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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高潮北戴河会议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李锐 点击:34332次 时间:2015-08-10 22:41:05

   我给毛主席写第一封信,委婉地反映了华东1959年产钢600万叱的计划对机械工业造成的严重困难,以及电力难以相应保证计划的完成。其时,毛正在“大跃进”的兴头之上,根本听不进去,未予理睬。

   去北戴河之前,中央的通知就附了17个要讨论的问题:1。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2。今年铁、钢、铜、铝问题;3。明年农业问题;4。明年水利问题;5。合作化问题;6。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7。教育问题;8。干部参加劳动问题;9。劳动制度问题;10。570万人去边疆问题;11。技术保密问题;12。国际形势问题;13。今冬明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4。协作问题;15。深耕问题;16。肥料问题;17。民兵问题。在这17个问题中,中心的问题是当年的钢铁生产和建立人民公社(即第5个“合作化问题”)。

   八大二次会议开过之后,“大跃进”运动进一步升级,高指标风和浮夸风弥漫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修改和提高指标成了一种“竞赛”,刚刚确定的指标很快就被更高的指标突破。而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指标,成了这场指标“竞赛”的龙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计划提出,1958年产钢800万吨;5月下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提高到800一850万吨;6月中旬,计委又涨到850一900万吨;同时毛泽东提出翻一番的设想,要把指标提高到1100万吨,不到一个月,钢指标涨了3次。

   与高指标相伴生的,是竞放高产“卫星”的浮夸风,粮食高产“卫星”的竞放,尤其喧嚣一时北戴河会议前,早稻亩产放的最大“卫星”,是湖北麻城县麻澳河乡的所谓“天下第一田”亩产36956斤;花生亩产的最大“卫星”,是福建南安县胜利乡,亩产1万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是祝贺“双星”高照。粮食“卫星”的腾空,竟使毛泽东发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还要人们“一天吃五顿”。8月12日,毛泽东视察天津时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件东西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这时在他看来,粮食的事情已经办好了,不是生产而是如何消费的问题了;不是要扩大耕地,而是要少种一些地了。

   但是钢铁的事情还没有办好,截止6月底,全国钢产量完成312万吨,仅为年计划的27%。7月份,冶金部直属的大企业仅完成钢产量月计划的86%;11个省市没有完成月计划,而到年底只有4个多月了。毛泽东为粮食问题兴奋不已,对钢铁问题则忧心忡忡。钢翻一番是他的主张,话已说出去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只有背水一战,拧紧钢铁生产的“发条”,下死命令:钢产量一吨也不能少,必须确保翻一番。

   我是16日到北戴河的。当天下午和晚上开预备会议,李富春谈会议将要讨论的问题。北戴河会议我的情绪不高,但记录还是做了的,有的还记得比较详细。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1959年计划和“二五”计划。先讨论1959和“二五”计划的指标,再作决议。会议分10个小组谈。

   8月17日,北戴河会议开始。地点在北戴河中直一分院礼堂。第一天的会是下午3点半开到5点,记得有80多人参加。主要是毛泽东讲话: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题目就是印发的这些,同志们还可出题目。

   重点是第一个问题,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主要是工业计划问题。这是重点、主题。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工业会议,农业、商业也有一点。发下一个参考数字,不太公道,大家来进攻,要搞公道一点,正确一点,搞三天,由富春负责。

   第二个问题,今年的问题,也是工业问题,铁、钢、铜、铝的问题。钢由1957年的534万吨翻一番,达到1100万吨,到年底只有4个月13天了,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没有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催回电话,保证完成。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生产安排问题,由谭震林负责准备一个文件。

   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由谭震林负责。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印发一份河南试办人民公社的简章。第三至五个问题,由谭震林负责。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粮食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问题。由先念负责。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6500亿斤,一说7000亿斤,6。5亿人口,每人l000斤,明年每人争取达到1500斤,后年2000斤。是否搞到2500一3000斤,这是方针问题,大家议一议。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发展粮食,我看超过3000斤就不好办了。(谭震林插话:想搞2500斤)。

