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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死亡的意义及其象征——一项历史心理视角的解读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萧延中 点击:62次 时间:2017-09-22 00:30:29

   “如果有人喜欢提出下述矛盾的假设,即一个正常人不仅比他所相信的更无道德,而且也远比他所知道的更道德的话,那么,该论断的前半句是以精神分析的发现为依据,精神分析对后半句则不反对人们提出异议。”

   ----弗洛伊德:《本我与自我》[2]

   

   毛泽东的生平及其思想,或许是中国革命曲折历程中最为丰富多彩、最让人难以把握、也最具有戏剧效应的一幕。而在他复杂的生平曲线的背后,似乎同时隐藏着某种“中国革命”的特殊逻辑。具体历史之创伤情境与政治领袖之超凡魅力(Charisma)之间的有机融合,致使一些原本仅属于个体特性的情感因素,有可能转化为一个时代之政治价值的普遍准则,其深远的影响值得研究者仔细体验和探究。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仅在政治心理的角度上,对此做些尝试性的解释,以期拓展问题视域的空间。

   

一、引论:问题、视角与意义

   

   对于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中国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者或许比较陌生,但是在国际精神病理学和政治心理学领域,这个名字则可谓如雷贯耳。作为一位杰出的精神病理学与心理学家,利夫顿以直接参与社会政治层面的精神治疗和分析工作而享誉学术界。青年时期,他就曾作为精神病医生服务于美国航空兵部队,后在又在耶鲁大学长期从事精神病理学研究长达40余年,晚年兼任纽约城市大学“暴力与幸存者研究中心”主任。其研究专题涉及种族灭绝、纳粹医生、原子武器、死亡象征、广岛幸存者、中国的思想改造和文化大革命、越战经验与越战老兵问题等多种领域。到目前为止,他获得过至少12个荣誉学位和大大超过此数量的学术奖项,其学术成就有目共睹。利夫顿的主要著作有:《虽死犹生:广岛的幸存者》、《革命的不朽:毛泽东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美国人的启示》、《拯救正在毁坏的世界》等独创性著作和重要论文数百篇。其中近年对美国“911事件”所作的政治心理分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论及利夫顿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研究,我们就必须说他是最早注意到毛泽东“心理特质”的学者之一。还在“文革”高潮的1968年,当西方观察家们一般都把目光集中到“文革”起源的权力争夺和人事安排层面上的时候,利夫顿则敏锐地发现,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中“有一个重大的深层特征尚未得到应有的注意,这就是一种生命存在意义上的绝对化倾向(existential absolute)。这一倾向坚持以‘要么获得一切,要么一无所有的极端态度去直面死亡’。这一特质是塑造文化大革命精神基调(psychic contours)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总是进一步强调,这种直面死亡应当具有价值,应当与一种超验(transcendence)的模式相联系。一个人必须无所保留地冒险,因为他不仅没有什么可以丧失,而且甚至在死亡里反而会收得更多”。 [3]换言之,职业知识的敏感性告诉利夫顿,在毛泽东不凡生涯与革命理念之间,存在着某种依赖和建构的深层相关性。

   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利夫顿首创设了“幸存者”(survivor)概念,由此他开创了一个独特且重要的分析范式。基于对原子弹爆炸后日本广岛人们心理变迁的研究,利夫顿认为,“幸存者”,特别是参与和经历诸如革命、战争、突发事变等非常规事态的人,往往表现出与“非常规事态”相一致的“非常规心态”。“劫后余生”将调动起某种超越常规的能量,“幸存者”拥有他们特殊的“心理词典”,并使死而复生的经历,“储存”、“转化”和“升华”为某种大无畏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执著。冒险、试验、突破,以超常规的动力去实现超常规的目标,就成为他们最为渴望的实现途径。[4] 利夫顿指出,“幸存者”所负有的这种特殊能量来主要源于两个方面:

   其一是“幸存者的负疚感”(guilt over survival priority)。其基本含义是:面对战友、亲人和至交等的死亡,“幸存者”会产生某种对死者强烈的歉疚感,但这种劫后余生的复杂的感情同时具有两种明显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是使“幸存者”敢于直面死亡的焦虑,彻底摆脱死亡惧怕的控制,并在潜在复仇的意义上激励出超凡的英雄主义气质;另一方面是幸存者将把这种复杂的感情直接转化为更加坚定的信心,并即刻融入到现实的斗争和行动中去,以此为精神渠道从而超越负疚情感的阴影。所以,愈是艰难困苦的环境,愈是难以忍受的痛苦,愈是狡诈强悍的敌手,“幸存者”就愈能显示出其死中再生的赌性(revitalizing talents)和义无反顾的执著。

   其二则是“不朽象征的模式”(Modes of Symbolic immortality)。其意思是:基于Otto Rank所谓“个人自我永恒存续的假设”,每个人潜意识中都不愿意自己死亡,但同时也没有任何人可能超出自然限制而现实这种渴望。于是,超出个体局限的那种要求(need),就只能通过群体存续的路径寻求实现。也就是说,通过其“精神”的保存以代替“躯体”的限制,实现“生命片断”与“普遍包容”之间的转换,以此补偿那种被迫中断的“自我永恒存续的假设”。这样,“个体的限制”就通过“象征”(symbolism, 也译为“符号”,包括语言、思想、精神、气质等多重内涵)路径与“群体存续”连接在一起了。简而言之,虽然“躯体”必死,但是“精神”永存。用利夫顿的话说,“象征”把心理学与历史学连成一气了。[5]

   利夫顿看到,毛泽东在 “死亡”面前,不仅没有丝毫的懦弱和退缩,反而显示出超凡的亢奋,一旦“死亡”与“牺牲”发生了内在关联以后,它就被“转化”成深沉的动力,“升华”为崇高的道德。由于在此生理与心理之间实现了有机的互动,所以,毛泽东的“革命之道”必然把“意志”提高到一个重要的层次,利夫顿认为“毛泽东的生涯几乎就是他所主张的在生命存在意义上持绝对化态度(existential absolute)的那种类型”,[6] 他甚至把毛泽东的行为和思想上升到了“道”的层次,[7] 认为研究和分析这种有关精神、风貌、气质、价值、信仰等等属性的问题,要比直接描述个人权力的争夺和再分配,有更加深入和持久的解释力。利夫顿评论道:

   “在这种‘道’的背后存在着两个心理学预设,这两个预设在毛泽东的思想里早就引人注目。第一个预设是有关人心(the human mind)无限可塑,可以不受限制地予以改造、转化、整治的意念。第二个预设与此相关,即以为意志全能,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精神变物质’。这就是说,无论是人承受自我改变的能力,还是人改造环境的能力,都不受限制。只要他决意改变,就能使整个宇宙屈从于自己的意愿。在此,起支配作用的意象还是有关革命之不朽的感受,正是这种感受把那些过度的权能赋予了心灵。之所以主张心灵可塑和精神万能(这两者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改造过程的中心目的),关键就在于人们要祛除先前已获得的不朽感模式(尤其是中国家族制度所提供的血缘基础上的模式),代之以比较新的革命模式,即由有机的革命‘大家庭’、长存的革命业绩、以及超然的革命热情所构成的那些模式。” [8]

   对于利夫顿的这些概括自然留有可以商榷的余地,但我们却不能不说,他从政治心理角度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是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尝试。在利夫顿看来,在毛泽东的观念中,“生命”显然被划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肉体的”和“灵魂的”。前者规定着实体的存在,而后者则蕴涵着意义的再生。而由毛泽东个人所领悟到的这种“生命意义”,在严酷的战争博弈中,实际上成为努力实现“革命”目标的重要心理动力基础。对“死亡”做超越的理解本身,就带有明显的“信仰”性质,就与某种高出“物质生命”的“崇高信念”相联系,就是一种对于“精神”重于“实体”的信念。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所作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所展示正是那种“灵魂不朽”的“革命精神”。对于一个处于混乱、耻辱和倍受压迫的“民族 - 阶级”整体来说,没有比从集体存在的“永生灵魂”中更能获得个体安全的保护和需求了。卑微的“革命者”如果信奉这种关于超越死亡的高级呼唤,那么他们就能将最严重的危险和崩溃转换为某种极其崇高、安稳有序的使命感,并且将克服人性中最为致命的“死亡焦虑”,而在“期盼的欢愉”中迎接“永生”。在这个意义上,在搏斗中“死”,是为英雄!所以,利夫顿接说:

