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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中国之前的国民党、穆斯林军阀和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林孝庭 点击:976次 时间:2018-05-02 10:50:27
在1999年9月,中国政府宣布了西部大开发的宏大工程。这项事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1978年以来在全国经济发展中落伍的中国西部内陆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根据"依靠发展来促进稳定"的战略,北京通过在遥远广大的西部边疆发展区域经济、促进商业发展和国外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来保护国家统一和巩固边境安全。这个雄心万丈的工程几乎一夜之间就激发了普遍的兴奋和关注。尽管政府官员毫不犹豫地强调"向西部"发展对维护中国边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但西部地区的居民普遍盼望着未来的投资能够带来更好的工作机会。另一面,西方国家政府和私人部门很快表示赞成该项目,因为它们用现代化和改革的话语来制定目标。而在学术圈里,学者们则激烈地争论着西部大开发是否徒有其名。[4]
    
    开发西部绝不是一个新概念。当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中探究西部开发的议题时,我们发现在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执政时期(1928-1949),国民党当局已经努力着手一系列的"开发大西北"项目,其目的在于推动西北边疆的对外开放、充实人口和现代化。这个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努力虽然有些被遗忘,但其在内容或范围上同当前方案一样雄心万丈和积极进取,曾经也激起了同当前一样的巨大期望和全国性轰动。
    
    是什么因素促使政治权威仅限于中国本部的国民党发动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国民党是如何应付在30年代和4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有效统治了广大西北边疆的中国穆斯林军阀?这些发展西北计划的后果是什么?而更重要的是,以一个更宽广的地理-历史视角,国民党政府的西北开发工程对1949年后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回顾了前共产主义中国时期西北边疆的发展过程,并试图揭示中国国民党在穆斯林统治的西北边疆伺机而动的进军过程。本文展示了虚弱且战事不断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如何缓慢地渗透进中国内地边疆,国民党政府虽然宣称对西北地区拥有全部主权,但其行政命令在该地区却是经常没有效力的。本文也显示了,以国家建设和政权巩固的名义,国民党是如何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在中国边疆逐步建立起了最初不存在的权威。正如本文将证明的,国民党权威在西北边疆的出现,在1949年后讽刺性和意外地为后来的共产党接管该地区铺平了道路。
    
    寻求新的权力基础
    
    1931年9月,驻扎在韩国的日军在其指挥官命令下跨过中韩边界进入满洲南部并进攻在沈阳的中国军营。满洲的中国军队在年轻的张学良元帅指挥下没有给予日军太多抵抗,到1931年底整个地区完全被日本控制。1932年春,由日本支持的满洲国成立,前清皇帝溥仪成为其名义上的统治者。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紧接其后的是中国与日本在上海的另一次军事冲突。1938年1月28日,以保护租界为借口,驻扎在上海国际租界的日本海军突然与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交火。这场出乎预料的小冲突很快演变成日本对上海的全面轰炸和进攻。虽然停战协定于当年五月达成,但国民党政府被迫接受在大上海附近划出一片中立区,中国军队必须撤出该地区。[5]
    
    由于日本对满洲和中国其他沿海地区的急剧军事扩张,国民党最高层开始为如何确保政权安全和生存而焦虑。30年代初期的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变之后,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员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似乎在未来不可避免。因此,国民党高层领导者迫切地认识到有必要寻找一个内陆权力基地,以承担长期抵抗日本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在30年代早期,吸引国民党高层注意的是西北地区,而不是后来被国民党确立为战时陪都的西南地区。日本入侵上海后,国民党立刻宣布了中国的首都暂时从靠近上海的南京移到河南省的洛阳。虽然停火协定在上海缔结后,中央政府活动逐渐回到了南京,但陕西省首府西安被官方确立为中国的"西京",一旦沿海战事再起中央政府将会迁到西安。[6]
    
    除了国民党政府高官,中国本部的普通汉族民众和大众媒体也很快意识到了,在面临日本军事入侵的情况下开发大西北的战略性需要。这一社会意识很明显地在逐渐增长,各种关于中国西北事务的社团、研究团体和出版社在九一八事件后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仅1932年一年,至少有12家有关西北事务的新社团在北京、南京、上海成立,每一家都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西部边疆。这些团体出版他们的杂志和期刊,向中国本部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系统性地介绍中国西北区域。一些组织良好的团体,例如上海的西北问题研究会,不仅吸引了学者和学生,还吸引了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例如当时的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有很大影响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张继。上海的西北问题研究会逐渐成为国民党政权就西北事务的重要的顾问委员会。[7]
    
    30年代早期灾难性的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事件发生后,中国社会舆论催促中央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把西北边疆纳入南京的行政控制下。社会舆论同样也提醒中国本部民众开发西北对维持民族生存的重要性。以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津《大公报》为例,1932年4月26日其社论指出,开发西北是面临战争的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一论断,以及后来的社论,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由于满洲的沦陷,中国本部不能得到安全保护。《大公报》同时指出,对国民党来说开发西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西南地区受到地方军阀无止境的战争的困扰,这些军阀只在表面上宣布效忠南京的中央政府。[8]
    
    为了响应民众对开发西北的高度期望,1932年底国民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的建议,旨在推动中国西部边疆在经济、工业、林业、灌溉、农牧业和采矿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这个新规划,一个负责相关事务的具有部级地位的开拓委员会(Reclamation Committee)将很快建立,并在行政院直接领导下。尽管财政紧张,国民党政权宣布将会有大量的国家经费划拨给新政府部门以支持其行动。[9] 正如预期的,这份建议受到广泛的赞同和欢迎,并立刻被认为明确地展示了南京把西北切实转变为对抗日本的坚固权力基地的坚定决心。
    
