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原来小文的扩展。
很多情况下文艺作品在揭露社会不良表现上要比抽象说教的纯理论来的清楚深刻。并且它还能使人产生联想，加深你对自己领域不良现象危害的认识。江苏卫视2013年春节晚会上小沈阳等人的小品《新白蛇传》便是。感谢小品《新白蛇传》给了我写下该文字的灵感。
该小品中演员有这样的话语：“这是人间，你说点人话得了”；“你两说人话，我听不懂”。我就在想，在今天我国的历史学领域里，研究者虽在人间，而说人们听不懂的话的人，比比皆是，不是吗！
笔者对我国目前历史学领域里人们尽说人听不懂的话的严重现象，是早有“感觉”的。它包括了一、所研究问题的严重窄化、碎化，选题与社会现实的严重疏离与脱节；二、成果形式上的繁琐化与痴呆化；三、语言运用上的严重滞后于时代，等等。
目前我国历史学领域研究问题的严重窄化、碎化，选题与社会现实的严重疏离与脱节，是与某些所谓的历史专家在学术研究上不是“顺世（世界潮流）而生、逆势（权势）而立”（王元化语），而是“逆世而生、媚势而立”，而是身体力行与提倡规避政治风险，而是为获得金钱而身体力行与提倡申请国家级研究课题、教育部研究课题、省直辖市自治区级研究课题的揣摩上意的高命中率，以及在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一味的提倡专，提倡不教学生做通才之上的真正专的学问分不开的。相沿成习，窄化、碎化、疏离与脱节，今天已成了历史学领域的“主流”。
尤其是，这样的危害还在蔓延。硕士生或博士生们，一进校，导师要求的就是你最好只“摸”本研究领域，甚至是本研究论题以前的研究情况，这就使被培养者的思维模式与知识范围，给严重框住了。我曾多次对人讲过，我们今天的研究生，有相当多的是硕士不硕、博士不博；不但如此，而且是硕士是瘦士，博士是狭士。
事实也确实如此。比如本人亲自接触的，有不少在北京知名高校读思想史的博士生，竟北京目前有关学术界的其他事情一无所知；不少在地方知名高校读思想史的硕士生，竟连我国有关学术界的其他事情也一无所知。由此笔者想到了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的有关话语：“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阶段，他需要站起来四面观望。”怀特海讲大学生就需要站起来四面观望了，而我们却是许多博士生也未有“站起来四面观望”的想法与习惯，这实令人为我国历史学的未来担忧。
学生是这样。目前不少政府办高等历史研究机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历史院系里老师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是，知道了中国古代史的一些知识了而对中国近代史的知识极度欠缺；知道了一些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知识了而不知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基础知识；知道了中国历史的一些知识了而不知道世界历史的基础知识。比如，本人依据他们的“表现”公开批评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几位即是。由此，笔者想到的是已故台湾大学文学院历史教师沈刚伯，他对中国史有很深的造诣，同时也教学生世界史的课程。已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师雷海宗也是这样。就像章诒和在其文章《翦伯赞之死》中讲的，雷海宗能开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中国商周史、中国秦汉史、史学方法等四五门课程，还受到学问好的同行的充分肯定。
记得2005年在南开大学时与刘泽华先生交谈，他那时就为我国历史学界的严重碎化而担忧，以反问的口气说：这样的研究能使人真懂得历史吗？另外，记得前几年上海也有一位比较知名的学者说过大意如下的话：四人帮用假大空的一套破坏历史，今天，则是搞历史的人自己以所谓的专来破坏历史研究，自掘坟墓。笔者认为，以上所言都有道理。质言之，历史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有点像艺术品拍卖行中的鉴定师。就像一位鉴定师所讲的，好的鉴定师首先必须是位杂家，知识面必须十分广泛。历史学家亦如此。如果他不具备广博的知识，包括历史学之外的一些知识，何以去对历史作出正确的鉴定与评价。试想，一味的碎化，搞什么的就说自己的那一国、那一段的历史的事，说那一国、那一段的历史的好，井底之蛙、囿圉所见，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是非曲直，那还有点准吗？由此，笔者所想到的是鲁迅的有关话语：博识家虽然失之于浅，但所谓的专门家往往要失之于偏；以及苏轼的《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未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于目前我国史学严重窄化、碎化的问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裔教授余英时在一次访谈中也间接指出过。陈怡在《余英时：今古逍遥知识人》一文中记述：余英时讲到，“1955年时我来到哈佛燕京学社，受教于清华经济系毕业的杨联陞先生……他也影响我看任何思想，都不会把它放在真空中，而是放到整个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下来看，希望尽量用想象力来还原历史，思考一种制度如何诞生，在运用中会发生什么问题，而不光在材料上做文章。但我觉得这项工作目前在整个中国史学界还没有真正开始。很多人因为害怕挑战一些宏观的框架，只做小问题的考证、研究，而不触及社会性质、结构变化等大的判断，这就像造了一个螺丝钉、一扇门、一个窗，但没有整幢房子的构图，关于中国历史的形态描述几乎就被放弃了。所以我侧重研究各个时代变化的阶段，希望能从中国历史的大发展中找到一条整体性贯穿的线索。一种内在变化，而不是让外来概念笼罩它。”余这里所言的外来概念何指？我们心里自然清楚。
