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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比较优势的转换来实现产业升级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朱富强 点击:496次 时间:2017/3/20 9:17:39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比较优势;产业升级;规模经济;技术进步

   


一、引言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产业结构的选择、转换和升级应该根基于要素禀赋结构变动所引发的比较优势转换,其中,要素禀赋结构变动主要体现为资本-劳动比的变化,而资本-劳动比变化又源于从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中所获取的产品剩余和资本积累。因此,林毅夫所理解的比较优势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根本上就是一个自然演进的动态过程,或者至多如林毅夫所强调的是一个小步跑的推进过程。林毅夫说,“对那些面临较大贫困挑战的国家中的很多人来说,通过遵循比较优势获得解决发展的方法可能是缓慢和令人沮丧的。但它却是积累资本、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快方式,这些国家可以通过使用更先进国家已经开发和可用的技术和产业来提升自身产业结构。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能够获取适合其禀赋结构的技术(并进入现有产业)而不必重新创新。” 那么,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然变动能否保障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顺利推进,还是可能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导致产业机构升级失败或滞后?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实现连续的小步跑式产业升级?它是否一定比大跨步式产业升级更优?

   针对上述所有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也作了说明,但只是初步的,还不周详,从而依然遭遇不少质疑。事实上,无论是严格遵循比较优势还是背离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升级,我们都可以找到大量成功案例,也可以找到不少失败案例;甚至连同一经验事实是成功还是失败,也主要是学者们基于不同维度所作的差异性解读。因此,要更清楚地认识产业升级的两种方式,还是有待于作进一步的逻辑阐述。同时,新结构经济学的提出与20世纪80年代后新兴市场国家所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也就体现为这些国家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渐衰弱而又没有转换到新的比较优势,从而导致产业结构不能实现顺利转型和升级,乃至在国际经济贸易中逐渐被边缘化。因此,为了让读者从理论上更好地理解一国的比较优势有效转换和产业结构成功升级的现实机理,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3×2贸易模型来加以逻辑的逐层剖析,并由此来更深入地剖析比较优势战略的适用性问题。


二、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探究比较优势有效转换和产业结构成功升级的途径,我们先探索其反面——“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理。这里以一个三个国家和两种商品的3×2贸易模型加以说明:(1)全球贸易中只有三个国家,分别是:以美国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巴西为代表的中等收入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低收入国家;(2)贸易商品只有两种,分别是:以汽车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家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假设产品的单位成本由资本价格和劳动价格构成,其中,资本价格主要由资本供求因素决定,而劳动价格则由平均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决定。

   先构建一个原始模型,设定两大假设是:(1)各国在汽车和家具生产上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相同;(2)各国的资本价格和劳动价格都因流动受限而存在差异。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基于的HO比较优势说的基本假定:所有国家都有相同能力来使用生产某种特定产品的最好技术,不同国家选择生产不同产品仅仅是因为它们要素结构不同而导致不同要素价格存在差异,进而不同产品的生产成本就存在不同。此时,3×2贸易模型可表示为表一:此模型中资本价格在各国存在显著差异,而劳动价格的差异则不显著,因而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各行业都拥有绝对优势。显然,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何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发达国家(也就是早期工业化国家)可以在全球市场拥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并促使整个国家经济的迅猛增长。

   表一

   

   模型表明,在中国等第二代新兴市场国家没有进入世界市场之前,国际贸易在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和作为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的巴西之间展开,汽车和家具的国际交换比例在1:1.58到1:2.4之间,此时美国生产汽车,巴西生产家具。但是,随着中国等第二代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汽车和家具的国际交换比例范围就扩大为在1:1.58到1:2.94之间。至于具体的均衡交换比例究竟在哪里,这主要由国际需求状况决定。无论如何,随着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加入,都会产生对汽车的新需求和对家具的新供给;相应地,在美国对家具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汽车和家具之国际交换比例就会上升,进而就会降低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巴西的比较优势乃至危及其贸易地位。

   分三种情况加以讨论。(1)如果国际交换比例仍然低于1:2.4,那么,结果就是,中国和巴西联合向美国供给家具,美国则专业生产汽车;此时,尽管巴西的比较优势仍然在家具业,但它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剩余将会下降。(2)如果国际交换比例提高到1:2.4和1:2.94之间,那么,巴西的生产就会出现逆转,它和美国联合向中国供给汽车,而中国专业生产家具;此时,尽管巴西的比较优势已经从家具业转变为汽车业,但它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剩余要远低于美国。(3)如果国际交换比例恰好是1:2.4,那么,结果就是,国际贸易只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展开,巴西则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此时,由于巴西无法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就无法利用世界市场来实现规模经济,进而会导致生产率和效应工资水平的停滞。显然,上述无论哪种情况都表明,随着其他更低收入或者具有更大比较优势的欠发达国家加入世界市场,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原有产业的贸易条件都必然会恶化;此时,如果没有有效的技术改造和生产率提高,没有成功的比较优势转换和产业升级,那么,整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就难以获得进一步提高,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机理。

   

三、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境

   除了上述情境外,也存在另外两种情形可能导向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的比较优势的自然转换,进而帮助它们逃脱“中等收入陷阱”。这里作一说明。

   第一,比较优势的外生改变。第二代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产品如汽车的需求特别旺,以致新的国际交换比例在1:2.4和1:2.94之间并且比原来更大程度地偏离1:2.4之点,如国际交换比例由原来的1:2.3提升为新的1:2.8;此时,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就由于外生因素而发生转换,由此也就可以顺利地实现从家具业到汽车业的产业升级。更重要的是,产业升级不仅可以获得更大贸易剩余,而且可以进一步深化国际分工,从而促使收入的持续提升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形。不过,依靠这种方式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在于,它往往依赖非常高强度的条件:(1)在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所拥有的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上,第二代新兴市场国家所拥有的优势要强大得多;(2)在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第二代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新需求。譬如,当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就凭借明显优势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为国际市场上的现有产品提供了巨大的新供给,这明显改变了韩国、台湾等“四小龙”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从而成为它们顺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第二,比较优势的内生改变。随着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通过国际贸易所积累的资本日趋丰富,本国的资本价格逐渐下降,从而导致其比较优势的内生变动。如表二所示,当巴西的资本价格由3下降到2进而下降到1时,巴西在汽车与家具之间的国内交换比例就从2.4下降到2.17再下降到1.78;这样,在中国加入后,巴西就可以实现从家具业到汽车业的产业升级。这里的关键是,要有持续的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并且这些资本积累用于再生产中,而不是被少数集团所挥霍。从历史上看,那些成功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四小龙”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致力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国家,而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诸国则往往会将大量经济剩余用于少数人奢侈享乐的国家。由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的积累所产生相对价格的变动以及要素禀赋结构变动,并由此引发产业结构的自动升级,这正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所重点关注和详加阐述的。不过,依靠这种方式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在于:(1)即使考虑到国际交换比例在1:2.17(甚至1:1.78)到1:2.94之间,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从国际贸易中所获取的贸易剩余也会远远小于发达国家;(2)如果进一步考虑到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中劳动价格的上升,那么,它所获得的贸易剩余将会更少。显然,这两者都必然会严重限制或阻碍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对产业升级构成明显障碍。