    但是,中国的社会舆论可能不经意地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国民党在西北的影响力同在西南一样虚弱。从19世纪晚期开始,甘肃、宁夏和青海等西北省份被当地的马氏穆斯林家族控制。马氏家族控制了中国的中亚地区,实际上,他们开始成为独立的小朝廷。从民国建立到20年代底,马麒和马麟兄弟控制了河西走廊和青海,到30年代其地盘被马麒的儿子马步芳和马步青控制。马氏家族的另一支占据了宁夏和甘肃南部:马鸿宾在20年代占据甘肃南部,在30年代早期成为甘肃省主席。他的表兄弟马鸿逵在宁夏当权,1931年成为宁夏省主席并统治了接下来的15年时间。[10]
    
    马家地盘的西面是中国中亚地区的另一省份新疆。新疆是一个辽阔的、遥远的、人口分散的地区,在1884年著名将领左宗棠平息穆斯林叛变并收复该地区之前,没有被清政府设立为行省。当地在族群和文化上都很独特,生活着大量的非汉族族群,他们大部分都是穆斯林。新疆与中国权力文化中心的遥远距离,以及交流和交通的内在障碍,使中国统治者极难把新疆和其他地区整合在一起。在1921年到1928年,新疆在前清官员杨增新的控制下,杨增新虽然承认北京民国政府拥有主权,但他实际上不受北京的制约。1928年杨在新疆被政敌刺杀,不得人心的继任者金树仁的统治比杨更腐败和无效率。1928年以后,金树仁支配的省政府更不听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新政权。在1933年春,金树仁的统治被马仲英领导的穆斯林军队所颠覆,而马仲英是统治中国中亚其他地区的马氏家族成员。[11]
    
    金树仁1933年飞离乌鲁木齐后,盛世才因为在军事上的强大所以掌握了权力,南京最终也承认他为新疆的新领导者。但是,盛世才同样也独立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不久,盛世才采取亲善苏联的政策,因为新疆在经济和交通方面与苏联更加紧密。苏联向盛世才政权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支持,而且不止一次地提供军事支持帮助其对抗中亚穆斯林敌军。盛世才从1933年开始统治这片广阔的土地。和他的前任一样,他只是在名义上服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12]
    
    争夺土地与政治妥协
    
    南京的蒋介石和幕僚们完全认识到,只要马氏军阀继续独立控制中国的西北地区,国民党将毫无机会来有效推行他们新提出的"开发大西北"计划,这一计划旨在把西北地区逐渐转变成国民党的权力基地。但是在1933年夏天,一个机会出现了,这是权力有限的国民党自1928年上台以来第一次有可能将权力扩展到马氏家族统治的西北。蒋介石的一个主要敌人冯玉祥为了打击南京政府的声誉,在绥远省组织了一支联合军队以对抗日本侵略。[13]由于冯玉祥试图在中国西北建立对抗蒋介石的政治军事联盟,南京视其为威胁政治合法性的敌人,因此将不惜一切代价去镇压。驻扎在战略性的北京至绥远铁路线的孙殿英部仍然宣布效忠于南京政府,其此时对蒋介石集团非常关键。如果孙殿英加入冯玉祥的西北集团,南京将面临危险的境地。蒋介石认为有必要将孙殿英部离开这一危险地区,他以"殖民和开垦"荒地为借口急令孙殿英部向西前往西北的青海。孙殿英认为这是蒋介石奖励他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所以立刻接受了命令。[14]
    
    国民党政府的策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可以使孙殿英部远离冯玉祥集团。另一方面,以"开发大西北"的政治口号,南京操纵孙殿英部去削弱马氏家族权威,然后在该地区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但南京的精打细算却遭到了几乎所有穆斯林军阀剧烈反对。当听说可能到来的孙殿英部有6万人之众,青海省主席马麟要求南京政府收回命令。马麟不仅唆使当地藏人和蒙古人向南京抗议,他甚至威胁要辞去青海省主席。[15] 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宣称由于"宁夏严重的农业歉收和粮食缺乏",他将不允许孙殿英部通过宁夏前往青海。和马麟一样,马鸿逵也威胁如果蒋介石不收回"错误的"命令他就辞去宁夏省政府主席的职位。[16]
    
    因为面临穆斯林军阀的极大压力,权力有限但又秉持机会主义策略的南京政府决定放弃他们利用孙殿英作为渗透西北工具的企图。1933年11月,由于西北地区日益增长的骚乱,蒋介石最终退步。他命令孙殿英部缓慢地向绥远-宁夏边境移动,然后在那里等待南京的进一步命令。同时,孙殿英的部队陷入绝境并即将面临粮食短缺,已经士气低下而且显示出情绪不稳定迹象。[17]这一危急局面促使孙殿英最终自行其是。在1934年初期,孙殿英不顾蒋介石的公开命令,命令其部队西进穿越宁夏边界,因此立刻导致了与驻扎当地的马鸿逵穆斯林军队的军事冲突。为了保护他们在西北的共同利益,几乎所有重要的马氏家族成员都派遣部队增援宁夏对抗孙殿英部。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认识到无法再利用孙殿英来对抗西北军阀,他见风使舵地改变态度,命令马氏家族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惩罚"顽固的"孙殿英。在这场军事冲突的背后,南京甚至向马鸿逵送去包括侦察机在内的精良军火,以帮助其对抗孙殿英。在三月,孙殿英的部队被击败并且最终并入陕西省卫戍部队。[18]
    
