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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年代:我的精神摇篮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许纪霖 点击:6097次 时间:2017-03-20 20:42:03

   我的精神人格,是在大学时代形成的。四年大学生活,可以说是我的精神摇篮。

   

入 学

   中学毕业以后,我曾经下过乡,但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辉煌年代。那已经是“文革”的后期,林彪已经自我爆炸。虽然还在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但大家的心目中,已经在暗地怀疑是否好。革命的理想主义普遍退潮。中学生毕业是否下乡,是看你家里是否有兄弟姐妹在乡下。因为我姐姐毕业后留在城里,所以,我理所当然地必须下乡。去的地方不远,仅一江之隔,属于上海郊区的南汇县东海农场——今天说起来,也算作浦东了。农场三年,基本是混日子。可以说,心灵底处,还是一张有待描画的白纸。

   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对我这样在农场待得无聊的人来说,等于提供了一个跳龙门的天赐良机。那时候,在农场的熟人见面,总是问“你高考了吗?”就像问“你吃饭了吗”一样流行。我对自己考上大学真是踌躇满志,志在必得。可能是家庭遗传的因素,我从小喜欢读书,即使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代,也以读书为乐。中学四年,每次考试,门门100分。(换到如今,面对以作弄考生为业的怪题、偏题,我大概也只有投降的份了!)唯一的失手,是一次数学考试,漏点了一个小数点,考了个99。5分,让我难过了好几天。幸而数学老师给我面子,期末总分算我100分,勉强保住了金身。而来到农场,三年光阴,闲得无聊,正好读了不少闲书——这样的底子,还怕考不进大学?!

   偏偏命运要捉弄我一回。发榜的时候,竟然没有我的名字!连公认比我差的同事,都一个个笑盈盈拿到了入学通知书。怎么回事?我想不通。当时的成绩是保密的,直到后来我进了大学,才知道,实际上我考得并不差,4门科目,总分为349分,平均每门87分,其中,数学还考了个满分。我的成绩,在当时属于高分。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录取呢?至今,这还是一个迷——那年头百废待兴,拨乱反正刚刚开始,你无法解释好多个为什么。不像现在电脑排名,从高分到低分,绝对公平。

   看着一个个幸运儿眉开眼笑地离开了农场,我简直觉得无法见人,只能灰溜溜地准备来年再考。真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一个月以后,我收到了大学补充录取通知书!原来,李春光先生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大意是第一届高考考生质量实在太好,是否可以扩大招生。老人家大笔一挥“同意”,我就这样被扩招进来了!

   唯一让我美中不足的是,录取我的是华东师大的政治教育系。这不是我所向往的志愿。说到志愿,还有段小故事。我在中学有一个十分十分要好的同学,叫陈乃群,我俩中学四年,基本形影不离。在班级里,成绩也是双峰并峙,门门100分。私下里,我一直以为他比我聪明,我妈经常对我说:“你成绩好,是用功出来的,你看人家陈乃群,书也不怎么看,考试哪次比你差?”我俩那样要好,还有一个原因,乃志同道合,都写得一手好作文,立志当一个文学家。那个年头,文学家地位之崇高,其风头要远远压过今日的比尔·盖茨。比文学家更诱惑我们的,是当记者。于是,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俩共同约定:第一志愿填复旦新闻系,中文系,第二志愿填华东师大中文系,这一年,在上海考文科可以选择的高校只有这二所,我最后加了一个华东师大历史系。才将四个空格填满。

   因为经过了太多的可怕的政治运动,许多人很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以后吃文字饭,觉得还是吃技术饭比较保险。陈乃群的母亲特地从湖北赶来,阻止儿子报考文科。他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抗不过母命,只好与我分道扬镳,进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后来读到博士毕业,移民美国,改行当了一名电脑软件设计师。前几年回国我们见面时,回忆起这段往事,都感叹不已。假如当年没有母亲的阻拦,凭他的聪明、敏感,焉知中国学界是否又将多一位重量级人物?人生无常,机遇如云,一个偶然,就为你定了终身。

