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辛亥革命
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对辛亥革命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解决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问题。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是不够的，往往讲它的消极和失败的方面比较多，讲它的历史意义和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比较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于1941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讲到：“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林伯渠70年前讲这番话的时候尚且如此，当年的青年现在如果还在总得九十来岁了，今天的青年对辛亥革命认识不够也就不难理解了。
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得到改变，中国人民悲惨的境遇也没有改变。所以，孙中山也承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因此在民主革命阶段，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先进人士看重和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鼓舞人们继续奋斗去夺取胜利。因此，以前对辛亥革命不足方面讲的比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已经过了100年，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回过头来看，我们自然可以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出更冷静、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
把辛亥革命看作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的主要历史功绩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这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于辛亥革命的表述。但是这句话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说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说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上提出了新的目标。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到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中华民族在古代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是到近代却大大落后了。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因为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丧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拥有的完整主权和尊严，走上了听凭外国殖民者欺凌和摆布的半殖民地道路。此后，中华民族逐渐陷入苦难的深渊。当时，压在中国人心头的有两块巨石，一块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块是清政府的反动腐朽统治。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此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亲历过这场事变、建国后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可见甲午战争的震动和影响之大。
但是事情的发展远未到此为止。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租胶州湾（今天的青岛），自此各国纷纷在中国强租领土，划分势力范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向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后，八国联军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长达一年之久，并实行分区管制，居民要分别悬挂占领国的国旗。这种耻辱，不能不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90年后邓小平还谈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接下来的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日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朝两国历来唇齿相依，唇亡齿寒。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又给了中国人很大的刺激。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
长期以来，清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许多国人盲目自大、安于现状。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但一般人的认识还是不足，危机意识仍不强。1894年甲午战争前夜，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看到“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的严重局面，觉得需要危言耸听地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但是在书名中一定要加上“盛世”两字，不敢说已是“衰世”，不然受到的压力就太大了。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第二年，改良派的严复写了一篇《救亡决论》，最先喊出了“救亡”的口号。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反映出当时中国人那种焦虑和急迫的心情。
我们再来看看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流亡西安的清政府发出一道上谕，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见，此时的清政府已俨然成为一个“洋人的朝廷”。清政府还是一个极端专制的政府。在民怨沸腾、革命高潮日益逼近之际，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的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它还规定国家颁布法律、召开议会、调集军队、对外宣战、签订条约等权力都集中在君主手中，特别强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可见，即使已到了穷途末路，清政府依然坚持那种极端专制的制度。由于生产力发展滞后，清政府财政收入一直增长缓慢。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大体在白银八千万两左右。而甲午战争失败后向日本的赔款就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加上分期缴付所需利息，相当于三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辛丑条约》按照人均一两白银的标准，规定中国向各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这些钱从哪里来？一方面，清政府大量举借外债，这大大加深了对列强的依赖；另一方面，只能加重税收、加紧搜刮国民。至宣统年间，国家的财政收支居然提高了好几倍，收入达到近三亿两白银。当然，这不是生产发展而只能是加紧剥削的结果。
如何改变这样的危局？中国的出路在何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维新变法等许多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不仅首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组建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也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并且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所以，毛泽东同志也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现在看来，尽管孙中山的思想中有着空想的成分，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也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但这些目标的提出毕竟激励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为之奋斗。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2.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制度，而君主专制制度反过来又从政治上保障维护了封建土地制度。君主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巅。《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就得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而辛亥革命砍掉了皇帝这个封建社会的“头”，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从此以后，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南京政府，像走马灯那样一个接一个登场，旧社会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来。这样的状况和辛亥革命以前显然不同。