    孙殿英事件对国民党政权的威信造成巨大损害。这次事件也促使南京高级官员们认识到,马氏家族在中国西北拥有稳固的权威,很难用军事方式将他们轻易征服。因此,蒋介石决定放弃使用极端方式,从此次事件后采取和平渗透来加强国民党的影响。[19]另一方面,蒋介石在这次军事冲突中最终与穆斯林的妥协却带来意料之外的收获。当西北大草原尘埃落定后,马氏穆斯林军阀继续承认南京在名义上拥有主权。不仅如此,为了回报蒋介石放弃支持孙殿英,马氏军阀第一次公开宣称他们愿意接受国民党高级官员以检查和调查"开发大西北"项目执行情况为名义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20]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从1934年春开始到年底,大量的国民党官方要员为了执行"检查"任务而频繁来往于南京和西北。1934年4月,蒋介石最信任的边界顾问戴传贤到达青海省会西宁,他是第一个到达此地的国民党高级官员。[21] 紧接着,蒋介石的连襟,当时负责中国经济和财政计划的宋子文和孔祥熙也出访西北。宋子文特地巡视了马氏家族统治的整个地域,包括甘肃南部,青海省和宁夏省。宋子文在这些地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会见了当地所有有影响力的地区要员。在宋子文西北之行结束不久之后,南京宣布全国经济委员会将在兰州建立一个分支机构,以执行该地区的发展计划。[22]同时,南京还热烈讨论了把中国本部过多汉族人口迁往西北耕作开垦的可能性问题。另外,国民党政府宣称有更多的财政资助分拨给马氏家族,但这将根据他们与国民党共同开发西北的合作意愿而定。[23]
    
    在1934年秋,蒋介石亲自前往穆斯林控制的西北地区视察。尽管缠身于他近期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军事围剿,蒋介石还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巡查西北和内蒙古的边界地带。在他停留在陕西、甘肃和宁夏期间,他公开表达自己把整个西北转变为中华民族生存的战略基地的决心。他呼吁同胞"向西部进军",希望使国人意识到过去因忽视这片富饶土地所犯下的错误。同时,蒋介石煞费苦心地希望使穆斯林军阀们相信与南京合作最符合他们的利益,希望他们准许国民党的资本、技术和南京任命的人员进入他们的辖地。[24]
    
    从事后可以看出,1934年至1935年南京官员接连高规格的访问没有促使西北转变为国民党的后备权力基地。而且,也许国民党领导层在穆斯林统治地区的经历使他们认识到,中国西北地区由于严酷的气候条件、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时有发生的饥荒,的确不是抵抗日本全面入侵的理想后方。[25]但是,国民党官员对西北的访问以及政府支持的边界调查团队的派遣,立刻在社会上产生了如下认识:面临战争威胁的国民党政权确实致力于开发中国的西北边疆,国民党确实希望在西北建立更加牢固的统治。虽然国民党在该地区的权威仍然是脆弱的和徒有其名,但国民党对西北"名义上"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提高了其威信。[26]
    
    打破穆斯林的阻碍
    
    直到1935年蒋介石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中国西南地区以前,开发西北和把该地区转变为国民党新的战略基地的兴趣一直在中国本部广为存在。中国共产党在1934年底开始的长征,给蒋介石一个前所未有的将军事力量和政治势力插入西南省份的机会。为了追击撤退的共产党,蒋介石装备精良的部队进入湖南、贵州、四川和云南。由于极端惧怕共产党带来的威胁,当地独立的军阀们很不情愿地准许国民党中央军帮助他们驱逐红军。蒋介石充分利用了此次机会,在该地区开始了政权巩固和国家政权建设。一旦国民党中央军进入某个省份,南京任命的当地代理人就开始强制推行改革以打破本地区的独立。[27] 例如在四川,作为地方军阀们政治经济基础的防区被废除,代之以更加中央集权化的行政系统。大量公路建设项目被启动,旨在使该省在政治军事上与全国其他地区整合为一体。由于国民党法币的广泛使用,四川最终在经济财政上也纳入南京的控制。作为1935-1936年国民党剿共运动的结果,曾经政治上自治灵活的西南军阀们被急剧削弱,国民党中央政权的权力和威信得到加强。[28]
    
    对西南地区的成功渗透使得国民党选择四川作为对抗日本侵略的内陆基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随着首都从南京迁往重庆,全国重心从沿海转到了西南。但是,穆斯林控制的西北地区对陷入战争困境的国民党政权仍然具有战略和军事上的重要性。在战争的最初阶段,苏联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向蒋介石提供实质性援助的国家之一,苏联的军事装备和其他必要的战争物资必须通过中亚才能运达四川。中亚连结着苏联和被日本包围的中国西南地区,因此其具有地理政治重要性,其对中国和国民党政权的生存安全非常重要。[29]
    
    此外,在1939至1940年期间,在曾经名不见经传的玉门成功发现油田以及在青海和甘肃其他地区可能也会发现石油的新闻,增加了西北地区的军事、战略和士气上的重要性。到40年代初,对重庆的蒋介石和参谋人员来说,把马氏家族统治的西北地区纳入国民党的控制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国民党最高政治安全参谋人员秘密计划扩大青海、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地区在战前已建立的地下情报单位,并考虑在云南西部、新疆北部、西康和西藏地区建立新的站点。蒋介石和军事参谋人员也在考虑向穆斯林统治的宁夏和甘肃交界处派遣国民党军队的可能性,以此作为控制整个西北的第一步。[30] 很明显,因为蒋介石和其属下把政权安危作为首要关注,他们感到有必要在西部地区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式来加强巩固国民党徒有其名的权威。
    
