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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哲学的共生经济学ABC——从“中兴之芯”反衬单纯经济学思维的缺失谈起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钱宏 点击:180次 时间:2018-05-16 15:38:34

  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恊会会员)

   

   

   

   引子

   为什么要提出共生经济学?

   什么是共生经济学?

   简述GDE价值评估核算体系

   从共生经济学看怎样“补短板”?

   城乡共生体的思想(认知)层面

   城乡共生体的政策(操作)层面及现实

   三大经济形態如何相互作用共襄生长

   城乡共生体的实践(科技)层面

   中美关系:尊重事实,诚实面对!

   纠结于有没有“中国芯”有多大价值?

   

   引子

   

   据新华社报道:5月3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共同关心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双方均认为发展健康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十分重要,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解决有关经贸问题。双方就扩大美对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在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双方认识到,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需要继续加紧工作,取得更多进展。双方同意继续就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并建立相应工作机制。

   

   有人说,就这?我说,还能非这?这意思就是:中美双方都要各自调整,竞争又合作的“竞和共生”格局,需要推陈出新。

   

   最近一段时间,无心之芯的“中兴事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一系列非议中,除了遣责其假爱国真欺骗行径之外,原“中国在线”CEO谷峰先生指出,中兴、华为的问题,从根本上看,是源于国家八十年代形成的“市场换技术”战略这一单纯经济学定势思维,抑制了中国内生性创新动力。

   

   人民大学的贾根良教授,则从经济思想上寻找原因,他从经济学学理结构、经济现状历史演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方面,对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进行了剖析,直截了当地指出:在中国流行了三十多年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对从新兴产业价值链高端入手实施国家追赶战略,反对研发核心技术,反对中国发展芯片产业,主张“我们可以等发达国家研究成熟后再引进技术”。结果,一味倡导“比较优势”机会主义的新结构经济学,在“中兴事件”和这次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技术战中终是轰然倒塌。

   

   “全球共生论坛”公众号,曾经发表钱宏先生撰稿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现实长项与理论缺失》一文,在分析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现实优长之后,认为,撇开地域性“横向国别比较研究”、中国“区域比较研究”、城乡市农比较研究、社会阶层比较研究这些“结构遗漏”不讲,单就中国市场与政府、经济与政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定位而言,新结构经济学尚明显带有六大“理论缺失”[1]。

   

   有朋友指出:如果贾根良教授指出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在结构、演化和创新方面的缺陷,以及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钱宏指出其在三大关系上的六个理论缺失,能够弥补——那么,它就既不是新结构经济学,也不是演化发展经济学,抑或政治经济学3.0版,而是蕴含了新老结构主义和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合理性,又突破其工具地板和哲理天花板,而获得当代性初始条件与心物条件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

   

   为什么要提出共生经济学?

   

   共生经济学的提出,就是推陈出新。

   

   Symbionomics认为,经济是一个基于价值评估核算体系的动态开放生态系统。因而,将生态文明建设贯通到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组织建设全过程走进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常识告诉我们,在“物质变换”意义上,“人与自然”,既指“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也包括“人与本身”的物质变换关系,即具有自然与社会生态双重意义。基于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中的第十三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the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是第九条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亦即“全体共生”“全息共生”“全球共生”思想的逻辑延伸和历史展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亦即“全体共生”“全息共生”“全球共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属性。

   

   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涵义,在民族(主权)国家世界秩序与全球生態化共时性存在的条件下,必然要注入“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的精神内蕴,通俗地讲,即:“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live and let live),亦即,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人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2018年4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主题报告中说:自己发展得好,生活的舒适,也要让别人同样发展得好,生活的舒适。新华社每日电讯记者,以《习近平:世界大同,和合共生——集体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现任和候任理事,强调建设一个包容和谐的世界》为题综合报导。我理解,这是习近平用不同方式,倡导他的“全球共生”理念。

   我们相信,和合共生思想,将成为中国与世界乃至全人类处理内外事务的新范式。

   

   

   

   中国要成为一个共生崛起的大国,参与联合国改革,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地球村“善内亲邻,远交近睦”,实现人人“付出成本最低而尊严度和幸福效能最高”的共生社会,一定要全面普及共生智慧,培养共生人才!且“普及共生智慧、培养共生人才”,得从大人(成年人、官人、精英)再教育入手!特别是,中国要真正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也必须实施一个“全球共生人才计划”!

   这样一条思路,大大丰富了“可持续发展和公平增长”的内涵。概括起来讲,就叫“生态统领,共生为魂”。基于此,我们将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增长进一步,概括为四个字叫:“共生发展”。

   

   于是乎,作为社会哲学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2],应运而生!

   

   我所谓的“共生经济学”的起因,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赵启正先生与我的通讯中,讨论“生態文明”和“生態经济”的参量,应当与“工商文明”和“工商经济”形態有所不同时,提出来的概念。我2010年6月8日在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接受特聘研究员[3],第一次讲述把共生法则(Symbiosis rule)注入经济学基础理论。

   

   此前,2009年月应杨鲁军邀请为他的《里根经济学》再版作序,受Reaganomics先例的启发,我就为这个新兴的共生经济学造了一个英文单词:Symbionomics。Sym-bio-nomics这个词,也是由“共生论”或“共生主义”Symbiosism[4]和经济学economics组合而来。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词头“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已经有“社会”(society)的意味;二是中间的“bio”,意为“生物”及“有品位的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三是后缀“nomics”,意为“经济学”(economics),和合而成英文Symbionomics,来对译中文“共生经济学”。

   

   当我提出:“社会学将取代经济学的显学地位”命题,并发问:“共生论”如何接着新老“资本论”说时,就注定了“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一词在其概念构词中,已经是“社会论”或“社会科学”(漆琪生)的,也是“经世济民学”(陈岱孙)的,而且既是具有哲学意味,又能具体化为政策制度和大众实践。所以,《共生经济学·绪论》的标题,是《作为社会哲学的“当代经济学”刍议》。

   

   因此,只是考察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及相应的“五次分配”[5]方式,即运行的制度基础,远不足以处理好经济运行中属于社会生活范畴的人权、事权、物权三大关系,而必须扩大到文化,上升到哲学,才能找到合适的有针对性的经济学方法。

   

   借用“天赋人权”的表达,世间万物都由天赋生命自组织的共生之权。共生之权,将包括每种生灵(尤其是野生动植物)、每个人都有免于遭受严重的贫穷和饥饿的权利涵盖其中。共生智慧,不舍弃任何人。所以,我们将基于宪政制序“以国民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称为“共生权”(Symbiorights)。

   

   共生权,是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钱宏2010)建构的共生经济学[6]基础概念之一。共生权,简单说就是个体与共同体、自然人与法人、官与民,即所有人,生,且共襄生长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共生权范式,是对“共产”“大同”乌托邦理想及“产权理论”框架下的“公有制”与“私有制”、“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官粹(本位)”与“民粹(本位)”这种两极对立思维的选择性“政治正确”的超越与融合,因而在政治上,也就超越了革命权(你死我活)与强势产权(权力资本)的纠结。

   

   什么是共生经济学?