有人评价辛亥革命导致了中国军阀割据，社会更加混乱。似乎革命只能破坏旧的，却建立不起来新的来，徒然造成社会的混乱，妨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这其实是一种目光很短浅的看法。实际上，辛亥革命将清政府打倒后，旧势力只能用赤裸裸的野蛮的军事强权来维持统治，显然这种方法是无法持久的。而且，军阀混战使旧统治势力四分五裂，也有利于以后人民革命的开展。所以尽管军阀混战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极大，但如果从稍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这种动荡和阵痛是社会转型期常需经历的过程。可以说，辛亥革命在这方面正给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打开了道路。
3.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的大解放。
民主意识就是指国民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里，一切都是皇帝“乾纲独断”，老百姓根本谈不上有对国家建议和管理的权利。戊戌变法前的“公车上书”当时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但上书的都是有功名的举人，并且由于都察院拒绝代递，所上之书也就没有送达光绪皇帝，也没有结果。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其中特别提出要写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他最看重的一点。虽然中华民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当家作主的现实，但提出而没有实现同根本没有提出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所以民国成立后，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报刊杂志空前活跃起来，群众活动多了。可以这样说，要是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因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创造的这种社会氛围和民众心理状态，五四运动很难发生。另一点是思想的解放，辛亥革命将过去被看得至高无上的皇帝推翻了，连皇帝都可以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能怀疑、不能推倒呢。陈独秀在《新青年》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出众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作元首。一旦亡了国……比寻常人还要可怜。”五四运动时期对许多旧事物的怀疑和批判，同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有很大关系。
对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提出的民主共和等历史功绩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评价。从近代历史上说，太平天国洪秀全做了天王实际上还是皇帝；戊戌变法是想靠一个好皇帝来实现；义和团运动打的还是扶清灭洋的旗号。从世界范围来说，世界大国实行共和政体的只有美国和法国，其他的都不是共和政体。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弱点和不足。首先，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没有足够的认识，单纯地认为推翻清政府就成功了，结果清朝一倒台就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共同方向和动力，没有根本解决反帝反封建的问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其次，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辛亥革命的主干力量是受过近代教育的爱国青年。他们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后能够迅速得到多数省响应的原因所在。它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群众，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它并没有能依靠和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在农村没有一个大变动。而没有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参加和支持，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就觉得自己势单力孤易于妥协，这是它失败的重要根源。再次，同盟会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内部就四分五裂，无法形成一个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坚强核心。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没有一个能提出科学的明确的革命纲领、能依靠和发动最大多数群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政党。因此，尽管辛亥革命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但仍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这也迫使许多投身过这场革命或受到它影响的爱国者不能不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找新的出路。
走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和第三步。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二、关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点，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它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用法。狭义的是指1919年5月，以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为导火索的五四爱国运动。广义的是指从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这么一段历史。通常大家讲五四运动，指的是广义上的概念。一个必须注意到的问题是：这个意义下的五四运动其实包括一脉相承而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早期新文化运动，指导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第二阶段，五四以后，原先的进步思想界发生分化，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知识分子里开始逐步成为主流。目前很多纪念五四的文章没有注意到这前后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下面，我就从历史事件的联系、脉络角度，讲讲这两个阶段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所起的作用。
1.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重要的准备。
第一阶段的早期新文化运动，指导思想虽然仍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但它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强有力的批判为人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了重要的准备。五四运动的起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辛亥革命为什么没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反思。吴玉章讲过：“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啊！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新青年》创刊后，陈独秀就提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中国的状况依然那样黑暗，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的批判，大多数国民的头脑仍被专制和愚昧牢牢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新青年》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当时叫“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德先生（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科学的对立面是愚昧、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恶果。五四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程度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可以说是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补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早期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出“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写的《狂人日记》，是用白话文写的第一篇成功的有影响力的小说。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仅有助于人们的思想从旧框子束缚下解放出来，更有助于文字的表达明白易懂，有助于文化能够为更多的平民理解和接受，所以新文化运动像思想界的狂风暴雨一样，起到很大的扫荡作用。