   表二

   

   显然,上面两种情形的分析都表明,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然转换而实现的产业升级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它或者需要一些可遇不可求的高条件,或者也无法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很大程度上,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然转换而成功实现产业升级的,主要是那些只占世界经济很小比重的经济体,东亚“四小龙”就是如此;相反,对像中国(以及金砖五国)这样的大经济体,则往往难以依靠比较优势的自然转换而实现产业升级。同时,随着进入世界市场的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多,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致力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往往不是等待比较优势的自然转换,而是要积极地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其中的基本路向就是,提升那些升级的目标产业(如汽车业)的技术,一方面通过降低这些贸易产品的国内交换比例而接近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同时维持相对较低的劳动价格而获得绝对优势,这样就可以锁定发达国家原先拥有优势的目标产业并与之展开竞争。例如,如果巴西能够将汽车和家具之间的国内交换比例由1:2.4降到1:1.8,那么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转换就更容易,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经济剩余也更持久,甚至还会逐渐增加。下面的模型接着分析。


四、传统产业的优势维护机制

   在上述原始模型基础上,我们改变两大假设:(1)各国资本价格因资本自由流动而趋于相等,而劳动价格因流动受限而存在差异;(2)各国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则存在较大差异。此时,产品的生产成本差异主要取决于劳动成本,而劳动成本又与不同国家的平均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有关,产品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很大程度上,这一假设也是符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资本为追求最大回报率而全球流动,流向主要取决于相配套的劳动(尽管也受到政治、经济和国家风险的影响)。据说,在2011年2月的一次晚宴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询问乔布斯:在美国制造iPhone应该怎么做?乔布斯的回答是,如果美国能够提供3万个工程师,我们就能把苹果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

   这样,上述3×2贸易模型就可表示为表三:生产汽车和家具所需要的资本量不变,所需要的劳动量则因不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不同而不同。事实上,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意味着生产同一产品将需要更少的劳动投入量;同时,在劳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就会下降。显然,由于资本价格在世界各国趋于相同,因而汽车和家具在各国的成本差异就取决于劳动成本,而各国某一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就等于劳动量乘以劳动工资再除以劳动生产率。因此,这个模型中的绝对优势的排序恰好与上个模型倒了个顺序:在上个模型中,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各行业占有绝对优势;在这个模型中,作为第二代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国在各行业都占有绝对优势。究其原因,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强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也从侧面解释了当前发达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原因。

   表三

   

   

   该模型同样表明,在收入更低的第二代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没有进入世界市场之前,国际贸易在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和作为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的巴西之间展开,汽车和家具的国际交换比例在1:1.58到1:1.78之间,此时美国生产汽车,巴西生产家具。但是,随着中国等第二代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汽车和家具的国际交换比例范围就扩大为在1:1.58到1:2.17之间;此时,作为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就会减弱,贸易条件就会恶化,甚至面临着被挤出国际市场的困境。那么,作为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的巴西如何才能维持其比较优势呢?显然,由于在经济全球化下,竞争优势主要决定于劳动成本,而劳动成本又与劳动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有关;因此,巴西要有效地提高竞争优势,就需要在维持劳动工资不变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要保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大于劳动工资的增长幅度。

   表四

   

   

   在表四中,如果巴西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就意味它的劳动成本优势提高,从而在与第二代新兴国家的竞争中的竞争力也得到提升;进一步地,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原有的产业优势就可以得到维系和巩固。显然,这对当前中国的政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要维系国际市场的劳动成本优势,关键不是通过注入人口红利等来抑制工资上升,而在于要通过教育、技术改造等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这种经济增长思维也存在严重问题:如果仅仅局限于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的维护,那么,一国的劳动工资水平就不可能得到实质提高,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相反,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比较优势的转换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这则与结构性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有关,下面的模型继续讨论。

   五、产业升级的比较优势转换

   在上述模型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改变两大假设:(1)同一国家各行业的劳动工资水平相同;(2)不同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这里假设个行业的劳动工资水平相同,主要是工资水平取决于一国的平均生产率而不是特定行业或企业的生产率。此时,不同产品的生产成本差异和比较优势的变动就主要取决于该国在此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劳动生产率水平又与教育投入和技术进步有关。这更加接近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各国在不同产业上的技术水平存在差异,尽管李嘉图基于短期考虑而将这种技术差异视为外生给定的。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产业结构性差异后,3×2贸易模型就可表示为表五:假设汽车业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现代技术进步而呈现出明显差异,其中,发达国家在汽车业上的劳动生产率最高,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其次,第二代新兴市场国家最低;同时,假设家具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差异,因为它主要取决于传统工艺而非现代技术进步。

   表五

   

   

   该模型同样表明,随着中国等第二代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第一代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的贸易条件会恶化,乃至会失去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显然,要避免彻底被边缘化进而获得新的发展动力,根本途径就在于实现比较优势的提升和转换,为此,就需要提高目标升级产业(如汽车业)的劳动生产率。假设,巴西能够不断提高汽车业的劳动生产率(或者引进学习,或者自主开发),那么,三方的贸易模型就可以转换成表六。显然,当巴西汽车业的劳动生产率逐渐接近美国时,它的汽车业在国际市场上所拥有的相对比较优势就越来越大,从而实现产业升级也就越来越容易。尤其是,当国际市场中存在差异性产品的需求时,巴西就可以通过差异化产品供给而分割或占领世界市场。很大程度上,日本、韩国的汽车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崛起所走的就是差异化产品之路。

   表六

   

   新的问题是,巴西如何才能实现汽车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呢?一般地,这是一个漫长的逐步积累的过程,也是需要花费巨大投入的过程。事实上,基于自然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固然可以为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升提供物质基础,但是,贸易剩余和资本积累并不会自动地促进分工深化、迂回生产,并不一定会带来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升,从而也并不一定就带来产业结构的自动升级。究其原因,资本是一个同质和抽象的概念,体现为交换价值或财富的一般存量;相反,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则异质性的,它是特定能力的具体体现。譬如,毕竟阿拉伯石油国家通过国际石油贸易积累起了大量的经济剩余和物质资本,最终也没有转化为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迄今没有建立起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工业产业。再如,广州东莞等地区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而发展起了庞大的代工贸易,并由此积累大量的剩余和资本而变得富裕,但迄今为止的产业和产品依旧停留在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每届政府都关注的产业升级一直困难重重。因此,我们就需要反思一个传统观点:劳动生产率主要取决于劳动使用多少资本,进而以资本-劳动比作为技术进步的指标。事实上,余永定在评论新结构经济学时就指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把资本-劳动比的变化作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表征,但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是同质的,而产业升级涉及的是异质资本;相应地,资本-劳动比的变化可以推导出资本和劳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的变化,却无法解释技术转换问题。[i]