   

   这样,共生权范式,就成为人民、国民、公民、社会,保留对强势产权者进行革命“底线权”的前提下,所拥有的对非“自己活,也要别人活”( 何兆武、习近平,2012)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机制状况,进行实时揭露曝光,实施有序改革、改良、改变,使之实时恢复live and let live活力,实现同处蓝天下的人民win-win-win的正常状况的权利。

   

   接下来的理论任务是:

   

   一、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改变单纯经济学思维方式,无论「宏经」「微经」的学科划分,还是「新自由主义」「新结构主义」的优越性,都将需要进行价值重估——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

   

   二、Symbionomics提倡“让生产回归生活”——从重数量、重量,到重质量、效能”(2015年三月钱宏在密歇根大学举行的“中国旅美经济学年会”上的发言)。

   

   三、建立“五大资产(资源)负债表”——自然、社会、家庭、企业、政府五大资产(资源)负债表综合,摸清我们发展的资源、资产、资金状况。

   

   四、确立以资源生产率——即资源能效、能耗为基准的经济社会发展参量。建立一整套GDE价值国民生产生活核算体系,不同于GDP考核(资本增值/减值)项叫GDE价值参量(资源能效/能耗。资源生产率=国民资源事权x劳动生产率x全要素生产率x“亩产”<单位>效能)

   

   五、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要求以生存权、行为权、资源权合一的“共生权(Symbiorights)为法权基础,以开源社区、“共生链”(区块链)为技术基础,超越“公有制”“私有制”两极选择,在“政府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增加“社区经济”维度[7],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官民建制冲突,建立三大经济形态(economic form)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

   

   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以美国为标志;

   

   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欧洲为标志;

   

   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或表达参与最适化),但愿中国将为标志。

   

   三大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流动,共襄生成一个国家或区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经济社会共生场[8]。

   

   六、营商环境建设。以生存权、行为权、资源权合一的“共生权(Symbiorights)为法权基础定位下的依法治国,就是明确社会各阶层的权益边界与流动机制,因此,需要以宪法及宪法法院为法理实践基础,确立三大法典:

   

   A、是规范公仆、管家行为的《官法典》,废除《八二宪法》第9、10、15条,以《反操(控)纵法》、《行政许可法》为基础;

   

   B、确立民事行为的《民法典》,以《八二宪法》第2、33、35、41条为前提条件,并新制订《国民事权法》为基础;

   

   C、惩治官、民越位、越界行为的《刑法典》,以《刑事诉讼法》,并新制订《赎买特赦法》为基础。

   

   简述GDE价值评估核算体系

   

   前面说过,共生经济学认为,经济是一个基于价值评估核算体系的动态开放生态系统。简述GDE价值评估核算体系,必然联系中国政府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经过2016、2017及2018开局的努力,“去产能”“去库存”的任务基本完成,“去杠杆”的任务主要涉及宏观金融政策,目前正在进行中,属于整治范畴。接下来主要是“一降”和“一补”,先说说“一降”什么,怎么“降”?

   

   Symbonomics认为,“一降”,即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所以,“一降”包括提升资源单位能效,也就是说,“降中还有升”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单位资源效能上去了,能耗下来了,成本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这“一降”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也可以表述为从微观入手,通过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共生经济学认为,生活的美好就是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并非对物质文化无限需求,而是“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付出成本最低而幸福度尊严感最高的生活。

   

   特别是降单位能耗成本,可谓一大创举。这里远不只是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这么简单,而且,这实际上蕴含着提升能量能源的单位能效问题,即“以升(效能)促降(成本)”的问题。

   

   我相信,这将成为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论者制订一套不同于以资本增值/减值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统计方法,即以能源能效/能耗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效能(GDE)统计方法。

   

   在经济学上,意味着各个国家和地区将从“投资、内需、进出口”经济模式,转变为“生产、交换、生活”经济模式,也就是从重量、数量法则,向能量、质量法则的转变——“让生产回归生活”!

   

   我们知道,物理学已经从牛顿定律演化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和玻尔量子力学,事实上,经济学也已经从重量、数量法则演化到了能量、质量法则。经济学的重量、数量法则,是指对经济活动的物质总量进行衡量的原则。工业化初期的重量法则侧重于钢铁产量,中后期开始重视GDP(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增长,如今,到了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重视能量、质量法则,即从资本的增值、减值价值参量,转变为以能量的能效、能耗为价值参量,也就是对经济潜能的综合水平进行衡量的原则。也就是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换。具体说,今后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就,不是看GDP增长率,而是看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给出的每单位资源生产贡献率,即看不以加重生态背负、地球背负、社会背负、身心灵背负为基础的GDE(Gross Domestic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动态平衡率[9],所体现的边际成本与国民生活幸福度和尊严感。

   

   共生经济学给出的这个GDE动態价值参量,正是能量、质量法则的综合体现——GDE价值参量既综合了1、美国兰德公司泰利斯等首创后工业化时代衡量国家实力方法;2、后续的“综合国力方程”(Klaus Knorr,1956);3、“国家实力指数方程”(Clifford German,1960);4、“非线性国力评价方程”(Wilhem Fucks,1965);5、“国力评价方程”(Ray Cline,1975);6、不丹国王的“国民幸福指数”;7、中国人大财经委的“民生指数”;8、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9、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以及10、新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绿色GDP”的诸般努力——又回答了生态文明形态涉及的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在思维方式上,如何将生态文明的共生法则引入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之中;二是在价值观上,如何达到资源生产率的“终极效能=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

   

   这就是说,传统的指标和方法无法反映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条件下的国家和地区实力与国民生活与环境资源的良性循环率,所以,摈弃重量、数量法则,使用能量、质量法则评价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势所必然,人类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通信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善政良治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看那里的人民、国民、公民的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是否与其获得的幸福度和尊严感之间所呈现的反比例关系状况(H=G/T)。这也是衡量“一降一补”成效的价值尺度。

   

   从共生经济学看怎样“补短板”?