    1942年,重庆赶走了河西走廊的穆斯林军阀马步青,这是其在该地区第一次成功地建立起统治。和过去一样,精心策划的渗透战略,即使不是全凭运气,也是依靠机会主义才得以实现。陷入困境的马步青和其骑兵部队驻扎在其兄弟马步芳控制的青海和表亲马鸿逵控制的宁夏之间。早在1941年初,蒋介石就意识到马步芳与其兄弟马步青交恶,盘踞在河西走廊的马步青逐渐被马步芳视为家族内的竞争对手。蒋介石因此说服马步芳与重庆合作,帮助国民党控制河西走廊。作为回报,蒋介石答应帮助马步芳接管马步青的军队,并结束他兄弟在西北的军事政治生命。[31]蒋介石还向马步芳承诺,只要完成他们的交易,重庆将会给予西宁更多的财政拨款。蒋介石还答应马步芳,国民党将很快向其在青海的私人产业投资大量的资金。[32]很明显,马步芳对蒋介石的条件很满意。
    
    因此,1942年夏天,蒋介石命令马步青将部队开往青海西北的柴达木马什去开垦和保护那里的荒地。[33]这很像十年前蒋介石给孙殿英下达的命令,但这次发生在一个相当不同的政治战略环境里。毫无准备的马步青被局势的突然转变所震惊,他立刻向其他马氏家族成员求助。正如蒋介石所料,他没有获得任何帮助。由于无法从青海的兄弟和宁夏的表亲那里获得支持,沮丧的马步青只能遵从蒋介石的命令。1942年夏天,根据当时呈交蒋介石的一份报告,马步青率三万名穆斯林骑兵离开河西走廊的军营,穿过祁连山到达青海西北。这次事件结束了马步青长达25年的叱咤风云。[34]在此之后,蒋介石嫡系国民党中央军立刻进入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通往新疆的河西走廊,戍守在黄河西岸的这片长条形土地。根据后来一位外国观察者的报告,"国民党部队驻守在每一个城市,甚至远至中亚沙漠里的居民点"。[35]
    
    从河西走廊成功驱逐出马步青,以及成功打破西北穆斯林军阀联盟,使得自信满满的蒋介石于1942年夏再一次开始了对河西走廊和军阀统治的青海、宁夏的不切实际的考察。[36]在他访问这些地区期间,蒋介石再次催促这些顽固的穆斯林军阀与重庆坦诚合作,共同对抗日本。蒋介石还特地抽出时间前往青海拜访当地的穆斯林部落和蒙古、西藏的贵族,他们只是向中央政权象征性地进贡,而且有可能已经暗地与日本结盟。[37] 在宁夏期间,蒋介石公开地呼吁当地穆斯林上层与国民党展开全方位的合作。他向省主席马鸿逵承诺,重庆将会给予宁夏更多的财政资源。作为回报,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该地区的军事政治事务上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38]
    
    毫无疑问,西北的马氏家族欢迎蒋介石中央政权的军事和政治援助。但是,国民党在西北地区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迅速增加,将不可避免地给当地穆斯林统治者带来压力。在蒋介石的考察结束之后,(为了监督当地事务,)国民党政府官员、军事顾问和政治组织不仅出现在国民党控制的河西走廊,也出现在青海和宁夏。著名的玉门油田已经完全被重庆任命的官员掌握。甚至在最遥远的中国和外蒙古边界的阿拉善旗,也驻扎着国民党委员会和蒋介石政府军事基地的一系列分支机构。[39]到1942年底,重庆的政治压力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顽固的穆斯林军阀马鸿逵被迫命令宁夏的穆斯林阿訇(宗教导师)把国民党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纳入日常布道中。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和统治邻近地区的共产党的影响。[40]
    
    作为战时中国应许之地的西北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使中国、美国、苏联和英国组成反抗轴心国的同盟国。重庆在理论上不再是单枪匹马地战斗了。1942年初,自称战无不胜的苏联红军在东欧遭到德国的沉重打击,莫斯科顿时无暇顾及遥远的中亚事务。在另一边,由于估计希特勒将最终战胜苏维埃俄国,麻烦缠身的斯大林不可能再提供任何支持,独立的新疆统治者盛世才决定从先前的亲莫斯科政策转变为反共立场。奸诈的盛世才很快发现,修补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最符合其利益,因为蒋介石现在受到美国在外交、财政和军事上的支持。[41]
    
    因为中国西北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化,蒋介石政权又获得一个在新疆建立起权威的绝佳机会。重庆和乌鲁木齐展开了秘密协商,直至1942年夏盛世才和蒋介石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很快,盛世才发表了与蒋介石结盟的正式宣告。作为盛世才愿意与国民党合作的回报,蒋介石承诺将不追究盛世才"过去在新疆的错误行为",并保证盛世才在乌鲁木齐的地位不被侵犯。[42]
    
    到1942年底,在盛世才的坚持下,苏联军队和技术人员开始撤离新疆,代之而来的是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和财政势力。已经驻扎在河西走廊的国民党部队跨越了甘肃和新疆的边界,最终到达哈密,替代了苏联著名的"第八军团"。这场胜利象征着重庆控制新疆的初步胜利。[43] 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发现其对国民党收复新疆的喜悦。在1942年12月21日,蒋介石写道:
    
    从甘肃兰州到新疆伊犁的土地,跨越了三千公里,面积两倍于满洲,现在已被中央收复。随着中央控制了新疆,我们的后方被巩固了。[44]
    
    到1943年底,当盛世才意识到莫斯科战败不仅不是迫在眉睫、甚至根本不可能发生时,他试图再次改变亲国民党立场。但是这一次盛世才没有成功。在1944年秋,重庆宣布不再被斯大林信任的盛世才被免职,替代他的是一名蒋介石的心腹。[45] 这次变动不仅结束了盛世才在新疆的独裁统治,也标志着自1911年以来中央政府第一次恢复控制了中国最西北的地区。
    
