出现生殖系统疾病症状，其中仅有一半左右的人去医院检查过。^[7]练武等对流动人口已婚女性生殖健康教育干预效果的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已婚女性生殖健康及性传播疾病知识中相当一部分干预后的知晓率比干预前提高了11.32%-21.7%。^[8]

2.对于特殊病症的研究，主要有艾滋病、结核病和乙肝病的研究及相关的KAP调查。其中，由于患者的隐秘性及调查方面的限制，艾滋病现状研究几乎为空白，结核病和肝病的研究则主要由各地的疾病控制与防治中心进行研究统计，用以对这些病种的监控治疗；对于这些特殊病症的KAP研究上，结论类似于生殖健康：个体知识的掌握度低，提高的空间大。

3.对于不同职业类型女性健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风险的职业，包括职业病高发行业和性服务业。调查显示这些行业的风险很高，女性的健康受到很大威胁。叶素贞对厦门市台资企业女职工保健情况调查显示，在厦门的台资企业中，毒害作业检测情况，超标企业占78.95%，超标点数为43.1%。恶劣的工作环境，使得女性农民工面临更多的职业病风险。^[9]李秀芳等对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发生首次性行为年龄很低。53.07%在月经期提供过阴道性交，健康风险非常高。^[10]

（二)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研究

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对女性农民工健康问题进行的研究较少。在这少量的研究中，一部分单独以女性为研究对象，对其心理健康现状进行描述性的研究。陈亚萍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为工具对宁波市50例“外来妹”的心理健康调查显示，受调查者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尤其在躯体不适、人际关系敏感、强迫、抑郁、焦虑、敌对等情绪较为明显。^[11]另一部分的研究则是通过男女两性的对比来揭示女性农民工在心理问题上的相对特征。相对于男性，女性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相对较高。孙崇勇研究东北地区农民工时发现:女性在SCL—90测试中躯体化、强迫性、人际敏感、抑郁、恐怖 5个因子的得分及阳性项目数显著高于男性。李晓芳研究洛阳市青年民工发现:女性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恐怖4个SCL—90因子评分显著高于男性。蒋立新研究深圳外来工发现:女性SCL—90中的恐怖因子分高于男性外来工，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骆焕荣等研究则显示男性农民工SCL—90中的焦虑、人际关系敏感、偏执等心理问题的发生率比女性高；而女性农民工出现抑郁、强迫、恐怖等心理问题的发生率比男性高。男女农民工在躯体化、敌意、精神病性等心理问题的发生率无显著差异。^[12]

对于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障碍的研究国内目前仅限于精神病院的病例调查，而且研究对象是整个流动人口群体，它仅可以间接反映女性农民工的心理障碍状况。

 

造成女性农民工健康问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集中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女性农民工接受的教育资源不足。1.生理健康知识教育的滞后和空白。^[13]我国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起步年龄较晚，通过正规学校教育途径来获取的知识非常有限。而目前的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政策主要面向已婚人群，通过医疗和计划生育途径实施的教育干预措施无法涵盖未婚女性农民工。2.大众传媒对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教育不足。3.对于女性农民工的健康教育为短期培训，有其局限性。短期健康教育对于生殖健康基本知识的干预可起到良好作用，但短期健康教育对专业性较强的生殖健康知识促进效果不明显。^[8]

第二，女性农民工自身的局限性。一方面是一些女性农民工认为自己身体抵抗能力强，即便有小病也没必要去医院检查，再加上流动性比较强，所以她们的保障程度低而退保率高；另一方面是很多女性农民工缺乏必要的卫生保健知识，做不到早期预防，从而导致小病变成大病。^[14]

第三，医疗资源的门槛过高。医疗费用的飞速高涨和农民工微薄的工资，使得很多农民工望医院而却步。当女性农民工生了病之后，有的人就在家硬撑着；有的人根据经验自己在药房买药吃;还有的人在附近的便宜私人诊所看病，不去正规医院就诊。除了普通的看病就医问题外，女性农民工在遇到工伤保险和意外伤害的时候，由于处于弱势地位，也很难得到足够的赔偿和及时的治疗。^[14]

第四，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制度缺失是导致女性农民工医疗卫生状况较差的根本性原因。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分割，农民并没有纳入当时的医疗保障体制之内。虽然农村开始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但目前尚处于摸索、推广阶段，农民参与的范围和积极性都有待提高，而且农民工一般都四处流动，无论从诊疗和报销上都存在操作上的不现实。所以目前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也缺乏针对农民工特点的具体制度安排。虽然国家一再要求用工企业要为自己的员工交纳社会保险，但由于农民工在劳资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以及监管上的不力，大量企业不为农民工缴纳各种保险费用。^[14]

第五，女性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差，直接导致了女性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发生.由于女性的生理特征，国家明确保护其健康权益，并严格规定了女性工作环境的条件标准。但许多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对于工作环境的投入根本达不到保障女性健康的标准。女性农民工由于其自身文化程度低等原因，较难进入正规企业，其工作环境很难得到保障。这些工作环境的问题直接危害着女性农民工的身体健康。^[9]