我们前面讲到，初期的新文化运动还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着眼点主要是个人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这种思想在五四前夜那个历史转折时期，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但它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出路。那个时候，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戏剧《娜拉》（中国当时翻译作《玩偶之家》）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写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被不少人兴奋地赞扬为“女性的自觉”。但这样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吗？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认识的鲁迅先生敏锐地做了一次《娜拉走后怎样》演讲，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东西之类”。的确，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那样黑暗，离开社会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起来。但在这一阶段，对于现实社会应该怎样改造、要建设的新社会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人们还并不清楚。
2.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忙于战争，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迅速增长到200多万人。随着工人阶级的力量的日趋壮大和工人所受压迫的加深，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加强了。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它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变成现实，给正在苦苦思索探求中国社会该怎样改造、应该建立怎样一个新社会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打开了眼界。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很快就认识到了：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是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不相同的不平常的革命，是一场崭新的以劳工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革命。李大钊在1918年10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新觉悟，开始把希望转向社会主义。现在有的人说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是早产儿。但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如果不是中国社会和人们思想走到这一步，如果人们急切地关注的热点不是正聚焦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十月革命决不可能对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在人们心里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中国在一战中是战胜国之一，但巴黎和会却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夺取的特权交给日本。这对中国人来讲是奇耻大辱。原本很多人都认为这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陈独秀写文章讲，美国总统威尔逊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但是最后，巴黎和会作出使中国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宰割的决定，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以强凌弱的面目，再一次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幻想的破灭，不仅使人们更加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而且也使他们认识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惊醒了。这对推动中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从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开始转变到宣传社会主义上来。瞿秋白1920年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五四运动中这个历史性转变，“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族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问题。”吴玉章则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个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明确一点，革命先驱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反复的比较和实践检验，最后才作出的重大选择。以五四运动为起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以波澜壮阔的规模广泛传播，形成气势磅礴的思想主流。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世界观的先进分子不但没有抛弃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并且赋予它们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民主不只是少数人的民主，不只是谋求个人的解放，而是要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谋求国家民族的解放；科学是要用科学的理论来重新观察和分析问题。这也加速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相结合的步伐。所以，这以前和之后是一个根本的历史性的转变。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讲它的伟大意义，就是因为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打开了通路，使马克思主义在先进分子中间处于主流的地位。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另外从日本回来的一批留学生，如李达、陈望道、李汉俊，也对翻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工作。刚才讲的这两点可以充分说明，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经历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已经有那么多先进分子奔集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从这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而祖国和人民的悲惨处境又要求他们尽快把志同道合的人集合起来，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行动。于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已经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
最早提出并推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现在我们看到的最可靠的材料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它记录：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五个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比陈独秀早，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理解比陈独秀要深刻得多。但陈独秀这个人的性格像烈火一样，往往更急于行动。他感到马克思主义好（尽管理解得还比较肤浅），那么就要成立党，所以对各地的党的组织活动的推动，陈独秀作了很大的贡献。过去我们对陈独秀应该肯定的没有做足够的肯定，把有些不能完全归于他的责任也比较多地归于了他，这是不对的。但反过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对陈独秀什么都肯定、什么都对，那也是不客观的。
在陈独秀、李大钊的推动下，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几乎在同时，蔡和森在法国写信给毛泽东，信里就讲，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建立一个党，就是共产党。恽代英在武汉利群书社的基础上搞成一个政治组织，叫“波社（波尔什维克）”，实际上也是共产党的意思。在四川，吴玉章、杨闇公等成立了一个中国青年共产党。后来，他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之后，有的是个人加入，有的是整个组织都参加了。这个事实说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不是偶然的、不是少数几个人的想法，也不是只靠外来的因素造成的，而是许多中国的先进分子当时的共同要求，是客观的局势发展到这一步的产物，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的。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初就有着跟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的三个特点。
