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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搏弈:魏孝文帝迁都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黄朴民 点击:118次 时间:2017-10-03 19:03:12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是生意经,同样也是政治术。

   “矫枉过正”这个词似乎带有贬义,可是在政治生活中,有时却偏偏需要这么做,矫枉必须过正,进尺方可退寸。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人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的确,进二步,退一步,是“卑之无甚高论”的道理,然而却实实在在是打破阻碍,办成事情的智慧。懂得了这一点,便懂得了古代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一半。孙子说:“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孙子兵法·军争》),所谓政治边际游戏的奥秘,正在这个地方。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发生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事件,就是一次很典型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政治搏弈,孝文帝很聪明,以进为退,收放自如,终于干成了自己想干的事情,把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事业推进到新的阶段。

   孝文帝改革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亲政前,改革主要是在冯太后主持下展开的,重大的措施包括:禁止鲜卑族内部通婚;推行班禄制;实行均田制;建立三长制和新租调制,这就为第二阶段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到公元490年孝文帝亲政之后,改革随之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中间,迁都洛阳乃是其全面汉化改革的起点,成为汉化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之所在。

   孝文帝亲政伊始,就把迁都洛阳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孝文帝看来,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经济基础坚实,交通条件便利,文化积淀深厚,一直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曾是东周、东汉和魏、晋的都城。迁都洛阳,既便利于加强同中原汉族门阀士族的联系与合作,又可以乘机摆脱鲜卑守旧贵族势力的束缚掣肘,有利于推行汉化改革措施,还多少可以减轻来自北方的柔然势力的压力,扩大战略防御纵深。

   但是要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守旧贵族的反对,普通鲜卑民众的抵触,其声势之大、阻力之重,可以想见。年轻的孝文帝要克服这方面的重重障碍,按常规的方式,是做不成的;必须剑走偏锋,另辟蹊径,别出高招,即所谓“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汉书·司马相如传》)于是乎,孝文帝决定假借“南征”之名,达到迁都的目的。

   为此,孝文帝召集文武大臣,声称要大举进攻南方的萧齐王朝,群臣内心都不情愿,但慑于年轻皇帝的龙威,不得已咽下喉咙口的抗议,默不作声,朝堂上一片沉寂,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不料,那位一向主张改革,深受孝文帝信任的任城王拓跋登也信以为真,公开站出来表明反对意见,力陈仓促起兵南伐萧齐的弊端,甚至同孝文帝当场脸红脖子粗争辩起来。孝文帝血气方刚,当即勃然震怒,说“社稷是我皇帝的社稷,你任城王难道想惑乱人心,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吗?”拓跋澄骨头也硬得很,毫不示弱,认定死理不让半步,说:“社稷果然是陛下您的,但是我作为社稷的大臣,有责任维护社稷的安危!”孝文帝不想与他在朝堂上僵持,于是给自己打圆场,找台阶,表示“各言其志,亦复何伤。”随即宣布散朝。

   孝文帝回宫后,立即传召拔跋澄,向他和盘托出了“南征”的真相,并把迁都的必要性讲了一番,希望得到拓跋澄的理解与支持。任城王原来就是坚定的改革派,孝文帝曾经表示过“非任城王无以识变化之体,朕方创改朝制,当与任城共万世之功耳。”(《魏书·任城王云传附澄传》)此时他了解了孝文帝的真实意图,马上举双手赞成。于是两人开始深入探讨迁都的具体操作事宜。孝文帝向他坦率地表达了对迁都的具体担心:“北人恋土,忽闻南移,不能不惊忧也。”

   不过,“姜还是老的辣”,拓跋澄认为,孝文帝的忧虑是多余的,在他看来,“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因此激励孝文帝说:“此即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唯须决之圣怀,此辈亦何能为也!”(同上)孝文帝闻言备感鼓舞,不胜振奋,心里有了底,办事便来了劲,遂大张旗鼓准备“南征”,为迁都洛阳实施障眼之法。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八月,孝文帝亲率大军30万,号称百万,南下“伐齐”。当时适逢秋雨连绵之际,风雨交加,道路泥泞,历经近一个月,数十万北魏将士才抵达洛阳城下。他们神色倦怠,疲惫不堪,恨不得一屁股坐下不再起来,随行的诸多大臣同样精疲力竭,萎靡不振,叫苦不迭。可是,孝文帝却一身戎装,精神抖擞,执鞭催马,命令将士立即开拔,一派不灭南齐誓不回归的架式。

   文武百官见此情形,纷纷跪倒在孝文帝的战马跟前,叩头不止,恳切请求皇上体恤下情,停止“南征”。孝文帝不为所动,故意声色俱厉地喝斥道:“放弓没有回头箭”,朕正准备经营大事,统一天下,可你们这些人却推三阻四,有意迁延,须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你们如执迷不悟,再要说东道西,当心受到严刑的制裁!要知道朕的刀斧可不是吃素的!说罢,又策马跃出人群,摆出一副勇往直前的样子。