这里需说明的是，对于余的外来概念笼罩提法我不完全赞同。因为，陈寅恪1934年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对近代学术潮流之一的“取外来之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给予了充分肯定。关键是外来的概念是先进文化还是谬种的问题。我想，在此点上，蔡元培1930年在为《教育大辞书》写的“大学教育”词条中如下的话非常关键：“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唯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
关于成果形式上的繁琐化与痴呆化，以及语言运用上的严重滞后于时代问题。
由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一书的自序《告别帝制五千年》可知，类似问题美国历史学界也存在过。唐德刚先生在其中写道：“所谓学报文章是文体不嫌枯涩，而言必有据，本师胡适之先生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是也。如山师训，吾何敢违。只是觉得学术文章，不一定必须行文枯涩。言而有据，也不一定要句句加注，以自炫博学。美国文史学界因受自然科学治学方法之影响，社会科学之著述亦多诘屈聱牙，每难卒读。治史者固不必如是也。笔者在作博士生时代，对此美国时尚即深具反感，然人微言轻，在洋科场中，作者童生又何敢造反？谁知如真造反有理，实不愁造反无人也。在此行首举义旗者，不意竟为笔者在哥大所最崇拜的业师之一杰克斯·巴松（Dean Jacques Barzun）也。巴氏曾任哥大教务长及文学院长多年，后以校聘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退休。在笔者受业期间，巴氏即不时于授课中严厉批评时士所炫耀，以注脚（footnote）做学问之美国式繁琐史学为不当（巴氏为法裔），六零年代更著而为文于哥大校刊中痛论之。无奈积弊已深，纵硕学高名如巴松者亦不能移风易俗也。笔者嗣读此邦师生之汉学论文，其中每有浅薄荒谬之作有难言者，然所列注疏笺证洋洋大观焉。时为之掷卷叹息，叹洋科举中之流弊不下于中国之八股也，夫复何言？！”
在实际上，胡适先生晚年对自己以上引文中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之所，也表示了修正。据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记述，1960年8月18日，胡适在其纽约的公寓内对何讲：“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唐德刚先生写下上述文章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并且，一、从中可知，自上世纪六零年代起，美国就已有历史研究的名家对文章著述中的故弄玄虚与繁琐哲学进行抨击了；二、美国是个各方面都允许多元方式存在的社会，他们当时即使是行文枯涩的“学报文章”占据了主流位置，但也还是有众多“副流”“支流”存在的。比如，有我们都知道的余英时先生的大散文式（也可称作随笔式）学术文章在，有唐德刚先生的嬉笑怒骂式“杂文”学术文章在……
但在我们这里，历史学研究“成果”的“学报文章化”可就不得了了。全国一盘棋的全控体制之下，所有发表历史学学术文章的杂志都是官办，所有出版历史著作的出版社也都是实际上的官办。尤其是，还有上级出版规范要求，和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的官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奖，这下，可就把我们的历史学学科给彻底“整死”了。前些年，学界也有过历史学危机的预警，现在看来，它已不是危机的问题，而是如前面所提小沈阳小品《新白蛇传》中所讲的“僵尸”的问题了。
历史研究的窄化、碎化，选题与社会现实的严重疏离与脱节，成果面貌与语言形式的呆板祛魅，积弊难返之后，必然的是自食其果。以至于到头来，今天历史学的许多研究成果面世之后已无人问津，包括专门学术书籍与专业杂志。历史学的许多领地，也被思想活跃、视野开阔、讲究语言形式美的搞中文的易中天、王立群们，给占领了。去年十一月，与北京一顶尖高校的张姓知名历史学者见面后，其直接就对本人讲，再写面孔呆板的八股文章，已经没有人看了。他说的甚是。
那么，什么样的历史学成果可以让人能够读下去呢？笔者认为，用全息历史学来定义与形容就可以。
词典中，“全息”一词的本意为“反映物体在空间存在时的整个情况的全部信息”。笔者由此就想，搞历史研究时的“物体”有三个：一个是原来的历史事实，一个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再一个是研究具体历史时的客观外在空间，亦即研究具体历史时的外在“场”。用纯自然科学的语言讲来的话，这才是历史学的“物体在空间存在时的整个情况的全部信息”，这就要求我们的历史学成果必须具有“古今”、“中外”、“客主”的特征。
