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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宋成有 点击:44次 时间:2017-09-22 00:31:25

   

   内容提要:古代中国人以强调“华夷之别”为观察视角,采用整体式、实证式的基本方法研究日本。至近代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人抛弃了“华夷”观念,研究日本的理论五色杂陈,研究方法因人而异。1949年以后,台海两岸学者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各有特色,从相互隔离而逐渐相互接近。大陆学者构成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力。在研究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演进中,唯物史观和实证研究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记述日本历史的国家,但是其日本研究则开展得较晚。不同的时代,研究理念、理论和方法不尽相同,却均有中国的学术特色。从古代到近现代,中国的日本记述与研究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增添新内容,异彩纷呈。1949年以后,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分别在大陆、台湾和香港等地展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大陆的日本史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主流。反思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新世纪的学术发展前景不无意义。

   

一 1949年之前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传统视角和方法


   (一)古代中国正史的日本观察视角和记述方法

   在古代中国正史中,有关日本的首次记述,见载于班固编著《汉书·地理志》的“燕地”条记汉武帝设置玄菟、乐浪郡的史迹时,顺便提及“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仅19字而已。此后,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中国正史的日本记事内容日益丰富。南朝刘宋范晔著《后汉书》,为倭国正式立传,记入其地理方位、物产风俗以及倭奴国、女王国与东汉的交往,全文计696字,为研究日本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以此为基础,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通称《魏志·倭人传》)以1987字的篇幅,更加详细记述了邪马台女王国的地理方位、宫廷生活、官民等级、对外交往,以及倭国物产和倭人习俗等内容,留下了邪马台国究竟在何处的千古论争话题。

   《后汉书·倭传》和《魏志·倭人传》,展现了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察视角和记述方法。所谓视角,即“外辨华裔之别”,《倭传》和《倭人传》均将日本列入“东夷传”,虽以天朝大国的尊大姿态,俯视着这个偏据海岛的“蕞尔小国”,但并无恶感。在当时人看来,“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所谓方法,其一,采用纪传体,记述文字庄重而平实,内容大体可信,具有实证的特点;其二,夹叙夹议,以记述为主,附有画龙点睛式的前序后赞,再加以议论和总结;其三,提出对倭国的整体认知框架,结合周边民族或国家与中原王权的关系态势来为倭国定位。自《新唐书》起,中国正史接受日本遣唐使“恶倭名,更号日本”的说法,“倭国传”改称“日本传”,但记述视角和方法,乃至文字风格亦一如《倭传》、《倭人传》。

   所谓研究(research),是主动和系统方式的过程,是为了发现、解释或校正事实、事件、行为或理论,或把这样事实、法则或理论作出实际应用。在古代中国,两次日本研究“热”均出现在明朝。第一次“热”与剿灭倭寇直接相关。有明以来,朝野备受前期倭寇的袭扰之困,成化至嘉靖年间(1465~1563),后期倭寇愈加猖獗。身处“北虏南倭”压力中的明朝有识之士,开始琢磨这股来自海上、肆虐中国沿海的劲敌,对日本的研究应运而生。剿灭倭寇期间,相关的研究性著作多达数十种。其中,既有总督胡宗宪挂名主编的《筹海图编·倭国事略》,也有以诸将名义编著的研究著作,如李言恭等《日本考》、薛俊《日本考略》、郑舜功《日本一鉴》等。这些著述注重探索倭寇的缘起及攻防之策,真正的编著者当为随军进剿倭寇的幕僚。例如,入幕胡宗宪、戚继光帐下的昆山人郑若曾,先后编著《日本图纂》、《筹海图编》、《万里海防图论》、《江防图考》、《江南经略》等著作,纵论日本地理形势、历史沿革、倭寇由来,以及明朝兵务总论、江南海防与江防等,内容丰富,考备翔实,堪称嘉靖年间日本研究的第一人。