第一，它旗帜鲜明地用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
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是不用多说的。1920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以后，除发展组织外，主要做了三件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开始投身工人运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愿意积极投身社会革命的，以青年学生为多。所以，上海的党组织成立以后花很大的力气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5月党组织建立，8月青年团成立。青年团几个主要领导人像俞秀松等都是共产党的最早的党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新青年》逐渐成为党掌握的刊物。1920年又创刊《共产党》，宣传党的主张。1920年4月，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这是第一本被翻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解放初，我在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当常委（学生代表），曾经问过主持校务委员会工作的陈望道先生，怎么会想到翻译《共产党宣言》。他说从日本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回来了就开始要做点什么。另外一点，当时不仅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也注意到怎么把它跟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1922年1月，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在发刊词中写到那么一句话：“本刊的第一任务就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着重指出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是军阀，提出解决中国面对的种种问题唯一的办法“只有加入民主战争打倒军阀”，批评了社会上对时局的三种错误想法。这个主张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确实正在“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同年，党的二大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纲领。过去，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很多人以为大功告成了，事实上证明并没有。到五四的时候，先进的知识分子感到不仅要在政治上推翻这政权，更要从旧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光从思想文化上解放还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才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从此，大家前进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并且党还把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说清楚。所以，党第一个跟以前的不同，是它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
第二，它从成立开始，就下决心深入下层，到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中去做群众工作。
陈望道先生跟我讲过，那个时候，深入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和沈雁冰（茅盾）常在工厂放工的时候，站在一个高处对工友演讲，却没有多少人理他们。后来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做法，到工厂里面办工人夜校，提高了他们的思想，发现了积极分子，然后搞工人俱乐部，以后再开展工人运动。再以后就到农村里面来开展农民运动，所以这个党一成立就到底层去，到最基本的群众中间去，特别是工人、农民中去。
现在有些人提出怀疑，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为什么称这个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其实，确定什么人是哪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并不取决于他的出身或本人成分，而是取决于他代表着哪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使用哪个阶级的思想来观察和处理周围的一切。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建立在农村里边，它是建立在城市里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他们都先在城市里面从事工人运动，以后才到农村里面去，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斗争的。这一条十分重要。没有它，就只能产生旧式的农民革命，而且也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直到太平天国的事实证明了的。从阶级分析来说，工人阶级有几个特点：一是他们与现代化大生产相结合，这个就与地主、农民的落后的小生产方式相区别；二是工人阶级有高度的组织性，这就跟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和一般的农民相区别；三是他们是劳动者，这就跟依靠剥削为生的资产阶级相区别。共产党代表的就是这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人类将来发展到最后，别的阶级都会消灭了，就剩下与现代化大生产结合的、有组织性的、依靠劳动为生的工人阶级（包括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劳动者）。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后来到农村去领导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时，他们的思想是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有着远大的眼光和很强的组织力，并且用来改造农民意识，这是同旧式农民战争区别的根本所在，也是它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第三，就是把党建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使它成为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
党刚建立的时候，党员也是很复杂的，一大代表中间，有的始终坚持革命，成为党的领导人，像毛泽东、董必武；有的为革命牺牲了；有的中间脱离党了；有的成了叛徒，像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不停地大浪淘沙，最后把党真正建成一个有共同理想、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组织。没有那么一个核心力量，什么事也做不成。这一点，我自己很有感触。我是上海地下党的，1947年进大学。那时候复旦大学的学生有2500人，党员最初只有20多人，党员有共同的理想、严密的组织，当时的一些口号，像反饥饿、反内战，都是中央提出来以后，通过一层一层的积极分子影响带动全校。没有核心力量，是不可能带动千百万群众来实现这么一个理想。所以今天我要着重讲这三条，因为它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没有的，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以前也没有过这样的政党。
另外我讲这三点，正好与辛亥革命的问题相呼应。辛亥革命的问题在哪里？第一，没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第二，没有充分地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第三，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核心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正是吸取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党成立的时候，党的一大的代表平均年龄是28岁，代表的党员只有50多人，但是经过了28年的艰苦奋斗，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新的历史。这几点可以说是我们党最根本的东西。
90年过去了，这几点不但没有丢，还有很大发展。现在中央抓的许多事里面，第一条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我们前进，用这个理论来武装我们的头脑。那么在今天来讲，就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来武装大家。没有这一条，就没法谈其他。第二条就是要密切地联系群众，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离开了这一条就没有力量，什么都做不成。第三条就是要加强党的建设，把党真正成为一个先进的、有执政能力的政党。一定要有共同的理想和严格的纪律，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核心力量。
历史事件是一步一步走的，跨出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中国的近代史就好像接力赛跑一样，后来的人以前面跑到的地方作为起点，接棒，然后肯定又远远地跑到前一个人的前面去。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十年的历史，是不断探索，不断在矛盾中前进的历史。它留下的经验教训，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共产党建立的必然性，而且对我们今天还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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