   

   所以,“一降”的现实逻辑涵义,就是在全社会“降成本,提效能”——提出一整套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评估体系。那么,“一补”要补什么,怎么“补”呢?笼统地说,“一补”是补短板,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从而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目标。中国经济社会建设有哪些短板呢?有十一个方面的“短板”,各地方政府,可以分析对照一下,分析对照出来的结果,就是咱们下一步应该完成的工作任务:

   

   1、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从“造血”脱贫的意义上,涉及到“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涉及到2018年第1号文件“乡村振兴”。

   

   2、补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中心城区地下管网老旧、水电气暖及环卫设施不配套等问题。

   

   3、产能升级,随着去产能的成功,许多地区已经慢慢熬过了转型的阵痛,产能升级形势大好,如淄博、无锡、徐州等。

   

   4、补科技创新进步短板,解决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活力不足,科技研发投入偏低,科技成果转化缓慢,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较小等问题。这里也涉及“双创”。

   

   5、补城乡统筹发展短板,解决新农村建设标准不高,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落后,城乡差别较大等问题。

   

   6、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短板,解决结构优化调整缓慢,实体经济发展不快,金融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产业投资增量减少,增长新动力不足,投资需求降低等问题。

   

   7、补民生建设短板,解决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

   

   8、补对外开放短板,解决国际交流合作不活跃,投资贸易规模不大,对中亚市场辐射力不强和城市开放度不高等问题。

   

   9、补环保生态建设短板,建立多功能农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两型社会,解决发展受水、土地、空气等资源硬约束加剧,“城市病”较为突出,环境容量和生态承载力严重不足,环保基础设施欠缺,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不到位等问题。

   

   10、补社会公益短板,我国公民因公行益,即基于基于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解决政府公共产品服务照顾不到位(或政府力量之外)主动谋求公共利益的满足与维护,动员社会资源,优化或重建社会结构与关系,解决或改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教育、医疗、养老、妇幼)保障、自然动植物保护、心理救助问题。

   

   11、补人才队伍建设短板,解决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不活,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各领域人才特别是企业科技、管理、原创人才相对匮乏,各类人才待遇较低等问题。

   

   集中到一点,就是补社会建设的短板,即“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什么这样说?上面列举的十一个方面的短板,有的属于“市场经济”很难作为的,比如脱贫,比如民生,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环保生态建设等等。因为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利润最大化”,这些都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有的则属于“政府经济”作为不力的问题,比如科技创新进步,比如医疗、卫生、文化、就业,比如城乡统筹等等,因为政府经济讲究的是“公共物品最优化”,要公共物品最优化,需要社会实践科技创新。

   

   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是,市场经济形態和政府经济形態,都有自己的短板。而且,在只有这两种经济选择的情况下,往往出现“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左右摇摆振荡,乃至周期性危机。不只是中国,世界也是这样,可以说过去一个多世纪,世界经济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把它叫做“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周期性世纪钟摆困境”。我们之所以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说到底其实也是这个问题。而且,我要说的是,只要“周期性世纪钟摆”的经济形態问题不解决,“三去一降一补”的问题还会再来,背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失衡”的问题,也得不到根本上的改观,还会出现产能库存杠杆去不胜去、成本降不胜降、社会疲弱补不胜补、供需侧改不胜改,而不断周期性来回折腾恶性循环的局面。往深里说,出现“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和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道德失灵三大失灵,最终出现地球资源、社会资源、人的身心灵资源的极大浪费,以及包括国别失衡、区域失衡、城乡失衡、社群失衡、产业结构失衡、政府职能失衡在内的系统性失衡,以及主权国别冲突、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部落)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和文明文化冲突的此起彼伏。

   

   根据“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all politics is local)的政治学原理,中央决策必须寓于地方因地置宜的创造性工作之中。

   

   针对这样的现实情况,怎么办?共生经济学(Symbonomics)为各地方提出一整套发展“城乡共生体”的思想、政策、实践构想,在经济社会发展形態上,突破现行“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周期性世纪钟摆”困局,为中国,为世界经济“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范例。

   

   城乡共生体的思想(认知)层面

   

   城乡共生体思想的逻辑延伸与历史展现形式,是以“城乡社区经济形态”,补上市场经济形態与政府经济形態二维对立的选择性短板。

   

   我多次说过,“市场经济形態与政府经济形態二维对立的选择性短板”,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美国的问题。比如中国有乡村败落的问题,美国照样有中心城区衰败的问题。当然,也不只是中美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西北欧洲也有“福利国家惰性病”及其一系列关连问题,全球性问题。所以,解决的办法,只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中间开花”,找到一个托底性的经济形態,即无论市场与政府如何震荡,都在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不影响人民、国民、公民的休养生息。

   

   经过几十年共生哲学的研究探索,我们发现,现行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无论是新老结构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中,正好短缺一条最基本的法则,这就是共生法则(Symbiosis rule)。所以,必须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的基础理论,建立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理论体系。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理论认为,一切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作为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的生活,所以,共生经济学认为,中国“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目的,就是“让生产回归生活”!而一切生活的基本动力,又来自个人及其群体内生性自组织活力与外平衡力的正常发挥。因此,一个现代国家或地区社会生活的正常状態,应当是一种“公民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局面。

   

   所以,当代人类要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二元经济形态的世纪钟摆困境,必须明确在“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的二维选择中,引入一个新的维度,即我们称之为以“休养生息最惠化”为职能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的经济形態,并形成以社区经济为依托的“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经济格局。

   

   “休养生息普惠化”的社区经济形態,也叫城乡社区经济形態,既不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由此可克服美国式自由经济之弊端;更非以“公共产品最大化”为存在,由此可克服中国“权控经济”和欧洲“福利国家”之弊端;但却因其解决中国式乡村败落、美国式城市衰败、欧洲式福利懒汉的问题,成为承载“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大型船队和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