   第二次日本研究“热”出现在万历年间。万历二十年(1592),“万历朝鲜之役”猝发。万历二十六年(1598),丰臣秀吉忧急而亡,侵朝日军败退回国。这场战争促使明季中国人再次关注日本。《万历起居注》、《明神宗实录》、《明外史·日本传》等史著,对朝鲜之役均有详细记载。郑若曾《江南经略》,也在万历四十二年重刻。时人王圻、王思义撰写的百科式图录类书《三才图会》对“日本国”记述为:“倭国,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居,九百余里,专以沿海寇盗为生,中国呼为倭寇。”寥寥数语,道出了万历朝中国人对日本的憎恶。

   明朝人的日本研究,可以从康熙、雍正年间编纂、刻印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通典》收入的《日本部汇考》六卷和《日本部总论》中得知其概貌。其中,《论倭疏略》、《论倭》、五篇论题相同的《议倭》、《日本部纪事》、《日本部杂录》等,研讨了日本风俗、地理形势、倭人“狡诈而狼贪”的民族性格、挑战中国并“为边境患唯此一国”的日本特色、“不可以礼义化诲怀服”的对日政策,还考察了倭寇的日本刀、鸟铳、袭扰作战的“蝴蝶阵”等问题。上述著作大体反映了明季中国士人的日本研究水平。观察视角依然是“华夏上国”的居高临下,研究方法则以实证为主,也不乏言之有据、视野宏大的评析。

   (二)清季的研究成果及其视角和方法

   鸦片战争后,清季中国的国势衰微。1874年日本兵侵入台湾,朝野震动,迫使中国人再次睁眼看日本,日本研究又逐渐升温。陈其元《日本近事考》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主张出兵东征,荡平祸乱之源。金安清《东倭考》,对明治维新给予相对客观评价,反对贸然东征。这一期间,还有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使东述略》、道员王之春《谈瀛录》、王韬《扶桑游记》等考察日本的论著问世。至19世纪80年代,刑部主事顾后焜《日本新政考》、北洋机器局总办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等著述也相继问世。90年代甲午战爆发之前,黄庆澄《东游日记》等著作刻印刊行。上述著作多以平和的心态,评述以明治维新为焦点的日本近况。各著论述的视角,依然未脱离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日观中根深蒂固的优越意识。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华夷有别”有色眼镜,阻碍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准确、深入地认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1895年,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战败,清廷被迫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败于日本且被迫缔约,特别刺痛了中国朝野之心。言其败,则“天朝大国”居然被东洋“蕞尔小国”击败,而且败得很惨;言其约,则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剧为鸦片战争以来所仅见,劫掠者恰恰又是千百年来深受中华文化恩惠的日本。

   冷酷的现实,促使国人不得不认真而全面地审视武力崛起的日本。新一轮的日本研究“热”应运而生。其中,孔广德编著《普天忠愤集》14卷,收入光绪帝宣战上谕、群臣奏章、时人议论、诗词颂赋多篇,均为壮怀激烈、忠君爱国之作,展示了中国士人因败于日本而被迫割地赔款、优越感与屈辱感混合交织而成的无比强烈的精神冲击,因忠而愤的扶清憎日的激愤情感。同年,曾经客居东瀛多年的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的大部头著作《日本国志》出版。这部书共40卷,以50余万字的篇幅,记述日本的地理、职官、食货、兵备、刑法、物产、工艺等,重点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风貌。以此著的问世为标志,中国士人第一次调整居高临下观察日本的传统视角,开始比较客观、全面而实证地研究日本。几乎在同时,康有为编著了记述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并于1898年进呈光绪皇帝御览,以资戊戌新政。

   这些研究,树立了近代中国人研究日本史包括世界史时注重实用的传统。用黄遵宪的话来说,就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期适用也”。这种学术研究与经邦济世现实政治需求挂钩的传统,无非古代资治通鉴的近代版,有利有弊,不可作片面论。