    随着其权力在西北地区的增长,国民党政权认为有必要于1942年至1943年在新疆展开早应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以达到巩固其地位的目的。[46]重庆高层也相信,必须鼓励西南地区有能力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献身于这片"新获得的"西北边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国民党官员在四川和西北边疆频繁往来,他们致力于巩固国民党政权在当地的行政控制。[47]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公务员参加战时的"向西部进军"运动,财政高度紧张的国民党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条例,给予志愿前往新疆服务的公务员优厚的待遇。[48]
    
    令人感兴趣的是战争期间国民党高层是如何把辽阔而人烟稀少的新疆描述为陷入战争困境的中国人民的"应许之地"。由于西南地区面临人口过多的问题,国民党政策制定者认为有必要启动把四川汉族人口前往边疆的老想法。官方宣传和政府支持的出版物都努力把新疆描绘为可以为移民提供土地、自然资源和希望的处女地。[49] 国民党还试图把"向西部进军"运动与爱国主义相联系,其宣称到西部开垦新疆就是帮助政府抵抗日本。重庆的领导人特别催促四川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把他们的知识和专业技能贡献给西北边疆。[50]
    
    战时国民党政权的向中国西部边疆展开了充满机会主义的进军,作为其结果,国民党的第二次"开发大西北"计划在1942年至1944年期间达到巅峰,但在同时,国内外也出现对该计划的批评。例如,在战时中国的英国外交官认为,中国对西北进行工业化和开发自然资源的企图,以及他们对西北开发项目的大力宣传,只不过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以及未来与中国共产党甚至苏联斗争,所以向美国索取财政和技术支持的另一个工具。因此对于英国政府而言,中国西北最终只是"中国人试图向美国人兜售的又一块金砖"。伦敦和重庆的英国官员都相信,由于重庆缺乏技术和财政资源,西北在战时和战后很难被很好地开发。[51]
    
    尽管有这些负面的评论,应当公正地认为,国民党至少还是获得了部分成功。在1943年早期,重庆在新疆东部推动了一项大规模的土地开发计划。超过两万名汉族人,大部分是河南、陕西和陕西的难民、复员军人和失业者,前往哈密和吐鲁番进行开垦工作。[52]一系列的经济和移民工程被实施,不仅旨在解决西南地区过多的人口,也是为了加强国民党对边疆的行政控制。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在新疆东部、河西走廊、宁夏和青海为中国本部的汉族移民建立的若干军事移民区。这些移民负责公路建设、灌溉、林业、和土地开垦等任务。为了监督这些移民和工程,重庆派遣官员前往督察,因此加强了国民党对该地区的影响。[53]
    
    国民党政权也鼓励西南地区的党员、公务员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前往边疆服务。根据一份统计报告,到1943年中期,至少有7200名国民党新干部前往新疆,服务于国民党最近设立的组织机构。为了促进更多的人前往边境省份服务,国民党中央颁布了新的法令和条例以示支持。在重庆,政府为即将前往新疆工作生活的公务员开设了培训课程。[54]另外,国民党高级官员也频繁地来往于四川和边疆省份去执行检查任务,这肯定会提高国民党政权的威信。1943年到1943年间,重庆前往西北的高级官员如此之多,以至于驻守兰州并负责这些显贵们安全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不得不向蒋介石抱怨这项意外任务过重。[55]
    
    后记
    
    到中日战争后期的1945年夏,大部分中国的西北地区都已经在国民党比较有效的控制之下。只有新疆北部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例外。[56]甘肃和新疆都被蒋介石信任的心腹所控制。虽然青海和宁夏仍然被马氏穆斯林家族统治,但国民党下辖的组织已遍及两省。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财政和经济力量不断增加,以致其有能力在新疆北部和南部任何地区建立海关。国民党试图直接控制新疆的税收和贸易,这个政策在战前还是完全不现实的。国民党的战后政策制定者计划在乌鲁木齐建立海关,并在阿勒泰、塔城、伊宁、吐鲁番和喀什建立分支机构。这样,国民党政权就可以逐渐控制新疆与苏联、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英属印度之间的贸易和税收。[57]
    
    从事后来看,与日本的战争向国民党提供了向遥远的、穆斯林统治的中国中亚边疆扩展权威的意料之外的机会,而战前国民党权威在那里根本不存在。到1944年底,在帕米尔边境的绿洲城市塔什库尔干的所有市政官员,包括警察局长、海关和邮局的负责人都是直接由重庆任命。[58] 到1945年夏,至少有三支国民党部队驻扎在靠近克什米尔的遥远边界。二战结束后,国民党在当地的势力大为增强,以至于筋疲力尽的英属印度当局开始抱怨由国民党支配的新疆省政府已经垄断了新疆与印度的贸易。[59]
    
    国民党向西北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完全可以认为,国民党在战争期间逐渐建立的政治、军事和财政影响以及基础设施,讽刺性地为共产党控制西北铺平了道路。特别是在新疆,国民党军事力量在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在1949年的关键时刻,指挥着国民党驻新疆的超过8万名精锐部队的指挥官陶峙岳最终决定向中国共产党投诚。[60]如果没有新疆汉族政权的政治帮助,共产党接管新疆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而且完全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暴力冲突。新的北京政府是否有效地巩固了其在西北的权力仍然饱受争议。
    
    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由于东部面临日本军事侵略,中国本部的民众对发展西北非常热情。国民党政权也认为非常有必要把辽阔的西北转变为新的权力基地。与日本的全面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选择了西南的四川作为战时基地。但是,西北地区仍然对国民党具有优先重要性。通过国民党在中国长达20年的统治,"发展西北"的观念已经成为其政治战略、政党议程和官方项目的一部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如本文所展示的,国民党达到其目的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机会主义的,混合了恰当的时机、政治妥协和军事伎俩。
    
    
    [1] 作者林孝庭博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译者卢云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2] 本文英文题目为 "Nationalists, Muslim Warlords, and the ‘Great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in Pre-Communist China", 刊载于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Volume 5, No. 1 (2007), 第115-135页。
    
    [3] 作者林孝庭博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译者卢云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4] 有关自20世纪90年代底开始的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研究文献,可以参见:Yasuo Onishi ed.,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Issues and Prospects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2001); Abigail Sines, "Civilizing the Middle Kingdom's wild west," Central Asian Survey 21, 1 (2002), pp. 5-18; Ding Lu & William A. W. Neilson eds., China's West Region Development: Domestic Strategies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2004).
    