   

   城乡共生体的政策(操作)层面及现实

   

   社区经济形態的确立,将为城乡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美国和欧洲出现一批人,针对中美欧各自的问题,开始用脚呼唤和发动另一场既非“市场经济”又非“政府经济”的经济实践,这就是有点类似上世纪70年代韩国“工农业均衡发展”的“新村运动”,却又赋予新文明新经济形態意义的美国“新经济运动”、“乐活经济运动”,欧洲“生態村与生活社区运动”,以色列“的吉布兹”,日本的“山岸会”,以及中国近年来兴起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田园综合体建设”、“新农村合作社运动”(从“戶戶包产”,到“人人持股”)、“新上山下乡运动”、“生態经济运动”、“社会(自然、心理)公益活动”和“共生思潮”。

   

   美国“新经济运动”、欧洲的“生態村与生活社区运动”和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新乡建运动”和“共生思潮”,虽然目前都远非主流,而且,既不同于城市化发展“小城镇派”和“特大城市派”,也不同于网络化“城市社群联通派”和“PPP广义智慧城市派”的政策思路,而具有了真正“新经济形態”意义,很可能是人类走向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的一个方向,又由于其单体规模小而灵动,表现出鲜明的社区(部落)特征,所以,共生经济学者,将其统称为“社区经济”形態,或“城乡社区经济”形態。城乡社区经济形態,不仅能克服“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世纪钟摆困局”,也是推动生態文明成长、扶持乡村文明复兴,以及“乡村振兴”“医治城市病”“扩大就业空间”的必由之路。各种“双创”意义上的城乡社区经济形態的发展,都值得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和扶持,更值得十三届全国人大制定一部《城乡社区经济法》。

   

   a、政府和大型企业,哪怕是为了自身利益,也必须在政策、技术、资金上积极主动扶持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乡村建设、公益活动。

   

   b、但社会建设、社区建设、乡村建设、公益活动的本质,是发挥公民自组织、社会自组织力,即“众筹”之事。不是让街道办事处和乡镇村委搞形式主义“新街道”、“新农村”。所谓众筹之“筹”,即可持续使用的计算器具,引申为众人将各自拥有的看家本事、本钱、资本聚集起来,自然、自由、自在地形成新的生产、生活、生態通约。故而“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不是梦。

   

   c、但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组织形式,它们是以“休养生息最惠化”为目的涉及千家万户遍布城乡各社区的,为国家稳定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健康发展提供日常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所需和后续人力保障的“社会企业”、“家庭企业”、“农工商合作社”以及现在半死不活的“养老养生医疗幼教企业”、融资难的“小微企业”,以及各种互联网“社群经济”、“开源社区”、“乐活经济”、“情怀经济”、“体验经济”,特别是现行给“公共产品最优化”的政府经济不到位“拾余补缺”的各种“社会(自然、心理)公益组织”,都属于“社区经济”范畴。

   

   所以,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化解自然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补短板”,都亟需落脚到经济形態的丰富上,建立“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或表达参与最适化)三大经济形態(Economic form)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

   

   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流动,共襄生成一个国家或区域乃至全世界全球经济社会共生场。这里要特别说说“社区经济”。

   

   第一,社区经济既不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更非以“公共产品最优化”为存在,但却是承载“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大型船队和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

   

   是的,过去列宁有句话,叫“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而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苏联式现代化“资本积累”路线主导下,中国五六十年代对乡村居民进行了一场敲骨吸髓式毁灭性剥夺。中国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到1978年几乎完全干涸。可是,三十年前从安徽的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到广东、福建沿海、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一枝花”,从上世纪八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到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时中国城乡居民的稳定情绪,事实早已回答了:谁说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航空母舰编队,不需要“小生产的汪洋大海”?

   

   第二,社区经济承载着民生之本,市场经济体现着民权之基,政府经济代表着民族之躯,生態统领,共生为魂,呈现出一个国家机体政治经济文化生態的健康態势。因此,我们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产权政策、产品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能源政策、资源分配政策,也应当相应地体现这一健康態势。政府经济、市场经济好说,中外都有许多现有的成熟政策,及其操作方法和经济学模型等等,问题在于,当我们创造性地提出并对社区经济作出与政府经济、市场经济同等重要,甚至更为根本的定位时,三大经济形態的关系如何互联、互补、互动?

   

   首先,一个国家无论官民,都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资本,这一需要主要由“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提供,所以今后,凡是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目的就是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基本不承担生产经营之外的社会职能,至于市场经济企业是独次私营企业,还是股份制、混合所有制企业(如由国企改革转变而来的市场经济企业)[10],则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有一条必须明确,那些成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实际靠榨取农民血汗积累和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国企,若要转变职能为市场经济型企业,必须善待全体企业员工,绝对不能再搞片面复制MBO那一套,即把一线员工作为“不良资产”下岗后剩下管理层搞经营者私人持股),其考核参量是货币增值与资源生产力之比。

   

   其次,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社会服务,这包括健康合法的营商环境及公共物品,这一需要显然由“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提供,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排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顶层设计(建跨海、跨壑、跨国大桥、隧道、高铁、高速公路,但是,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中涉及大量并购项目,当如前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说的“并购要当做生意来做,不是政治任务”)。所以,凡是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现行国企和政府委托托管的企业,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谋求提供公共产品最优化,特别是涉及国民教育、医疗、医药、水电、电讯、公路、媒体、空气、国土、金融、军工、情治服务行业企业,基本不承担资本最大化增值的经济职能,如果需要承担资本最大化增值的经济职能,悉将转变为市场经济企业(这要成为“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标准),其考核参量主要是社会效益与资源生产力之比。

   

   最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不能没有充分满足“生产-交换-生活”之需的创业、创新活动平台,这一需要就是由“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提供,所以,凡是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各种类型的社会企业、家庭企业、各种修身养生养性的培训企业,特别是农业经济(含休闲农业、文创经济),由于其经济职能承担着“粮食是永恒的战略资源”“奖农劝稼,稳固国本”这一国民休养生息的前提,也是社区经济范畴。社区经济的目的更加清晰,就是提供最惠化的休养生息方式,既不承担也不应当承担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职能,也不承担公共产品最优化的社会职能,其考核参量也就相对宽泛,主要是货币保值与资源生产力之比,社会企业成员创业、创新力度,家庭企业,还要评估其人类自身生产(包括养育、教育)的得法程度。

