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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三大博弈与中国开放新局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常修泽 点击:6513次 时间:2017-01-23 22:32:40

世界变局:三大博弈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把握横坐标和纵坐标。“横坐标”是指全球视野,“纵坐标”是指时代眼光。把握中国升级版的对外开放走势,首先要从世界大趋势说起。

   我曾在《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有三大潮流: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潮流、全球新技术革命潮流和人本主义发展潮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潮流现在正面临着新的情况,出现了三大博弈。这将对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产生深刻的影响。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后,明确声言他上任后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表现之一就是将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欧洲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频繁采取反倾销等贸易限制措施。在人们看来,这股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逆全球化”的潮流。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走势来看,我认为全球化的浪潮是不可阻遏的。

   以2016年9月举行的G20杭州峰会为例,会议通过了未来“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相关文件,确定了G20国家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其中,第一条“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第六条“促进竞争并改善商业环境”,都意味着G20国家将融入全球化的潮流,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开展贸易活动,都明确传递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决心。

   时移世易,原来曾经狂热鼓吹全球化的某些欧美国家,现在居然成了或即将成为反全球化的力量,而像中国这样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对外封闭的国家,现在则成了全球化的积极推进者和倡导者。这实在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科技革命与“科技黑战”的博弈。科技革命里最突出、最令人激动的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以及生物革命、新材料革命等。但是,伴随着信息革命也出现了“信息战”,其中包括若干信息黑战,像监听、黑客攻击、信息诈骗、信息封锁,及其导致的信息风险等。以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等为代表的生物工程革命,则使人产生对于基因变异的担忧。此外,新材料革命、人工智能革命等也会衍生出伦理风险。应正视科技革命浪潮所遇到的科技黑战的干扰、挑战和掣肘。

   人本主义与“权贵加民粹”的博弈。人本主义是一种正潮流,但也受到两种倾向的干扰,一是权贵主义,二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当今一股世界性潮流)。我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曾言:我主张的“人本”,上对“权贵”,下对“民粹”。无论是“权贵”还是“民粹”,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不利的。而且,两者互为依存、恶性互动。上面越“权贵”,社会越“民粹”;社会越“民粹”,上面越“权贵”。既要反“权贵”又要防“民粹”,现在我们面临的世界很复杂。

   

“一带一路”:率先推进六条线路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是一个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潮流的战略,也是一个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大战略,不能将它狭隘地理解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

   现在有些论者对“一带一路”的解释可能有偏颇。我曾强调“四个不只”:第一,从历史渊源来说,“一带一路”不只是中国人的创造,而是亚欧人民共同的创造;第二,从路线来说,“一带一路”不只是一条线,而是通往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多条线;第三,从目的地来说,不光是亚洲,还到达非洲、欧洲、澳洲等;第四,从活动内容来说,不只是贸易,而且包括人文社会的交流。总之,它不是中国一国的独唱,而是六七十个国家乃至更多国家的大合唱。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那么,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应从哪里起步?该如何进行呢?我认为,中国与这么多国家合作,不宜不分主次,而应该突出重点、梯次展开、扎扎实实地循序渐进。为此,我在实际调研基础上逐步形成“六条线路”的构思。前四条已经启动,后两条正在酝酿启动。

   第一条线是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起步点——中巴经济走廊。2015年4月,我曾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蓝迪国际智库项目,应邀主持讨论瓜达尔港专题,形成的突出印象有三:第一,巴基斯坦与中国的“铁关系”。开启“一带一路”战略当然要找关系好的。第二,建好中巴走廊,打造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到中国新疆喀什的新通道,将大大缩短中东原油的运输距离,降低运输风险,从而带动新疆和内地的经济发展。第三,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通向印度洋、阿拉伯海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第二条线是中国和伊朗的经济合作。中国与古波斯商人往来历史悠久。现在的伊朗能源丰富,国民教育水平也高。前些年,伊朗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发展缓慢。如今,美国已经对伊朗解禁,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市场,中国可以抢占先机。

   第三条线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的合作。中亚五国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重要的合作伙伴,“一带”的命题就是在哈萨克斯坦提出的。2016年8月,我在新疆主持“中国与中亚五国基础建设分论坛”讨论时深切体会到,强调中亚五国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因中亚地区地处古丝绸之路沿线,占有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且还在于中亚国家蕴藏的巨大商机,尤其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及能源开发等方面。同时,通过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还可以加强与俄罗斯等上合组织国家的联系。

   第四条线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合作。印度尼西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地。前不久,我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印尼朋友较深入地讨论了“海丝”的问题。印尼人口众多(2.5亿,世界排名第四),经济体量大(世界第16大经济体),领土广阔(有1.7万个岛屿),战略地位重要(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经济增长势头也不错(近十年年均增长5%),但现在缺少资金和基础设施,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与我国具有互补性。因此我建议把它放在“海丝”的首位。