   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或自动地将资本-劳动比与技术进步进而与产业升级联系起来,产业升级中往往渗透了更积极的人类“自主”行动,因为技术转换和进步才是现代产业升级的真正保障和基础。举韩国的汽车业为例,它仅有50多年的历史,但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五大汽车制造国,第六大汽车出口国。它是如何做到的呢?确实,在汽车工业起步初期,韩国主要是将从美日进口的汽车零件组装为成品。之所以如此就在于,(1)韩国国内市场较小而无法实现汽车业发展所需要的规模经济,而借助零件的组装则有助于通过产业链分解而实现规模经济;(2)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技术更容易学习、引进和吸收,更有助于本国汽车公司对核心技术的消化和创新。与此同时,韩国政府还制定了明确的汽车业发展规划:首先,制定一系列政策来鼓励本国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和生产,当某个零部件达到了国家规定的价格和质量标准时就停止进口,从而引导本国汽车业进行自主生产和自主开发;其次,当汽车业有了初步竞争力之后,政府就积极引导企业合并而组成车型企业集团以参与海外竞争,通过拓展海外市场来实现规模经济;与此同时,政府又严格限制汽车进口以保护国内市场,1987年以前韩国禁止汽车进口尤其是限制日本车进口,直到2007年韩国汽车进口量也只占国内市场总量的1%。[ii]显然,在韩国汽车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作用是明确和有效的,这也为张夏准等众多学者所强调。正因为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比较优势的转换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探究技术进步的一般规律和变动轨迹以促进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

   

六、产业升级的两种方式比较

   通过上面逐层的逻辑分析,我们确定了政府在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升、比较优势培育和转换以及产业调整和升级中的积极作用。不过,这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确定和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方向?如何确定和培育新的目标产业?之所以出现这个新问题,就在于上面的模型依然是简化的:(1)它仅仅是两种产品(或产业)间的贸易,而只要涉及两种以上产品(或产业),就必然会出现从现有优势的产品(或产业)向另外两种产品(或产业)转换问题;(2)它没有考虑同一产品(或产业)的内部差异性问题,只要产品(或产业)具有内部差异性,就会出现同一产品在不同型号、品牌以及等级之间转换的比较优势。一般地,如果转换在比较优势最为接近的两种产品(或产业)之间展开,或者在相近的型号、品牌以及等级之间展开,那么,基于这种比较优势转换的产业调整和升级就是循序渐进的或者小步跑式的;相反,如果转换在比较优势相差较大的产品(或产业)之间展开,或者在较远的型号、品牌以及等级之间展开,那么,基于这种比较优势转换的产业调整或升级就是突破激进的或者大跨步式的。

   显然,林毅夫主张渐进的和小步跑的产业升级方式。林毅夫强调,一个经济体在任何时点上的最优产业结构都应该能够让该经济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最强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而这一最优的产业结构是由该时点上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相应的比较优势所决定;同时,只要一个经济体在任何时点上的产业结构都根基于它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相应的比较优势,那么,它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就具有最强竞争力,进而可以占有最大可能的市场份额和获取最多的潜在剩余,可以产生资本投资的最大可能回报和家庭的最高储蓄倾向,可以促使素禀赋结构的更快速变动和提升,从而维系和引导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与林毅夫不同,张夏准更强调跨越式产业升级的意义。张夏准认为,各国比较优势根本上体现了开发和利用技术的不同能力,后发国家获得更高技术能力的过程本质上是赶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需要建立和保护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究其原因,(1)要素积累根本上以一定的具体形式进行,它不能随意地配置到任何产业之中;(2)获取新产业所需的必要技术能力本身就要经历一个冗长的学习过程,尤其依赖具体生产过程中的经验积累,这一过程过需要付出的时间和成本以及最终带来的潜在回报都难以预测。[iii]

   那么,究竟哪种产业升级方式更优呢?理论上就需要作全面的成本-收益分析。事实上,产业结构的任何调整和升级在带来潜在利益的同时,也都必然会付出巨大的成本;同时,对不同的产业升级方式来说,所享有和承担的收益-成本存在明显差异。在这里,我们就需要思考:由持续的微调式产业升级所产生的收益净值与断续的跨越式产业创新相比究竟如何?首先,就微调式产业升级而言,(1)它的好处主要体现为:有助于后发国家更好地学习先发国家的经验和技术,从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有助于升级目标产业更好地利用既有产业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等,从而充分利用旁侧效应。(2)它的坏处则主要体现为:微调式产业升级的每一次调整都可能会产生成本,加总起来可能就是巨大的;其原因在于,每个具体产业的资本都是异质性的,异质性资本不能以任意方式进行组合,从而也就无法在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如张夏准所说,当一家钢铁厂关闭时,它原先使用的工人、建筑、高炉等资源无法完全为新的有利可图的产业如计算机业所吸收,钢铁工人如果不接受新的培训就不能从事计算机业的技能,而只能找到更低技能的工作,乃至现有的技能则被完全浪费掉。其次,就跨越式产业升级而言,它的好处和坏处大致与微调式产业升级相反:(1)收益方面,可能由于后发优势和旁侧效应的缺乏而增加了产业升级失败的概率,或者会增加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2)成本方面,跳跃式学习和引进技术往往需要更长时间和资源的投入,尤其需要巨大的先期开发费用。林毅夫就指出,如果产业升级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而一步步推进,学习成本就低于国家试图一次性大飞跃的情况。例如,如果一家企业沿着从自行车到摩托车最终到汽车的产业升级途径所花费的总学习成本往往会低于直接生产高效汽车的情形。

   综合上述分析,在产业升级的目标确定和途径选择过程中,我们至少要同时考虑两类成本:(1)调整成本,这是张夏准特别强调的,主要是指原有产业中对机器设备、技术研发以及人力培训等投资在产业调整中的浪费,因为很大一部分原有投资在新产业中都会变成沉淀成本;(2)学习成本,这是林毅夫着重关注的,主要是指体现为获得新产业的技术能力的成本支出,也包含了产业调整失误而无法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所付出的代价,因为很大一部分产业升级在长期上都因背离比较优势而带来严重的损害成本。显然,就第一种调整成本而言,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次数越多,造成的沉淀成本往往也越大。因此,调整成本往往与持续的微调幅度和次数正相关。就第二种学习成本而言,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跨度越大,造成的失误和损害成本往往也越大。因此,学习成本往往与调整的激进程度和产业跨度有关。显然,在选择目标产业和升级方式时就必须兼顾两方面的成本。这里用图一表示:其中,CA表示调整成本函数,CL表示学习成本函数,CA+CL则是产业升级的总成本函数。显然,在仅考虑成本的情况下,产业调整的最优力度就在总成本最小处e点,而最优产业调整力度则在k点。

