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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探路者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梁小民 点击:989次 时间:2018-04-20 14:56:07
1976年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在党内和社会上的认识差异相当大。绝大多数人认为,“文革”前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是完美的,“四人帮”破坏了这种体制,因此,打倒了“四人帮”就应该回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只有少数人从十年“文革”的灾难中看出了“文革”前十七年经济与政治体制的缺陷,认定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这少数人的核心就是邓小平同志。
    此时的中国已被“极左”路线统治了近三十年。“文革”前的十七年“极左”的路线已经形成,且占据了统治地位,“文革”中“极左”思潮发展到了顶峰,而“文革”后的“两个凡是”的思想则是“极左”思潮的延续。在这种局势下,改革从哪里起步?目标是什么?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样的改革谁也没有经历过,既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指导,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其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社会变革。
    我们应该永远感谢邓小平,历史也会永远铭记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丰功伟绩。邓小平是前无古人的。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领导中国走上改革之路时,已经明确了三点认识:第一、改革的目标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具体的目标,经济体制上是“政企分开”,政治体制上是“党政分开”;第二、改革的路径要在改革的实践中探索,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三、改革的前提是“稳定压倒一切”,即采用渐进的方式,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政治体制转型。1978年,改革在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中拉开了序幕,1979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践中,改革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了。
    “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改革是在没有什么方案的情况下“边设计边施工”的。其实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有预先设计好的方案再建立。哈耶克在《个人主义:真与伪》中指出:“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规章制度,已经在没有计划和指导思想的情况下产生出来,并且正在发挥作用。”“我们在人类事物中所发现的绝大部分秩序都是个人活动不可预见的结果。”他还引用十八世纪思想家亚当•弗格森的话:“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人类一切好的制度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一切坏的社会制度则都是事先设计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先例,任何人都不可能预先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方案。“摸着石头过河”是唯一的选择。
    虽然改革没有设计完整的方案,但必须在走完一步之后,有下一步的方案。这就好像摸着一块石头走完了一步,还要找出下一块石头。在改革过程中寻找下一块石头的,主要是那些推动改革的官员。但不可否认,在不断摸石头的过程中,官方经济学家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谓官方经济学家,是指那些本身也是官员或在国家机关(包括研究机构)任职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改革中的作用。一来他们身为官员或学者型官员,了解中国的实际,能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并能付诸实施的理论或政策,二来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见解可以直接影响改革中的各种政策。与学院派的理论经济学家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系统学习过现代经济理论,很多甚至是自学成才。但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要比学院派深刻得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是学院派经济学家望尘莫及的。而且,他们的地位也决定了他们的见解可以上达天听。学院派经济学家难以有这种便利条件。所以,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官方经济学家,学院派经济学家只能在象牙之塔中玩他们的理论游戏。后一类经济学家也许有正确的见解,但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决策者有多少时间在日理万机之余去看他们那些宏大抽象、甚至不着边际的长篇宏论呢?
    柳红女士的《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记述了这些官方经济学家在改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他们一块一块地摸石头,才有了今天中国的繁荣与富强。我也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但充其量是杂在千千万万观潮者里从改革潮中受益的“小民”之一。所以,当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时,我就拜读了,并且深受启发。这本书正式出版后,我又读了一遍,边读边想,勾起了我许多早已忘却的记忆,也让我在更多的层次上回忆起那一段思想解放的时光,当年那些看似平凡的突破并没有特别引起我的关注,但今天方知过去那些突破对中国进步的历史意义。柳红女士写的是三代经济学家,其实他们是同时在八十年代推进改革的。尽管他们所起的作用不同,但都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会是永远留在历史上的一个标记。