   “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他响亮地宣告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国再也不是一个被侮辱的民族了’。这里所宣称的民族复兴正如它属于中国那样,同时也属于毛泽东本人。虽然对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就像‘民之父母’,但与其这样看待他,还不如认为这位征服死亡的英雄已成为中国永世长存(Chinese immortality)的象征。” [9]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菲德(Frederic E. Wakeman, Jr.)在分析毛泽东思想的渊源时曾说:“如果制度被准则所替代,那么,社会便是由意志所确定的了。这就是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在毛泽东革命中引起如此强烈意识形态共鸣的原因。”[10] 此时,集体生命将大大地优越于个体的生命,只有把个体的有限融入集体生命的无限之中的时候,才能实现“永生”,只有把现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变成一种值得深究的问题,被后人持久地效仿、探究、甚至争论,一句话,被后人以各种方式融入社会的“集体记忆”之中,只有这样一条路径才可能实现“永生”。所以,对革命之“道”的坚守,在此并不是可有可无、随机改变的“政治举措”,而实际上已变成了“价值认同”,变成了一个“自我符号”。或许这正是利夫顿把此书命名为“革命的永生”(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的缘故。

   与“爱—欲”问题一样,“生—死”问题也属于人类最为浅显同时也最为深刻的“一级存在的永恒困惑”。甚至在弗洛伊德看来,“承认死亡会消灭生命,又同时期望死亡不能消灭生命”构成了人类精神上的本源性冲动,甚至由此才产生了心理学(psychology)。所以,归根结底,“生”与“死”之间只能转化而无法选择的特性,刺激和引导着人们的期望、恐惧和幻觉。尽管天才的弗洛伊德晚期关于“死本能”(the death instinct)的概念并未得到全面的精确论证,存在着广泛的学术争议,但是至少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睿智,其中的“问题意识”更无疑展示出了深刻的学术洞见。或许那是一个超越人性所及的论题,也可能是一个深刻到既无法穿透又不能终结的趋向,但是就像神学理论中的“上帝”一样,无论如何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深刻“永在”。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所谓“生命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死亡驱力”(death drive)作为衡量尺度的,因为把“生命意志”直接地理解为“对于自我生命的关照”是如此地空泛化,以至于它不足以凸现个体意识的基本特征;相对而言,对“死亡”的直接正视和隐喻表达,则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视角下,天才与庶众、领袖与平民、英雄与罪人等等世俗流行的评价准则将一概失去效用。换言之,面对“死亡”才能彻底洞悉隐藏在潜意识内核之中的“本我”个性。这样,检视人们对“死亡”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倾向,也就成为探讨其“生命意志”之价值根据和行为后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可能路径。

   这样,讨论“死亡”就成为一种境界,而要超越“死亡”则必然进入某种隐喻。其实所有的人都很清楚,“永生”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热切渴望。正是在“不可企及”与“热切渴望”的张力之中,显示出了人生的厚重与单薄。所以,心理学家们一旦发现某人不安于现世而强烈地关注后世时,就必然引起敏感,这一方面表明,这些本质上为死后之事而揪心的人,在精神上需要承担比常人多得多的苦难与折磨(to be tortured and suffered in spirit);而另一方面,更因为那将意味着在其观念中存在着一种足以比享受此生更为重要的追求,在其背后存在着一个非即时功利性的形而上体系。

   

二、 “革命牺牲”的政治学


   弗洛伊德曾深刻地说过:“让生命具有意义是一切生物的第一职责。任何令我们感到生命难以持久的幻想都毫无价值。我们记起了一句话:你想和平,就得备战(Si vis pacem, para bellum)。我们也可以恰当地将这句话意译为:你想长生,就需知死(Si vis vitam, para moortem)。”[11] 这里作者的意思是说,意识层面上无可避免的“死亡焦虑”,在潜意识层面极有可能被投射(to be projected)为积极的建构动能。当然,这种投射会受到历史之主观与客观条件的诸多限制,但正因如此,人们才会把这种顺应历史机遇的行为称为“奇迹”。

   创伤记忆:时时与死神对话的天才

   作为一位罕见的政治家和执著的思想者,毛泽东就是这些人类少数中耀眼的一位。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方面很多很多,其中对“生命意识”的明显“偏好”(preference)或许也是其重要的方面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说,毛泽东区别于他人的一个突出的“文化--人格”特征,就是对“死亡”不仅毫无忌讳,而且还屡屡公开坦言。对他来说,“死亡”即使不是一个“永恒话题”,也至少可以说是一餐日用不知的“家常便饭”。从青年时代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死亡”及其“死亡的意义”,都潜在地伴随着这位世纪伟人,自始至终流淌于他的血液激流之中。利夫顿敏锐地看到:“在本世纪里,没有谁的经历比毛泽东的生涯更像那伟大的英雄神话。他的生涯就是充满生死考验的历程(‘road of trials’),或者说就是持续不断地与死亡遭遇进行较量的过程。通过这种较量,他成功地改善了自己民族的境遇。”[12]

   检索毛泽东的一生,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从早年直到晚年,一方面,“死神”时时伴随着他;而另一方面,死神又从来不轻意伤害他。这奇异的组合究竟意味着什么?将此问题解释为偶然性或神秘主义似乎是太简单了,以至于只有深究其“道”,我们才可以透视到诸多“毛泽东政治革命”的本质要素。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毛泽东与死亡问题直接相关的历史经历。

   其一、目击反抗的“死亡”。

   众所周知,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因为反抗父亲的辱骂而以“跳水自杀”相要挟,最终迫使父亲让步。毛泽东回忆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13] 再一次重大的刺激则是1910年爆发的长沙“抢米风潮”。毛泽东20多年后曾对斯诺说,那次事件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他们的头被挂在旗杆上示众,作为对今后‘暴民’的警告”。后来,韶山哥老会杀了个小孩祭旗,决心反抗到底。起义失败后其首领也被斩首。但在毛泽东心里,这些反叛的“暴民”都是“英雄”,“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象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深感不平。”

   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认为,“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14] 1936年斯诺在与毛泽东长谈时发现:“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具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生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15] 用心理学术语表达,我们也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毛泽东的“政治觉悟”起因于目击反抗的“死亡”。1919年发生了长沙一位赵女士由于不满包办婚约而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毛泽东为此事件深为触动。在13天时间里,他在湖南《大公报》上连续撰写了9篇文章,强烈斥责旧社会扼杀人性,剥夺自由,憧憬将来“恋爱自由之伟大浪潮”。[16]

   其二、生命历险。

   对毛泽东来说,“生命历险”比常人要有更多更深的体验,以至于这些“故事”被升华为“神话”。有人统计,毛泽东一生险象丛生但又都化险为夷的传奇事件高达40余起。[17] 一些具有一定史料基础的通俗读物,大量描述毛泽东的“历险记”或可叫做死里逃生。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生命经历中出现了至少三十次以上,这是我们一般人都是很难经历到的。比如1935年5月26号,这一天,红军长征,刚刚渡过大渡河,在行军的过程中间遭遇到飞机的轰炸。当时很突然,飞机就来轰炸了。毛主席的警卫员一看很紧张,一下就把毛泽东推倒了,扑在他的身上。炸弹炸了以后,毛泽东的卫士长,叫做胡昌宝,当场阵亡。毛泽东后来在1965年1月9日跟斯诺回忆讲,“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 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18] 另外,像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紧急转移。经一年的转战周旋,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翠日溯湫水河而上,到达林县双塔村。4月1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乘汽车冒雪过佛教圣地五台山。[19] 当时大雪纷飞,山路很滑,下边就是山涧。据回忆说,当汽车开到拐弯处的时候,司机发现这个车刹失灵了。当时非常危险!最后司机左弄右弄,最后终于把车刹住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毛主席赶快下车!”毛泽东下车后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拍拍司机的肩膀,这人叫周希林,说“希林你救了我一命”,然后扭头就走。周希林下车一看,他的那个车轱辘,前车轱辘的一个轱辘已经有半个轱辘悬在山崖边上了。[20]

   为节约篇幅,我们在此无需详细地列举史料,但值得注意的则是:象征“血液”的红色和喻意“死亡”的白色无疑时时伴随着毛泽东。或许正是这些深层的心理隐喻,成为后来毛泽东政治词典中经常出现的“插红旗”和“拔白旗”的心理原型。严肃的学者也根据确切史料,早就注意到了毛泽东的这种特殊经历与其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21] 学者们还普遍认为,作为极其艰苦、具有强烈冒险寓意的“长征”,成为铸造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内在品格的重要环节。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就提示人们注意“长征在政治上与心理上的意义”,并指出1934年10月15日晚从江西出发时,红军约10万男人和50名妇女(其中8万军人和2万干部),而到达陕西时则只剩下了8千人。在众多牺牲的人们中包括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而在这期间他的三个儿子也杳无音信。“那些到达陕西的筋疲力尽的长征幸存者们,除了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活下来这一单纯的(又是奇异的)实事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了”。[22]