   

   前面说过,按照GDE价值评估体系核算,我们要同时建立五大资产负债表:1、社会资源(资产)负债表;2、家庭资源(资产)负债表;3、企业资产(资源)负债表;4、政府资产(资源)负债表;5、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五大资产(资源)综合测评的结果,能真正反应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乃至全球创造财富的状况。而现行“投资-内需-出口”三架马车拉动以GDP增长率为衡量标准的财富观念,应当尽快修正,回到亚当·斯密的“财富概念”——财富,就是指满足消费者生活的日常消费品。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有非常多的国家认为财富就是指国家有很多存款及购买力,因此,当投资和内需效能乏善可陈时,单靠出口赚取顺差获得高额度的外汇储备,也是财富。对此,斯密称之为“纸面上的金银”。

   

   三大经济形態如何相互作用共襄生长?

   

   那么,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状態下,是如何“让每个人的生活得到改善”的呢?

   

   首先,由于“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提供了一个国家居民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之需,也就为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营造了最稳定的社会营商环境和政治官运环境,同时,又为市场与政府提供着基本人力资源、熟练工人、创意人才,因此,国家政策对其应当有诸多优惠倾斜,比如一个社会企业或家庭企业,年收入在一定范围以内税收全免,而其达到多大规模、效益,则不再享有这样的政策优惠,达到多大规模、效益后,就可以转为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甚至可能由于其创新成果的特殊性,转为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

   

   其次,“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效益、规模下降,到一定程度,同时依然承担多少员工的就业,在国家政策上也可以设置“退出机制”(这同破产完全不同),归入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包括一拆几化整体为零小),享受其他社区经济企业同等优惠待遇,这同样起到保持就业稳定社会生活的作用,而某些企业或因为经营好,或因为产业政策调整,或因为重大创新和发现,也可以转为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

   

   再次,“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范畴的企业,或由于创新,或由于吸引更大投资,或由于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国家政策也可以允许转为“有效用边界”的市场经济范畴的企业;或出于扶持(包括精准扶贫)的目的或由于政府照顾不周、不到位,比如准“社会(自然、心理)公益组织”,也可以化整为零,倾斜、转为、复制某地区城乡的“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范畴的企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人,每个地方,每个国家或区域,都需要社区经济托底!

   

   

   三大经济形态的相互关系

   

   从经济形态生态学上看,我们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也当属于“休养生息最惠化”的社区经济范畴。我们由此反观最近二十年间中国四种形式的乡村建设,即“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保底的乡村建设;由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满足城市中产阶级乡愁的乡村建设;借城市中产阶级乡愁来赚钱的乡村建设”(参看贺雪峰《谁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前提》,2017),就比较容易发现什么样的乡村建设,才是真正超越了工商文明把乡村建设作为工业化、城市化附庸或备胎(如“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而使乡村振兴战略真正具有生态文明生活方式的意义,从而也是适合“国家生态文明(赣闽贵)实验区”的乡村振兴战略内涵与外延。

   

   三大经济形態划分、职能与互动,不仅重新厘定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活动方式方法,将经济学从关注“投资-内需-出口”资本增值减值,转换到关注“生产-交换-生活”资源的能耗/能效上来,而且,有助于明确政治经济体制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周期性的世纪钟摆”困局,化解城乡市农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官民建制冲突,迎接“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11]。

   

   刘鹤先生曾在介绍《大国的兴衰》一书时,说了一句将可能成为经典的话:“创新是高于一般经济道理的大道理”!基于此,他对什么是新经济?提出三个标准:第一,是结构性,不是微观的、局部的、具体的某一种产品,不能是周期性的;第二,必须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能够促进就业,否则,视其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不妥的;第三,有利于建立国内市场体系,能够加快国企改革。

   

   以此观之,共生经济学提出的社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成新经济格局,完全满足“刘鹤三标准”,且在结构功能上远远溢出,比如以往让改革者苦恼甚至望而却步的“公有制或私有制”、“民进国退或国进民退”、“上热下冷或下热上冷”、“法权操纵与资本垄断”等“两张皮”问题,都将消解于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政策、法制实践之中。

   

   巿场经济、社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的划分,目的是让赚钱的一心赚钱,生活的安心生活,服务的尽心服务……这也相应满足了新古典综合、李斯特调控、马克思公平、熊彼得创新、“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拉弗曲线和“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多数人也不会受压更穷”的帕累托改进要求[12]。

   

   巿场、社区、政府三大经济形態的划分,不仅真正激活了公民自组织、社会自组织、政府自组织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的新经济、新政治、新生活。而且,超越了片面的“比较优势”(李嘉图)、偷猎式选择复制的“后发优势”理论、头重脚轻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上热下冷的“顶层设计”……诸般党同伐异,顺势也把精英政治从“吃力不讨好”事必亲躬、言必己出、行必己令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解放出来而回归正常。最后,中国人民呼唤百年牺牲亿万时至今日尚可望不可及的社会主义共和宪政,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大经济形態的划分、构建与互动,是人类经济行为上的一次形態革命,是我们走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態文明的大势所趋。

   

   在这场经济形態革命中,无分主流、非主流,无分东西南北中左右,无分江湖庙堂农工商,不管是局内人、局边人,还是局外人,都将参与其中各显神通,生克反辅,共襄生成一种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城乡共生体的实践(科技)层面

   

   我们提出“衡量‘一降一补’的新价值尺度”,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比如,当小崗村新農合的新闻发布出来时,我们感到,小岗村新农合的形式,无疑屬於城乡社区經濟形態之一,但在目的引导上,即内涵上有大问题,从干部表述和记者的報道看,可以说几乎没有价值方向上的创新。

   

   从现有城鄉社區經濟形態实践上看,这里举两个既符合前述“‘一降一补’的价值尺度”,又可望在全国全球共生复制、创新推广的案例。

   

