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是费孝通有意识地观察我国农村社会和文化的起点，孕育了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思想。1936年，费孝通远赴英伦，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学习人类学。《江村经济》是费孝通1938年根据家乡江村（开弦弓）的调查材料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1939年率先在英国出版，1984年经戴可景翻译成中文。该博士论文原来的题目是 Kaihsienkung:Econo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江村：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英文扉页上印着“江村经济”四个字。

该书自问世以来，立即享有高度的国际声誉。其中最初也是最高的评价，来自于该博士论文的直接指导者马林诺斯基。他的评价奠定了该书评价的至尊地位，该书也由此获得广泛的国际声誉。在该书序言中，开篇第一句话马林诺斯基如此写道：

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译注)一书将

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马林诺斯基，[1938]1999: 214）。

“里程碑”，具有积极推进事件进程的语体色彩，有着转折点和标志性的意味。任何学术著作，被冠以类似的评价，都是莫大的荣誉。该书获得如此肯定和殊荣，不仅是费孝通的幸事，也是我国人类学界对世界人类学的一个贡献。然而，马林诺斯基给予该书热情洋溢地评价，不仅只是出于学术上对《江村经济》的充分认同，还借此序文表达了一些弦外之音，赋予了一个人类学家的良知和对文化偏见的深深忧郁。费孝通1997年在《人文价值再思考》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感触:我现在的想法，认为Malinowski老师写这篇序的目的，似乎并不完全在评论我这本书，而是想借这篇序吐露他自己心头积蓄着的旧感新愁。

马林诺斯基1884年出生于波兰，后来加入英国国籍。1910年马林诺斯基进入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读人类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执教于该校，1927年升任教授。波兰人在欧洲长期处于被异族统治和压迫的地位，出于一个流亡者的切身感受，马林诺斯基反对民族和种族压迫，希望人类学能对建立一个民族平等的世界事业贡献一份力量。这种希望也符合19世纪后期欧洲盛行的理性主义思潮，认为实事求是的科学知识可以改造社会和文化，使人类得到进步。

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马林诺斯基称费孝通为“年轻的爱国者”。比照这位“年轻的爱国者”，能够在自己的国家，不受干扰地开展针对本民族本国的调查，为自己的祖国谋求自强贡献一份力量，况且这份力量还是来自于他一生钟爱和追求的人类学事业，马林诺斯基流露出“时感另人嫉妒”之心，甚至表现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对这些话费孝通有着非常中肯的分析，“正是一个寄寓和依托在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权力下失去了祖国的学者的气愤之词”（费孝通，[1997]1999:154）。

一个面临民族为难的年轻爱国者正在为自己国家的发展做着积极的努力，而马林诺斯基也想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身在异乡无法用自己的学术实现对祖国的热爱，恰在当时面临二战即将爆发的严峻形势，忧愤和“嫉妒”之心涌上马林诺斯基的心头。

《江村经济》作为一本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现代社区的著作，和以往的人类学有着不同之处。以前的人类学著作都是以“外来者”和“他者”的立场作为文化观照，话语中有一种 “文化入侵”和“文化审视” 的身份优越感。当调查者的身体尚不在场时，对待将要被作业的领域，人类学家已经获得了一种“先进文明”恩惠者的优越身份，并由此对初民社会抱以文化偏见。这样的优越感和偏见是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甚至文化沙文主义思维的拥抱。结果，人类学家偏爱的初民社会，沿袭这样的思维路径，大都被格式化为“野蛮”和“落后”的区域。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不同，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土乡民中调查的成果。因此马林诺斯基说，“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马林诺斯基，[1938]1999: 214）。可见，研究者学术身份的定位和文化立场的选取紧密相连。这二者的转换，费孝通以一种内省和自觉的文化认知态度来研究人类学，显得达观而潇洒。他在后来的学术梳理中，也肯定了这种研究取向的益处：通过本土社会与文化的观照以及通过缩短文化距离，本土人类学有着消除文化误解的潜能，因为本土人类学者生活在本土社会之中，他们对当地的社会与文化有着切身的感受（费孝通，[1997]1999：199）。