   其三、亡妻丧子。

   毛泽东还有一个生命经历和别人不大一样,就是在其数十年间的生涯中,至少有六位亲属,先后遇难。这些亲属是,毛泽东的两个同胞兄弟毛泽民(47岁)和毛泽覃(30岁)、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杨开慧(29岁)、毛泽东的嫡长子毛岸英(28岁)以及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24岁)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19岁)。所有这些亲人都死在毛泽东之“革命造反”的事业中,只有其大儿子阵亡在朝鲜战场上。对于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个体和具体的家庭来说,我们用“家破人亡”来描述这种焦虑,把这称之为“灾难”,我想是应当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的。

   在心理学角度上,所谓“创伤”一般意味着三种深度焦虑,一是羞辱,二是恐惧,三是死亡。大多数研究者把视角锁定在前两者上,因为对个体而言,只有“被羞辱感”和“恐惧刺激”才能储存在的记忆中,而“死亡”则将随肉体的消失而消失,并不产生行为效能。但是在另一个角度上看,正如弗洛伊德晚年深刻指出的那样:我们每一个人在本质上都是“作为一个旁观死亡的人而活着的人”。[23] 这样,“死亡威胁”其实又成为最为深度的内在“创伤”。仅此而言,在时时与“死亡”搏斗中的毛泽东,就成了一位典型的“幸存者”,因而其人格特质中将必然潜含着某种“绝对化”的精神基因。仅就“牺牲”一词的庄严性、崇高性和神圣性而言,不进入宗教情结的肃穆祭坛,则不足以表达其甚为深刻的精神震撼力。代价是需要偿还的,丧失生命的灾难必须得到超越生命的事业予以弥补。由此,所谓“死得其所”就绝不可能是一走了之,“所”其何也?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表达,它不仅要“干净、彻底、全面地歼灭敌人”,而且还要“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无疑,在此一表达中包含着“拼命”、“持续”、“忍耐”甚至“复仇”等复杂含义。在利夫顿的“心理眼睛”看来,“在压迫比死亡更坏的预设背后,是一种典型的毛主义的超然音调(tone of transcendence),它似乎是启示革命者,对他来说并不真正存在什么死亡,他绝对没有什么可害怕。”[24] 这时,具体的“死”(Death)已经转化成为抽象的“道”(Words)自身了。有鉴于此,利夫顿才说:

   “毛泽东发出了傲视死亡焦虑的呼唤,他个人的体验使这一呼唤更加深沉动人。对于一个在20世纪上半叶历经混乱、暴力与伤害因而一直为死亡焦虑所纠缠的民族来说,毛泽东的呼唤自然会引起特别的共鸣。长期的动荡使得人们试图重新整顿自己的集体存在(collective existence)并为其寻求意义支撑,因而总是渴求着有此种功效的思想与行动。”[25]

   在这里,我们只想补充说,在对“死亡”的沉思中,毛泽东所焕发出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激愤和顽强的意志,而且更由此激活了某种不可拆分的历史和政治的整体精神。在超然的革命之“道”中,饱含着个体意志(幸存者情结),融汇了政治理念(社会主义理想),还镶嵌着民族主义(国家独立)。这样,“死亡创伤”就超越了个体的躯壳,而融入进某种“群体精神”之中,其政治心理效能就可通过“集体记忆”得到释放,而某种源于个体又超越个体的政治动力就被赋予了物质的能量。由此,我们隐约地发现了一条沟通“个人情感”与“革命行动”的可能路径。

   “革命牺牲”的政治形而上学

   或许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曾在中国大陆的“文革”运动中被誉为“老三篇”,并要求人们“天天读”的毛泽东著名政治散文,其中两篇,即《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竟是含有祭祀功能的悼念辞章!另外一篇《愚公移山》虽然并非直接用于追悼,但也是中共“七大”刚刚举行过“悼念为中国革命而牺牲之先烈”的肃穆仪式后,毛泽东紧随其后就发表的“闭幕词”。我们也可以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26] 那曾在中国大陆妇孺皆知的警句中,窥测出关于“死亡”(牺牲)的浓重信息。阅读史料我们发现,在历经长征以后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许多公开场合屡屡谈及“死亡”。显然,那些在肉体已经消失的同伴和战友,一直作为一种整体的“存活物”储存在他的政治记忆之中。由于这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因而也就体现为一种深刻的信息。原则上,这种感情已不再具有私家个人的性质,甚至也大大地超出了简单的悲痛层次,而“转化”和“升华”为某种不可抑制民族责任和革命动力。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情绪激烈的讲演。他说:

   “今天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开了一个庄严的纪念大会;同时,抗日战争己经打了八个月,许多英勇将士牺牲了,我们开了这样一个沉痛的追悼大会。这些都不是随便的与偶然的,有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理由。…… 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作了英勇的奋战;……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它党派的人。我们真诚的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真、陈锦绣、李桂丹、黄梅兴、姚子番、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27]

   毛泽东向着敌人甚至向着全世界宣称:

   “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心和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代价(地)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战争对抗野蛮的侵略战争;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 [28]

   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祝模范青年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永久奋斗》的讲演,提到了为人所不齿的“叛徒”。他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汪精卫、张国焘这些人没有这个精神,于是中途变节。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个在历史上叫‘盖棺定论’,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的好坏,议论他的功罪是非。所以发扬永久奋斗精神是重要的,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29] 显然,在毛泽东眼中,这些民族和革命的败类是生不如死,焉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年年底,当得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Dr. Norman Bethune)由于急于救治伤员而不幸感染,以身殉职的消息后,毛泽东当即写了一篇饱含感情的精炼悼文《纪念白求恩》。他在文章中说: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因此他是]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30]

   在这里,毛泽东赋予白求恩以的极高的精神内涵,特别是“牺牲”与“道德”紧密而且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1944年9月5日,面对中央警卫团一位普通战士张思德因炭窑事故而“死亡”的事件,毛泽东感慨万分,对此超级重视,他不仅叮嘱一定要召开专门的追悼会,而且亲自对此事做了详细的安排。据后人回忆:张思德牺牲的地点石峡峪离延安有七八十里地,天热路又不好走,运送遗体十分不方便,于是有人就提议最好就地掩埋。但当向毛泽东汇报时,他却坚决地要求把张思德的遗体运回延安,并说: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张思德是四川人,他牺牲了,虽然回不了老家了,我们也不能把他埋到荒天野地里哟!同时作了三条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给他站岗;第二,买一副棺材,运回延安;第三,要给他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31] 三天之后,即9月8日下午2时,张思德追悼会在枣园后院的干河沟上举行。会场上悬挂着毛主席亲笔写的“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当时毛泽东空手而来,并没有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但他慷慨激昂地连续演说了近半个小时。正如莫扎特著名的《小夜曲》其实出自为酒吧随意而写的畅想作品一样,毛泽东这种即席、率直和未经修饰的追悼演说,也更加真实地展示了其心理图景的所有细节。毛泽东激动而亢奋地说: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32]

   “生以备死”和“以死寓生”,成为这篇著名悼词的深刻主题,这就是1944年9月8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那著名的政治散文《为人民服务》。

   可以说,中共“七大”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最为鼎盛的时期之一,在这个生命周期的高峰之中,毛泽东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还是“死亡”。在极其庄重的大会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他充满感情地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宗旨,因为它是用鲜血和生命予以证明的: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33]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再次强调“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之“死”与“殉”为理由,用以证明其革命事业的“正义”性。特别是《报告》的结尾处,毛泽东再次使用了习惯的“口号式”修辞方式,以强烈的情感注入,热烈欢呼未来新中国的诞生: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34]

   这里,“牺牲”与“诞生”融为一体的宏大意象,划出了一道由“个体牺牲”到“群体创生”的超越境界。“死亡”超越了“肉体”的躯壳以后,无奈的悲哀必将转化为不妥协的执著。毛泽东所恐惧的不是个体的“死”,而是群族的“亡”。[35] 所以,当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从重庆乘飞机回延安遭遇空难后,次日延安各界群众三万多人,在飞机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主席题词为“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挽联,并发表了“诗史”般的悼词:

   “亲爱的战友们,不朽的英雄们:

   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事业的决心!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决不懈怠、决不退缩!”[36]

   1945年6月17日中共“七大”最后的一个议程是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这是一个寓有深意的政治节目。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陈述之外,在毛泽东带有激烈情绪的语言背后,有几个重要的逻辑关节值得注意:

   首先、死亡与发展性的辩证法。毛泽东说,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是在暴力中进行的,因此“屠杀”就成为制止革命的常见手段。“但一切却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他们杀人越厉害,革命队伍发展就越大。我讲这是成正比例的,是一条规律,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反动派的希望和企图是他们杀人越多革命队伍就越小,但是希望和结果是两回事。……几十万共产党、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被屠杀了,但我们的队伍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人起来继续战斗。拿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时期来说吧,头一个时期发展到五万多党员,一巴掌被打散了,剩下的很少;第二个时期我们发展到三十万党员,又被打散了很多,剩下的也是很少;到抗日战争中我们就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党员。”[37] “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38]  伴随着血与火,死亡与再生之间的持续性,简直可以被视为革命过程的某种行为规律。

   其次、死亡与责任性的辩证法。毛泽东认为,杀戮的后果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责任”,由此而唤醒和激发的不是“恐惧”而是“信心”。他说:“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中国与外国的反动派又想要把我们打倒,把中国人民打倒,下决心要把中国一切人民的民主力量、革命力量统统消灭。那时或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那全国就是黑暗的,延安也是黑暗的,中国像沉到大海里去了,每天都是夜晚不见太阳,黑暗得很,要再过上几十年恐怖日子。这是一种可能性。或者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个样子,那就是把黑暗势力压下去,把拿刀子杀人的人压下去。”[39] 在“黑暗”与“光明”的绝对界限的选择中,“革命牺牲”的纯粹性和庄严性就与后人的责任性以及历史的持续性实现了逻辑的联结:“我们今天开大会,我们是有信心的。烈士们是已离开我们了,他们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完成这个责任。……不达到目的是不停止的。……这个光明的中国是烈士们长期奋斗的目标,他们虽然没有成功就牺牲了,但是他们给了我们教训。我们今天开追悼大会纪念他们,革命也还没有成功,但是明天我们就要成功。我们下决心要把中国变为人民的中国,要战胜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反动派,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压迫者,不战胜他们决不罢休。” [40]

   再次、死亡与彻底性的辩证法。毛泽东一生曾反复说过一句话,叫做“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困难吗?!” 这简单利落的口号,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出革命彻底性的意识渊源。毛泽东自己说他曾对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有一百支枪,你们有本领缴我们九十九支,我佩服你们,因为你们会打,我们不会打。一百支枪被你们缴去了九十九支,我们还剩下一支,用这一支枪,我们也要打下去。剩下一支枪了,你们说投降吧!我们说那不行,‘投降’这个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在你们的字典里可能有。” 毛泽东还举太平天国为例说“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41]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理图景中,“死亡”占据了一个多么至关重要的位置。简而言之,毛泽东不仅根本不想回避和掩盖“死亡焦虑”,相反,他正是在促使这一致命焦虑的转移和升华的心态中,发掘破釜沉舟和死而后生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并以此种彻底性的爆发力,实现“不可思议”和超越常规的政治功能。

   最后、死亡与永生性的辩证法。在讲演中毛泽东还有一个表达非常值得重视,他说:“法西斯快要死了,我们人民正在青春少壮时代,…… 法西斯是没有灵魂的,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紧拉着手,团结起来,亲爱互助,那么就会把法西斯活活挤死。”[42]  在毛泽东的话语中,特别是在其即席讲演中,“灵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灵魂”等等。毋庸赘言,这里的“灵魂”不是所谓死后转世的轮回观念,而正如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所引愚公老人的话所说:“我死了以后还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43] 它所强调的是精神能量对于政治群体生命的续存意义。[44] 换言之,这个“灵魂”就是对于“革命正当性”(revolutionary legitimacy)的忠实信仰。只要这种正当性信仰始终贯穿在革命的事业之中,那么,就它会获得并保持其永世长存的整体生命。

   总之,正如利夫顿所说:“一位领袖如果能将这些超验原则(transcendent principles)灌输给他的拥护者,那么,他就能将最严重的危险与崩溃转变为一种安稳有序的使命感(an ordered certainty of mission),将最令人瘫软的死亡焦虑转变为傲视死亡、近乎于战无不胜的平静。这样的领袖事实上能够成为一切权威主义运动都在寻觅的那种全能的领路人。…… 与其说毛泽东的思想是描述未来的精确蓝图,不如说它表征了一种‘道’,一种被某一超验目的所支持的特定存在模式的召唤。”[45] 我们也可以说,在毛泽东的观念中,生生死死的辩证法不再具有个体生存之悲欢离合的性质,也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诉求,在很大的程度上,“生物性死亡”已被“符号性死亡”(Symbolic death)所替代,被赋予了强烈“革命意向”(the Revolutionary Illusion)的意识形态属性,在“发展性”、“责任性”、“彻底性”和“永生性”的视角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革命牺牲”已被陶冶结晶成为具有神圣意义的某种政治形而上学。[46]

   

三、“领袖意志”背后之死亡焦虑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在他的晚年,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频频地发动政治运动,尤其是1959年“大跃进”失败以后,他发动政治运动的频率是越来越高,而且从向党外转到向党内,一直持续到他逝世。如何解释毛泽东晚年这些做法的动因?他为什么要如此而为?现在学术界大概有四种基本看法。

   第一就认为,毛泽东晚年骄傲了,违背了自己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就是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因此他采取了一种不适当的调整的措施。也就是说,他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其客观效果是不好的,这就是第二种说法。

   第三种说法,毛泽东晚年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他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打击报复自己的对立面。

   第四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狂妄自大,工于权术,因此他的政治行为已离开了政治道德的基本准则。

   上述各种评论可谓见仁见智,对此我们在此不做评说,而只想把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到“领袖意志”背后的那个潜意识的动机这样的一个视角上去。

   以下,我想以当代中国若干著名的政治事件为基本线索,去透视在它们背后所蕴含着的毛泽东对“死亡意识”之越演越烈的关注与焦虑。

   1956年:斯大林之死引发的联想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三年以后,1956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大。在这个二十大上,赫鲁晓夫--苏共的继承人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对于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僚们的一种残酷的肉体消灭。当时虽然是“秘密报告”,但是西方世界马上就知道了,引起了大哗。那么这个“秘密报告”到了中国以后,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警觉。1956年3月17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发言的主调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是讲斯大林不再是一贯正确的化身了;所谓“捅了娄子”,是说这个《秘密报告》可能会给共产党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一则以喜,一则以忧”。[47] 高兴,忧虑。毛泽东对于“秘密报告”的反应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1956年9月13号,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紧跟着就提出了一个中央设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的建议,这个建议最早实际上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当天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48] 所以在1956年提出中央政治结构的改革,就动机而言,这样的一种政治举措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所作所为的一种反应。[49]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以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乎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的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 [50] 在毛泽东的心理中,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可谓“念念不忘”。

   值得注意的是,史料显示,毛泽东在“大跃进”从亢奋到消沉的时期,1958年2月、1962年7月、1963年3月、1963年7月,曾4次阅读邹容的名著《革命军》。并在此书邹容的肖像旁抄录了章太炎狱中赠邹容诗。因邹容只比毛泽东大8岁,故将原诗第一句“小弟”改为“小友”。诗曰:“邹容吾小友,被发下灜洲。快刀剪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掺手,乾坤只两头。”[51]

   解读此诗,寓意深厚。或许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带有强烈毛式思维印迹的“思想事件”,因为通过邹容形象的夸张和记忆,“死亡”实际上已成为了“突破”和“超越”的重要表征。所以,“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除了意识层面上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外,在潜意识里则明显隐藏着关于“死亡”的主题。青年英雄邹容死了,为何死?如何死?死之意义是什么?如何使贫弱的中国在邹容之死中获得永生?…… 这难道与即将来临一场政治大冒险没有任何可能的关联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除了1958年5月17号和5月20号,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两个长篇讲话中谈到死人的话题外,同年12月9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更为明确地谈到了这些问题,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到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 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意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虽然这个讲话目前并未公开发表,但毛泽东的“讲话提纲”则已清除地反映出了这个问题。[52]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做这个话讲的时候,时间正是大跃进处于高潮之中。为什么在一个大跃进的高潮之中,在一个他把亿万人民群众都动员起来而形成的一个集体亢奋的过程中,他突然谈到死呢?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1959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史称“庐山会议”。虽然这个会议的前半截毛泽东也不高兴,但是他并没有想立即做出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倒彭德怀这样的一种决定。我现在看到的材料,他在这个会议开了一半以后,就觉得不满意嘛,他就想走,就说提前下山,你们自己再去吵吧,我先走了。他把自己的书什么的都收拾好了,准备走。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上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在1959年7月23号,这个毛泽东这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现在非常有名的即席讲话。毛泽东说自己前一天晚上一连吃了三次安眠药但仍不能入睡。在会场上他抑制不住激烈的情绪,说了很多在党的会议上其实不应该说的话:“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这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 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53] 会议当事人、李锐先生回忆说:“7月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54] 会议的另一位当事人黄克诚大将在《自述》也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 [55] 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对付你有此顾虑,怕难于团结你。”[56]  由此可见,在复杂纷繁的政治事件背后,毛泽东对自己身后之事的重重顾虑,是影响这个政治结构以及政治进程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进入了60年代以后,毛泽东言谈之中涉及死亡词汇的频率逐渐地增加,某种担忧似乎深深地压抑在他的心头。