   一是区块链+内置金融信用体系。我相信地方政府和小微企业(多为社区经济)民间多年都存在一个融资难和城乡信用体系方面的问题。这里,我想把湖南省娄底市当市长的朋友,引进“区块链行业”解决融资问题和信用问题的做法,作为一个成功的个案介绍给大家,市长杨懿文说:“区块链就是可以给我们恢复城市信用提供帮助。所以我们立刻着手开始干,跟中关村一些区块链领先的企业接洽,沟通,引进,现在已经有一些成熟的方案。通过区块链,我们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恢复城市信用,恢复企业信用,从工商登记开始,从园区做起。第二是利用区块链的技术为娄底创建食品安全城市。这两个目的实现了,我们再去进一步发掘它的更多价值。”

   

   按我的理解,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村民建立“内置金融”合作社,并且将单个村的内置金融,变成以乡镇、以县为单位的“普惠金融”,即做成“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再借助大数据整合更多的政府和社会资源。形成联合社以后,就产生了真正的属于农民的具有社区经济形態的合作银行、供销社、电子商务部、保险公司、产权交易所。这样,通过“内置-普惠金融”合作社这一社区经济形態,可以重新扶持农民自组织起来,把资源、资产、资金集约经营起来,让产权实现和交易起来。“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叶兴庆)。村民和新农人资源、资产、资金的市场价值也出来了。当许许多多的村民自组织起来,农民的需求量集合起来,农民就有了市场话语权,可以和供销商、政府议价和谈判,乃至反过来改造供销商服务质量,改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方式。

   

   所以,咱们可以用“区块链+内置金融重建地方信用体系”,对接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推动缓解小微企业(多为社区经济)和“三农”等融资难题的“顶层设计”。

   

   一是全科医生+机器人医生模式。杨懿文市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向十三届“两会”的建议案是推进全科医生。因为杨懿文发现:大医院为什么人满为患,就是因为分级医疗政策没有落实好。“全科医生”的思路,就是安排一个全科医生驻村(社区),那么这个村(社区)看一般的病就不用跑到城里,由全科医生负责。如果遇到疑难病症再到更高一级医院去。为了推行,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驻村的全科医生干满5年,政府给他正式的乡镇事业编的编制,在今后的各种职务职称晋级也给予优惠。看病方面,医保报销比例,村里是看病报销90%,县里是70%,市里报销50%。通过医保报销杠杆鼓励老百姓就近看病。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全科医生差错率等问题,再象娄底那样,参与一个医疗辅助诊疗的机器人项目的开发,最终形成全科医生+机器人医生的组合模式,全科医生负责针对性问题,机器人医生负责标准化问题。

   

   如果中国和地方政府能率先做到全科医生全覆盖做到村村都有全科医生,解决农民和“新农人”看病难问题,城乡共生体就迈出了第一步。还能吸引退休官员“告老还乡”休养生息,促进乡邻互惠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并且为国家郑重出台鼓励吸引而非限制市民下乡做“新农人”的新政策提供保障。

   

   我之所以举这两个可复制、并再创新的案例,一是因为信用体系和医疗体系都属于“三去一降一补”的“一补”范畴,是习总书记早就布置的,必须完成的任务。二是因为现任娄底市市长杨懿文,早在做“全国百强县(市)”长沙县县委书记时,就是用“城乡共生体”思想治理长沙,六年前我就应他邀请去长沙考察,后来他又专门派出时任长沙县宣传部长彭勇代表他参加“第二届全球共生论坛”(北京,2013年7月6日)并宣读论文《工农共生体建构——长沙县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全生态发展》,得到与会专家学者和领导的一致赞许。

   

   中美关系:尊重事实,诚实面对!

   

   说了城乡共生体及三大经济形態创新之后,还是要说说中美关系这个热点。

   

   近日,朋友转来《速记实录:2018中国与世界思想对话》。这个由清华主持,中财办、中央党校、人民大学、国防大学等向西方介绍习在博鳌论坛上宣布的今年大改放政策及对中共国家体制“全面解读”。

   

   这个“全面解读”,被说成“是2018中国改革的框架简析,权威政策性解读”。它甚至提到“共产党的名字可以改,但新名难以接受会乱中国,所以不改。”的话题。还弯弯绕地说“中共不是列宁式,美国不要误解。共产主义的中国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大同理想义。”以及“金融早就应开放了。华润80%是混合制,比李嘉诚集团还大”之类云云!

   

   这个思想对话阵容,不可谓不强大。然正如写历史有时为某种需要,玩玩“选择性遗忘”一样,从速记中选择对话的“世界思想”家名单上看,显然是完全根据主持者的好恶进行选择性遗漏。

   

   仅此一点,我就不想对其长达38900多字经修订后的速记,进行评论。还是讲讲事实,及如何诚实地面对事实吧!

   

   美国中产阶级占领华尔街事件是一个历史标志,往前,追溯鹰派失望的三位总统对华政策;往后,出个特郎普是必然。实际上,美国和中国面临本质相同而表现形式不一样的问题:超负荷社会经济基础,在美肥了大资本家纵容了一般消费者,牺牲了中产阶级及政府的税收和就业机制,中国政府得了税收、就业造成利益集团任性甚至骄横,牺牲了底层社会和大自然以及结构性失衡。解决办法是“社会优先论”——这一估计,是2016年11月我给《经济要参》写那篇《“社会优先论”——特郎普执政,中国将面临什么的挑战?》一文的基本事实前提。

   

   中国的精神阶层不实事求是面对这个问题,僵持对抗的中美关系,就找不到解药!

   

   所谓的中美“贸易战”,对美国会如何?我且不论,只赞成苹果老总库克这句话:“中国想繁荣,要靠繁荣的美国,而美国想繁荣,也要靠繁荣的中国(China only wins if the U.S. wins and the U.S. only wins if China wins)……我非常相信两国能够共同繁荣,一起把蛋糕做大,不是去争夺同一块蛋糕。”

   

   但对中国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降关税、去汇管、保护知识产权(创新),对激发中国社会自组织活力有益,虽对政府和大企业会暂时受损。对中国走向正常国家也不无因势利导的价值!

   

   紧接着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做?要看中国重权精英们的智慧,更要看他们的格局。

   

   中国与世界需要哲学对话——新时代需要新哲学——当今中国,需要一个与“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规格相匹配,但视野更为开阔、对当下全球性问题更具针对性,因而更具思想对话精神和国际感染力的思想平台——“全球共生论坛”!!