   

   进一步地,如果能够预测目标产业升级所带来的收益,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权衡和比较产业调整的力度和途径,由此也就可以更好地确定一个国家的目标产业选择偏离其比较优势的合理度。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国家所规划的目标产业严重背离其比较优势,尽管有可能最终培育出一个新型优势产业,但国家在新型优势产业建立过程中所做出的牺牲也必然会很大,林毅夫就举了很多例子;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所规划的目标产业偏离其比较优势的程度太少,尽管短期内似乎是最优的,但产业的长期发展却可能陷入路径锁定而无法升级到更有前途的产业,并最终滞缓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这也是很多国家的实情。为此,张夏准就提出这样一个想法,假设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或产业偏离其比较优势的程度与该国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某种倒U形曲线关系:在某个点之前,偏离其比较优势的长度越大,经济增长率也将越高;该点之后,产业保护的负效应(如过多的学习成本、寻租)开始显现,并超过幼稚产业带来的生产率增长,从而导致整体经济的负增长。[i]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个纯理论思考,真正的现实问题是,倒U形曲线的顶点在哪儿呢?显然,不同时空下是不同的,不同经济体也是不同的,下节将接着探讨。但不管如何,正如林毅夫和张夏准都同意的:在产业升级时到底是小步快跑好还是大跨步好,这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经验的问题。由此扩展,我们也可以认为,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与其说是两大对立的战略,不如说是两大互补的战略,或者是不同发展阶段基于不同产业特性的需要而因势利导的战略选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固守特定某个战略而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的高增长。

   最后,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也可以对林毅夫著作中的一些相关观点作一审视。首先,林毅夫强调,如果政府能够基于比较优势来选择、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那么产业升级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就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或者小步跑式的而不是大推进或大跨步式的;相应地,经济就能在结构变化中得到持续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也就可以获得不断推进。这里的问题是:随着资本-劳动比的变化而在一个产业内部引入更多、更先进的机器设备、从而实现本产业劳动生产率以及产品价值链的提升,这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是,如果是从一个产业到另一个产业的产品转换,或者从一种产业到另一种产业的技术提升,这还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连续过程吗?很大程度上,这更体现为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其次,林毅夫主张,要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动而因势利导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从而促进持续的技术革新和结构变化;相反,如果只是对现有产业投入更多的物质资本或者劳动来实现增长,经济增长最终将面临报酬递减的困境。这里的问题是:任何产业所依据的要素禀赋结构(如资本-劳动比)都不是单一和固定不变的,因为任何产品和产业都存在不同的价值链,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又是技术,我们又如何根据比较优势来决定最优的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我们至多只能从宏观层面粗略地确定目标产业的发展方向,却不能从微观层面确定与比较优势相适应的最优产业结构。最后,林毅夫认为,大规模、不切实际、不可持续的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将会犯下许多代价高昂的错误;相反,与比较优势变动相适应的微调式产业升级,可以使得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里的问题在于存在一个加总谬误:每一次最优并不代表着整体最优,经济史学家诺思所讲的路径锁定效应以及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Goldenweiser)提出的内卷化现象都反映了这一问题。事实上,行为功利主义要求每一行动或选择都基于理性的功利原则,但博弈论表明,这最终会导向整体的囚徒困境。

   

七、不同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差异

   上面的分析指出,目标产业的确定和升级路径的选择往往与特定的时空环境有关。事实上,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它在制定一个产业升级战略时主要关注目标产业成功或失败对全局经济的影响,也即关注产业升级的相对成本而不是绝对成本。关于跨越式产业升级对不同规模经济体所带来的相对成本差异,这里再从两方面作一具体说明。(1)就跨越式产业调整潜在的失误成本而言,产业调整和升级失败往往会对小经济体带来巨大而深远的负效应,因为小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具有高度的单一性,特定目标产业升级的成功与失败甚至会决定全体人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相反,特定目标产业调整和升级的失败对大经济体的负面影响要轻微得多,因为大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多元性,特定目标产业升级的成功与失败只会影响少数人的福利和生活水平。(2)就跨越式产业调整带来的学习成本而言,跳跃式学习和引进技术的成本对小经济体来说往往是巨大的,往往需要投入非常漫长的时间和相当比例的全国资源,因为跳跃式发展的新产业对参与特定产业分工的小经济体往往是全新的;相反,跳跃式学习和引进技术的成本对大经济体来说却不算什么,所投入的时间和资源占比都要小得多,因为大经济体的产业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多元性,不同产业之间无论在技术还是人员上本来就可以相互学习和流动,扶持新产业所需资源也只占全国资源的一小部分。同时,目标产业升级时所迈出的步伐越大,所需要的技术就越超前,所花费的时间也会越漫长;但是,经济体的规模越大或经济实力越强,时间等待能力也越强,风险承担能力也越大;更不要说,经济体的规模越大,产业分布就越多元,创新风险也就日趋于分散。

   上述的分析都表明,产业升级不同方式所预含的相对成本与经济体的规模有关,大国比小国更有能力承担跨越式产业升级所潜在的风险和成本。一般来说,如果所有产业升级都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然转换而采用连续性微调,它带来的相对成本与经济规模没有明显相关性,因为规模越大(小),产业种类越多(少),加总的调整成本或沉淀成本也越大(小),但相对成本大致不变;相反,如果有少数特定产业采用跨越式升级,它失败带来的相对成本则与经济规模存在明显相关性,因为这些成本被稀释了;进一步地,如果部分产业采用跨越式升级,那么,另一些产业采用微调式升级时的相对成本也会下降。这样,特定目标产业采用不同升级方式时的相对成本与经济体规模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大致表示为图二:其中RCM代表微调式升级的相对成本,微调成本实质上也就是所有边际成本加总,与经济规模大体无关;RCS代表跨越式升级的相对成本,随经济规模的增加而下降。显然,当经济体规模超越E点时,特定产业采用跨越式升级就比微调式调整更优。