   我也是如此。一纸政治教育系的录取通知,早早粉碎了我的文学梦。怀着半是喜悦,半是遗憾的复杂心情,我来到华东师大报到。美丽的丽娃河,以她的恬静、妩媚和宽容向我张开了欢迎的怀抱,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我喜欢这个校园,喜欢这个充满了知性,灵感和诗意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求 知

   1978年初春,还是一个对知识、大学和大学生充满崇敬的年代。学校发给我们的校徽白底红字,是中共书法家舒同题写的校名。在那一年,没有什么比戴一个校徽走在大街上更神气的了,所有的人都会投以羡慕的眼光——大学生!你的感觉,不比如今的高级白领,驾驶着一辆奔驰或宝马掠过街面要差,而且也许更好——今天的白领没有我们当年那份神圣的感觉。

   我们77级是”文化大革命”恢复高考以后第一届大学生,这一届华东师大的学生,可谓精英荟萃,人才济济。当年的上海高考招生委员会主席是华东师大的校长,著名教育家刘佛年先生,据说,他当时借职务之便,在招生的时候,让师大比复旦早到半个小时,于是,上海文科考生第一名,一些当年在社会上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统统抢到了华东师大。我所在的政教系,本来在文科里面,属于被瞧不起的系科,在我这一届,后来也出现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学者,如经济学家陈琦伟,中国哲学史专家杨国荣,西方哲学史专家童世骏,国际问题专家、华东师大人文学院院长冯绍雷,等等。

   学校知道,这批新来的77级大学生,与以前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不一样,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于是调集、配备了最好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在我们系,当初有几个著名的大学者,一个是哲学家冯契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另外一个是国际金融专家陈彪如先生,陈琪伟后来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当了他的学术助手。还有一个,现在提起来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大名:基督教研究权威徐怀启先生。他是中国老一代学者中,很少几个精通拉丁文的。前不久,我刚刚看到他的学生赵复三先生写的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在我们刚刚入学的第一学期,系里有意地安排这几位老先生每周六下午给我们开讲座。可惜的是,当时我还太年轻,心浮气燥,全然掂不出大师的分量,他们讲了些什么,竟然如今一点也记不得了。像徐怀启老先生。记忆之中依稀残存的,只是一个穿着中式棉袄的老人,消瘦,疲惫,不苛言笑,时时在黑板上写下一串陌生的英文和拉丁文,让我们感觉敬畏。课讲完之后,也没有什么学生提问。过了一两年,就听说老先生去世了。他离开人世之前,想必很寂寞。

   至于其他老师,特别是年轻一点的,据说特别怕我们,怕我们这批77级的大学生。我至今记得他们在讲台上那种胆怯、不自在的神情。我的同学当中,有些人很有些身份和阅历,有当过公社书记、兵团党委常委、街道主任的,不仅是党员,而且还是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自然有点自命不凡。有一位姓薛的老师,教我们中共党史,他在上课时总是很喜欢说”我们党如何如何”。一位学生老党员就在底下,轻蔑地嘲笑他:“我们党?哼,你还不是党员呢!”

   这些老三届同学,毕竟是红卫兵出身,常常会在课堂上发挥当年的战斗队余勇。有一次,课上到一半,不知为什么问题,突然老师与同学争了起来,乱成一团。一个从云南西双版纳来的同学,跳到讲台跟前,神情激动地挥舞着拳头,很是慷慨激昂的样子,让我这个余生的小子,领教了一番当年红卫兵的风采。

   我所在的班级,大多是老三届,不少已经结婚,有了孩子。最年长的是我们的班长,1946年生人,入学那年已经32岁。而年龄最小的同学,只有19岁。班长就经常开玩笑,对那个小同学说:“我生都能生出你来!”40多个同学当中,我排行倒数第7,属于小字辈人物,没有什么人在意,倒也落了个轻松。