   第七个问题,教育问题。陆定一同志写一篇文章,决议即可印发。

   第八个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作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和太弱的除外。我们作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请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作官,官作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十三陵水库修成了,许多人都去修水库,劳动了几天。是否每年劳动一个月,一年四季分配一下,工、农、商都可以,把劳动和工作结合起来,一切人都如此。人家劳动,作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这么多干部子弟。学校教育要和劳动相结合。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校还办几个工厂,很好。参加劳动,县、乡级好办,中央、省、专级难办,开机器怕不行,能用筷子吃饭和毛笔写字的人,难道不能开机器?开机器容易,还是爬山容易?(邓小平擂话:干部参加劳动的决议,我和乔木负责)。

   第九个问题,劳动制度问题。由劳动部准备。

   第十个问题,570万人去边检问题。从明年起,搞570万人去边疆。

   第十一个问题,技术保密问题,发一个指示。

   第二天开始讨论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邓小平主持,参加人比第一天多,有100多人。李富春先谈了两个计划草案的起草经过:1959年计划和“二五”计划,是第一次欠协作区会议以后,计委、经委的同志经过五天搞出来的,提交政治局作了初步讨论,然后又经过第二天的突击,第二次提交政治局作初步讨论,作为初步草案提交各大协作区会议。

   刚开始计论计划问题,8月19日上午,毛泽东就召集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作了讲话: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全国、省只能搞一个计划),重点建设,枝叶扶持”。天津专区办了一个4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由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1962年搞到一亿吨钢,那时怎样管,再看情况。重点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以搞快些。但各县社都要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自己办的事情,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各省到底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钢铁?以后各省都要自己生产,自己用掉。各省不要想销到别处去。还要准备中央调进一些。福建l00万吨钢,运到哪里去呢?钢铁大的归中央,中小型的各省都可以搞一点。

   还要讲形势。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国际形势要讲帝国主义可能要打大仗。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从中央到合作社,要上下一致,要有许多机动,但机动是属于枝叶方面的,不能妨碍骨干。钢明年2700万吨要完成,今年1100万吨要保证。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个省只能有一个头,“冤有头,债有主”。邯郸有一个合作社,赶一辆大车到鞍钢要铁,不给就不走。各地那么多人乱跑,要根本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王鹤寿,机械的头是赵尔陆。

   中央计划,由各省、市参加共同制定,省计划由地县参加制定。一次也许讲不清楚,要多讲几次。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心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采也不存在了。粮仓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部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理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毛的讲话反复强调要抓工业、抓钢铁,强调统一计划、统一指挥,唯头头是问。反映了他的一种焦虑和担忧的情绪。他对上上下下忙于定指标、定计划,却疏于抓生产、抓落实,以致于他最关心的铜铁产量的计划都完不成,心中十分不满,所以才要求“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对各省由于原材料和设备供应紧张而自行调拨物资,甚至直接以物易物,也很恼火,所以才讲“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采”。

   毛讲话的当天下午,会议继续讨论计划和工业生产问题。刘少奇讲话强调统一计划。

   李富春发言说,今天上午主席、下午少奇指示,对我们计划工业的同志启发很大。根据主席、少奇指示,提出四点调整计划。对1958年的估计,农业大跃进带动工业大跃进,粮食、棉花基本上过关了;工业是四五月份才开动跃进的,因此,工业还要努力,钢1100万吨,一吨也不能少。全国收入700亿元,基建投资480亿元的方案,是积极的还是保守的?从财政收入上是不保守的,如果加上预算外(投资)的100亿元,就是580亿元,等于“一五”计划的全部投资。要布置大后方,西北西南的铁路干线。根据主席指示,争取七年时间。1960年钢5000万吨,1962年8000万吨到1亿吨,1954年1.6亿吨(刘少奇插话:是否设想搞个十年规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某些方面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可不可以设想,公社化了,粮食问题解决以后,吃饭不要钱;棉花问题解决后,穿衣、鞋子不要钱;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衣食住行都不要钱,就全面向共产主义过渡。李富春还说: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保证重点,全面规划,多快好省。主席讲“三个元帅”、“两个先行”(钢、粮、机械、铁路、电力),1962保证8000万吨钢,扩大再生产能力就世界第一了。