图二

   上面的分析也意味着,一个大国的产业升级中也可以采用双轨制方式,就类似中国长期以来所实行的经济改革一样。林毅夫也说:“新结构经济学推荐了一种不同但更加有效的经济转型战略,即采用渐进的、务实的双轨制方法。这种方法考虑到了扭曲的内生性和优先部门的自生能力。它建议政府对优先部门中无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一些暂时性的保护措施,以保持转型中的稳定,但要放开和促进适应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进入,以便改善资源配置,激发后发优势,实现动态增长。”[ii]但林毅夫的双轨制思维似乎集中在不同类型企业的保护政策上,而没有将之进一步引入到目标产业和升级途径的选择中,而本文的分析则作了这一拓展。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就同一规模经济体而言,随着跨越式升级所涵盖产业的范围越大,它潜含的相对成本也将越高。因此,我们就需要在微调式产业升级与跨越式产业升级的范围之间寻求适度平衡。在图三中,m点是全部产业采用微调式升级的相对成本,s点是全部产业采用跨越式升级的相对成本;相应地,e点是采用双轨制产业升级的最低相对成本,k点就是采用微调式产业升级与跨越式产业升级的最佳比例点。

   

图三

   事实上,林毅夫就将波特所列出的决定竞争优势的四个条件简化为两个互相独立的条件:比较优势和国内市场规模。不过,林毅夫在这两个条件中强调了比较优势所具有的更重要地位。其理由是:(1)只要一个国家在发展战略中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它就会生产那些与现有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优势产品和服务并出口至国际市场,同时进口那些不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服务;(2)深化的国际分工使得该经济体具有强烈的开放性,其贸易依存度内生于自身的比较优势中,并将会大于其他任何情况下的贸易依存度;(3)比较优势也使得该经济体达到最有竞争力的状态,不仅就特定产业或产品拥有全球市场,而且其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也将以最快的速度升级;(4)因而,世界上很多富有国家都很小。问题是,固然小国利用全球市场可以实现快速富裕,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国利用这个全球市场也可以实现同等的富裕程度,因为大国实现同样富裕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要大得多。事实上,全球化时代,特定产业或产品在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中都可以获得巨大的分工收益,这种分工收益为小国占有往往可以极大地提升人均收入,但它对提升大国的国民收入和福利水平却往往只是杯水车薪。这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大国能够依赖单一或少数产业实现经济起飞和社会富裕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大国的贸易依存度往往较低的原因。

   通过对美国、欧共体以及日本等国的考察,克鲁格曼发现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增长率与国内生产的增长速度相差无几,并由此认定,一国的经济增长或社会繁荣主要取决于内部生产率而非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竞争。克鲁格曼之所以由此论断,根本上在于他的分析对象是美国这样的大经济体:一方面,大国的国内市场往往已经足以实现传统产业的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大国的国内产业分工已经达到较高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克鲁格曼说,“一个经济大国能否在即将来临的战斗(全球化竞争)中获胜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与其他国家的表现无关。”[iii]即使如此,克鲁格曼的论断还是存在瑕疵。首先,这一论断在商品输出为主的国际贸易时期是大体正确的,但在资本输出的经济全球化时期就不尽合理了。究其原因,(1)资本输出本身就意味着生产的外流,导致输出国生产规模的下降,进而也会降低输出国的生产力水平;(2)即使经济全球化竞争的互补性使得输出国整体财富增加了,但这些财富的分配却越来越不平均了,从而必然会引发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最终将发达国家引向“高收入陷阱”。其次,这一论断比较适用于传统产业,却很难适用于互联网时期的新产业。究其原因,传统产业的规模经济是有明显上限的,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规模不经济,而大国的国内市场往往已经容纳了这个限度;但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结合大大扩展了规模经济的上限,甚至变得没有边界,而任何国家的国内市场都远远小于这个限度。

   更重要的是,克鲁格曼给出这一论断,针对的是大经济体,而小经济体将面临完全不同的情境。克鲁格曼的贸易模型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它在传统的要素禀赋基础上引入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等因素,由此来确定各国的比较优势。但试问:离开了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一个小国的产业又如何取得规模经济呢?如果不参与到世界市场之中,小国产业能够获得分工经济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生产率水平吗?事实上,只有充分利用和立足世界市场,芬兰的诺基亚才能与美国的摩托罗拉展开有力竞争,此时两者之间就不再有规模经济上的优劣之别;相反,一旦诺基亚在世界市场逐渐萎缩,那么,整个芬兰的经济也开始了萎缩。有鉴于此,新加坡就深知其经济发展离不开对世界市场,为此,它不仅与新西兰、智利和文莱这些小国发起亚太自由贸易区,还积极拉美国、加拿大以及日本等组建更大范围的TPP。当TPP在美国受到质疑和反对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还宣称,批准TPP是衡量美国信誉及其认真看待程度的试金石,也将影响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在力推TPP的同时,新加坡也积极参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RECP等经济组织或协议。同样,越南也是一个经济小国,因而也不顾政治形态的差异而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TPP。另一个鲜明现象是,尽管现在的TPP谈判是美国和日本主导和推动的,但美国汽车业却极力反对最终达成的TPP协定,而日本汽车业却欢心鼓舞。究其原因,美国国内市场原本就已经足够美国汽车业发展,而日本国内市场明显偏小,而TPP协定使得日本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可以以低关税甚至零关税将汽车出口到整个TPP加盟国。事实上,在TPP断断续续的谈判过程中,丰田等日本汽车公司就为TPP谈判赞助了数额不菲的游说资金。

   上面种种分析都表明,不同规模的经济体从国际贸易中所增进的比较优势以及获取的现实利益是不同的:一般地,小经济体更加依赖于世界市场,更需要参与国际分工,否则就无法获得规模经济以及相应的技术水平;相反,大经济体的自给自足以及自力更生能力更强,它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往往就可以实现产业分工和规模经济。也就是说,对小国有效的产业升级措施对大国并非就一定有效,反之亦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集中关注美国的经济问题,克鲁格曼才会批判“美国经济增长依赖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这一流行观点。进而,考虑到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所具有的丰富多样性和巨大差异性,考虑到不同劳动生产率导致的不同产业中资本-劳动比的不均等性,那么,在确定目标产业和升级途径时,显然就不能仅仅依据人均资本-收入比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自然变动,而是可以且需要引入更为积极的人类有意识行动以推动比较优势的提升和转换。关于这一点,余永定就提出,中国可以容纳两种以上的发展模式:一些省份和产业部门按要素禀赋结构的特点寻求发展,另一些省份和产业部门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寻求发展。[iv]鉴于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差异主要体现在产业之间而非地域之间,因而笔者的观点稍有不同:一些产业尤其是常规产业可以走根基于要素禀赋变动的小步跑式的产业升级道路,而另一些产业尤其是关键性产业则可以走凭借周详规划和技术投入的大跨步式的产业升级道路。这就是双轨制的产业升级道路,尽管对每个经济体来说都存在微调式升级和跨越式升级之间的平衡,这个最优度往往也只能依靠因地制宜的不断试错。

   

八、跨越式产业升级的关键在技术

   上面的分析指出,大国的产业升级可以采用双轨制途径,有的产业可以实现跨越式升级。不过,实现跨越式升级的重点不是像以前计划经济时代那样集中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是要集中培育和发展新型产业的技术能力,毕竟技术才是推动比较优势变动和转换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林毅夫也强调,“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种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体制的持续性结构变迁过程。”[v]不过,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似乎过度关注了后三者而不是技术,为什么呢?林毅夫给出的理由是,新结构经济学关注的是产业升级,主要目的是想把结构引进没有结构(或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结构)的主流新古典经济理论,并以此来说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产业结构不同的原因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因素,但是,(1)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不是关注贸易,不是同一发展程度的国家间的竞争,因而在基本模型中就舍象掉了克鲁格曼模型中强调的分工和规模经济等;(2)为了突出要素禀赋结构变动在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中的意义,新结构经济学也不关注技术的提升过程,反而将各种可能的产业知识设定为免费的公共知识,因而在基本模型中也舍象掉斯蒂格利茨模型中重视的学习过程。问题是,产业升级果真能够离开技术问题吗?