   1959年刘思齐在毛岸英牺牲10周年的时候到朝鲜为亲人扫墓,回国后就大病一场,持续了一年之久。1960年1月15日,她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写来的一封亲笔家书。在信中毛泽东说:“思齐儿:不知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父字 一月十五日。”[57] 显然,上述信中的若干段落,话说得很重。我个人理解,其语义已远远超出了“家书”的限度。

   1961年9月在武汉再次接见蒙哥马利元帅。在24日的交谈中,毛泽东第一次正面地谈到了自己的死亡问题。毛泽东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一百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蒙格马利则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这样毛泽东就说了那句话: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蒙格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你。你现在不能离开这条船不管。毛泽东说:暂时不离,将来学邱吉尔的办法,随时准备灭亡。紧跟着毛泽东谈了预测自己死亡的五种死法:第一被敌人开枪打死,第二坐飞机摔死,第三坐火车翻车被压死,第四游泳时被淹死,第五生病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58]

   1962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

   1962年初中共召开了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大会,即“七千人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例如,1月18日,当会议讨论到“大跃进”谁应当负责任时,彭真提出: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1月19日,陈伯达就针对彭真以上言论发难,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 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在听到此话后,彭真感觉问题严重了,他紧跟着解释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面对彭、陈关于毛主席该不该负责的争论,会议主持者刘少奇则说:主席历来提倡多谋善断,…… 但是有些人把话传得太宽。随即宣布当天的会议散会。[59]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讲话,公开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60]虽然自1959年初以来,毛泽东曾多次谈及自己应负重要责任的话,但像此次会议这样首先由别人直接涉及毛泽东的个人责任问题,然后再由他自己本人做出自我批评,可能自中共“七大”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对于敏感的毛泽东来说,听到这样的一种信息,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很可能会萌生出另外的想法。细致的学者注意到,1962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闭幕,第二天2月8日晚,毛泽东即坐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61] 显然是对这个会议有所不满。

   据长期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先生回忆,“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这是第一次总结!总结一次还不行,以后每年都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他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62] 这个话说出来以后,人们可以想象,即使说者无意,我们也不能排除听者有心。1962年3月,刘少奇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的教训,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人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的话。事后他也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印发这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63] 无疑,这已触及到了毛泽东的敏感之处,留下了深深的政治隐患。

   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64] 毛泽东在这里使用了“推翻我们”这样非常危险的词汇,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因为他明确地知道,刘少奇既没有这样的意图,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推翻他的领导。当然这样的一种预期,只限制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一旦毛泽东本人去见马克思了,那么事情就很难说了。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忧虑,不是忧虑于他活着的时候会怎么样,他真正担心的是他不在了以后政治会怎么样。

   1964年:“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1963年至1966年,中共又发动了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著名的“四清”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二年,1964年是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对于这次运动的性质和对象究竟是什么,以及用什么方法去实施这次运动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甚至重要的分歧。[65] 这里,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是:这种意见分歧在毛泽东的心理层面上激起了什么样的反映?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在谈话中,毛泽东对当时的情况做了严重的估计,认为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或正在出修正主义。“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他列举了高岗、彭德怀,认为他们是“动摇分子”,“是我们的敌人”。当金日成问“中国将来的情况会怎样?”时,毛泽东说:“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金日成再问:“有这种可能吗?”毛泽东说: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66]

   这天毛泽东谈兴未尽,会晤结束后回到中南海游泳池,又跟护士长吴旭君唠叨起谈话的内容。总的意思是“我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放心”,“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摘者注:指反修防修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最后又说就一句目前被大量引用的话: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67]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到要及早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时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紧跟著,毛泽东又谈及到要警惕中国出现苏联的修正主义,出赫鲁晓夫,他要求要把他的这些话“传达下去,传达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68] 而就在毛泽东说出此话的同时,刘少奇并未意识到这里所谓“修正主义中央”的总首领指的可能就是他本人,而是附和着毛泽东的意思说:“要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又说: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69]

   1964年的6月16号,毛泽东在北京的十三陵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请大家注意这个地点,很偶然,是“十三陵”。[70] 在这个会议上正式地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说: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我想的不完全,今晚你们开会研究一下,…… 不要认为世界上只有自己行,别人都不行,如果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也没有了,自己死了无办法了。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说什么死了一个人是很大损失,我就不相信。你看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死了吗?死有各种死法的。敌人打死,飞机摔死,游水淹死,枪打死,包括原子弹炸死,细菌钻死,不钻也老死。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随时准备接班人”。[71]

   在1964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修改著名的“九评”这篇文章的时候,在上边增添了一大段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他说: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能不能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72]

   在这里,毛泽东连续用了四个,“就是”、“就是”、“就是”、“也就是”的这种强势的语调,突出地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他的革命事业能否持续的焦虑已经达到了一种顶点。

   而正是毛泽东在做了这个批示的三个月后,1964年的10月16号,赫鲁晓夫正式下台。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一直在争论,激烈地辩论。赫鲁晓夫下台,苏联认为是一个转机,中国也认为是一个转机。这个时候,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的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在11月7号晚上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酒会上,苏联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公然对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成功地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法我们,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就能和好。[73] 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听到了这种消息以后会有什么感觉。据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晚年回忆:“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等人搞下去后,毛泽东就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感到了担忧。他对刘少奇等人为首的领导集团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但是他找不到一个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好办法。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学毛著,他准备出他的选集的第五卷,里面准备选几篇历史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主要是批判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对我说:‘摔几颗炸弹看看,证明我和皇帝不是一样的,历史上就不是一样的。我和刘少奇是同路人而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我听了很着急,几次给刘少奇暗示,希望他能在毛泽东面前检查,搞好和毛泽东的关系。刘少奇得知毛泽东的意图后,也几次向毛泽东建议,不要他急着把那些文章发表出来,说那样不利于团结全党的大多数。”[74]

   1964年底,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当时,中央已明确决定,毛主席退居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铸他们已隐约感觉到了毛泽东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刘少奇。随后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75]

   1964年12月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运动的性质和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虽然气氛还比较缓和,但在几天后毛泽东生日这一天私人宴席上,他发泄不满,又不自觉地联系到了死亡。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现在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当时在宴席现场曾志回忆,毛泽东入席前曾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 曾志说,时间久远了,已记不全毛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毛泽东还向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曾志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据薄一波回忆:“席间鸦雀无声。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同志身上想啊!”[76]

   1965年1月19号,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的主题之一仍然是死亡。

   毛泽东说:“…… 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诺说:“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斯诺问到:“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毛泽东回答:“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可是欧洲是有的”。[77]

   斯诺回忆,这次谈话结束以后,毛泽东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凄苍的情绪。斯诺写到:

   “毛泽东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眼睛。他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以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78]

   随着年纪的增大,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事情是越来越不放心,应该说是“疑心重重”。

   在1965年9月18日至10月20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 10月12日,毛泽东又在这个会议上又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错误”。这天,当彭真在会上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了几句很重的话: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79]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80]

   1966年5月18号,林彪在中央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永远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敢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应该说,这样的讲话是为毛泽东好的,是向毛泽东表态的,但在实际的心理效果上,很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就是说,它可能会使听者联想到一些自己本身非常不愿意联想的问题。所以,6月10号,毛泽东接见胡志明,两个人谈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毛泽东再一次谈到了死亡。他说: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在这里,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我们后来经常引的话,叫做“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 [81]

   针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在同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也说了一句话:“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82] 以往学术界研究此信,从未谈及毛泽东“感觉不安”的因素中应包括林彪谈到他死后事情的这一情结。[83] 现在看来,对此信的含义似乎应当更深入地予以解读。

   我们看到,1966年,毛泽东72岁,而按中国传统习惯的虚岁则是73岁。正是在第一年,或许毛泽东认为他自己已经闯过了这一生命“难关”,此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如火如荼地燃遍了整个中国。[84]

