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拥有庞大中产阶层的社会，是相对较平稳的社会，也是内生动力较强的社会。在中国当前提倡拉动内需的前提下，中产阶层的形成，有助于真正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如何实现中产社会？如何培育中国的中产阶层？《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就此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他看来，中国一直倡导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就是实现中产社会。
中产需要政府保护
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可以催生一个中产阶层，但它却不能保护中产阶层。郑永年认为，要培育中产阶层，政府的任务，就是为其提供社会政策的保护。
《财经国家周刊》：你曾提到，中国未来十多年战略机遇期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改革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如何理解？
郑永年：中产社会也叫橄榄形社会。无论欧美还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地区，都是橄榄形社会。这种社会形态更加稳定。与此相比，民主都要退居其次。因为民主是中产阶级的产物，有中产的民主才是好民主，没有中产的民主往往是坏民主。
从中产阶层的产生过程来看，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大致有三种模式，分别是欧美模式、东亚模式和第三世界国家模式。欧美模式主要由市场推动，政府对经济采取不干预的原则。他们的中产阶层产生经历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以后。欧美的中产阶层主要包括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和为资本家以及政府服务的专业人才。此外还包括从产业工人（无产阶级）转入中产阶级的一拨人群。
欧洲向中产阶层社会的转型主要包括两方面，在政府层面主要任务是社会政策，包括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后来是公共住房。另一方面是工资的提高。两者结合，使产业工人进入中产。
中产阶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可以催生一个中产阶层，但它却不能保护中产阶层。政府的任务就是提供社会政策的保护。
《财经国家周刊》：培育中产阶层，政府需要做什么？
郑永年：政府做的主要是社会保障政策。另一方面，还有工资（制度）。如果没有工资（制度），即使最好的社会政策也不能造就中产阶层，最多只是提供一定的社会保护。
从培育中产阶层的角度考虑，更成功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劳工运动，仅花了20多年时间，就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同时也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地区政府的作用更大。造就中产阶层首先要发展经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没有破坏市场，政府干预是为了让市场的功能发挥得更好。同时，政府主动进行社会改革，避免大规模劳工运动。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之中，只有韩国的工人运动比较激烈一点，但韩国的工人运动是跟民主化有关系。
垄断压制中产崛起
在培育中产阶层的过程中，企业结构平衡的作用很重要。郑永年认为，企业结构的不平衡会带来收入的不平衡。在中国，这个问题就变成国企与民企的关系问题。这样的结构，关乎一次分配。强调一次分配公平，才是培育中国中产阶层的有效途径。
《财经国家周刊》：企业结构的平衡如何做到？对培育中产阶层有何影响？
郑永年：有些国家在培育中产的关键点出台了反垄断法。大凡是中小企业发达的地方，中产阶层也相对健全。因此，培育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是政府要做的。
亚洲四小龙的收入分配在很多经济体里都算是最平衡的，就是因为他们的中小企业最发达。全世界范围内，大凡是中小企业发达的地方，社会就比较公平。反之大型企业占主导的地方，收入分配也常常不公平。欧美国家花很大精力抓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就业解决工资问题。没有工资，政府最多只能解决低保。有了工资，才可能成为中产。
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泰国是另一个类型，问题之一是政府社保做得不够，二是企业结构不平衡。这些国家社会分化，政府没有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而政府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是社会政策，另一方面也包括企业结构调整的内容。虽然很多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民主，但却几乎没有希望。在那里，民主与暴力、无秩序、贫穷相伴。
《财经国家周刊》：一次分配与企业结构有何关系？中国需要在分配方面注意什么？
郑永年：什么样的企业结构产生什么样的一次分配。如果说中国的分配不公平，主要是一次分配出了问题。二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是政府通过税收手段的调节。任何国家如果把二次分配作为主体，几乎肯定会失败。欧洲福利过度，实际上就是二次分配太过了。
中国的中产阶层要做大，必须从一次分配入手。在很多国家，国企和民企不平衡是收入不平衡的原因，包括新加坡。在中国的国情下，这个问题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不平衡。如果企业结构不良，二次分配也没有用。中国的国家税收能力过去20年间迅速增长，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一次分配出了问题，太强调二次分配也没用，最多就是做一些“杀富济贫”的事情。
《财经国家周刊》：企业结构不平衡，如何牵制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
郑永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花了20多年时间成功使中产阶层壮大，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产阶层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不充分，主要原因：一是企业结构的问题；二是因为社会保障政策没做好，比如（一个家庭）小孩上学，生一场病，可能就返贫了；三是社会阶层的固化，国有企业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城堡，一般人进不去。为什么有官二代，富二代，就是社会阶层固化了。固化，就是企业结构有问题。
中国要做的，一是要改变经济结构，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平衡；二是开放制度。中国税收能力强大，社会却越来越分化，说明制度出了问题。西方是税收越来越高，但是他们有民主，所以钱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中国没有相应的制度压力和制约，只是单向互动。也就是说，只能靠好的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到好的分配。在中国，如果只强调税收二次分配，可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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