   (三)民国期间的日本研究成果及其理论和方法

   民国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变本加厉地推行蚕食中国的“大陆政策”。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试图将中国保护国化;1927年制定肢解中国东北的《对华政策纲领》;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将14年侵华战争强加给中国。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威胁,迫使当时的中国人下大气力去认识、研究日本,各类研究成果陆续推出。20世纪30年代以来,新的日本研究“热”逐渐形成。以明治维新研究为例,即有李宗武《明治维新》(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李建芳《日本维新运动》(真理出版社,1937年)、郑学稼《日本明治维新大纲》(西安新中国文化社,1940年)、张永淇《日本明治维新前史》(南京国立编译馆,1941年)、何兹全《日本维新史》(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等专著出版。此外,《民国日报》、《大公报》、《解放日报》等报纸和《东方杂志》、《建设杂志》、《宇宙风》杂志等媒体,成为梁启超、蔡元培、严复、周树人、陈独秀、戴季陶、林语堂、郭沫若等知日家发表日本研究最新成果的园地。以上人文学的日本研究者,多有在日本长年留学或旅居、考察的经历,能贴近感知日本社会,构成民国时期中国知日派的庞大群体。就日本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而言,持中国传统学风者有之,受日本影响而趋于新学者亦有之。中国的日本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因此而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作为深入研究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力作,当属1928年出版的戴季陶《日本论》和1938年出版的蒋百里《日本人》。两本著作均涉猎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诸方面,既评论其现状,也追溯其历史,并且都很重视对日本国民性格的深入研究。著作问世之时,正值中日两国处于尖锐的武力对峙或侵华战争不断升级的时期。虽然《日本论》对日本评论的基调褒多于贬,而《日本人》则贬多于褒,但是促使国人认识交战敌手的精神世界,则是两著的异曲同工之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痛感“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提议报上开辟专栏,以史为鉴,警醒国民。为此,推举王芸生担任主编。自1932年1月11日开始,《大公报》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与读者见面,连载由王芸生编辑点评的史料。1934年5月,汇集成七卷本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出版。该著共66章,记述1871~1919年的中日关系变化历程,大量采用档案史料,翔实周密,得到社会的瞩目与好评。

   总之,民国时期的中国日本史研究者心怀报国之志,借助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国学根基,注重史料和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运用犀利笔锋,为国人审视、认知日本并战而胜之提供了思路。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可谓五花八门,从传统的考据学、文字学、民族学到文明论、唯心论、唯物论等,各有其追随者。20世纪30年代,周一良以《〈大日本史〉之史学》为题,撰成毕业论文。在结论部分,他强调:“历史之学其究竟仍在于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述而已。惟其所以用之者代有不同,人有不同,自孔子作《春秋》之寓褒贬别善恶,至近世之唱唯物史论,一例也。”由此,不难看出民国时期各色理论的广泛影响。

   

二 1949~1976年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分属冷战下的东西方两大阵营,长期处于无邦交的对立状态,难以开展正常的学术交流。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在三年内战后,继续隔着台湾海峡相互对峙。本来是一个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群体,分成互不往来的两个群体,而且一分就是近40载。这些情况,制约了中国的日本研究顺利展开。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史学批判,令史学界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单纯是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不容含混,必须旗帜鲜明。关于中国古代史若干问题的大讨论,则促成苏联版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论牢牢植根于中国史学的研究之中,对日本历史的研究理论不无影响,大陆学者的日本史研究取得若干开创性成果。以率先开展日本研究的北京大学为例,1958~1964年,哲学系朱谦之接连出版著作《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日本哲学史》、《日本哲学史资料选编》,奠定了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哲学史的基础。历史系周一良《亚洲各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中的日本史部分等著作,代表了当时国内研究的最高水平,并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其中,周一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等论文,依据唯物史观和矛盾分析方法,提出明治维新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至今仍是内地日本史学界对明治维新定性的主流观点。