    八十年代的三代经济学家对改革作出了什么贡献呢?柳红女士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把这些贡献归纳为十个方面的内容(见《华夏时报》2010.11.15-21,《回望1980年代的经济学人:专访〈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作者、独立学者柳红》)。我根据自己读书的体会,并参照柳红的总结,把八十年代经济学家的贡献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进行舆论宣传,解放思想,为改革的合法性论证。由于“极左”思想的长期统治,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歪曲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人们只能搞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要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必然引起天下大乱。要维持社会稳定就不能放弃社会主义。但由于长期左倾思想的统治,人们把许多社会的共同规律、许多正确的做法都视为资本主义。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保守派给改革扣上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因此,要改革,就必须澄清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这种工作最早是由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开始的。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接过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旗帜,在经济领域清除“极左”思想。这种工作是由于光远先生在1977年至1978年间组织的四次按劳分配讨论开始。在以后与保守派的斗争中,他们让人民认识到,改革并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完善社会主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就确立了改革的合法性,使改革能顺利进行下去。
    第二,探讨中国改革的目标与战略,使改革向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市场经济方向前进。这主要是澄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仍然是坚持计划经济的,但如何在计划体制下引入市场机制是改革的中心。从孙冶方先生的“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到薛暮桥先生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刘国光先生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界定,一直到把计划经济界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些对市场经济逐步深入的认识反映在当中的各次决议里。这就使中国改革的目标越来越明确,最后在1992年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第三,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使改革得以进行下去。他们支持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也不断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改革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这是农民自发的创造,杜润生先生和农发组的第三代经济学家,深入一线调查,为中央支持这一改革提供了依据,并深化了改革。在改革的进程中,他们提出了许多既能推进改革又符合中国国情、行之有效的政策主张,比如,价格双轨制、放开私人经济、引进外资,等等。对宏观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如投资膨胀、通胀等,也提出了适用的调节政策。在他们的指引下,中国改革的航船绕过了一个个险滩、暗礁,顺利前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们的许多主张尽管没有全部实现,但今天仍然有意义,如董辅礽先生的产权理论、蒋一苇先生的企业本位论。在经济学界,不少人轻视研究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为政府出谋划策。这是一种不好的风气。经济学是经世致用的,光讲理论,不解决现实问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经济理论本身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的,实践就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回顾中国的改革历程,可以总结出许多理论,所谓“转型经济学”不就是从改革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吗?也许这些经济学家本人没有把政策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他们的实践才是以后的理论之源。
    第四,推动思想开放。我认为改革开放中开放重于改革,是改革的前提。“极左”思想之所以盛行,是由于封闭的缘故。关起门来,不了解世界的变动,坚信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就会自以为天下第一,沾沾自喜。打开国门,才知道自己的状况究竟怎样,也才能学习别人成功的经验。鸦片战争后被迫打开国门,才有洋务运动第一次现代化的尝试。同样,这次改革也是由开放推动的。我觉得,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对开放的贡献还在于思想意识方面,其贡献有三:一是走出去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与成功经验。无论是出去考察,还是出去学术交流或是学习,都使我们大开眼界。二是请进来,尤其是请布鲁斯、奥塔•锡克、科尔奈到中国来传授东欧的改革经验,请国外专家参加巴山轮会议,对中国的改革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今天看来,也许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甚至基本错误,但在当时对推动改革是有意义的。三是促进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过去我们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洪水猛兽,八十年代则改变过去的做法,倡导学习西方经济学了。1978年开设的“西方经济学讲座”我是听过的,颐和园的计量经济学讲习班我没参加,但也知道。这些对打破中国教条式、僵化的经济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应该说,在这方面学院派经济学家是有重要贡献的。尤其不能遗忘的是,在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中,北大陈岱孙先生坚持科学看待西方经济学,对中国引进介绍西方经济学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厉以宁教授最早在北大开设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课程,也功不可没。当然,推动这项工作的还是官员经济学家,其中首推于光远先生。我们这一代人上大学时,学习的是于光远先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读研究生后,又是经由于光远先生主办的“西方经济学讲座”才得以进入现代经济学。