尽管马林诺斯基的著述没有实现这一点，但是鉴如他对《江村经济》的高度评价，可以看出他碍于当时欧洲人类学背后政治殖民化倾向，感受着无法放开手脚在自己的著作中实现他秉持的人类学主张之无奈。但是，他在学生费孝通身上却发现了令他欣慰的应用人类学的取向。诚如马林诺斯基在该书序言中所激赏的，“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这一学术进攻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马林诺斯基[1938]1999：216～217）。

20世纪初，人类学调查主要在欧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得以有力控制的地区开展，集中在对非洲和大洋洲的调查研究。马林诺斯基的功能论对人类学调查方法的影响，更多也只限在以上领域。对此，费孝通的解释更为详细：

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培养了不少门生，一个个都成为各大学人类学系的台柱，而且受到英国殖民部门和美国罗氏基金会的直接支持，每年掌握着大笔调查经费，调度大批的调查工作，到非洲各地进行研究。不到10年，功能学派的声势压倒了人类学里任何其他的派别（费孝通,[1962]1999:102）。

当时西方关于亚洲尤其是中国文化的了解，尚停留在早期探险或旅行者对风土人物的见闻记载之中，以及研究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学者“神秘化”东方的表述。他们的研究资料并不系统也没有多少科学的调查实证，严格意义上人类学关于亚洲的著述，在20世纪初尚少见。因此当时西方关于中国的了解，东方学的学者是唯一的权威代言。马林诺斯基就曾对费孝通说过，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有需要得到东方学者的认可（费孝通，[1996]1999：15～16）。上个世纪，可见直到30年代中国文化的研究在英国还属于东方学者的“领地”。 这也是费孝通的博士论文答辩，马林诺斯基请来东方学研究的权威丹尼森·罗斯爵士参加的原因。

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20世纪初在西方尚处在东方学的领地下，这对人类学的发展以及功能论思想的深入和传播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在费孝通的记录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学术困境很快有了转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在人类学的出版物里就可以看到许多关于中国、日本、印度、南洋以及拉美农民生活的调查报告(费孝通，[1962]1999: 109)。可见，当时人类学研究区域的转向，由传统的西方初民社会到东方社会的扩展，这个趋势是当时人类学的一个新动向。

费孝通六十年代在《留英记》中还回顾到，在地区上讲，过去人类学家研究的范围大都是在非洲、大洋洲和北美，新的趋势是想扩大到亚洲和拉丁美洲，而这些地区主要是文化较高的农民。这种转向如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在30年代对澳大利亚、南非、及东南亚等地进行过多次田野工作和访问；雷蒙德·弗思（Raymond William Firth）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转入对马来西亚农民生活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弗尔德·伊根（Fred Eggan）1935年在前人基础上，对一个菲律宾部落的追踪研究；1936年雷德菲尔德（R.Redfield）对墨西哥几个地方社区的指导研究。如此趋势尤其是在文化人类学当时在中国的缺席之时，费孝通为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中译版撰写的序言中一再得到证实。费孝通回忆：

马林诺斯基初遇吴师即引以莫逆者并非偶然。马林诺斯基之门人遍各大洲，而独于吾华为缺。马林诺斯基尝曰：比较文化论，不能缺少中国，正如世界文化之大成，不能缺少中国也（费孝通，[1940]2002:3）。

因此，马林诺斯基认为《江村经济》证实了他曾经的预言：

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同样关注（马林诺斯基，[1938]1999:216）。

对于有志于贡献人类学毕生精力以及想拓展功能论影响空间的马林诺斯基来说，在他想深入亚洲从事人类学研究无法实现的背景下，费孝通关于中国农村的调查，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场所，发展了人类学研究体系，拓展了功能论思想的人类学覆盖区域，弥补了马林诺斯基的一些遗憾。顺便提一点，从文化交流角度来说，费孝通以人类学研究的手法，呈现给西方人一个如实的中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至少他的努力，大大增进了西方世界对乡土中国的切实了解。《江村经济》的这一点价值，却很少被人提及。

马林诺斯基的所有著述都是围绕“初民社会”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实现的，但是，他很明白地表示要把人类学的研究从“野蛮”人的田野拉进文明人的社区里去。可是他在一生中并没有实现。费孝通在后来的回顾中也肯定，从人类学本身来说，当时正在酝酿一个趋势，要扩大它的范围，从简单和落后的部落突入所谓“文明社区”，就是要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农村、市镇，甚至都市的生活（费孝通，[1962]1999：109）。马林诺斯基关于研究区域的这一转型思路,在他给《江村经济》作的序文中也能清楚看到：