   只是在政教系里,我因为有点文学兴趣,入学第一年全校话剧会演,我们系的剧本是我执笔创作的,内容多少受我那个中学好友遭遇的启示,大意是说一个有社会关怀的青年读大学,致意要报考政教系,父母因为受过政治运动的迫害吓坏了,死活阻拦,女朋友也哭哭啼啼的,最后那个主人公晓以民族大义,慷慨激昂地宣布:正是为了让民族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剧本明显受到当时“伤痕文学”以及流行话剧《于无声处》的影响,充满了政治说教,稚嫩之极。但在70年代末的校园氛围中,竟然大受欢迎,在最终决赛中,打败了中文系,获得了第一名。我为政教系大大争了口气,因此在系里也成为了一个小小的知名人物。

   不过,在班级里我的成绩,始终不是最优秀的。考试在任何年代都是死记硬背,班级里就有几个这方面的高手。永远可得高分。我偏偏头生反骨,任何问题喜欢多想一点点,喜欢标新立异。碰到开明的老师,会鼓励我一番,但有些比较死板的老师,就不愿给我高分了。好在我也不在意。大学四年,真正在课堂上,倒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我做学问,一直无“家法”可言,属于“野路子”那一类,这个毛病,就是大学时代种下的祸根。

   那么,我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一言以蔽之,图书馆。课堂里面的东西还是那样的陈旧,真正吸引我们的,是外面知识界出现的各种新思潮和新理论。华东师大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下课以后,只要有空,我就往图书馆钻,特别是期刊阅览室,那些解放我们封闭心灵的新思潮和启蒙文章,最早都是出现在诸如《读书》、《未定稿》这样的刊物上。《读书》大家都熟悉了,我后来自己也成为了《读书》的经常作者。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未定稿》。我记得那是中国社科院办的内部刊物,没有封面,薄薄的一本,每次刊登一两篇文章,比如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证唯生产力论,主张美学解放等。这些话题当时在公开刊物还是禁忌,就先在《未定稿》发表。如果要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未定稿》肯定是一本不可忽略的杂志。我当初因为喜欢,还自己花钱订阅。可惜的是,后来几次搬家,也不知扔到哪里去了,如今唯一保存下来的,是抄得恭恭敬敬的笔记。这本已经开始发黄的笔记,成为我大学求知生活的最好纪念。

   当年的大学图书馆哪像现在这样门可罗雀,其热门程度,只有牛市里的证券交易所可比。晚上6点半开门,5点半就要等在门口去抢座位。不仅抢座位,还要抢杂志。大门一开,就直扑事先瞄好的目标,晚一步就势必落入他人之手!我记得,金观涛、刘青峰关于中国超稳定系统的文章,就是以这样的百米速度抢来的。它当时发表在一个很不起眼的杂志《贵阳师专学报》上。那杂志差不多已经被人翻烂了,但依然被学生们反反复复抢着传阅。

   除了图书馆,最常去的地方就是书店了。书店座落在河东大礼堂附近的角落里,门面很小,只有一个开间。我们常常利用课间15分钟的休息,去看看有何新书。教室在河西,要来回跑步才赶得上。即使这样,也乐此不疲: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新书,比如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实在比如今股市中的新股还紧俏,你晚到一步,就会遗憾终生!

   那真是一个知识饥渴的年代。在我身体发育的时候,正好碰上三年自然灾害,而当我精神发育的当口,又是知识饥渴的时代!我们这一代学者,在学问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多问题意识,少学理基础,多少是大学时代落下的病根。每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就感慨万千,在课堂上多少次为我的学生现身说法,羡慕他们如今的读书条件多么好,谆谆教导他们千万珍惜,多去图书馆,多读点书——但我的学生在台下望着情绪激动的我,每每露出迷惘的表情,好像是在听一段史前史的古老传说。

   