   这时,安定王拓跋休等人哭泣着上前劝谏,苦苦哀求。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将自己的迁都意见作为停止“南征”的交换筹码明白亮出,表示如果大家都不想南征,那么索性将国都从平城迁徙到这里,反正千里迢迢这么辛苦跑上一趟,也决不能空手而返、一事无成,总得有些收获,否则不就成了穷开心,瞎折腾了嘛?又如何向后人交代!“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资治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

   不等大臣王公们有所反应,孝文帝又说道:“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同上)快刀斩乱麻,用不着前后思量,左右考虑,大家都干脆一点,不必浪费时间!在场的大臣多不乐意迁都,但是却更不愿意“南征”,情急之下,只好挪步站到左边,表示同意迁都。做出不再“南征”的决定之后,群臣感激涕零,山呼“万岁”,迁都洛阳之事,就在孝文帝拓跋宏自编自导自演的活剧中顺利地实现了。

   接着,孝文帝派遣大臣李冲等营建洛阳城,又委派拓跋澄飞马驰回平城,向留守在那里的大臣与贵族传达迁都的决定。留守百官闻此信息都出乎意外,十分震惊。他们留恋故土,不愿南迁,拓跋澄苦口婆心对他们做说服工作,加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也只能明智承认现实,设法适应形势,终于平息了他们的情绪。

   次年二月,孝文帝又颁发诏书,向全国郑重通告迁都事宜。同时,他回到故都平城,亲自劝说鲜卑贵族搬迁到新都洛阳定居。时隔不久,北魏朝廷正式迁都洛阳,先后共有100万人从平城迁徙到了洛阳,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计划至此完全得以实现。在那里,孝文帝开始全方位与当时的“国际”接轨,开展了全面的汉化改革,改鲜卑语,“一从正音”,即说汉语;改鲜卑姓氏;制定族姓门第;鼓励鲜卑贵族与皇室与汉族士族大婚互通婚姻;倡导儒学,推行教化,以儒学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从而为鲜卑族趋同于汉族中原文明,实现胡汉民族融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很显然,在迁都洛阳事件中,孝文帝拓跋宏一身扮演了卖家与买家的双重角色,“漫天要价”的是他,“就地还钱”的也是他。他不愧是政治操作上深谙孙子“以迂为直”原理的行家里手:先是开出那些王公贵族、大臣僚属们最不愿意接受的天价——“南征”,然后再实报一个大家勉强能够忍受和承受的价格——“迁都”,迫使其臣属在两“害”相衡取其轻的态势之下,不得已而接受“迁都”的最终结果。其实,天价完全是虚的,是个幌子,可是没有这个“虚”的幌子,便没有实价完成交易的可能。

   兵法有云:虚实相间,奇正相生。政治运作何尝又不是如此!那种脑瓜一根筋,不会玩虚实相间,奇正相生把戏的,是不能成就大事的。孝文帝是鲜卑人,可浸润中原汉族文化一久,自然也就要体现中原汉族人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了,这就是少了一些质朴,而多了一些睿智,头脑多了几根筋,肠子添了几道弯弯绕,古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李零教授在《花间一壶酒》中称道:中原的优势是文明,文明的象征是腐败。孝文帝让中原文化熏陶成了“文明”人,难怪玩起政治权术是如此的得天独厚,这般的驾轻就熟!

   其实,这种“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式的政治操作方式,在古代政治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随便举个例子:皇帝要杀一个大臣,往往会让其他大臣先草拟一个具体处置的方案,众大臣闻风而动,个个表态,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层层加码,动议要将那个倒霉蛋处以凌迟(即所谓的“千刀万剐”)或五马分尸,以此来表现自己无限忠于皇上,无情打击阶级敌人的坚定政治立场,用同伴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戴。

   于是乎皇帝出场了,朱笔一勾,将凌迟千刀或五马分尸改为赐予一壶鸩酒或一根白练,以显示皇上本人的悲天悯人,宽宏大量。而那位被杀的大臣不但不能抱怨屈死冤枉,反而应该感激涕零,“天子圣明,臣罪当诛”,好好叩谢“皇恩浩荡”。让手下鹰犬胡乱开出“天价”,再由自己出面做好人,扎扎实实还个“实价”(尽管死的结局并没有改变),既办成了事情,把人给杀了;又博得厚道仁慈的美名,这的确是一桩非常合算的买卖。

   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似乎并不缺乏政治智慧,只是这种政治智慧回味起来,总不免常常教人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看来。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治智慧欠缺,而恰恰是政治智慧过剩。老子有言:“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第六十五章》)这真是至理名言,值得大家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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