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马林诺斯基,[1938]1999:216）。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在实践价值中实现了马林诺斯基未竟的事业。该书在马林诺斯基眼里，至少给予了他两点令他欣喜的“不谋而合”。一方面表达出功能论思想不仅只能囿于对初民社会的研究，也可以研究现代社区，无疑拓展了他的功能论思想的研究领域。这也是马林诺斯基对功能论思想不尽满意又无法拓展实践加以说明的苦恼。另一方面,费孝通的著作也体现出马林诺斯基想表达的又一意图：功能论思想和现代社区研究的结合，更体现出社会调查的科学性和知识的有用性。因此，马林诺斯基认真而又近乎开心地说，“费博士著作中的原理和内容，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中国社会学派的方法论基础是多么结实可靠”（马林诺斯基,[1938]1999:217）。这里的原理是指费孝通运用功能论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观点，整合江村调查的材料；而内容，则是费孝通对具有机器化工业以及现代生产组织雏形的江村缫丝业实地实时调查素材。运用功能论理论应用到现代社区的应用人类学取向的调查研究，正是马林诺斯基需要人类学下一步研究的范式。

《江村经济》得到马林诺斯基的高度赞誉，费孝通也曾这样揣摩过他的心思：“也许他曾考虑过，吴文藻老师所带领的这个小小队伍有可能就是实现他的宏图的一个先遣队，为人类学跨过‘野蛮’进入‘文明’进行一次实地探索”（费孝通，[1996]1999：18）。这也是马林诺斯基对“社会学中国学派”抱以期望的原因之一。费孝通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对此作了着重说明：

马老师在把现代人类学者从书斋里拉进充满着新鲜空气的“田野”之后，接着他很明白地表示要把人类学的研究从野蛮人的田野拉进文明人的社区里去。在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第一步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变上他是立了功的，但从野蛮到文明的第二步，他在一生中并没有实现。目前那些以“文化领导人”、“掌握着优势文化”自居的人还坚持着先进和落后之分，实质就是上一代的“文野之别”。这条鸿沟看来一时还难于跨越。这是我体会到马老师的内心的新愁（费孝通，[1997]1999：155）。

应用人类学，发轫于20世纪初，是西方殖民统治者为了更好实现殖民统治在学术上的反映，旨在应对殖民地人民逐渐激烈地反抗，调整殖民政策和寻求对殖民地进行有效行政管理。满足殖民统治的这一目的钳制了人类学的话语中立立场。针对当时人类学研究带有强烈民族偏见和种族歧视的倾向，《江村经济》全书都回避了如此狭隘的话语视角和殖民立场。所以马林诺斯基在序言中说：虽然本书是一个中国人写给西方读者看的，文字中没有特殊的辩护或自宥的流露。相反倒是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马林诺斯基,[1938]1999:219）。“作者的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马林诺斯基,[1938]1999:219）。  

马林诺斯基认为费孝通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国家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对西方文明产生深深的敌意。因此他接着写道，“当今一个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有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本书中未发现这种迹象”（马林诺斯基,[1938]1999:219）。这种研究态度让马林诺斯基非常满意。它摆脱了马林诺斯基憎恶的学术与政治的暧昧关系：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马林诺斯基,[1938]1999:214）。更深入点，马林诺斯基满意的还是与他的功能论联系在一起。因为功能论的主旨是有用性，但有用性并不是奴性和对某利益集团的忠诚，而是忠于事实本身的有用性，更不染指政治。这一点，费孝通也做到了。

 

如果笔者以上的分析还算得体，那么马林诺斯基对《江村经济》的高度评价，更多是立意于异乡人身份的困惑、针对自身的学术反思和对人类学功能论的偏好，以该书引以为媒来做出评价的。忧郁和希望同时并存，构成马林诺斯基《江村经济》序言的基调。