   

   但无论怎么做,唯独切不可再落入“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多”的对话阴沟里去。

   

   当年与赫鲁晓夫(得了他156个工业项目完成中国基本工业布局最后弄出“两弹一星”,不感恩还反目成仇)就落入这样的阴沟——九评写得堪称世界一流,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至今难以言表——幸好,那时有个更强大的美国及其盟友,作外部平衡力量,我们才从中苏冲突显遭核袭击中缓过气来,从而,也才有了后面的改开四十年(是苦难辉煌,还是辉煌苦难?千万不要忘记,历史还没有定论啊)。

   

   今天,中美关系如果再落入这样的“对话阴沟”,谁还能充当这样的平衡力量?是俄罗斯?印度?欧盟?亚非拉?上合组织?金砖五国?G20?东盟10+3?APCE?还是中国自身的大国企或大民企?抑或Nationalism(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还是基于古老的“华夷之辨”及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斗争思维的“止戈为武”、“远交近攻”的谋略性思维?

   

   谁能告诉我?根本问题:优先处理好中国内部事务!

   

   我赞成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和人大教授向松祚对“真实中国”的论断。近日,龙永图对凤凰网财经说,胡鞍钢“中国三大实力超越美国”论是在误导世界。“在国内其误导作用,在国外起更大的误导作用”。龙永图称,中国从来就没有把经济实力超越美国作为处理美国关系的前提。“中国不管在发展实力、个人素质还是综合国力和美国相比还有很长的距离,我们需要紧迫感和危机感来不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不是沾沾自喜。” 他认为要抱着这种理念,真心实意的参与到国际交往当中:“美国对中国来说是好事情,美国经济好对中国也是好事情。”

   

   人民大学教授向松柞先生,近日明确指出:我认为中国的学界,政界,媒体界人士不应该过分热心参与中美关系的讨论,更不能跟着起哄,炒作什么中美分道扬镳,什么中国挑战美国,什么人民币挑战美元霸权,什么我们要取代美国引领世界,什么美国已经衰落,什么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什么中国已经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向松柞认为,美国今天对中国政策的强烈反弹,与媒体界学界包括一些官员煽风忽悠起来的高亢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这其实是很不明智的。中国今天的最佳政策依然是与美国和平相处,相互学习借鉴,恐怕中国从美国学习的地方还要更多一些。靠吹牛皮,打嘴仗,靠气势如虹的语言来渲染反而适得其反。向松柞先生强调:今天很多或大部分中国精英仍然忙于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读书,这不就说明一切问题了吗?

   

   向松柞提醒国人:离开北上广几个特大城市,到农村看看吧,离开北京市中心,去六环外看看吧,看看那些一天工作10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的打工仔打工妹吧,看看进城务工人员不能上学就医的孩子们吧,看看许多农村家徒四壁的贫穷状况吧,再看看我们的教育和医疗状况吧。所以,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一争高下,而是要与自己一争高下。中国在不少关键指标上依然无法突破,甚至还出现倒退,必将在未来中美关系博弈过程中,遭遇更多的被动和挫折。中国的根本目标不是取代美国引领世界,更不是和美国叫板颠覆美国,中国的根本目标是让十几亿中国人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心有所安,法有所依,这才是中国梦的核心。

   

   我赞成龙永图、向松祚两位的观点,不仅因为他们一位是与世界长期打交道的官员,一位是长期研究20至21世纪中国与世界资本运动的学者,他们的观察、情怀与我一致,而且他们都充满良智切中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优先处理好中国内部事务!所谓“中国内部事务”,从时间空间、历史逻辑上,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优先”!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别的什么社会主义,都不能脱离“社会优先”这个社会主义的本义![13]

   

   鉴于晚清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社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破坏几近殆尽,并历时性累积了多重阶层矛盾这样的基本事实,社会优先的含义,至少包括两大共时性任务:一是社会重建,一是社会和解。

   

   可以说,这也是人类最近500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一条真理:凡是较好较顺利完成了社会重建与社会和解的国家或地区,都在政治、经济、科技、人文、国民身心灵健康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其整体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们争相学习效仿的榜样!

   

   而这一切背后的逻辑力量与均衡机制,就是共生哲学揭示的社会、政府、公民“三大自组织力”的相互作用与外平衡能力。

   

   从经济形态学上看,就是或多或少地葆有了“社区经济”托底的“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态相互作用共襄成长,而成就在地居民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地休养生息的格局。

   

   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超越了“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二元结构”和“公有制与私有制两极纠结”导致的世纪钟摆和周期性经济——社会危机。

   

   明乎此,我们就不会为以牺牲自然资源、几代国民身心灵健康和城乡小区生活败落为代价取得的GDP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而沾沾自喜,而是利用已经取得的“有没有”的成就,主动积极地解决“好不好”的主题:

   

   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

   

   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

   

   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

   

   对外树立魅力大国风范!

   

   为此,当务之急依旧是:如何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

   

   办法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回归社会主义的本义——社会优先!为此,我主张实行一种“社会元勋立宪制”[14]。

   

   纠结于有没有“中国芯”有多大价值?

   

   最后,回来再说说一位中国工程师对“中兴之芯”引发的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思考,倾听一位中国工程师如何看待国别竞争问题!

   

   这位自称工程师的押沙龙yashl先生说:“一个日趋成熟稳定的行业,硬去赶超就不见的划算。”同时,“该研究还是要研究,该发展还是要发展,但是用打仗的思维不惜代价地插入教育或某个技术领域,真的不见得划算。”

   

   我想,所谓赶超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没有基础理论创新的管理型教育+单纯技术+不惜代价(资本资源)的赶超,是摒弃创新初始条件和心理物理条件的“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学套利思维(投机取巧)的天花板或瓶颈!

   

   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这位工程师说:“你的安全程度,不是取决你能不能自力更生,而是取决你多大程度上能嵌进世界经济体系里去。你嵌进去的程度越深,你依赖别人的地方越多,但别人依赖你的地方也会越多。大家彼此牵制,就没有人能随便把你赶出局。”

   

   但是,所谓“世界经济体系”,也需要融入这个体系的“你、我、他”生活方式的自组织创新,而非坐享其成地衍生和争夺既有技术文化成果。这就又回到了当政者和国人如何对待教育。正所谓教育是哲学之手,人类要完成哲学的任务:从认知世界到参与世界。离不开教育。教育当然不限于学校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培育和保护好受教育者——富有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的个人——学会“思考”。

   

   从全球共生新思维上看,中国和欧美国家“社会状态生活方式”差别大,不是坏事,而是正好可以互补。当然,这是最考验当代中国人和欧美国家人士的智慧、情怀和格局——是否富有全球共生思维——的地方!