第六，社会对女性农民工的关注不够。对农民工缺乏应有的关注是她们医疗卫生状况较差的外在原因。城市和流入地政府对待农民工的政策和态度，实际上还停留在“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排斥、观念上歧视”的状态。在观念上歧视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怠慢农民工，在制度上忽视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状直接导致没有较好地解决他们“进得来而留不下、干得了而活不下、能生存不能发展”的问题。^[14]

 

对于如何解决女性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学界不同研究者都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加强对女性农民工关于健康的教育与干预，提高个人健康意识。1.流动人口输出地的学校应该普遍开展性与生育健康教育。使流动人口在外出前就掌握了基本的性与生育健康知识，接受科学的性观点和性文化。流动人口输入地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在进行生育健康教育时，要把未婚女性农民工作为重点人群，进行性知识和健康教育，还要有效利用同伴教育的方式。^[7] 2.针对短期健康教育的不足，以及流动人口的特点，对短期健康教育的内容加以改进，难度较大，专业性较强的知识要反复强化，加深印象；教育形式要多样化、生动化。3.加强大众传媒对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教育的宣传，正确引导流动人口对于健康知识的学习。^[8]4.催进女性农民工主体意识的觉醒，增强健康意识。^[14]

第二，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加快建设适应我国国情的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医疗卫生问题。政府在改善农民工医疗卫生状况方面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把妥善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把统筹城乡就业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要积极探索适合国情、本地特点和农民工特点的医疗制度。在正式制度没有出台以前，以多种方式帮助女性农民工。^[14]

第三，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保证健康的工作环境。要对企业加强宣传，要求其严格贯彻劳动法，严格按有关规定做好女职工保健工作。对企业的管理人员要强化劳动法等政策的教育。有关方面应经常检查劳动合同的签定情况。建议对进厂一年以上的女职工定期进行妇科疾病及乳腺疾病的普查、普治，一年一次，或两年一次。及时发现缺点疾病、及时防治，保障女职工的身心健康。^[9]

第四，加强对女性农民工的政策保障。为了从根本上增强女工们的生殖健康意识，提高她们的生殖健康知识水平，首先要从政策得到支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共同参与。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为男性和女性未婚流动人口提供相应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和咨询服务。”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但足以说明这一人群的生殖健康问题已经引起关注，并且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其次就是政策的贯彻实施问题，我们应充分动员卫生部门、计划生育部门、教育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如培训工厂医生、开展同伴教育等，对女性农民工实施主动的干预，提高她们的生殖健康意识和知识水平。^[14]

 

我国关于女性农民工的研究始于90年代末，从多个学科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在实证调查和理论上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这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为：

首先，理论和政策探讨不够，调查仅停留在对于女性农民工健康现状的描述和问题的揭示上，现阶段更应当反思政策自身的问题和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问题。^[15]

其次，受调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调查的信度受到限制。很多研究是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的，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较详细系统的获得研究对象的情况，但是受到抽样的影响较大，在调查中许多隐形的群体被忽视，影响了调查的信度。今后调查应当采用多种形式结合，并严格抽样。

最后，对于心理健康的研究仍很少，绝大多数已有研究集中在对女性农民工生殖健康问题、婚姻状况以及对高危妇女，而从心理社会角度考察女性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研究仍较少；一些研究涉及了女性农民工在城市中工资收入和待遇与男性的差异及其在城市中发展的受限程度，但这些研究多为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很少有研究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角度考察女性农民工所面临的压力及其压力应对方法。

 

参考文献：

[1] 朱冬芳.某纺织厂已婚女性农民工妇科疾病感染情况调查[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7（7）：552-553.

[2] 兰红霞等.北京市流动人口妇女病普查结果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04（7）：977-979.

[3] 黄江涛等.流动人口年轻女性避孕知识及需求现状调查[J].中国生育健康，2004（15）：349-351.

[4] 毛京沭等.广州市流动人口避孕方法现状及影响因素[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1）：13-16.

[5] 黄江涛等.流动人口年轻女性避孕知识及需求现状调查[J].中国生育健康，2004(15 )：349-351.

[6] 张玲华等.流动已婚妇女人工流产累积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探讨[J].中国妇幼保健，2007（22）：1226-1229.

[7] 张金辉等.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健康状况调查[J].中国生育健康，2005（16）：79-83.

[8] 练武等.流动人口已婚女性生殖健康教育干预效果评价[J].医学与社会，2007（10）：1-3.

[9] 叶素贞.厦门市台资企业女职工保健情况调查[J].海峡预防医学， 1999 (5 )：19-20.

[10] 李秀芳等.女性性服务者性病患病及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08 (4 ) ：398-399.

[11] 陈亚萍.50例“外来妹”心理状况调查与分析[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02（23）：560-561.

[12] 詹劲基等.流动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现状[J].医学综述，2008（1）：158-160.

[13] 黄文鸳等.上海市某工厂外来未婚女工生殖健康知识现状及需求[J].中国妇幼保健，2005（20）：2823-2825.

[14] 崔建周.女性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初探[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7（6）：54-56.

[15] Liu Xianhua.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home-going peasant-wokers[J].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Rehabilitation,June 15 2006：171-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