马林诺斯基从事人类学研究之时具有双重身份。一是他加入英国国籍，作为一位受到殖民者资助的学者不能不为殖民统治代言；二是他眷恋着自己的祖国，推己及人，他深切感受着被殖民民族的切肤之痛。二者的碰撞撕扯着马林诺斯基的心灵，让他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深感不安，甚至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而在当时局势下，他又无法回归祖国，如同费孝通那样在本国，以本土人观察本土的方法来实现他的爱国之心。当帝国主义侵略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受阻、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才可以在辅助殖民统治的工作中得到稍微的解放和松绑，从而热望着人类学转型的下一步方向。在这样的状态下，费孝通走进了马林诺斯基的视野。马林诺斯基在这个来自东方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因此费孝通不仅走进了马林诺斯基的人类学事业，更走进了他的心灵。因而他对这个中国后生倍加关爱，从学业到生活都关心得无微不至，对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显现出高度的学术热情加以褒扬也就不难理解。可以说马林诺斯基的评价发乎心灵和出自学术角度都兼而有之，更多还是以费孝通作为镜面观照着内心，是一种反身性的情感忧发和心灵抒怀。诚如费孝通感慨的：

正因为他同情我，他写下了一句用意深长的话：“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这不能只看成是自嘲之语。他在用沉痛心情谴责当代西方人类学者那种内心的无可奈何之情(费孝通，[1990]1999：44)。

这篇序文里马林诺斯基推定《江村经济》为人类学上的一个里程碑之时，话语背后暗隐了他学术立场转向，同时对人类学研究人文价值的追赋。他对该书的肯定，实际表达了他对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不满和愤懑。造就他学术辉煌的被调查对象，大都是被饱受奴役的人民。他开始由从推进殖民政策的立场到人民立场的转换，表达出对被奴役民族的深深同情，并对他经营的学术有意识肯定“文野之别”而深感不安。马林诺斯基开始对殖民统治和文化沙文主义强烈憎恶和摒弃，呼唤一个民族平等、彼此尊重、跨文化对话和交流时代的来临。

因此，马林诺斯基高度评价该书的原因，还有在于他对人类学研究价值的重新反思。文意稍微转换一下，马林诺斯基当初的人类学研究并没有操守如他在《江村经济》序文里对科学的推崇。

马林诺斯基的“功能论”思想出现在当时英国对殖民地政策调整时期。Lord Prederick Lugard伯爵，这位在英国管理殖民地工作的政府部门里是位得势人物，以开名派出名。他倡导保护殖民地落后民族的主张，提倡英帝国对殖民地采取“间接统治” （indirect rule）的政策。他号召以非洲土著自己的制度和习俗为基础，发展新式的法制、秩序和权威，这深得马林诺斯基的赞同，认为这正是社会人类学在当时发挥实际作用的机会。如果政府在殖民地实行间接统治，建立这种制度的前提就是要如实地了解土人原有的各项社会制度。这正是当时以研究“非白种人的文化”为内容的社会人类学“责无旁贷” 的任务。马林诺斯基的功能论人类学研究方法就是在这样的殖民背景下发生作用的。按照费孝通的理解，马林诺斯基曾认为英国政府对殖民地实行间接统治是对人类学“功能观点” 的投降，意思是说他在社会人类学里提倡的“功能学派” 促进了英国殖民地主义的改造，从破坏土人文化发展到以土人文化为今后殖民地文化发展的基础（费孝通，[1998]1999：354）。

可见，当时马林诺斯基寻求人类学方法上的突破，将人类学从关乎巫术和神话的玄想之中拉到了注重调查、把握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实地阶段，但却并没有跳出辅助侵略的殖民思维，没有挣脱当时殖民侵略的怀抱，只是适应当时殖民政策的调整，积极做出学术上对殖民政策新转向的投合，仅在学术上论证了对殖民地统治的迂回和间接政策的必须性，从而让学术更好适应政治。他运用功能方法调查落后民族和地区的初衷，并非真正是出于对被调查区域文化和人民的真正尊重，目的在于辅助英国政府，改变对殖民地粗暴野蛮的文化侵略和人种屠杀政策，增强殖民统治的弹性和有效性，他乐意为此“事业”开辟新的学术之路。

不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30年代前一直是以当时被欧洲人称为“野蛮人” 作为研究对象的。他们把“人类学” 实际上等同于“野蛮学”，但并不觉得这是对人类学的讽刺。就是马林诺斯基，在他的早期著作里，也将“野蛮”带入他的书名：《野蛮社会中的犯罪和习惯》（1926）。