   8月21日上午,毛泽东第二次在协作区主任会上讲话,主要谈钢铁和人民公社问题。

   保证重点,明年搞2700—3000万吨钢,50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因此,要拼命干。要一星期抓一次,还有19个星期,要抓19次。24日开工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会议,看有没有把握。1100万吨钢,必须保证完成。经过三令五申,仍完不成任务,或者有铁拿不出来者,对搞分散主义的,就要执行纪律。纪律处分有六种:一警告,二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1100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6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

   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说过这个话:我就是抓钢铁,这件事与我有关。所以几次讲话,他首先讲的、反复讲的就是钢铁问题。为了实现1958年钢翻一番的目标,他到北戴河以后就找陈云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谈钢铁问题。毛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作第二次讲话的当天,陈云向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关于钢铁问题的意见。

   8月24日,毛泽东对各协作区主任作第三次讲话。

   五九年粮食方针问题。劲鼓得比今年大还是同今年差不多梦劲还是愈鼓愈好,明年还是要大干一年。现在不要愁丰收成灾,不要怕粮多就不鼓劲。但要有节奏的生产,现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一个月休息两天,半月休息一天;忙的时候体休息少些,闲的时候体息多些;离工地较远的可以在工地里集体吃饭、睡觉,这样可以节省来往时间,多得到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但不要讲得太多。

   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去年是多数未深耕;密植也不够,太密了不通风也不好。深耕才能密植、蓄水、施肥、除虫。(陶铸插话:大面积密植要创造经验。)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

   8月26、27日,会议再次讨论1959年二五计划问题,主要是为了最后通过关于计划和工业生产的一系列文件。

   8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大会。工业书记会议的代表也来旁听,所以人特别多,约有二百几十人。刘少奇主持大会。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是对会议作的最后总结,不过内容在前几次讲话中反反复复多已讲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开过后,工业书记会议又开了一天才结束。

   狂风巨浪的“大跃进”运动,北戴河会议是最高潮的标志。如果说这以前的一系列会议,形成了“大跃进”的几次洪峰,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

   首先是会议正式确定了年中才修改提高的钢铁计划指标,使钢铁生产由会议前的行业行为骤然升级成会后的全民运动。从50年代前期开始,毛泽东就有一种“钢铁情结”,把钢作为国家强与否的标志。这同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生产的思想不无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总是生产资料部类的生产优先于消费资料部类的生产。毛把生产资料又简约为钢铁和机械,并以钢铁为龙头,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为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概念:“纲举目张”,即纲一举目必张,是一种从属关系,一抓起钢来万事都好办了。这也是毛的哲学思想: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自迎刃而解,因此就要用“全力”抓住主要矛盾。我在《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中写过,毛对国务院的工作久有不满:“那么多部,都干些什么;尽事务主义,抓不住主要矛盾。这大概是大跃进时期‘以钢为纲’、‘三个元帅、两个先行官’等等方针的最早由来”。“纲”同“目”正符合这样的哲学思维:“目”受“纲”支配,“纲”对“目”起决定作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所谓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也决不是如此简单的决定作用或主次关系,事物都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建设中更难运用此种思维。何况,人们在工作中,还难搞“单打一”,只抓纲不抓目;可是,当时有六条纪律在,谁都怕戴“不抓纲”的帽子。后来九千万人上山,影响到许多地方收粮食,丰产未能丰收。

   当然,毛历来重视粮食(消费资料之首),把它作为同钢铁、机械并列的“元帅”之一。历史如此作弄人,1958年上半年大放粮食“卫星”后,毛相信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于是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甚至讲“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反过来,钢铁生产成为心病,因而宣布六条纪律,要以“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权威,搞出1070万吨钢来。关于生产一吨钢尤其是一吨好钢,需要哪些条件,即相应的先炼成铁的各种原材料,以及运力,电力,设备等等,在如此紧迫的时间(19个星期)内,能否办到办到?直到1958年,毛才认真抓起工业来,所有这些前提条件,应当说,他远不及专业部门的感性理解,否则,他怎么可能轻易下这样一个雄心壮志?他似乎也看到此事的难处,于是在会上说到:“钢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这是多少有点坦露心声的话,生产不了1070万吨,板子最后要打到自己身上。对发展战略的思考和对个人尊严的维护,交织在一起,构成动员“全党办钢铁”、“全民大炼钢”的动力源泉。