   另外,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刘思慕《战前与战后的日本》一书,开展了细密的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吴廷璆《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一文,运用社会经济形态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大化改新封建说”;其另一论文《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重新评价和总结人类的历史”;《明治维新与维新政权》一文,提出明治维新是“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日本史研究成果虽然数量较少,但颇有分量,堪称奠基之作。

   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初期过度强调阶级立场和史学理论的政治属性,也给当时和此后相当长时期的世界史研究,包括日本史研究,落下了“病根”,即看重理论和阶级立场,轻视史料、史料学,乃至对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考据学、年代学、目录学等基础性史学方法论加以排斥,影响消极。史料匮乏的世界史包括日本史的研究,依据不乏教条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宏观的“理论分析见长”而聊以自慰。实际上,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需要广阔的理论框架,也需要扎扎实实的史料支撑,两个轮子齐备,学术之车才跑得起来。诚如周一良所言:“解放以后,为了纠正过去史学界只钻牛角尖,把史料当作史学,见木而不见林,因而强调理论、观点,强调大处着眼,强调观其会通,原是必要的。但忽略了对具体事件、人物、制度的细致深入的研究,因而慢慢地流入空疏,好为大言高论,变成了通病。”

   在海峡对岸,迁台初期的混乱过后,学术界渐次恢复生机。余又荪《日本史》(“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甘友兰《日本通史》(香港自由出版社,1957年)、陶振誉《日本史纲》(台北国防研究院,1964年)等研究成果陆续推出。

   1966年“文革”狂潮掀起,大陆陷入内乱。作为日本史研究奠基者的第一代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而靠边站并受到审查,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中青年研究力量难觅用武之地,日本史研究处于停滞状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日本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正常的学术研究依然举步维艰。1976年1月,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应邀来北京大学历史系,主持了历时半年之久的“日本近现代史讲座”,在当时堪称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在海峡对岸,台北的学人们陆续推出日本史研究的新成果。其中,普遍受到好评的学术著作主要有郑学稼《日本史》(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等。1972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李毓澍、蓝旭男等主编的多卷本《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出版。自1966年起,文海出版社陆续出版沈云龙领衔编纂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其中相当多的史料与近代中日关系关联密切。


三 1978~1990年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文革”结束后,百废俱兴。特别是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热潮涌动,日本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赵建民和刘予苇主编的《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著作出版,大陆学者的日本断代史和通史出齐。1979年筹备于北大历史系、1980年成立于天津社科院的中国日本史研究会(后改称中国日本史学会),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日本史教学科研力量汇聚起来,形成老中青相结合、阵容可观的学术团体。学会建立后,开展了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举行年会或专题研讨会,展开争鸣、开阔视野、交流心得,推进了大陆学者日本史研究的发展。

   随着中日学术交流的深入展开,中国学者开始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国外。1988~1990年,日本六兴出版社的13卷本《东亚视野中的日本历史》问世。其中包括:沈仁安《倭国与东亚》、王金林《奈良文化与唐文化》、张玉祥《织丰政权和东亚》、任鸿章《近世日本和日中贸易》、王家骅《日中儒学的比较》、吕万和《明治维新与中国》、周启乾《明治的经济发展与中国》、马家骏和汤重南《日中近代化的比较》、俞辛焞《孙文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万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亡》、易显石《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东北》、武安隆和熊达云《中国人的日本史研究》、沈才彬《天皇与中国皇帝》。这些著作坚持历史唯物论的理论立场,史论结合、夹叙夹议、文图并茂,展示了中国学者的学术风格和理论水平。

   在评介和研究日本学者的史观和流派方面,以沈仁安为首的北大历史系日本史组,在数年间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沈仁安在与李玉共同撰写《二十年来日本历史学发展变化概述》(《国外史学动态》1979年第8期)和《日本进步史学的发展和变化》(《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7期)之后,又与宋成有接连撰写了《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史学》(《世界历史增刊·明治维新的再探讨》,1981年)、《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国外史学动态》1983年第12期)、译文《数量方法与美国历史学》(《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8期)、《日本史学新流派析》(《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日本史学流派的现状与趋势》(《国外史学动态》1983年第14期)、译文《现代历史学与数量方法》(《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4年第8期)、《日本史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他还在《新的社会科学方法及其特征》(《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4年第1期)、《开展日本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历史学的思索》(《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等论文中,对日本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状况、发展趋势作出了评估。