    [5] Lloyd E. Eastman, Jerome Chen, Suzanne Pepper and Lyman van Slyke,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 120;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0), pp. 388-396.
    
    [6] "Important resolutions approved in the 4th KMT Central Committee", March 1932, in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 Zhonghua Minguoshi Dang'an Ziliao Huibian《中华民国史档案汇编》(Collection of Republican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archives) (hereafter, ZMDZH) (Nanjing: Jiangsu guji chubanshe, 1994), 5: 1, Politics (2), p. 365.
    
    [7] Shen Sherong, "Jiu-yi-ba Shibian Hou kaifa Xibei sichao di xingqi" (The rise of the trend of thought on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Ningxia Daxue Xuebao 《宁夏大学学报》(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Ningxia) 4, (1995), pp. 9-15. 该时期其他重要的研究西北事务的社团包括the Northwest Association 西北协社(Xibei Xieshe) and Society for the Northwest Public Studies 西北公学社(Xibei Gongxueshe) in Beijing, the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Association 开发西北协会(Kaifa Xibei Xiehui) in Nanking, and the Northwest Public Forum Association 西北公论社(Xibei Gonglunshe) in Shanghai.
    
    [8] Editorial entitl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west," 《大公报》 (The Impartial Daily) (Tianjin), April 26 1932.
    
    [9] "Outlines of the sche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Executive Yuan, datedDecember 19 1932, in ZMDZH, pp. 391-392.
    
    [10] 有关中国西北马氏家族历史的研究文献,参见 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esp. chapters 4 and 5; A. Doak Barnett, China's Far West: Four Decades of Chang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3); Qinghai Provincial Government ed., Qinghai San Ma《青海三马》(The three Mas in Qinghai)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1988).
    
    [11] 参见Allen S. Whiting & Sheng Shih-ts'ai, 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3-20; Colin Mackerras, China's Minorities: 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sp. chapter 4.
    
    [12] 有关新疆共和主义历史的全面完整的研究文献,参见Andrew D. W.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3]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received by the U. S. War Department, May 31 1933, in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 China, 1911-1941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 of America, 1983), microfilm (hereafter, USMIR), reel 5.
    
    [14] 参见 Sun Dianying's dispatches to Lin Sen (Head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Premier Wang Jingwei, June 17 1933, in Minguo Dang'an《民国档案》(The Republican Archives) (Nanjing), 1994 (4), p. 27;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U. S. War Department, received July 19 and August 10 1933, USMIR, reel 9.
    
    [15] Ma Lin to Chiang Kai-shek and Wang Jingwei, June 30 1933; The Qinghai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July 2 1933; Ma Lin to Lin Sen, July 5 1933 in Minguo Dang'an《民国档案》, pp. 28-29.
    
    [16] 参见: Ma Hongkui to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September 21 1933, and Ningxia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 the Executive Yuan, October 10 1933, in Minguo Dang'an《民国档案》, pp. 33, 35.
    
    [17] Sun Dianying to Wang Jingwei, October 11 1933, in Minguo Dang'an《民国档案》, p. 36.
    
    [18] 参见: Wang Jianping, "Xibei Si Ma Heji Sun Dianying di Huiyi" (A reminiscence of the joint attack on Sun Dianying by the four Mas of the Northwest), in ed., Ningxia San Ma Government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The three Mas in Ningxia) (Beijing: Zhongguo wenshizhe chubanshe, 1988), pp. 169-180; Shen Sherong and Guo Yingchun, "Sun Dianying Tunkun Qinghai Wenti zai Renshi" (Reconsidering the issue of Sun Dianying's reclamation of Qinghai), in Guyuan Shizhuan Xuebao (Journal of Guyuan Teachers College) 5 (1998), pp. 18-22.
    
    [19] Yang Xiaoping, Ma Bufang Jiazu di Xingshuai《马步芳家族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a Bufang family) (Xining: Qi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86), pp. 107-121; 《青海三马》Qinghai San Ma, pp. 200- 201.
    
    [20] Gao Yi, Jiang Jieshi yu Xibei Si Ma 《蒋介石与西北四马》(Chiang Kai-shek and the four Mas in the Northwest) (Beijing: Jingcha jiaoyu chubanshe, 1993), pp. 84-101; Hao Weimin ed., Neimenggu Jindai shi《内蒙古近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Inner Mongolia) (Hohhot: Neimenggu Daxue chubanshe, 1990), pp. 120-129.
    
    [21] Zhongyang Ribao《中央日报》(Central Daily) (Nanking), April 15 1934, p. 2; Dai Chuanxian's personal letter to Chiang Kai-shek, April 30 1934, in Chen Tianxi ed., Dai Jitao Xiansheng Wencun Xubian《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The sequel of Mr. Dai Jitao's documents) (Taipei: Kuomintang Historical Committee, 1967), p. 176.
    