   北戴河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炼钢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其他各项工作与炼钢发生冲突者均“停车让路”。在‘土洋结合”的方针下,一方面拼命“挖掘”各大中钢厂的“潜力”,一方面大力推广“小(小转炉、小平炉以及遍布全国的小炼铁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的炼钢“经验”。各地党委以第一书记挂帅,广泛动员社会各行各业炼钢。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钢铁生产必须快马加鞭》的社论,称北戴河会议公报公布14天里,各省、市、自治区投入钢铁生产的大军已达2000万人以上;9月上旬全国平均每天的钢产量较8月上旬提高了33%;到9月10日,全国建起小土、小高炉35万多个,比1至8月份的总数剧增11万多个。说是卷起狂潮,一点不过分。

   作为“大跃进”高潮的标志和影响进程的大事,北戴河会议更重要的是做出了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如前而所说,人民公社同毛泽东1955年设想办的大社,同成都会议决议提出的小社并大社,都有明显的质的不同。它不仅在规模上比大社还大,而且在性质上比大社的公有化程度更高,在社会意义上被赋予新的内容。如果说大社还是被作为一种农村的经济组织,那么人民公社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政社合一,被当作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甚至被当作“木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些基本的思想,简要说来,这样一些原则是明确的,即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才可能开始,这一过渡必须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以及人们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当然,到底还要具备哪些具体条件,才能开始过渡,这是需要依据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断探索的,需要实践已经向人类提出这个问题时才能开始解决的。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轻率地提出这个问题,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简化为“产品丰富”和“共产主义精神”两条,认为中国已经具备或正在具备这两个条件,竟以为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几年内就可以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空想。

   如果说,人民公社是从“立”的方面找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桥梁,那么,毛泽东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则是从“破”的方面,为实践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打开了道路。最先响应这个号召的是柯庆施的笔杆子张春桥,他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文,发表在1958年9月16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6期上。文章赞成实行供给制,而把薪金制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产物,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时,前面有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张春桥因此文而得宠,以后柯庆施参加中央的会议,就必带上这个“笔杆子”了。在两三个月之内,全国报刊发表了讨论这个问题的几百篇文章,《人民日报》即达四、五十篇。上海市社科联为此组织了6次座谈会,并将发言后的讲话辑成专集,计有七,八十篇文章。由此可见当时这个问题在全国影响之大。

   “资产阶级法权”一词翻译上有错误,应译成“资产阶级权利”。当时从毛泽东起,绝大多数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是错误的。恐怕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也不甚确当。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最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来的,他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他使用这个概念并不具有资产阶级的剥削属性和剥削者的权利。

   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把按劳分配、工资制等列入社会主义要取消的对象,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解。其一,他把按劳分配中等量交换劳动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马克思在特定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不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权利”,同反映资本土义生产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模糊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的本质区别。其二,他把消费资料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其三,他把对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破除的弊病。至于毛泽东把脱离群众、争名夺利、搞特殊化、等级制度以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等统统视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这更是对马克思原意的附加。他所说的这些现象无疑应该防止和消除,但它们主要是

   作风问题和体制弊端,而不是“资产阶级权利”。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的混乱和严重后果,到“文革”后期,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更是达到顶点。

   1958年春夏大放粮食高产“卫星”;一些地方(如河北徐水)在农田水利建设中采取某些组织和协作的方式,拔高为“军事化”的经验;还有的农村因农忙而建立的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理发室等,被视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表现。这股热浪烘托出毛泽东久已心向往之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在他看来,1958年出现的这些情景,同他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设计正相吻合。这两者产生了某种互动:本已有些浮夸和被曲解的实践场面,为毛泽东的空想提供了“实证”;而毛泽东的空想,又给这些实践场景赋予某种理论色彩。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我在《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庐山会议实录》等论著中已经作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北戴河会议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后,人民公社顿时在全国形成铺天盖地之势。各省、市未经充分准备,就争先恐后匆忙地并小社转公社。会后仅一个月,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历史常常出现这种现象:一种事物当它上升到顶峰时,也就开始了向低谷下滑的过程。北戴河会议就具有这种性质,它把“大跃进”运动推向最高潮时,隐伏在这场运动中的危机也即开始一天天显露出来,并且日甚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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