   20世纪80~90年代,海峡对岸的日本研究活跃开展。1986年,林明德《日本史》出版;1988年,陈水逢《日本近代史》付梓。在对日本的总体认识上,两位作者的把握不尽相同。其中,林明德认为,“同文同种”之说或“蕞尔小邦”论等阻碍了国人正确认识日本,强调“中日两国既不‘同文’,也不‘同种’”。陈水逢却认为中日“毗邻为国,而又同种同文”。在疾呼中国人应加强研究日本历史文化方面,两人却并无分歧。林明德慨叹:“过去两千年来的中日关系,日本受惠于中国者甚厚,但近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中国饱受日本之苦,却不甚了解日本。多年以来,日本学人研究中国史的著作特丰,而中国学者之研究日本者特少。”陈水逢强调:“日本过去为并吞王国,对我一切,洞悉无余,故能放心大胆以谋我”;反观中国人往往对“东邻日本,大都冷淡、模糊、轻视,甚至盲目排除反对”,所以“事事吃亏”。为此,他们热烈呼吁中国人认真关注和详尽研究日本。在时代分期上,林著将日本史的发展阶段分为原始时代、古代国家、律令制国家、武家政权、统一政权、近代、现代,论述条理清晰。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日本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论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已成为大陆学者遵循的范式,理论创新意识日益增强。在承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前提下,日本史研究者抛弃了教条式、贴标签式的理论应用方法,力图对五种生产方式演进模式套用于日本史的现状有所突破。虽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提出了问题,看到了前进方向。建立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史研究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成为共识。自国外输入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老三论”等研究方法论,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热潮中,异军突起于史学界。例如,系统论的要素、层次、结构、功能、有序、无序、动态、静态、环境、模式等分析范式丰富了史学研究方法,其注重整体与局部、层次和环境互动关系的宏观把握,与中国学者的习惯思维方式相适应,并逐渐深入、融合到史学,包括对日本史的研究之中。虽然采用上述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不多,但毕竟是新方法的有益尝试。

   

四 1991~2000年的日本史研究及其理论与方法

   

   20世纪90年代,国外各种社会科学新思潮,包括新史学理论,愈加层出不穷,给中国史学研究带来更加强劲的冲击。社会史学、人类文化学、政治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全球史观、文明史观、世界体系论、现代化史观等新史观,与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新三论”先后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总的看来,尽管继续受到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挑战和冲击,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中国史学界的主流地位,构成日益严重的挑战,但依然像80年代一样,中国日本史学界未能出版任何一本中国学者专门研究日本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相关著作。译著出版了一部,即沈仁安、林铁森等翻译的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这一时期,中日学者的合作研究取得新成果。周一良、李廷举、严绍璗、王晓秋、杨曾文、王勇、马兴国以及石田一民、大庭修、源了圆、中西进、吉田忠等通力合作,在两国同时出版了十卷本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其中文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由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条目多达3万余条、总字数300余万的《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亦属此种合作的产物。这些著作大都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讲究文献出典准确、考据明了和文字平实,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新景象。

   同时,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赢得了晚来的承认。长期以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水平不为国外尤其是日本史学界所了解和承认。20世纪70年代,日本史学界有学者评价中国日本史研究只相当于“中学水平”。至80年代初,上述观感依然如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第二代学者为主体的中国日本史研究集群,凭借唯物史观的理论素养,坚持中国学者的治学风格和研究立场,陆续推出学术成果。在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或共同研究中,展现了应有的学术风采。尤其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前述《东亚视野中的日本历史》在日本公开出版发行,促使日本学者逐渐改变了观感,感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水平进展迅速。1993年,参加了中国日本史学会在天津社科院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权威学者上田正昭回国后,在《朝日新闻》上撰文《最近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动向不可轻视》,强调:“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学者屡次提出令人震惊的见解,他们指出的正是日本学者往往欠缺的研究视角和正在丧失的问题意识。”