    八十年代经济学家能做出这些贡献,还在于他们的人格魅力。我特别欣赏柳红女士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印象深刻和感慨深沉的是人,是这些人的执著追求,是他们的奋斗牺牲,是他们的较真,是他们克服自身局限、超越自我和时代的勇气和魄力。这里有很多人格伟大的人物。”我觉得这段话是对这本书的升华。
    这些人中,第一代人都是身居高位的高官。他们本人都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受益者。有一些计划经济的受益者放弃了当年的革命理想,成为既得利益者,变成了改革的反对者。但第一代经济学家仍然坚持了年轻时投身革命所怀抱的救国救民理想。他们心中想的不是如何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荫及子孙,而是为了救国救民,知道自己错了就改。他们从计划经济的执行者变为改革的推动者,这种变化背后是不变的理想与追求。他们不在乎个人得失,他们的子孙现在既不是大权在握的官二代,也不是锦衣玉食的富二代。我与他们许多人的子女有接触,听他们讲家教,让我真正感受到一个革命者的胸怀,无论在历次运动中受过多大的冲击,如马洪,也无论“文革”中遭遇多大的打击,如孙冶方,始终不改其志。这一点才是我们今天的经济学人应该学习的。
    第二代人是共和国培养出来的一代。尽管他们没有经历革命的洗礼,但他们同样有理想有追求。如果他们趋炎附势,是不愁没有高官厚禄的。但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的荆棘之路。他们当时的生活条件相当差,比如,吴敬琏先生就两代蜗居于小房子中。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地位与能力换取更好的生活条件。但他们自愿在这种艰苦条件中探求改革之路。“救国救民”仍然是他们心中不可动摇的理想,也是他们不断冲破“条条框框”的动力。
    第三代人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他们的经历使他们对旧体制的弊病有更深的现实感受,从而有了改革的决心和动力。他们接受新思想快,眼光更锐利。价格双轨制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主要贡献之一。而且,他们对现实中国的认识也让他们的见解更贴近实际。他们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一代。尽管他们当年生活、工作条件都很差,农发组是自发产生而后才被“收编”的,但他们在莫干山会议上的活力,在“中青年经济论坛”上的创见,今天仍在感动着我们。
    这三代人,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地位不同,但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改革目标而奋斗,他们的理想、人格至今令人敬佩。也许他们的许多观点已经过时了,但他们的这种精神永远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应该说,这三代经济学家在投身改革时还缺乏现代经济学的训练。但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干中学,不断吸收现代经济学以及其他理论来充实自我,从不固步自封。更重要的是,他们深入实际,充实调查研究,从中国的事件触发寻找答案,而不是从书本里、在象牙塔中苦苦思索。经济学来自实践,但当抽象出理论之后,人们往往会忽视这一点,习惯于对理论经济学推崇备至,而对解决现实问题、提出对策的应用经济学不屑一顾。八十年代的三代经济学家开创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风,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发扬光大。他们是我们学风的楷模。
    回望八十年代的三代人,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也有分歧,有争论,但第一代人并没有因为自己地位高、资格老而依势压人,第二、三代人尊敬老一代学者,但也并非唯唯诺诺。他们没有权威,没有“学霸”,在学术上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这才成就了他们的辉煌。
    当然,八十年代的三代经济学家也不是没有时代的局限性,他们的经历与教育,使他们的思想受到约束。也许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种约束,实际上这种约束一直在产生作用。孙冶方先生受过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尽管他提出了价值规律的重要性、利润在经济中的作用等以后对改革具有相当意义的观点,但总体上并没有突破旧有框架。所以,以《资本论》为主线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始终难有创新。他们既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病,又无法摆脱苏式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始终没有走出“一手打倒自然经济,另一手又打倒市场经济”的困境。这种情况体现在不少第一、二代经济学家身上。在改善计划经济的时候,他们是改革的推动者,但当改革进入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时,他们中有的人却成为阻挡者。这些人仅仅是改革的同路人,思想深处对计划经济的崇拜使他们无法成为彻底的改革者。这不能归咎于他们个人,这是时代的悲剧。在我心目中,这一代人永远是伟大的,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性无损于他们的光芒。
    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更注重眼前现实问题的解决,而缺乏长期的目标。这是因为,他们投身改革时,认识到计划经济的一些弊病,但对这种体制缺乏总体上的深入剖析。他们所提出的对策,注重短期效应,而没有更多地考虑长期效应。对一些敏感的问题尽量回避,而不是深入研究,如所有权问题,董辅礽先生提出来了,但现在仍没有彻底解决。企业本位问题是蒋一苇先生提出的,这实际上是实现邓小平同志“政企分开”的重要步骤,但这个问题也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最后,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更关注经济改革问题,而忽略了政治改革。这些,我们当然不能对八十年代的经济学家求全责备。历史的进程并不是完美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情,八十年代的那一代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现在及未来的事情还需要以后的第四代、第五代经济学家去做。
    读柳红的这本书时,我常常想到司马迁的《史记》。当然,我并不是说要把这两本书相提并论,但它们确实有共通之处。柳红女士阅读了无数资料,采访了许多当年的当事人。她记下了这一切,使后人可以在更多的从那个面上研究当年的改革。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这是柳红女士写这本书的动机。我想,她努力了,也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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