    [22] Zhongyang Ribao《中央日报》, May 2, May 9, May 15 and June 22 1934; Shen Bao《申报》(Courier Mail) (Shanghai), May 9 and 10, 1934.
    
    [23] Mi Zhizhong, "Jushi Zhumu zhi Xibei" (A Northwest that catches world-wide attention), in Tuo Huang (Reclamation) (Nanking) 2, 3 (1934), pp. 3-10; Zhang Naiwen, Yi-jiu-san-liu Nian《1936年》(The year 1936) (Shanghai: Lehua shuju, 1936), pp. 293-299.
    
    [24]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U. S. War Department, received September 26 1934, USMIR, reel 9; "Jiang Weiyuanzhan dui Ningxia Gejie Xunhuaci" (The Generalissimo's admonitory talk to all circles in Ningxia), in Kaifa Xibei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Nanking), 2, 4 (1934), pp. 1-3; "Jiang Weiyuanzhan Xunxing Gesheng houzhi Guangan" (Some thoughts of the Generalissimo after his inspection tour i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ibid., 2, 5 (1934), pp. 1-3.
    
    [25] Sheng Sherong, "Jiang Jieshi di Xibei Zhanlueguan""蒋介石的西北战略观"(Chiang Kai-shek's strategic views on the Northwest), Guyuan Shizhuan Xuebao 1 (2003), pp. 53-58.
    
    [26] 中国媒体对国民党开发西北运动的积极评价,可参见: Da Gong Bao, the editorials for August 13 and 14 1936; Sheng Ran, "Xibei Jiaotong Jianshe zhi Wojian" (My opinion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in the northwest), in Bianjiang《边疆》(Frontier biweekly) (Nanking), 1 (1936), pp. 12-19.
    
    [27] "China (Military): Situation report", U. S. War Department, received April 9 1935, USMIR, reel 9; Eastman et al.,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pp. 32-36.
    
    [28] 有关南京政府加强对四川行政控制的研究文献,参见 Robert A Kapp, Szechwan and Chinese Republic: 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 1911-193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99-120.
    
    [29] Owen Lattimore, "China's Turkistan-Siberian Supply Road," in Pacific Affairs 13, 4 (December 1940), pp. 393-412; Martin R. Norins, "The New Sinkiang-China's Link with the Middle East," Pacific Affairs 15, 4 (December 1942), pp. 457-470. 有关中日战争初期的中苏关系的研究文献,参见 John W. Garv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0] 参见: The Kuomintang Party Archives《国民党档案》(Taipei), Archives of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hereafter, ASNDC), 003/103,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administrative schedule for the second stage of war", April 1939; Academia Historica (Taipei),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Archives, Choubi (Plans and Directives) (hereafter, CB), 08-0541, Chiang Kai-shek's instructions to Zhu Shaoliang (Commander of the 8th War Zone), January 23 1938; 08-1408, Chiang to Zhu, January 23 1939; 08-2298, Chiang's secret dispatch to He Guoguang (Director of the Generalissimo's Field Headquarters in Sichuan), January 20 1940.
    
    [31] Jin Shaoxian, "Yishu Guomindang Yuanlao Wu Zhongxin" (A memorial narration of the KMT veteran Wu Zhongxin), in Wenshi Ziliao Xuanji (Selections of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118 (1989), pp. 118-119.
    
    [32] Yang, Ma Bufang Jiazu di Xingshuai, pp. 190-212; Public Record Office, War Office Records (WO), 208/268, Office of Military Attaché of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the British War Office, November 12 1942; FO 436/16518 F5103/254/10, Report from Teichman in Lanzhou to Sir Horace Seymour (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September 3 1943, enclosed in Seymour to Foreign Office, September 14 1943.
    
    [33] CB, 09-1406, Chiang Kai-shek's instruction to Ma Buqing, July 19 1942.
    
    [34] WO 208/428, "Moslem soldiers in Tsaidam Basin: Guarding Flank of China's Northwest Road", extract from China Newsweek 8 (October 24 1942).
    
    [35] FO 436/16605 F6275/254/10, Report from Teichman in Tihwa (Urumqi), dated September 24 1943, enclosed in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14 1943.
    
    [36] WO 208/268, "China News", issued by the London Office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dated September 22 1942.
    
    [37] 参见: Chiang Kai-shek's speech to the non-Han elites in Xining, in Qin Xiaoyi ed., Zongtong Jiang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General collections of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s thoughts and speeches) (Taipei: Kuomintang Historical Committee, 1984), 19, pp. 216-218; Zhongyang Dangwu Gongbao (Gazette of the KMT central party affairs) (Chongqing) 4, 19 (September 1942), pp. 23-24; Zhongyang Zhoubao (The KMT central weekly) (Chongqing) 5, 19 (December 1942).
    
    [38] Chiang Kai-shek, "Ningxia Junshi Huibao Xunci" [A speech of admonition for the military briefing in Ningxia], dated September 2 1942, in Qin ed., Zongtong Jiang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Vol. 19, pp. 219-228; FO 436/16373 F7411/1689/10, Seymour to Foreign Office, October 5 1942.
    
    [39] Qi Tao, "Gaishu Guomindang Zhengfu dui yuan Alashan qi di Tongzhi"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KMT's rule over Alashan Banner), in Alashan Meng Wenshi 《阿拉善盟文史》(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Alashan League), 2 (1986), pp. 49-80.
    
    [40] Wu Zhongli ed., Ningxia Jindai Lishi Jinian 《宁夏近代历史纪年》(The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modern Ningxia) (Yinchuan: Ningxia renmin chubanshe, 1987), pp. 286-291; Hu Pingsheng, Minguo Shiqi di Ningxiasheng 《民国时期的宁夏省》(Ningxia Provinc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aipei: Xuesheng Shuju, 1988), pp. 153-185.
    