   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以上著作均依据马克思史学理论,注重实证研究。究其因,一是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经过老一代学者的言传身教,已深入人心,融入学术研究的过程之中;二是国际学术交流为中国学者提供了直接赴日搜集资料的机会,中国学者因史料缺乏而不得不注重理论分析的状况已经根本改观;三是在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往中,中国学者善于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资料和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

   作为90年代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一个标志,2000年,蒋大椿、陈启能邀集数十名学者,编辑了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大辞典》(简称《大辞典》),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首先,在概念上,《大辞典》认为不宜将内涵上相互交融、重叠的包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截然分开,提出“广义的史学理论”的概念,即“它包括了历史学自身作为理论考察对象的狭义史学理论的内容,也包括了对史学研究对象——人类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作理论考察的部分内容,亦即史学理论的部分内容。这个‘部分’主要是指从宏观的角度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所作的理论考察及其成果”。其次,内容齐全。《大辞典》按照古今中外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概念和术语、史学理论家或与史学理论有关的历史学学者、反映史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以及史学流派、机构、刊物、会议等四个方面编辑,力求囊括与史学理论有关的全部内容。再次,条目解释力求翔实。《大辞典》所列条目繁多,特别注重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条目解释。

   《大辞典》的撰稿人之一汤重南以2万多字的篇幅,介绍了日本史学史、史观和流派,较充分地阐释了战后日本史学新流派等,例如日本的“皇国”史观、民间史学、文明史学、文化史学、东亚史观、实证史学、社会经济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人民斗争史观、民众史观、民众思想史观、大冢史学、近代化论学派、社会史学派、计量经济史学派等史观学派及其研究方法,还评介了代表性的日本史学家。

   在海峡对岸,1992年台湾日语教育学会成立,1996年日本文教基金会等团体成立,发挥了全局性的引导作用。1990~2001年,淡江大学郑梁生《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连续出版11集。在1993年出版《日本通史》、2001年出版《中日关系史》的基础上,他又出版了《日本史》(三民书局,2002年),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


五 新世纪中国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进入新世纪后,对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产生广泛影响的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1)中日两国在互为重要经贸伙伴的同时,摩擦和麻烦不断,特别是2001~2006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年一度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归属的争端等问题层出不穷,中国舆论对此给予越来越强烈的抨击,社会要求进一步透视日本。(2)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库收入大幅度增加,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经费保障。(3)日本史研究群体实现了新老交替:吴杰、周一良、吴廷璆、邹有恒教授等老一代学者先后逝世,由其门人组成的第二代学者陆续离退休而告别讲台,80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学者承担起重任,新世纪之初崛起的第四代学者充满活力,展现着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希望。(4)图书市场的力量。利润挂帅的出版社和书商,在读书界急欲了解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的需求中,敏锐地发现了新商机,对出版日本史的图书充满了热情。在出版图书高倍利润的驱动下,出版社为占领图书市场,往往设计市场预期看好的系列研究课题。得到多读者层欢迎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译著,备受出版界的青睐。

   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新世纪面临新的挑战。2000年,教育部在北京师范大学设立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2003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出版,发表国内外学者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文章,研讨东西方史学的进展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果。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出版不定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丛》,进一步深入研究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加大对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力度,拓展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为推进今后国内的日本史研究,需要继续深化史学理论,讲究方法论问题。为此,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目标