联系到自己在西太平洋岛上土人中的研究工作，马林诺斯基在《珊瑚园和它们的巫术》（1935）里做出了出乎内心的自我批评：“现时一个人类学者在Trobriand岛上面临的现实并不是没有受到欧洲影响的土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欧洲影响改造过的土人”（马林诺斯基,[1935]1999:352）。他对照自己在过去十多年中已经发表的调查报告，看到了自己还是把这些土人视为保持着原有文化的“野蛮人”，而实际上他们已进入了应当称之为“殖民地文化”的时期了。为此马林诺斯基痛心地表白，“这恐怕是我在美拉尼西亚人类学全部研究中最严重的缺点”（马林诺斯基,[1935]1999:352）。这样的自责之词是十分沉重的。从马林诺斯基的沉痛反思中，可以发现他想将人类学从作为统治殖民地、确立适当殖民政策的工具转向到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类，并且在价值追求上跳出“文野之别”的牢笼。迫于当时欧洲的政治局势，这一点并不能让他在人类学实践中有所明示和体现。马林诺斯基早年依助殖民者官方的扶助走入人类学领域，包括资金上的支持。这在人类学研究价值上无法实现彻底的独立精神，更无法实现站在当地被调查居民的角度切身将他们作为人类学服务的主体。

诚然，催生他将功能论带入人类学研究的无良动机和最终目的，并不能影响功能论思想在人类学中的实际学术影响和地位的中肯评价。而且这种对殖民主义采取改良的立场，在当时可说也是历史的进步。“个人的价值判断离不开他所属的文化和所属的时代” (费孝通，[1990]1999:43)。马林诺斯基也可以在费孝通这样的理解里获得一些安慰。

马林诺斯基对他早期工作的反思以及在《江村经济》中，表达的对真正科学的追求和服务于民的人类学转向，是人类学反哺给一个钟爱于它的人类学家的知识性启示，引导着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在人类学研究过程中的价值升华，让学术显现出温暖的人性光辉和对普世价值的蕴涵。他看到《江村经济》字后行外的意向，指向人类学家应当用知识来促进世人的幸福和美好社会的实现。这触及了马林诺斯基心中早已认识到、自己却无法实现的社会人类学的应用价值和它的使命。从而他给《江村经济》所作的序言，宣告了马林诺斯基人类学研究价值从辅助殖民到服务于人民的彻底转变，基于一个人类学家的寰球视野和人文关怀最终得到确立。而这一点与费孝通早年就有的“志在富民”的追求不谋而合，也是《江村经济》全书的立意。马林诺斯基序言的基调，也代表着国际人类学界对我国人类学发蒙时就有的文化自觉意识的首肯。

不考虑个人爱国情感的因素以及马林诺斯基对自身学术的反思，他的序言还有是建立在对功能论充分肯定并且有意拓展该理论基础上抒发的。对照着他的功能论，马林诺斯基将该书的形式意义进行了再结构，从而他在该书的评价中，话语之间散发和跳跃着饱满与激情，序言中流露出对该书的首肯和关爱，视同己出，且不必怀疑他的真诚和深情。

依笔者理解，在该书里，马林诺斯基看到由他构建的功能论，已经由费孝通拓展了它影响的空间领域，即将功能论由非洲、澳洲、大洋洲带到了亚洲；还有时间领域，即研究区域率先完成了由对初民社会到现代社区的转换。这丰富了功能论的应用范围，增强了它的解释力，从而在价值中立和科学严谨的角度，增强了功能论“有用性”这一根本立场。

鉴如马林诺斯基在人类学界的话语影响力，从而奠定了《江村经济》在人类学学术史中高度的符号意义和象征色彩；他对功能论的偏爱造就了他对该书很高评价的热情，从而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他开创并推崇的人类学功能学派，也只是人类学众多流派之一。功能学派不能替代整个人类学，更不能是人类学理论的终结。在和马林诺斯基的论争中，随后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在人类学界具有更大的感召力。而且费孝通本人尽管与马林诺斯基功能论思想有着密切联系，但是围绕该书前后，费孝通并没有给予功能论符合马林诺斯基热情期待地那样高度注意。尤其是在《禄村农田》及随后的社会学之路中，费孝通开始对马林诺斯基功能论的兴趣发生转移，更为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所折服，“我的功能观点不完全和马林诺斯基相同，因为我不愿过分强调基本需要，在这一点上更近于拉得克利夫-布朗，或者涂尔干”（费孝通，[1987]1999：191）。 “联系到在瑶山和在江村的实地调查的经历，使我逐渐倒向布氏的一面”（费孝通，[1993]1999：475）。因此，从马林诺斯基所秉持的功能论角度看，与其说《江村经济》是功能学派人类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倒不如说是标志着费孝通对马林诺斯基功能论答谢的挽礼。费孝通完成了《江村经济》后，他的理论兴趣开始由马林诺斯基到布朗的转移，自此，严格意义的马林诺斯基功能论在费孝通这里，走向尽头。而费孝通的追随者们，却还迷恋于他和马林诺斯基功能论的一段姻缘，为再续这段良缘而乐此不疲。