    [41] Whiting and Sheng, Sinkiang: Pawn or Pivot? pp. 51-53; Harriet Moore, "Soviet Far Eastern Relations since 1941," Pacific Affairs 17, 3 (September 1944), pp. 294-310.
    
    [42] CB, 09-1413, Chiang Kai-shek's secret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Chongqing's negotiation with Sheng Shicai, July 1942.
    
    [43] 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pp. 157-162; Svat Soucek, A History of Inner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71-272.
    
    [44] 参见 Keiji Furu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81), pp. 744-745.
    
    [45] Chen Huisheng and Chen Chao, Minguo Xinjiang Shi《民国新疆史》(A history of Republican Xinjiang) (Urumqi: Xinjiang renmin chubanshe, 1999), pp. 376-382.
    
    [46] ASNDC, 003/2352,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to the Executive Yuan concerning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December 31 1942.
    
    [47] Ze Ren, "Lun Bianjiang Gongzuo zhi Zhanwang" (On the prospect of frontier dealings), Bianzheng Gonglun《边政公论》(Frontier Affairs) (Chongqing) 3, 12 (December 1944), pp. 1-3; Jin Shaoxiang, "Guomindang Fandong Shili Jinru he Tongzhi Xinjiang" (The entry of KMT anti-revolutionary influence into Xinjiang and its governance in this province), in Xinjiang Wenshi Ziliao Xuanji (Selections of Xinjiang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2 (1979), pp. 18-73.
    
    [48] ASNDC, 003/1763, "Guidelines for the youth and personnel affairs on the frontiers", enclosed in the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 to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September 3 1941; 004/114, "Regulations concerning provisions of the staff working on the frontiers", enclosed in the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 to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April 25 1944.
    
    [49] 参见: "Guidelines for the KMT frontier affairs", Zhongyang Dangwu Gongbao 4, 19 (September 1942), pp.23-24; Zhao Minqiu, Yuejin zhong di Xibei (The leaping Northwest) (Chongqing: The New Chinese Culture, 1940).
    
    [50] Chiang Kai-shek, "Kaifa Xibei di Fangzhen" (Guiding principl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in Qin ed., Zongtong Jiang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19, pp. 169-181; Zhu Jiahua (Head of the KMT Organizational Department), "Frontier issues and frontier works", Zhongyang Zhoubao 5, 19 (December 17, 1942), pp. 26-32.
    
    [51] WO 208/408, "China: Political and General Conditions in Kansu [Gansu] and Chinghai [Qinghai] Provinces", M.I.6. Political Report, dated June 28 1943.
    
    [52] ASNDC, 003/2352,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to the Executive Yuan concerning the removal of refugees from Henan, Shanxi and Shaanxi Provinces, December 31 1942; 003/2361, Executive Yuan to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February 22 1943.
    
    [53] ASNDC, 003/2359,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to the Executive Yuan, December 30 1942;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Yuan concerning the execution of im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projects in the border provinces, May 7 1943; T.V. Soong Paper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Box 25, "Bluepri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west for the fiscal year 1943", proposed by the Central Planning Bureau, November 1 1942.
    
    [54] Academia Historica, Archiv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0128.12/3611.01-02, "Statutes concerning public servants in the frontier", May 18 1943. 在对即将前往新疆工作的官员的演讲中,蒋介石特地强调他们应当避免与盛世才的下属发生冲突,应当充分尊重当地的少数族群。参见: Chiang, "Dui Paifu Xinjiang Gongzuo Tongzhi zhi Zhishi" (Instructions to the party cadres dispatched to Xinjiang), in Qin ed., Zongtong Jianggong Sixiang Yanlun Zongji 19, p. 403.
    
    [55] ASNDC, 003/2439, KMT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to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March 19 1943.
    
    [56] 1994年秋新疆北部发生了反抗国民党政权的动乱,1954年春夏期间得到苏联强力支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其控制了天山以北的区域。1945年夏蒋介石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政治交易促成了一个艰难的妥协,国民党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形成联合政府,由负责新疆省政府的国民党将军张治中领导。参见: David Wang, Clouds Over Tianshan: Essays on Social Disturbance in Xinjiang in the 1940s (Copenhagen: NIAS, 1999), and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New York: M.E. Sharpe, 1990).
    
    [57] 参见: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s (OIOC), British Library (London), L/P&S/2406, British Consulate at Urumqi to the British Embassy (Chongqing), January 13 1944; Mr. Ting Guitang (Deputy Inspector-General of Chinese Customs at Urumqi) to the British Consulate at Urumqi, February 12 1944.
    
    [58] OIOC, L/P&S/12/2407, Travel reports by K. P. S. Menon (Indian Agent-General to China)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October 25, December 19 and 29 1944.
    
    [59] OIOC, L/P&S/12/2407, Report of Mr. Etherington-Smith (British Consul-General at Kashgar), enclosed in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ugust 23, 1945; L/P&S/12/2405, British Consulate in Urumqi to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September 2 1945.
    
    [60] Wang Fen, "Zouxiang Guangmin-Huiyi Zhao Xiguang Shuaibu Qiyi Qianhou" (Heading for the brightness-A remembrance of Zhao Xiguang's leading troops to revolt), in Xinjiang Wenshi Ziliao Xuanji《新疆文史资料选集》, Vol. 3 (1998), pp. 109-115; Fang Yingkai, "Mianhuai Zhao Xiguang Jiangjun" (In memory of General Zhao Xiguang), in Kashi Wenshi Ziliao 《喀什文史资料》 (Kashgar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Vol. 5 (1990), pp. 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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