   最后还有两条线,分别是向南、向北实施“一带一路”。一条是中缅印孟经济走廊,由缅甸经孟加拉到达印度。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印度是当前亚洲增长抢眼的国家之一,近年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另一条是中国与俄罗斯、蒙古的合作。我曾到海参崴做过实地了解,发现俄罗斯在欧盟挤压下有“经济东移”的迹象。应该想办法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和蒙古的“草原之路”、俄罗斯的“欧亚之路”对接起来。

   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条线路,彼此合作干什么?现在看,主要有五个合作领域。

   一是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依我看,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二是投资贸易,包括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等。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三是金融领域的互联互通。这本来也属于投资问题,但因其有独特性,故特别列出。这里重点是在沿线国家建立银行分支机构,合资办股票交易所、保险公司等。四是产业合作。如油气、金属矿产等能源资源勘探开发,装备制造业,海洋工程和海上旅游等领域的合作。这是中国与他国相互投资的延伸。五是生态环境合作。各国应该在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加强合作,维护“环境人权”,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自由贸易区:扩大国际合作,以开放倒逼国内改革

   

   “自由贸易区”这个命题涵盖的内容很多。这里笔者按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分别分析。

   国际自由贸易区的创建

   从国际来看,现在比较突出的是,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FTAAP)。前者强调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的中心作用,在现有东盟“10+1”协议的基础上,立足于东盟与中、日、韩、印、澳、新的自贸协定,进行更广、更深的经济一体化。后者主要是APEC成员参与的,此次《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就提出了一系列关于FTAAP的重要共识。这两个“P”,中国都在积极参与并推动中。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同范围的自由贸易区,已经或正在酝酿建立。

   国内自由贸易区的创建

   从国内看,自2013年中国最高决策层决定在上海成立第一家自由贸易区以来,迄今已经建立或批准了11个自由贸易区,这些自由贸易区并非地方的,而是国家的。目前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区域都有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这代表着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了由点到片的发展阶段,估计这种局面会稳定一段时期。

   请注意,“自由贸易区”并非社会上误解的“自由贸易园区”。中央领导特意圈掉“园”字,为的是与国际接轨,应该说寓意深刻,涉及国家设立这11个自由贸易区的战略考虑。我认为,除了一般的贸易、投资、金融这些开放的功能以外,应该是意在通过自贸区的创新倒逼国内的体制改革。

   中国的体制改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生性的,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老百姓基于自身改革的内在冲动发起的;另一种是外生性的,是以外力倒逼改革。我认为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就属于后者。

   那么,要倒逼什么改革呢?

   第一,政府自身体制改革。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过多采取行政许可、审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政府权力的任性以及与市场的边界不清。如何使政府有权而不任性?就要推进权力系统内部的结构性改革。官和商要分开,不能搞官商勾结,不能搞腐败。通过自贸区的创建,就可尝试按照新的规则遵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同时暂停实施某些法律法规),推动政府由管制型向中立型和服务型转变。

   第二,国有企业公平竞争问题。设立自贸区,首先就要为区内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实是,国有企业确有某种特殊待遇,同时,非国有企业特别是非公有企业遭到某种歧视。令人欣慰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2016年11月27日公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强调要以公平为核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从主体来讲,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都要得到平等保护。而设立自贸区将进一步推动意见的实施,倒逼国有企业改革。

   第三,国内服务业开放问题。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相联系,从更大的范围来说,下一步应加快推进国内服务业特别是垄断性行业的开放。前些年,我们开放的重点在工业领域,服务业的很多领域尚未开放,特别是一些垄断性的行业开放度不够,如电信、交通等。在这些领域,民营资本投资比重很低,有的行业微乎其微。这应该作为下一步开放的重点。

   除了垄断性领域外,还有一些竞争性服务业也要开放,比如大健康产业。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以健康作为重要选择。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促进以中医药为代表的健康产业的对外开放。除此之外,文化产业、教育培训产业等也应进一步开放。

   第四,社会体制改革问题。随着自贸区新规则的建立,以保障劳工权益为标志的公民权利问题将会进一步落实,这就要求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包括培育和创新社会组织、推进社区自治、建立公民利益表达协调机制、用对话代替对抗等。

   第五,生态环境体制改革问题。自贸区新规则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比较严峻。有鉴于此,应从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入手,实现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真正做到生态文明、“天人合一”。

   此外,还有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自贸区新规则对此要求也非常严格。

   

关于开放新局的两个深层次问题

   

   关于争取在全球治理中更多话语权问题。如果说,前些年的开放重在发展一般层面的开放型经济,那么,未来的开放则要“争取在全球治理中更多话语权”。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要树立一种战略新思维。要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关于在开放中促进文明包容和交融问题。在下一步开放新局中,应特别重视开放中的文明包容问题。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曾论证过“文明多元观”:第一步应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第二步再设法寻求不同文明的交融。当然,在这个交融过程中难免有博弈。在世界新变局下,能否由文明隔阂走向多元基础上的文明交融,避免文明的剧烈冲突和碰撞,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新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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