   其实,技术能力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关键性要素禀赋,固然技术的开发和进步离不开资本的积累,但并不直接等于资本的积累;相反,技术要素的积累更主要是源自人类有意识活动的投入,如教育和研发活动。同时,先进技术也不能像资本那样自由流动,它被使用和发挥的程度往往要受制于使用主体——人;尤其是,科学技术的使用往往会受到劳动分工和经济规模的制约,反过来又会影响分工水平和规模经济。因此,技术能力和规模经济不仅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的自主能力,而且在国际竞争和产业升级中也起到重要的乃至关键的作用。根本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后来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在于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日益式微而排挤出世界市场;同时,它们之所以无法借助原先在国际贸易中积累起的经济剩余和抽象资本而实现产业升级,就在于它们缺乏新型产业所需要的具体的技术能力和劳动生产率。那么,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像克鲁格曼所认定的那样,只要通过发展国内生产率就可以维持和促进社会繁荣和收入提升呢?显然也不能。其原因就在于,现代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往往都是以一定的规模经济为基础和条件,越是专业化的产业或产品,越是经济规模小的国家,就越需要依赖世界市场所提供的规模。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缺乏对技术应有关注,还有两个更为重要的理由。

   第一,它认为,技术具有明显的可流动性和转移性,从而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中就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林毅夫写道:“像美国、日本、德国等这些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人均收入世界最高,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沿,要想取得技术创新智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发。而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在多数产业中都可以通过向行业内比自己领先的国家进行技术引进、模仿和购买专利来实现自己的技术创新”;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引进技术优于自主研发,在可以引进技术的时候,还是引进较为有利。一般新技术的专利保护最多20年,实际上因为当前技术变迁速度变化较快,在众多技术在十年以后引进就基本不需要任何花费了”。[vi]这里的问题是:(1)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必然会受到发达国家的严密保护,就正如当前中国汽车业所暴露出来的;(2)任何技术的接受、推广和发展都需要相配套的人力资本,否则就会退化为纯粹的代工;(3)现代工业的技术竞争是相对能力的竞争,如果只是接受他人转移或淘汰的技术,就必然会处于竞争劣势,由此必然只能获得很小一部分交换价值。

   第二,它认为,资本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本身就带来了技术、管理、设备并促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资本输出衍生出的生产力效应。林毅夫写道:“在发展中国家,FDI相对于其他资本流动而言是一种更有利的外资来源,因为它通常面向一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它带来的不仅是资本,还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缺少的技术、管理、市场准入以及社会网络,而这些对产业升级是至关重要的”,OECD“一个实证研究的综述就总结道,FDI有助于到过生产率提升和收入增长,超过了国内投资通常所能达到的水平”。[vii]这里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任何跨国公司都会将高端研究和战略谋划等核心获得和技术留在母国,从事这方面的管理和研究人员几乎也都母国公民,这是张夏准等关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并非是抽象的,而是具有强烈的国籍性,随着资本流动的技术往往是低端的。[viii]另一方面,如果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其他生产条件,如果产业结构无法得到有效调整和升级,那么,大量涌入的投资组合资本很有可能投入投机性行业而不是生产部门,这也是林毅夫承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FDI受让国本身的初始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依然是决定FDI规模以及方向的重要因素。有鉴于此,林毅夫也强调,“一个设计良好的人力资本发展政策应该是任何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新结构经济学超越了新古典主义的教育处方,提出发展战略因包括人力资本投资措施,以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体资源的充分利用”。[ix]

   此外,还有一个林毅夫早就关注到的自然资源诅咒现象: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出口往往会伴随着“荷兰病”,从而提出对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策略。[x]同样,丰富的劳动力也可能会成为一种诅咒,导致增加劳动而非资本使用的技术、机器和制度被刻意地开发出来并得到推广,乃至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成为一种制约产业升级和工资提高的陷阱。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就存在一种逆进步的技术开发现象,它的研发和应用不是为了促进产品质量提升或产业结构升级,而是获取低层次竞争中的优势;这种开发出来的产品和产业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巨大负效应,但厂商却刻意利用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而获得利益。举一个例子:北京烤鸭的价格一般在200元一只,但很多大街小巷的烤鸭只要15元一只。要知道,超市上一只光鸭也要买40-50元呀,这些街头小贩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原来这些15元一只的烤鸭来自于一种进货价为7-8元的激素鸭,它只吃不动,甚至一生都不曾站立过、下过水。这种激素鸭的饲养当然是不传统方式,而是渗入了现代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其他“避孕药养黄鳝”“果糖蜂蜜”“皮革牛奶”“三聚氰胺奶粉”“牛肉膏猪肉”“甲醛啤酒”“甲醛奶糖”“增甜剂西瓜”“激素染色草莓”“墨汁芝麻”“孔雀绿鱼虾”“苏丹红鸭蛋”“墨汁石蜡红薯粉”“染色馒头”“漂白大米”“面粉增白剂”等等,也都是如此。

   那么,这些商家为何热衷于降低成本的多层次竞争而非提高品质的高层次竞争呢?根本原因在于产品定位。现代经济学往往假定,每个产品的质量信息以及所提供的功效(或消费者效用)是确定和公开的,因而每个购买者会按照自己偏好和需求进行选择。但实际上,无论是产品的质量信息还是产品功效都是不清晰的,人们往往只能按照消费习惯或特定标签在产品之间进行选择。同时,一个社会的同类产品往往被基于某种规则而分成不同等级,等级之间实行了锦标赛的价格体系,而市场竞争主要就发生在同等级的产品之间;而且,产品的等级越低,产品数量和厂商就越多,它们就不得不展开残酷的价格竞争。[xi]显然,为了在这种竞争环境中获胜,被归为低档产品的商家就不得不引进、研发各种降低成本而非提高品质的技术。在这里,这些商家之所以甘愿接受自己的产品被定位在低等级,一个重要原因是产品等级的提升并不完全甚至不是主要取决于质量或技术,而是更大程度地取决于品牌及其社会的认可度,而品牌价值的形成及其认可度的提升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巨大资本投入的漫长过程。