   1967年:赫鲁晓夫曾焚尸扬灰:后事恐惧

   1967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几位元帅谭震林、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等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话语上发生了冲突。会后江青写条子给毛泽东说:“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毛泽东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开始毛泽东只是笑了笑,但当张春桥汇报说:“陈毅说,延安整风冤屈了许多人,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将冤屈许多人。他还说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吹捧得最起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时,毛泽东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王力曾回忆过当时的汇报情况,他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主席已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脾气。”[85]

   显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是晚年毛泽东最为忌讳的话题之一,这自然刺激了毛泽东联想到自己死后的种种可能,断然地给这一事件扣上了“二月逆流”的帽子。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事情异常敏感,是寸步不让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时期毛泽东仍然十分关注“革命意志”逐渐衰退的话题,这是自1949年中共进城后毛泽东一直担心的要事之一。随着掌握政权越久,毛泽东的担忧也越重。的,毛泽东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说: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时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86]

   据一份未经充分证实的材料说,1970年8月下旬中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会上在新一届人大会上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使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突出出来。而毛泽东先祭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而逐渐把矛头引向林彪。陈伯达回忆,毛泽东1970年8月5日上午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就大怒:“大家批判了你的错误,你能认识到吗?你这个人大概是看到我快死了,所以迫不及待要给你自己找一条出路和靠山,是不是?你历来是脚踏两只船的,这次表现更加恶劣。”[87]

   此处毛泽东动怒,其意识中无疑是说他明显感觉,当他死后,会有人背他而去,而陈伯达追随林彪只不过是一个明显的先兆罢了。

   有文献显示: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时年77岁的毛泽东就感到自己身体有些不舒服。当他从江西回到北京以后,就经常出现低烧和咳嗽,浑身乏力和小便减少等病情,这是先前也所没有过的。医生怀疑毛泽东是染上了肺炎,需要做X光仪检查。然而,毛泽东在晚年最反感和最不愿适从的就是身体检查。在周恩来的亲自劝说下,毛泽东做了一次胸透。这次X光检查的结果证实,毛泽东所患的疾病确是肺炎。经过医生的多方调治,毛泽东的肺部感染到1971年春夏之交才始告治愈。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开始了巡视大江南北,但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坠机蒙古温都尔汗的事件![88]

   1971年:我的“副统帅”哪去了?

   1971年9月13日,由毛泽东钦定并写入《中共党章》并被媒体称之为其“亲密战友”的中共元帅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给晚年毛泽东带来了一生无与伦比的精神打击。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他自己从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一种严重后果。[89] 为此,78岁的他大病一场,以后其病情虽时好时坏,但确再也难得到根本性的康复。

   据多种研究报告称,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室内行走也要有护士搀扶,室外散步在严冬时节被彻底取消了。该年10月8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客人邀请他能到埃塞俄比亚访问,毛泽东答道:“这一点恐怕有困难,会让你失望。早几个星期前,我因心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90]

   1972年1月18日因心率失常导致严重缺氧,出现长达半小时的昏迷。1972年2月初,毛泽东因肺部感染无法控制,只能倚靠在沙发上睡觉,咳嗽也越来越重,有时坐在沙发上就不知不觉陷入了昏睡状态。2月12日晨因咳嗽卡痰而突然休克。经抢救,大约20分钟后才慢慢醒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睡了一觉。”2月15日,毛泽东的老友、美国记者斯诺去世。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91] 7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京剧团演员,提到在他的构想中,《红灯记》一家三口最好都不要死,现在这个结局看了太悲。可那个时候情况确实如此,日本人、国民党对我们的残杀是很厉害的,都改掉可能不行。而《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比较好,也讲斗争,但未死一人,一般人爱看。[92] 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谈话中田中说:“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毛泽东随口回答说:“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 11月17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当比斯塔说这是第三次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则说:“没有第四次了,我要到阎王那里去搞革命了,把地狱中的制度破坏一下。”[93]

   这一阶段,毛泽东再次从中美、中日关系的方面,实施了“开局”的举措;国内政治中也做了大调整,总之,他比较“忙”。1975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的病情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稳定期。[94] 此间,毛泽东注目于宇宙与宗教等大问题,要求少量印制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的注释,似乎在与“天”对话。1974年6月周恩来住院后,前后6次大手术, 8次小手术。1975年2月四届人大后病情又恶化,每日便血。在此背景下,毛泽东1975年4月18日布置注释张元干的《贺新郎》词。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毛泽东把这首词的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不须顾。”或许是在跟老友周恩来说话吧?! 1974年5月10日毛泽东又布置注释的大字本庚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恨赋》。历史学家刘修明评价说,这无疑直接反应出“政治,社会理想,现实疾病,家庭壮志,暮年,这一切,在晚年毛泽东的感情上掀起巨大的波澜,造成他错综复杂的心态和至深且巨的精神创伤,使他不得不从中国古典辞赋诗词等文学作品中寻求心志的抚慰。” [95]

   1975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度过了他的82岁生日。这一天上午他没有看书,单独地坐着,对身边工作人员嘟囔着说:“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生日吧!”

   1976年:接连三次心肌梗塞,

   奏响了生命的暮曲

   1976年1月1日,毛泽东出乎意料地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席间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1976年3月8日下午,一块巨石,以每秒15至18公里的相对速度,与地球公转轨道相交,在距离大气层 19公里的吉林市北郊高空,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碎片犹如天女散花般散落在吉林市永吉县靠山屯附近。据报道,这次罕见的陨石雨,是迄今世界上数量、质量和散落范围最大的一次。人们后来形容说陨石雨犹如被击碎的飞机,“机头”酷似1号陨石、“机右翼”为2号陨石,“机左翼”为3号陨石,“机身”好像粉身碎骨的3000余个零散的小陨石块。其中,一块重1770公斤石质陨石,至今为止作为世界最大的陨石。坊间后来传说,这三块大陨石,象征着当时中国三位最著名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

   4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市民吊念周恩来的活动。7日,毛泽东决定,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毛泽东传》对此时毛泽东的精神和心态,做了如下描述: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它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健康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面对的复杂局面而日益加深,甚至变成焦虑不安,直接影响他此时对许多重大问题做出的决策。” [97]

   4月21日,毛泽东身边的护理人员孟锦云照常给他读报。当读完有关吉林陨石雨的报道后,毛泽东让她再读一遍,读着读着毛泽东就坐了起来,而后他便下地,在屋里走了几步,“看来,毛泽东被一种情绪笼罩着,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思虑,一种不安,一种激动”,他让孟把窗帘打开,由孟扶着走到窗边,“毛泽东站在窗边,望着那夕阳渐落的天际,望了很久很久,望得那样出神。”毛泽东在窗前伫立良久,感慨而又激动地对小孟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孟锦云反问:在大人物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毛沉思后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98]

   5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出现了心肌梗塞迹象。尽管此前他的心脏也不是很好,但却始终没有出现过早搏。这次,毛泽东发病突然,呼吸急促,脸色苍白,并伴有全身大汗。经过检查,专家们确认毛泽东为心内膜下心肌梗塞,同时又伴有心律不齐。由于无法进食,华国锋曾亲自做了一次下胃管的尝试,大部分医疗小组成员也同样做了下胃管的尝试,借以劝说毛泽东改用胃管进食,但毛泽东仍不同意。

   5月30日深夜,毛泽东的心脏病第二次复发。他呼吸急促,大汗淋漓,并出现了短时间的昏迷。这次发病之后,毛泽东同意医生在他的耳垂上抽取血液进行化验,同时又配合医生使用无线电遥测心电仪。在以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的病情较为稳定。

   6月中下旬,毛泽东中南海游泳池驻地与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断断续续地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98]

   6月26日,毛泽东的病情又发生了变化,心电图显示心律加快和间或发生早搏的迹象。尽管行动不便,但毛泽东仍然不时要求从床铺移至沙发上休息,后来又再次要求移回床榻之上。晚7时左右,遥测心电仪再次显示毛泽东出现心肌梗塞的迹象,而且这次心肌梗塞的面积较之5月11日那次面积略显扩大。这次,毛泽东同意使用胃管输入营养。是月,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开始有了一定好转,他可以在护士的搀扶下,下床走动了。

   7月28日深夜,中国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31日下午,重病在身的毛泽东由警卫战士和医护人员抬上自动移动病床,被转移到距游泳池住地不远,具有防震功能的202号的新住宅。

   8月中旬,遥测心电仪第三次显现出心脏跳动不规律的迹象。而且在这期间,毛泽东的情绪变得烦躁起来,右侧肢体的偏瘫症状也变得明显加重,毛泽东只有在左侧偏卧才能保证呼吸畅通。这时,医疗小组重新调整了医疗方案,相机投入一些控制心脏早搏的药物。从8月下旬开始,毛泽东的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99]