激 情

   我的大学年代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我一入大学,就被这样火热的气氛包围了。

   70年代末,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一切有待拨乱反正。大学生的思想特别活跃,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有关国家政治。的讨论和辩论。我刚才提到,77级大学生的主流是老三届,正是他们把当年红卫兵的意气风发也带入了大学。我记得,刚刚入学不久,系里一批最活跃的同学,就组织起来,就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问题自发地举行讨论会。这样的讨论会,通常放在晚上,在教室里举行。时间还没有到,已经是人满为患。参加辩论的,不仅有本系,还有来自历史系、数学系等外系的同学。争到要紧处,那唇枪舌箭,比起如今做作的大专辩论赛来,不知精彩多少倍!那时的大学生比的不仅是技巧,更重要的是思想、信念和人格。我那时还很嫩,全然没有发言的资格,也不知说什么,只感觉个个都是高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至今,我对讨论会中的三个人还留有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历史系的姓叶的同学,他是主动打上门,找政教系同学挑战的。辩论什么题目我记不真切了,好像是一个哲学的命题。但他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脸色苍白,看上去弱不禁风,实际很有韧劲。看到他受我们系同学的“围攻”,我暗地里很有点为他抱不平。

   另外一个是数学系的学生,他的个头很大,方脸,有点像电视剧《围城》中的赵辛楣。那天可能他是晚自修以后路过,在窗外听了几句,硬挤进来。学数学的当然没有什么理论,他就用大白话,用“文革”中的经验常识与人辩论,竟然博了个满堂彩,试图玩弄理论的政教系同学,面对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个个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应答。

   还有一个就是本系的同学陈琪伟。那个时候,他就表现出比一般同学要高出一截的理论素养和逻辑思维能力,在辩论中,既不咄咄逼人,也不故意卖弄,总是以严密的逻辑论证自己的看法。在我们这届学生中,他是最早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到80年代中期,就成为知名的青年经济学家,可见并非运气和偶然。

   在大学一年级,我还仅仅是一个旁观者。到第二年,读了一些书,思考了一些问题,慢慢跟上了大学的节奏,无意之中,也卷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我所在的政教系,从如今的学科角度来说,包含了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不少一级学科。它们之间差别之大,使得你不可能样样平均下功夫。到二年级的时候,同学中间,就慢慢发生了兴趣的分化,而系里也鼓励大家成立各种兴趣小组。当时,我还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哲学,太深奥,经济,又太枯燥。恰好班里的同学张鲤庭发起法学兴趣小组,我也就稀里胡涂加入进去。张鲤庭口才好,思路特别清晰。他现在已经是上海颇有名气的大律师了。

   开张之初,总有一点急功近利的念头,希望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法学兴趣小组的存在。于是我们就开会商量。恰好,当时社会上正关注一则新闻,有一个姓张的骗子,冒充总参某副总长,在上海招摇撞骗,竟然色财皆到手。后来东窗事发,被公安局抓了起来。上海的剧作家沙叶新当年轰动一时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就是以这个真实故事为蓝本创作的。校园里对这个骗子的故事也是议论纷纷,议论的焦点不是那骗子,而是其得以行骗的社会条件,也就是干部的特权。人们对特权在那个时候就深恶痛绝,尤其是在短缺经济的时代。

   既然这个案子涉及法律,又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就有人提出:我们法学兴趣小组可以就此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大概是写了一个剧本大获成功的缘故,我在这方面脑筋转得很快,灵机一动,提出:“我们何不搞一场模拟审判,分头扮演监察官和律师,这样辩论起来,岂非更形象、生动?”大伙儿纷纷叫好,于是匆匆分配了角色,分头准备台词。我分到的角色是“律师团”成员之一。不仅要准备自己的台词,而且还应扮演“骗子”的同学之请,为他代写台词。

   海报贴出去了,模拟审判的地点就安排在我们班级的教室,时间是晚上6点半。晚饭以后,我们几个在隔壁教室里准备台词,慢慢感觉夜幕之中,气氛有点异常。只见校园里面,大批人流朝政教系大楼涌来。不要说教室,连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有这么多人?!我们真是又兴奋又紧张,不知道如何是好。连我们主角都无法挤进教室,这个审判还如何模拟得了?