   同时,这种逆进步的技术开发和竞争还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原来的高质量产品也被迫降价竞争,被迫使用逆进步的低层次技术,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伪劣产品盛行。事实上,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社会一定缺乏欧美以及日本、韩国那样的制造品技术吗?至少在直觉上,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工业品不可以在中国制造,但绝大多数产品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譬如,一只售价数万元的布菲或雅马哈乌木双簧管,在中国河北等地只要数百元就可以生产出来。问题是,中国货往往成了山寨的代名词,这些中国企业生产的双簧管往往五音不全,根本不入乐器学习者尤其是专业者的法眼,音乐家大都戏称这些国产双簧管只能当小孩玩具。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社会有如此多的能工巧匠,为何只能生产些玩具呢?事实上,这些低价产品都使用了现代技术,甚至为此投入了专门的研发,但问题是,人们在对技术选择和研发时的根本目的是降低成本而非提高品质,从而是逆进步的,从而导致低层次的过度竞争,这反而会降低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上,当前中国社会盛行的劣质而低价的恶性竞争,既与既有的技术能力有关,也与既有的监管制度有关;究其原因,毕竟提高品质的技术开发往往需要更高成本的投入,而危害身心的技术运用则与职能部门监管不力的结果。

   总之,资本高度流动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制约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资本的稀缺,不如说是技术水平和劳动能力的稀缺。相应地,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经济学也应该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来增进和转变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从而更有效地推动产业升级;为此,发展经济学也需要关注技术变迁的过程和轨迹,关注影响技术选择和变迁的经济、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同时,伴随着资本流动对技术的传播,以技术引进取得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方式,这已经为林毅夫所关注和强调。在林毅夫看来,“如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基于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制定产业和技术政策,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率应该比发达国家高,因为它们主要依赖于技术进口,成本会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研发成本。”[xii]但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展示出,简单地基于比较优势原理而追求暂时的收益或交换价值,就会为追求低成本竞争优势而热衷于逆进步技术的开发和运用,就必然会降低产品的品质以及产业的层次;由此拓展到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和竞争能力也就无法得到提升,尽管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开发更高端产品和产业的技术和能力。事实上,任何一个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或产品质量提升的技术进步都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改进的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执着的工作和并依赖于持久的、巨大的投入;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或产品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一个长期的内生过程而逐渐发展出来的,而对技术和品质的追求又有赖于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制度的规制。即使像韩国这样的国家,充分利用了产品的差异化获得了竞争优势,但如果不能继续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尤其是不能拥有自主技术开发和创新的真正能力,那么,它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终将衰退,整个产业也会逐渐凋零。正因如此,作为一个有发展雄心的国家,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来实现跨越式产业升级的国家,技术的自主开发也同样重要,甚至更是根本性的,这样才可能有林毅夫所强调的“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的效果。

   

九、结语:认识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试图突破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传统,同时又将政策根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在收获赞誉的同时也引起了左右两方的争论或批判。例如,韦森就认为,尽管新结构经济学因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而遵循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但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政府在产业转型中的因势利导作用又背离了新古典经济学潜含着的自由放任传统。[xiii]同样,张曙光批判说,林毅夫在产业升级中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往往会退化为政府主导,而政府主导又与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根本机制相矛盾。[xiv]与此不同,斯蒂格利茨从另一侧面指出,如果韩国让市场自己运行,它就不会走上成功发展之路了,因为静态的生产效率要求韩国生产大米;但是,如果韩国真这样做的话,它今天可能称为最高效的大米生产国之一,但是它仍然会是一个穷国。[xv]余永定则认为,比较优势理论证明了国际分工的好处,但不能作为产业升级的指导理论。[xvi]其实,同一著作引起正反不同的解读和论争都是可以理解和想见的,因为每位学者的知识结构和关注问题往往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关注理论逻辑的严密问题,有的关注现实困境的解决问题;有的认同和维护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框架,有的倾向于否定和反对固化的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本文的总体观点是,尽管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逻辑上还存在诸多不足,如本文的模型所剖析的,但它在实践上却具有显著的意义。这就如同凯恩斯经济学,它在逻辑上也存在严重缺陷,但确实为治疗经济萧条提供了一个有力工具。

   很大程度上,林毅夫提出的诸多政策主张都是中肯的,甚至是不言而喻的。例如,林毅夫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的市场失灵,从而需要政府在推动产业升级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作用。林毅夫在举新加坡的例子就借新加坡进入管理局局长孟文能的话说:在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政府发现石油化工业的全球性繁荣即将来临,并决定对其石油产业进行升级;为了克服新加坡的成本劣势并培育一个具有自生能力的化工产业集群,就需要将企业的生产由“下游”转移到生产高附加值的特种化学品上来。然而整合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政府又建造了一个综合性的“化工岛”,并且准备了一份列有全球知名化工企业的清单,邀请这些企业进驻。[xvii]再如,林毅夫认为,产业升级和发展不仅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速度,也取决于相应基础设施的改善,因而政府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应该发挥积极乃至主导型的作用。林毅夫就强调,“基础设施禀赋决定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当要素禀赋给定时,基础设施禀赋也决定了经济体距离它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远近。”[xviii]实际上,林毅夫通过大量的案例来证明,如果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而不去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即使有成功的数量也很少,相反,政府有效主导的国家取得快速增长的例子却很多。但同时,林毅夫又强调,政府也不能替代市场的作用,应作为助产士而不是永久性保姆。究其原因,像保姆一样照顾那些长期背离比较优势的幼稚产业,不仅会减缓最优技术-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且还会滋生出寻租文化。显然,至少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构建内生均衡增长模型的热情以及对自发式斯密型增长的迷恋,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及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要更有意义,也实实在在地推进了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同时,针对因势利导型政府所遭遇的两方面质疑,林毅夫也都作了解释、说明。一方面,就产业所需信息的质疑,林毅夫强调,即使存在信息不完善,政府也不能因噎废食而不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支持,或者将有限的资源用在随机挑选的技术或产业项目上。其理由有二:(1)企业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来选择技术和产业时,不仅依赖于一个能够反映禀赋结构中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体系,而且需要获得有关生产技术和产品市场的信息,而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所设定的竞争性的有效市场,因而政府在市场制度完善、信息传播以及行动协调上就有很多工作要做;(2)即使政府不能不对技术创新的方向和所要升级的产业做出正确判断,但它的判断也不一定比企业的判断差,因为政府比企业有能力去聘请更多、更好的专家,收集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另一方面,就政府行为动机的质疑,林毅夫也强调,建立一个坚定、可信赖和有能力的政府(即创造一个具有因势利导作用的政府)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并取得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并引用刘易斯的话说,离开高明政府的正面激励,没有一个国家能获得经济进步,尽管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也可能出现失误。