   

   差异问题解决得好,我相信“中国在世界的崛起主要是靠规模和体量”问题,也能解决好!

   

   当然,押沙龙yashl在《中国真正的科技瓶颈,根本就不是芯片》最后一段分析到的现象:“以往的世界经济主导国家的兴起,比如19世纪上半页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19世纪下半叶德国经济的崛起(德国是全世界最早搞工人福利的)、20世纪美国的崛起(当时美国工资比欧洲高出一截),都是把主流国家的待遇和福利往上拉,只有中国的崛起(如果真的崛起的话),很可能是把其他主流国家往下拉的。”决不可掉以轻心!

   

   结果,恐怕还是要回到“全球共生论坛”倡导的国际哲学对话上来。

   

   尊重事实,诚实而有智慧、有担当、有格局地面对,有那么难吗?就算精英们难以做到,若大的中国,不是还有孔夫子古训指明过一条路:“侠道知忠荩,礼失求诸野”么?!

   

   2018年3月11日晨于复旦大学北区望道苑

   2018年5月4日青年节修改于元大都遺址公園小月河畔

   

   [1] 参看 2018-01-26 全球共生中国学派 全球共生论坛公众号:IGS1218

   [2] 参看钱宏:《国民事权大如天——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共生新思维——富阳人的伟大创举!》、《中国全面改革的关键:创建以民生质量为核心的GDE评价体系——读〈第二次革命:全球100名专家献策中国改革》,均收录《中国:共生崛起》第155——159、175——181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5月

   [3] 上海企业史研究资深专家顾光青2010年6月9日报道:《人类经济学革命可能从中国开始——钱宏接受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特聘研究员并做学术报告》http://www.sass.org.cn/jjyjs/

   [4] 参看林玮:《中文“共生”的英文对译》,钱宏主编:《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台湾晨星出版社,2018

   [5] “一次分配”(劳-资:生产性)、“二次分配”(政府-国民:福利性)、“三次分配”(公益,资产性投资-消费:货币扩展性)、“四次分配”(生产国-资本国:信用货币可印钞性)理论,还有“五次分配理论”,即“革命战争”推倒重来。——摘自《共生经济学·绪论》

   [6] 参看钱宏:《中国:共生崛起》第177-206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7] 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既不以“资本利润最大化”目标,更非以“公共产品最大化”为存在,但却是承载“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大型船队和航空母舰编队的汪洋大海!

   [8] 参看钱宏:《五百年来谁着史,八万里路展风流——中国的经济学革命就要来了!》2016.10

   [9]基于Energy一词,具有能源、能量、活力、产能、干劲、精力、能力、能效等多种涵盖力,而且,一切自然物质运动、社会生产运动和精神文化运动都是以一定量的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转换或能源转换)为介质来完成的,因而,可以把人自身的生产、人的物质、精神生产,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全方位、全生態地加以观照参详。所以,也许用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转换)总值来做经济社会生態一体化发展价值参量将更具有科学性、可行性与合目的性。参看钱宏《破解GDP迷局,彰显GDE格调——美丽中国、五位一体、生態统领、共生为魂》(2013)。 这里的能量转换或能源转换,可以同时依据3个值的综合评价来加以计算(具体可以再细化,并作出若干理论模型与方法规则),即:

   

   能产1:能量转换的消耗量(-值),生产、消费、物流过程消耗原材料量及对环境生態(包括奢侈浪费率、社会公平损害率、游戏规则混乱带来社会交易成本、机会成本增长、国民身心健康受损、非法经济、简约美学)破坏量等;能产1=1-转换效率,即表示转换必需成本+负面消耗因素总和,能产1越低,效率越高。

   

   能产2:能量转换的产生量(+值),生产产出价值及环境(包括人自身的生产<如所谓“人口红利”>、家庭乡村社区公益经济、政府投资产值、市场投资产值、进出口本外币对冲、estate结构优化率、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贡献率、社会公益建设贡献率、幸福指数、亲情间的服务、非亲情间的善行)优化价值等;按能量守恒的法则,能产2=总转换能量×转换效率,此即乘法。

   

   能产3:创意生产量(+值),非可比价格的精神能量(思想、文化、爱心活力及自主知识产权、参与自然修复循环,科技创新、金融创新、时尚流行潮流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性服务消费贡献率,简约乐活物质性循环消费贡献率、社会政治共生体自组织力);能产3是消耗能量最小(只需保证个人生存及心灵自由),因而效率最高的部分。

   [10] 我主张不再按三大产业划分,把农业归为第一产业经济部门。中国划分方式是:第一产业: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建筑业;第三产业: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可分为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两大部分,具体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第二层次:为生产、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技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美国划分方式是:第一产业是指提供生产资料的产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等直接以自然物为对象的生产部门,有些虽然是工业,但是并不是加工产业,例如采矿业是直接提供矿产但是并不加工,所以采矿业是属于第一产业的;第二产业是指加工产业,利用基本的生产资料进行加工并出售;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业,它是指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商业、餐饮业、金融保险业、行政、家庭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

   [11] 参看钱宏:《谈谈社区、市场、政府全息经济形态的哲学品位——兼谈哲学对象的划时代转 换》2015;钱宏:《时代需要经济学思想革命!——从张五常经济学原理,看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将应运而生》,2016

   [12] 参看《钱宏在DC谈和解共生再造中国——改良中国政治生态的十六个切入点》,2008年春节,收录在《大中华: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台湾瀚芦出版公司,2015

   [13] 参看《“社会优先”(Social priority)论——特朗普执政,中国究竟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刊国务院发研中心《经济要参》2016年第50期

   [14] 参看《由“三个代表”到“社会元勋立宪制”:从“集体理想”与“利益集团”矛盾运动看中国四种可能的前途——答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理论版负责人问》,2003.9,刊2005年(新世界时报,收录在《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香港新文化出版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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