   不知是谁做的安排,突然有人通知,模拟审判改到学校大礼堂!只见人潮哗地散开,越过丽娃河,朝河西的大礼堂漫延而去。待我们赶到大礼堂,下面早已黑压压一大片,2000多个座位,早已爆满。

   这下事情搞大了!我们几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心里着实有点紧张。事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假戏真做,我们的模拟审判真的被搬到了台上,而且是学校的大礼堂。

   担任“法官”的,是我们的副班长,如今是上海一个大集团公司的老总,他平时就是满脸严肃,此刻在舞台中央,正襟危坐,很有点威风。他的右侧,是“检察官”,其中为首的,后来真的担任了政府法制办的厅局级领导;在右侧,则是包括我在内的“律师团”。

   一切按照我们预先排演的进行。不过,台下观众的情绪,明显倾向“律师”这一边,而不利于“检察官”。“律师”为”骗子”辩护,总是强调干部特权这一客观因素,这一点,恰恰是大家最痛恨的。每当抨击到特权时,下面总是掌声四起。而“检察官”的发言,总是招来一片沉默。氛围明显对我们“律师”有利。我从对面望过去,“检察官”们也沉不住气了,他们的声音也开始嗫嚅,还悄悄抹着脸上的汗水。

   最后,铁面无私的“大法官”,宣判“骗子”有罪。但他给了“被告”一个最后陈述的机会。最出彩的一幕出现了。扮演“骗子”的,是我们班级一个姓宗的同学。他平时就擅长表演,模仿起卓别林来维妙维肖。他站起身,手舞足蹈,活脱脱像演戏,最后一句特别有戏剧效果:“即使我被宣判有罪,也是这个社会的耻辱!”

   全场掌声雷动!“骗子”犹如英雄一般受到欢呼!

   我很得意,这是我为他设计的台词啊。当时的我,的确有点幼稚,只顾现场效果,忘记了起码的法律常识。现在大概连中学生都知道,罪行是无法用犯罪所借助的客观社会弊病来开脱的。实际上,我们当初也未必不明白这一点。只是因为大家太痛恨特权了,醉翁之意不在酒,方才有了这同情“骗子”的一幕。说白了,这同情背后的逻辑是:“假如我是真的”,那么,这一切“特权”就合法了吗?

   模拟审判的意外成功,让我们兴高采烈了好几天。但我们实在缺乏社会经验,后来才知道,那天闻讯而来的,不仅有本校的同学,还有外校的学生、报社的记者,乃至有关部门人士,等等。汇报上去以后,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而我们当事人,都还被蒙在鼓里!几天以后,学校组织找我们一个个谈话,批评我们为“骗子”辩护是不对的。而上海的某电台还广播,说某大学举行模拟审判,宣告“骗子”无罪。我们感到非常委屈:明明我们还是判“骗子”有罪的呀!我们的原意并非为“骗子”辩护,而是分析复杂的社会深层原因呀!

   压力之下,有些人胆怯了,退却了。但张鲤庭,“大法官”、我,还有其他几位同学不甘心,一起骑着自行车,横贯整个上海,到外滩附近的电台大楼去交涉,要他们辟谣。电台一见大学生杀到,怕得要命,等了好久,才出来一位人士接待我们。谈判了半天,最后达成妥协,由我们起草一篇文章,全面阐述对“骗子”事件的看法,以听众来稿的形式,由电台广播,以正视听。为了这篇稿子,我们几个又是讨论观点,又是商量措词,忙了好几天。最后由我们的组长张鲤庭执笔,寄了出去。究竟广播了没有,也不知道,倒是事后收到了一笔优厚的稿费,有上百元之多(在当时对我们穷学生来说,可算是一笔巨款),大概是电台怕我们再去闹,用钱打发我们罢。

   这些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回忆过去的一幕幕,依然犹如昨日之事。前年班级同学聚会,当年一班朝朝暮暮,日夜相处的同学,经历了二十年社会的变革,也已经分化得厉害:有位居部门领导的的大人物,也有依然一介布衣的中学老师;有名誉全国的专家学者,也有批一张条价值百万的公司老总;有坐首长私人专车来的,也有骑自行车来的。说起来有趣,不管你今天在社会上混得如何,只要这班人重新聚在一起,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彼此叫绰号的,嘻笑打骂的,顿时减去了二十岁!

   我的大学生活就是这样,与共和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充满了各种戏剧、冲突和激情。它塑造了我的青春、我的灵魂,还有我的思想。我的记忆无法拒绝它们,只能写出来让大家分享,作为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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