费孝通盛接了来自马林诺斯基的功能论恩惠，更造就了马林诺斯基功能论后续的影响力，至少在亚洲让功能学派思想流光溢彩。鉴如当时国际局势紧张，马林诺斯基赞扬的研究者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在西方并没有得到及时而热烈地响应，而《江村经济》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却将中国的人类学导向了马林诺斯基的期待之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还守着马林诺斯基的遗训，以跨文化的视野在文化人类学、应用人类学领域辛勤耕耘,而且成果颇丰。因此当费孝通师从马林诺斯基，奠定了他学术生涯中里程碑的同时，也造就了马林诺斯基的功能论在中国的久盛不衰。

 

《江村经济》获得马林诺斯基高度评价，费孝通却一直心有不安，视之是“还没有成熟的果实”（费孝通，[1996]1999：49）。

费孝通一直用“无心插柳柳成荫”来回应马林诺斯基的热评。在《江村经济》问世60年后，费孝通对马林诺斯基关于该书的评价开始做了反思性回顾。他认为马林诺斯基给予该书至高评价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赞扬的是我开始自觉地认识自己的文化了”（费孝通，[1997]1999：147）。接着他解释道：我把中国一个农村中农民如何生活、生产、分配的过程按我自己直接的观察中得到的理解写了出来。这种研究本土文化的尝试，对这门学科来说，是前进了一步（费孝通，[1997]1999：147）。

费孝通在调查和撰写该书时，具有了“文化自觉”意识，但并不是站在人类学立场上的，更无意要为人类学的发展和转型做出贡献，“我当时还是刚刚踏进这门学科的年轻学生，并不是有意识地跨过这限制西方人类学发展的那条‘文野之别’的门槛”（费孝通，[1997]1999：147）。因此，《江村经济》问世以来，针对马林诺斯基的评价，费孝通一直怀着“愧赧对旧作”之心，原因是“辜负了老师当时的这片心愿”。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问世后，很快转入了禄村的调查，通过选取我国不同的社区，采取比较的方法，进一步完善《江村经济》作为马林诺斯基以此孤本如同观察“显微镜下的切片”一样透视中国的单薄，弥补了微型调查的缺陷，并由此发现我国不同类型的区域文化。同时，费孝通还接受布朗对中国乡村生活社会调查的建议^①，持续对江村进行追踪调查。2002 年9 月23 日,费孝通第26 次回江村访问,才为他近七十年的江村研究划了句号，完整地观察同一区域的变迁过程，进一步完善了《江村经济》的学术说服力，开创了我国应用人类学定点跟踪研究的先河。

《江村经济》被翻译成中文后，有一批国内学者追随马林诺斯基的评价，进一步让此书在国内声誉鹊起，从而巩固了该书从没有被动摇、从未受到质疑的学术地位。本文无意就《江村经济》一书本身来探讨该书的学术地位，然而搜集国内学者对《江村经济》的评述，大都成了马林诺斯基评价的追随者，并没有对该序文的语境进行思考，甚至在此基础上延伸类似评述，引人深思。

国内学者给予该书马林诺斯基式评价的有：事实上, 这本书不仅是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也是我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它是开创社会学调查这一领域的实践的第一部成功之作（韩明谟，1987:148）。直到现在为止, 中国的人类学界还没有一本书的影响, 超过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的（方李莉，2006：24）。费孝通作为一个中国人，研究文明发达的中国农村，在方法上为人类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刘豪兴,1989:2)。《江村经济》是燕京社会学派所建构的学科范式的精品，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个典范(潘乃谷,1996:202)。