   据权威资料,此时毛泽东曾提出回湖南韶山修养,但由于病情未能如愿。18日圈阅了最后一份《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的文件;26日,索要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这是毛泽东生前索要的最后一部书籍;28日上午,在病床上见了女儿李敏;9月7日,在纸上画了三横,又用手敲打木质床头。由工作人员辅助阅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看了几分钟就昏迷过去。这是他最后一份自己指定阅读的资料;8日,全天由工作人员托着文件或书籍,阅读11次,共2小时50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钟,看了约30分钟。入夜,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100]

   以下是毛泽东临终之际,由其医疗专家组总负责人陶寿淇教授所做的医疗抢救记录:

   九月八日晚上二十是时五分,紫绀明显,吸痰及用呼吸机几分钟后紫绀一度减轻。

   二十时三十分,四肢发凉,神志模糊,紫绀又加重,用呼吸机后稍减轻。

   二十时五十五分,神志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

   二十一时四十四分,出现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

   二十二时十五分,血压降至80/58(mmHg)。

   二十三时十五分,进入昏迷状态。

   二十三时四十四分,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

   九月九日零时四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

   零时六分,自主呼吸完全消失。

   零时十分,心脏停止。[101]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享年83岁。他的生命历程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道奇特而耐人寻味的痕迹。

   

四、 “死亡焦虑”:罪疚冲动的性质


   毛泽东晚年,当他想到死亡的时候,说了很多的话。概而观之,他最后一年曾反复吟咏唐代刘禹锡之名词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可谓表征。这样,在并不企望自己之肉体长生不死的角度上,毛泽东确无恐慌。实情或许是,毛泽东对死亡的态度似比常人更加开放豁达些。据吴旭君回忆:1963年,毛泽东曾得意地掰着手指头给她讲形式逻辑:“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做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并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他还认真地对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102]

   上述描述生动、真实,然而,它并未解释本文所言毛泽东之“死亡焦虑”的性质,因为我们的原始问题是:“死亡本能”对于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倾向,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说毛泽东的一生“奇特”而“耐人寻味”,是指他似乎总是处于某种同时矛盾着的统一的连贯性之中:在宣布绝不惧怕死亡的同时,又时时担忧死后的情景;在倡导尽可能少杀人、最好不杀人的同时,却永远地崇尚“攻击”和“斗争”;在千方百计地聚合朋友的同时,心底中最在乎可能更是敌人;在直接推动“天下大乱”之运动的同时,憧憬的则是“大治”之下的“永久泰平”。…… 总之,他自己心目中“革命道德”之“大仁政”追求,每每以“战争”、“破坏”和“折磨”的形式得以展现。美国哈佛学者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曾触摸到了这一深层“分裂”,他说:“我之所以要使用 ‘精神状态’(states of mind)这样一种含糊的字眼,是想表示[毛泽东]各种交替变化的情绪,这些情绪包括:深深的忧虑、高度的亢奋、受伤的自尊、深切的怨恨、以及毫无根据的自满等等……。”[103] 如果说这种“矛盾之一惯性”恰是毛氏“辩证统一”哲学的底色,那么,这里我们想探究的则是这一哲学意涵的心理(psychoanalysis)基础。

   《自我与本我》[104] 是弗洛伊德晚年最后的一部学术著作,被称之为“心灵解剖学”(the anatomy of the mind)的经典。其中最重要的原创性思想贡献,可能就在于其揭示出“本我”与“超我”表层对立背后之深层内涵的一致性,其中“罪疚感之无意识”(Unconscious of guilt)是其思想精髓的关键词。

   按对弗洛伊德思想之通常而浅显的理解,所谓“自我”是生命动源(Libido)的直接表达,以“享乐原则”行事,而不顾他者感受的“破坏”欲望;“自我”则是受到社会道德约束而被矫正的压抑行为;而“超我”更是以追求“理想自我”(ideal ego or ego ideal)为满足的“极道德”了的一种需求。在一般意义上,“自我”行为会被社会认可为“正常的”(normal),而不死的“本我”又必然地时时发起“进攻”,因而,人生就经常性地处于“本我”欲望与“自我”压抑的厮杀之中。而“超我”则更像是一个摆脱了厮杀的“安全岛”,在那里,人们由于“本我”向“自我”做出“牺牲”为代价而获得了某种高傲而安详的满足。当然,在现实中,这一切“逻辑”都只呈现在潜意识中,当事者对此并不曾知晓。因为,被明确承认了的意识就不是潜意识,换言之,只有主体矢口否认或视而不见的意识才是潜意识。

   但是,这一解释只是理解弗洛伊德思想的表层,而他最为深刻的洞察则在于对“超我”困境之真实面目的揭露。弗洛伊德指出:“超我”的“道德”是一个乔装过后的面具,实为一种假象,它的实质可能会是某种更加老道的“破坏欲”(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暴行”)。而“本我”与“超我”之间暗自沟通的渠道恰恰就是一种“死亡本能”,其表现形式就是面对死者的“罪疚感”(guilt),弗洛伊德也同时使用“自我谴责”(self-reproaches)对此进行表征。正是“罪疚感”,为“超我”谴责“自我”找到了理由,并为“超我”向“本我”退行打开了出口。用弗洛伊德的原话说,在此,他发现了“一种所谓‘道德的’因素,这是一种罪疚感,它要在疾病中获得满足,同时又拒绝放弃受痛苦的惩罚。”所以,弗洛伊德说他相信:

   “死亡恐惧是发生在自我和超我之间的某种东西。”

   “破坏性成分置身于超我之中,并转而反对自我。现在在超我中取得支配地位的东西可以说是对死亡本能的一种纯粹的培养。”

   “‘超我’比‘自我’更了解潜意识‘本我’”。

   “可以说,‘本我’完全是无道德的,‘自我’力图成为有道德的,而‘超我’可能是极道德的,同时也可能像‘本我’那样的残酷无情”。

   “超我的表现却好像是说,自我应该为此负责,并且在惩罚这些破坏性意图时,用它的严肃性表明,它们不但是由退行引起的伪装,而且实际上用恨代替了爱。”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行文中,弗洛伊德会把“道德”(moral)与“正常的”(normal)、“良心”(conscience)、“责任”(responsibility),以及 “罪疚感”(guilt),看成具有同一性质的症候。它的意义就在于,在“超我”意识层面愈是执著地追求“良心”或“道德”的实现,就意味着其潜意识中“本我”之“反道德”欲望的攻击性本能就愈加强大。这就是弗洛伊德警示后人的“超我”向“本我”退化的将造成某种可能性灾难。

   弗洛伊德敏锐地看到,“无意识罪疚感的增长会使人们成为罪犯,这一发现是令人惊讶的。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在许多的罪犯身上,特别是在年青罪犯的身上,人们可能发现在犯罪以前存在着非常强大的罪疚感,所以罪恶感不是犯罪的结果,而是它的动机。能够把这种无意识的罪恶感施加在一些真正的、直接的事情上,这好像是一种宽慰。”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罪犯”一词定义为更为宽泛的“对现存秩序之破坏者”的话,那么,毛泽东关于“看到‘革命’二个字就高兴”的感慨,[105] 他关于“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还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的断言,[106] 以及“我[死后]要到阎王那里去搞革命了,把地狱中的制度破坏一下”[107] 的 “闲话”和“漫语”,是不是就更流露出了他所无意识的(不承认的)中某种绝对主义“心理深意”的逻辑特征?进而,对他面对“残酷”(无论是被人折磨,还是折磨别人)如此之自诺和泰然的超脱表现,会不会将增加某一层面的一致性解释?在“超我”之“道德”的保护下,毛泽东始终以被压迫者的代表和拯救者自居,他鼓动社会底层的“贫人”、“贱人”、“小人物”、“被人瞧不起的人”、“受压迫者”起而“造反”,直接释放Libido,就由此获得了心理“道德”上的合法性,正是这种的非制度意义上的合法性,也就成为了政治行为中“打到阎王,解放小鬼”之“本我”破坏与施暴欲望的正当性依据。

   作为人类思想的先知之一,在去除了其理论之明显的瑕疵之后,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今天仍然保持深刻的闪光亮点,或许就在于,他已清晰地预测到了:高调和执著的“道德”诉求,可能成为会演变为某种人类行为的超级灾难。

   本文作者并不否认毛泽东意识中的道德高尚性,也无意为其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做正当性辩护,而只是试图寻找那条隐藏在“道德”与“破坏”背后的一致性线索。

   最后我想说,毛泽东一生与死神交往甚深,且并不顾及它的屡次光顾,但在“无意识罪疚感”的影子里,他放心不下,无法超越那个渴望神圣的不朽。因之,执著的毛泽东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他确确实实地也输给了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他认为那个“堂堂正正”,故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超我”。

   

   注释

   [1]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2]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页。

   [3]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pp.65-66.