   新世纪,中国学者研究日本史的目标何在?现实的需求和意义固不待论,从学术研究的价值来说,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打破黑格尔以来西方学者解释东亚历史的强势格局,构筑中国学者对东亚历史的认知体系,对日本历史在这个认知体系中的位置给予准确定位,可视为一个长远的大目标。至于具体目标,诸如探寻日本历史的发展规律、演进模式等问题,客观而真实地理解与中国恩怨交织两千年的邻国,把握日本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日本民族性格、深层文化的独特性和基本特点等,依然是常谈常新的课题。这需要数代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最终形成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历史研究系列。概括起来看,“中国学术特色”似应表现为:其一,站在中国的大地上看东邻日本,持中国学人应有的视角,且自成一家之言。其二,坚持中国学人传统的全方位整体思维方式,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研究日本史的理论立场,体现中国学者应有的气度、格局和分析能力;发扬中国学人研究日本史独有的优势,例如两千年来连续性的史料积累、考据学等治史传统方法根基深厚等。其三,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以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有所区分、有所选择、有所梳理、有所发掘,而非囫囵吞枣,盲目追随。其四,用准确、流利的汉语撰写文章,而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日语汉字词汇、让似是而非的“协和语”充斥字里行间,等等。

   (二)坚持唯物史观与研究方法多样化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要坚持下去,这既是指引历史科学破浪前行的舵轮,也是体现中国日本史研究学术特色的理论立场。无须彷徨于理论的迷失或自我矮化。当然,坚持唯物史观,并不等于僵化理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史学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手段,并非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经典著作家论述过的每一个理论细节,都奉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不应忘记新中国成立后初期教条式的照搬和贴标签的教训,总不能在同一块绊脚石上绊倒两次。

   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方法,同样强调史料的考订和注重过程的研究,与国外实证研究的学术立场并无二致。但是,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国外史学研究理论的启迪,中国的实证研究方法并不满足于就事论事,总要对研究对象加以理论的探讨和归纳。在这一点上,又不同于国外的实证史学。在此基础上,不应排斥而应大力推进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包括学科综合、交叉的理论和方法、多样化的研究手段,国外最新的理论和方法以及考古发现、文学作品、民间传承中有价值的研究信息等,追踪国内外最新前沿,把握其最新动向,呼吸新鲜的学术空气,继续精心营造研究理论和方法多元化的学术园地,开阔视野,与时俱进。

   (三)宏观研究与微观实证相结合

   宏观研究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的重要研究视角和方法,体现中国历史学研究基本特点。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些宏观理论往往不是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史料基础不够扎实;有些研究方法论貌似宏观,但基本概念不甚清晰,缺乏问题意识;或者新概念的提出比较随意,缺少严谨的论证;或者照搬国外的现成理论观点而未进行分析批判,成了新的贴标签;或者从事微观实证研究,却不愿下死工夫、笨工夫去开展微观实证研究,缺乏真刀真枪地拼史料的底气和实力。

   无须讳言,近十年来,浮华、浮夸、浮躁的“三浮”之风在侵袭着学术界,包括中国的日本史研究领域。实际上,这不过是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意的旧习气在新世纪的复活乃至喧嚣尘上。可以预测,上述问题逐步得以消除之日,必定是中国日本史研究包括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更上一层楼之时。

   总之,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特点逐步形成。概言之,即唯物史观与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在日本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虽然遇到冲击但已经扎下了根,成为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思维模式,构成世界史研究包括日本史研究的中国学派自身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新世纪,不能想象,没有理论思维的中国日本史研究能在国际学术界成大气候;同样也无法想象,中国日本史理论体系中可以缺少日本史料学的研究,缺乏丰富、准确、真实的史料来支撑“论从史出”、推陈出新。

   日本史研究最急切的任务之一,是尽快推出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研究著作。“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于沛的这个看法的确一语中的。如前文所述,目前国内已出版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著作丰富多彩。然而,由中国学者撰述的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著作,依旧阙如。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这个课题依然是一个寂寞的学术空白点,也是一个富矿深藏的创新点。

   建构中国学术特色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是个大课题,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路途漫漫,先学辛勤铺路,后学承续并开拓不止。发展前景看好,也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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