仅追寻马林诺斯基式的评价热评《江村经济》，以怀着对老一辈社会学家景仰的本意失去了对费孝通应有的尊重，这样的追随违背了费孝通一生从事人类学、社会学事业的实证精神，也不符合他秉承的文化自觉立场。了解马林诺斯基想借助这篇序文的写作意图、把握费孝通围绕《江村经济》前后的调查，以及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脉络和转变，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江村经济》真正的学术价值。费孝通反复说过，必须先了解一个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经历，才能准确把握住一个人的思想。这样的说法对于理解马林诺斯基的序文和《江村经济》的学术价值，同样有效。“调查江村这个小村子只是我整个旅程的开端”(费孝通，[1990]1999:45）。

最早对江村进行追踪研究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教授W.R.葛迪斯，曾对《江村经济》做出如下见解：

这种书，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在社会人类学形成时期所做的许多研究，其资料犹于分散的岛屿一般，彼此是孤立的。这些研究只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人类认识社会的各种实例，人们可以把这些实例作为基础来研究社会的一般理论。但是，如果研究都是孤立的，那么，对社会过程的了解无论是从实际知识的角度或从科学分析的角度来说，其作用都是有限的(葛迪斯，[1963]1986:268)。

诠释学集大成者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他的《真理与方法》里如是说：谁想理解某个文本，谁总是在进行一种筹划。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文本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文本预先筹划了某种意义。同样，最初意义只所以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文本（转引自洪汉鼎，2001：194）。因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对文本的异己性保持敏感。但这种敏感既不涉及所谓的“中立”，也不意味泯除自我；而是为自己的先存之见与固有理解容让出一块空地。马林诺斯基的评论就是这样先入为主地将他的世界与被评论的文本产生了形式上的相关。 

诠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指向某物和指明某物的意义（伽达默尔，2003:497）。马林诺斯基对《江村经济》文本的诠释，是将该文本作为一种虚掷的对象化进行“指向”性评价，而不关乎文本本身，至少关注得不彻底。马林诺斯基对《江村经济》的形式意义进行了结构，而评价的文本却并没有成为他评论中结构的精神。他对《江村经济》的评价，并不是关联于文本自身的解释性符号，并非一种针对文本本身“诠释的诠释”；他在评论中的一些热情洋溢之语，甚至还流露出老师对得意学生的偏爱。马林诺斯基对《江村经济》的评价，在具有强烈时代印记下，取外来者和异乡人的角度，以评价者作为主体进行叙事，鉴如我在该文第一、二部分的分析，如此分析他有诸多原因，也都符合情理和学理。简而言之，马林诺斯基的序文，站在文化自觉和诠释学的立场来看，它有两个取向：一是一种他者立场和异文化角度；又一是一种指向性而非指明性文本诠释。

马林诺斯基的评价是为他个人生存应付环境而做出自由抉择的基础，只有通过对马林诺斯基评价的再诠释，才能正确理解其自身及其面对的世界，才能为文本超越所处的世界制定和筹划未来归向的可能前景。但是，当我们依然延贯着马林诺斯基的叙事基调，在评价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学术环境都与之绝然不同的环境下，依然取“他我”的立场，追随马林诺斯基来定位《江村经济》的学术价值，无异于是对费孝通一直坚持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出卖，也显得有些怪诞。根植于本土文化，以文本本身为主体，以文化自觉的意识 “诠释”文本，也许才是可取之径。笔者这篇文章，针对马林诺斯基对《江村经济》的评论这个封闭的整体，旨在阐明：通过澄清符号所指示的东西而澄清符号所指向的方向，诠释由此从那种自身模糊、不清晰、不确定、易被误解的东西处产生出来。这种诠释不是想解读出某种意义，而是打算清晰地显明事物本身已经指向的东西，而不至于被后人继续误读，延伸出对某些意义不假思索的肯定。最后，我想再次提及马林诺斯基的警示：当学者被迫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需要时，科学便被出卖了。

 

①1935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燕京大学短暂讲学期间，曾经对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提过一些建议。其中谈到观察“变迁”最准确的方法，即在若干年限之内，反复地观察已研究过的乡村。拉德克利夫-布朗《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一文原刊于吴文藻编《社会学界》第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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