   [4]  Robert Jay Lifton, Death in Life: Survivors of Hiroshim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1968].

   [5]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p. xv-xvii.

   [6]  同上,pp.77.

   [7]  在英语中,这里所谓“精神”的原词为“Words”,意为“圣言”,也可译为“道”,但不能译为“词”。刘小枫1991年著有《“道”与“言”的神学和文化社会学评注》,专文讨论“Words”一词的基本意涵,可供读者参考。( http://philosophyol.com 2004 年7-19日)

   [8]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xvi.

   [9]  同上,p.78

   [10]  魏菲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11]  弗洛伊德:《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pp.231

   [12]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p.69

   [1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P.109

   [14]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p.11-13

   [15]  同上,pp.69

   [16]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pp.413-448

   [17]  参阅:李占平、李淑琴(编)《毛泽东历险记》,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 陈湖、文源(编)《毛泽东的三十险难》,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18]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400

   [19]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 — 一九四九)》修订本,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303页。

   [20]  陈湖、文源编《毛泽东的三十险难》,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178 页。

   [21]  Lowell Dittmer, Mao and Politics of Revolutionary Mortality. In Asian Survey. Vol.27. 1987.

   [22]  莫里斯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张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8页。在战争状态之中,死亡是一个经常性的话题。例如,共产国际最早系统介绍毛泽东的文献,竟是一篇刊载于1930年3月20日《国际新闻通讯》的官方“讣告”:“据中国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历史使命。中国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23]  弗洛伊德:《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P.221

   [24]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69

   [25]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p.77-78

   [26]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04页。

   [27]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解放》杂志第33期,1938年4月1日。

   [28]  同上。

   [29]  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pp.300-301

   [30]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p.660

   [31]  陈晨:《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发表的前前后后》,《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9月7日 第8版。

   [3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005

   [33]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p.1096-1097

   [34]  同上,p.1098

   [35]  关于中国传统中“死”与“亡”的基本区别,参见:庞朴《说“无”》,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36]  《解放日报》,1941年4月20日。

   [37]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p.832

   [38]  同上,p.130

   [39]  同上,p.832

   [40]  同上,p.832

   [41]  同上,P.832

   [42]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1日。

   [4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102

   [44]   萧延中:《中国传统“圣王”崇拜的生产逻辑》,载《文化研究》,第5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pp.211-216

   [45]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pp.69-70

   [46]  这里所用是柏拉图原生意义上所谓“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而不是现代中国革命语境中与主观性、片面性相对立的那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47]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48]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06年1期,第6页。

   [49]  毛泽东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情结甚至一直影响到“文革”运动的发动。据王力回忆,在“四清”运动中,面对刘少奇支持并陪同王光美到各省作“桃源经验”报告的事情,“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了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参见:《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2年版,第573页。另见: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50]  转引自:张家康《毛泽东眼中的斯大林》,《党史文苑》2004年第1期。

   [51]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383页。

   [52]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全文并未公开发表,但其《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则可参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642页。

   [53]  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35、141-142页。

   [54]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

   [55]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56]  同上,第311页。

   [57]  思齐:《泪中的怀念》,2000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58]  陈湖、文源编《毛泽东的三十险难》,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59]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11页。

   [60]  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6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6页。

   [62] 《1994年7月1日访邓力群纪录》,载《话说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345页。

   [63] 《刘少奇年谱》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2页。

   [64]  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经张素华研究员搜索,在毛泽东“七千人大会”上的所有文献中,甚至包括会议以后的毛泽东讲话,均未发现有这样的一篇讲话。毛泽东在此为何如此而说,则需要进一步查证。

   [65]  关于毛、刘具体分歧的内容,参见: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6]  参见:邸延生《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pp.330—331

   [67] 《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9-1390页。

   [6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359页。

   [69]  同上。另参见:王年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的估价》,《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4期。关于毛泽东此番谈话的时间,王著标注为“1963年6月8日”,疑为印刷或笔误。另见: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427页。陈文并未給出文献的具体出处,经向作者本人请教,陈明显教授答复他曾看到过该文献的档案资料。

   [70]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的燕山山麓的天寿山,是中国明朝皇帝的墓葬群。这里自永乐七年(1409)五月始作长陵,到明朝最后一帝崇祯葬入思陵止,其间230多年,先后修建了十三座皇帝陵墓、七座妃子墓、一座太监墓。共埋葬了十三位皇帝、二十三位皇后、二位太子、三十余名妃嫔、两位太监。

   [7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0页。

   [72]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73]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四)——中联部八年(1958.10--1966.12)》,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

   [74]  师东兵:《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之“‘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当的冤枉’——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一节。

   [75]  顾保孜:《中南海政坛人物春秋史》,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196页。

   [76]  参见: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262页。

   [77]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401页。

   [78] 《斯诺在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97页。

   [79]  均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5-1396页。 另有资料说:“1964年他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也谈到死,他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 参阅:吴旭君《毛主席的生死观》,载李敏、高岚、叶利亚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28页。)引用者没有找到毛泽东这段讲话的具体出处,但1964年毛泽东在军队系统讲话,可能与他对“文革“前夕中国政治形势的判断有关。

   [80] 《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8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82]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83]  参阅:何云峰《<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84]  对于是否在1966年发动“文革”,撤消刘少奇,看来毛泽东当时并不是没有踌躇的。据1984年2月18日“廖汉生访谈录”载:“周总理说:毛主席下来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9页。另见: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5]  参阅:陈扬勇《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重庆出版社,2006再版,第34页。

   [86]  转引自:胡新民《毛泽东没有为王杰题过词》,《党史博览》2014年第4期。

   [87]  参见:师东兵 著《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之“‘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当的冤枉’——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陈伯达”。

   [88]  参见:《毛泽东晚年疾病是如何恶化终告不治的》,《党史博览》,2008年2期。

   [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413页。

   [9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410页。

   [91]  上引:《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第426-427页;《毛泽东晚年疾病是如何恶化终告不治的》,《党史博览》,2008年2期。

   [92]  上引:《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第443页。

   [93]  上引:《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第449、455页。

   [94]  美国MIT的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曾有趣地发现,每当毛泽东政治上顺利的时候,其身体情况也随之呈健康状态,而每当政治失利之时,疾病就会对他造成危害。参阅:白鲁恂《毛泽东的心理分析》,刘宪阁译,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四章,“第一部分 导论:虎气与猴气”。原版见:Lucian W. Pye,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NY: Basic Books, 1976. Part One: Introduction. 白鲁恂是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中国研究者之一,其在政治学中的地位与历史学中的费正清相仿。他是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子女,于1921年出生于山西汾州,并在中国度过了整个青少年。白鲁恂生前担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同时也是政治学中政治发展理论和政治文化研究的大师,1988年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纽约时报》之所以称白鲁恂为大胆的思想者(bold thinker),是因为他用“儿童心理学”来解释中国革命,在同时代的中国研究学者中可谓独树一帜。

   [95]  参阅:刘修明《从印制“ 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9页。另见: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639-666页。

   [9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4、1666页。

   [97]  郭金荣:《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

   [98]  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的作者在注释中说:“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它第一手权威材料。”见前引,第649页。

   [99]  以上信息均引自:《毛泽东晚年疾病是如何恶化终告不治的》,《党史博览》,2008年2期。

   [10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651页。

   [101]  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香港:利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二版,第198页。

   [102]  李敏、高风、叶利亚 主编:《真实的毛泽东》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页。

   [103] “I use vague term ‘states of mind’to refer to the evidence of shifting moods, of deep anxieties, soaring exaltation, injured pride, deep resentments and unexamined complacencies. Our attention tends to be drawn to his affective reactions to emerging and often unanticipated situations.”(See, Benjamin Schwartz, Thought on the Late Mao: Between Total Redemption and Utter Frustration. In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Roderick Mac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ed.,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9. p.20)

   [104]  以下引文均见: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载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文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281页;英文见: S. Freud, The Ego and the Id, 吴琼编:《弗洛伊德文集:论无意识与艺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60-97页。我们主要讨论其中第四章《自我的依赖关系》。注略。

   [105]  转引自: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页。

   [106]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0页。

   [107]  上引:《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第449、455页。

   原文载于《生命叙说与心理传记学》2014年12月,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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