   基于全文的逻辑梳理和分析,本文对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的认识和评价也是双重的。

   一方面,本文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因势利导地根据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变动而推进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政策意义。这至少表现为这样几方面:(1)每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根本上都是取决于它的比较优势,一国的基本产业结构不能违背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2)在任何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根本机制的经济中,产业和技术的选择总体上都源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自主行为,而企业必然关注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根本上又不能背离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3)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动态发展了,这就决定了一国经济的整体比较优势,也就决定了一国基本产业结构特征;(4)严格跟随比较优势变动的小步快跑式产业升级是基本途径,因为这符合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原则,有助于避免“理性自负”引起的大失误或波动,从而总体上往往会优于大跨步方式;(5)以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引领经济发展的效果往往要优于传统的“大推进”战略,因为这符合全球化中分工经济原则,况且任何起飞阶段的国家都缺乏足够的全面工业化资金。

   另一方面,本文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所依赖的理论逻辑还存在一些不足,还会遭受质疑。简要说明如下:(1)它仅仅或主要考虑资本积累对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而忽视更为重要的技术要素,也忽视经济规模对技术引进、劳动分工、比较优势以及目标产业选择的影响,乃至根本上将比较优势和产业升级视为一个自动和持续的过程,而忽视了从一个产业到另一个产业的跳跃性及其更为积极的政府作为;(2)它没有充分考虑一国尤其是大国比较优势的多元性,没有考虑不同规模经济体对世界市场依赖程度的差异,结果,尽管将比较优势原理具体化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GIFF)的两轨六步框架,但依然脱离不了抽象化和一刀切的束缚;(3)它没有进一步区分传统比较优势原理在不同时空下的适用性差异,它更适合新加坡之类的小国而非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因为小国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才能获得规模经济,而大国本身就拥有培育新型产业的足够广泛的市场。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林毅夫关注的主要是众多小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就更加凸显国际市场以及比较优势的灵活转换,却忽视了大经济体中技术的多层面性及其带来的多元化比较优势,忽视了不同规模经济体在产业目标确定和升级方式选择中的差异。尤其是,林毅夫的著作所直接面对的恰恰是中国听众,从而更需要能够对中国实践给出比其他理论更令人满意的解释,否则必然就会引起诸多争议。

   因此,本文强调,新结构经济学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需要纳入技术进步、经济体规模等更多因素的考量。一般地,这至少需要考虑这样几点:(1)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都不是静态的或自然发展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剖析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形成动因和变动轨迹,尤其要认识到它们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主要是人类有意识活动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会有现代国家的政府以及国民在提升经济竞争力中更为积极的作用和空间;(2)人均资本量可以大致反映小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因为小国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但对大国却并不适合,因为不同产业的资本-劳动比往往相差很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将比较优势与既定的要素禀赋结构简单地对应起来,大国尤其如此;(3)同一国家的多元性比较优势主要源于后天创造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因为先天的自然禀赋对所有产业都是一样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教育和研发投入以培育和提升新型生产力对一个大国形成和确立多元化比较优势就是至关重要的;(4)同一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往往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而技术在比较优势提升和转换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提升就不能采用一刀切方式,而应该因地制宜地发展多元化的产业结构;(5)考虑到比较优势的多元性往往与经济规模呈正相关性,大国就并不一定要在所有产业升级中都严格遵循既定的比较优势,而可以通过资源集中以及试点推广的方式培育出新的比较优势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国的产业升级往往可以突破小步跑式的局限而实现某些产业的大跨步发展。很大程度上,我们并不能精确地知道具体的比较优势究竟是什么,因为一国的比较优势本身就是多元的,不同产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比也是不同的,但历史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比较优势的提升和转换需要什么(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以及市场规模等);因此,更为可行的政策在于培育影响比较优势的要素,而不是根据不断变动的比较优势来确定产业结构,后者更体现为一个市场的过程。

   最后需要指出,规模经济学和分工水平对一国现有产业的竞争能力以及产业结构的目标定位都极其重要,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中却很少得到反映。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很难用数学形式表达,或者说这些思想很难被模型化。克鲁格曼就指出的,“相当肯定的一个基本原因是:无法使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相容。”[xix]也就是说,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关注引发技术水平的规模经济、及劳动分工等因素,而倾向于将它当成一个外生变量,并不是它们不重要或无意义,更不是包含它们的理论不对,而在于迄今还没有适当的工具将他们数学模型化。在现代经济学界,无论多么敏锐的洞察、深刻的见解以及精微的思想,只要没有套上数理模型的外套,无法用非常精巧的模型表达出来,就难以引起很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和青睐,反而会遭到主流经济学人的漠视和嘲笑,从而就无法保持长久的影响力。问题在于,这些问题都是现实存在的,也是与政策实践息息相关的;因此,即使那些追求逻辑完美型或者逻辑真理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可以对这些因素视而不见,却应该是任何具有现实意识的理论需要关注的,更是“知行合一”的经济学说所必须纳入考虑的。实际上,林毅夫就充分表达了对倡导“知行合一”学说的王阳明之崇敬,并致力于“像王阳明一样,拥有独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并且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xx]正是基于这种使命感,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就呈现出明显的现实性和实践性,而不是致力于理论逻辑的严密性。显然,任何一个致用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应该来自经验又高于经验,需要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构建出冯友兰倡导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系。基于这一考虑,新结构经济学要为更多学人所认同和接受,要在社会实践中取得更大成效,就必须在产业目标的确定和升级途径的选择中纳入技术、分工以及规模经济的考虑,必须进一步细分在不同情境下的产业升级方式,而这又需要对整个理论逻辑作更为严密的爬梳和完善。

   

   载《学术月刊》2017年第2期。

   

   

   [①] 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张建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②] 余永定:“发展经济学的重构”,载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③] 文石:“韩国汽车产业发展概况”,盖世汽车网,2007年11月30日,http://auto.gasgoo.com/News/2016/manu/553.html。

   [④]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夏准的书评。

   [⑤]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夏准的书评。

   [⑥] 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张建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页。

   [⑦] 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张兆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⑧] 余永定:“发展经济学的重构”,载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⑨] 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张建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3页。

   [⑩] 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11] 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张建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12] 张夏准:《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13] 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张建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

   [14] 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张建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15] 朱富强:“不确定情形下的市场定价机制:锚定效应、等级体系与权力规则”,2012年完成,未发表。

   [16] 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张建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

   [17] 韦森:“探索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和未来道路”,载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8] 张曙光:“市场主导与政府诱导”,载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9]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斯蒂格利茨的书评。

   [20] 余永定:“发展经济学的重构”,载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1] 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张建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177页。

   [22] 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张建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23] 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蔡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24] 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张建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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