实际上，所谓“古今”、“中外”的特点，也就是个“通”，或者说“世界史眼光”的问题。中国有古人曰：不读三通何以成通人？由此想到，前辈们在这方面就比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高明。
另外，在搞“通”的历史的过程中，运用对比比较的方法也非常重要。思想家顾准曾说过，没有世界史的比较，其实中国历史是不可以理解的。甚是。
2008年在山东济南的一次世界史学术会议上，老同学、从德国留学多年回国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立新在发言时讲到：中国人误把其他国家的历史比如美国、英国等国的国别史当成世界史了，不正确。我们中国人在研究中国自己的历史时用了世界的眼光来研究，那么，这个研究也就是世界史的了。他有关世界史的见解本人自然赞成。我这里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立新所讲的世界眼光，对研究历史的人尤其重要。因为，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像法官，是过去历史是非曲直的判定者，而你如果昧于世界潮流与世界大势的话，不是在“葫芦僧判葫芦案”，在瞎判吗！
只有用世界的眼光与开放的心态才能搞好历史研究，何炳棣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到了此点：“纽约历史上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入口港。'纽约客'确实包括来自地球上每个偏僻角落的各色人种……这个开放性和世界性（cosmopolitan）的大都市，对我一生治学的胸襟和心态都有直接间接积极的影响。”
关于“客主”的问题。本人在此问题上想的比较多。其中的“客”是说的客观，“主”是说的研究者。客观包括了客观环境、时代特征等。笔者就想，我们今后的历史研究，在选题上应大胆地切入时代、切入现实；在研究时，应能有更多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应注意在成果形式与语言运用上，尽量体现时代特点。
本人这里的讲主观，是想，历史学的成果应更加的主观化。用官方语言讲来的话，更加的发挥主观能动性。亦即，历史的研究者们不妨拿了过去的历史来尽量说自己今天的事。说白了，在实际上，我们今天业已存在的历史也就是这么回事。另外，当权者们的某时以来历史决议等，也是诸如此类的东西。
请看，西方许多的历史学家，他们的成果都多么的主观化。比如斯宾格勒的著作，汤恩比的著作，托克维尔的著作，阿克顿的著作。今后，我们的研究者除了要继续学习与发扬当代西方历史学“预测”“展望”未来的做法之外，不妨向托克维尔等学习，在判定历史是非曲直上更大胆些，在联系同类或相近社会现实时更主动与紧密结合些。
在此，笔者想到的是刘泽华先生2006年在访谈《治史观念与方法经验琐谈--刘泽华教授访谈录》（载《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2期）中如下的话语：“我想，或许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但我不是；也许有不要思想纯学术，但我也不是。人是要吃饭的，是有思想的动物。在我看来，历史研究不外是一种历史认识。我不排除'我'的因素和目的，也不排除'理念'先行，不贯彻某种'理念'的历史认识几乎是不存在的。我所写的东西表达的是我的一种认识。'文革'以及前后那么多的封建主义（即专制主义--笔者），不全是新冒出来的，很多是中国历史的延续，对此不应袖手旁观和熟视无睹。清理的办法最好直面对垒，但形势有所不便，那么清理历史，摆出一面镜子，对照一下，也不失为一种必要的方式……我写的多篇文章，从历史的角度说，是对历史的描述，但放到现在则是想照镜子。有人说，从我著述中看到了某些现在的东西，能有这种感受，可谓得吾心矣！有人说是影射，平心而论，不能直言的环境，影射便是必要的一种表达方式。古往今来影射何其多，足可以写多篇博士论文！”。
另外，余英时先生1992年10月23日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文章《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历史》中的如下一段话，在此也值得提及：“'人间'副刊主编约我写一篇谈毛泽东的文字，当然部署于'纪念的性质'。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人'影响'之大是无可估计的。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影响'，这一事实的本身毕竟无可否认。在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当然也希望对毛泽东其人有较深切的认识。但是我决定接受这项任务是颇费踌躇……今天任何中国人写毛泽东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好恶的支配，完全客观的论断是不可能的。我不但不可能是例外，而且我的成见是牢不可破的。在中国史上，毛泽东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负面；在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他则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知貉。抱着这种成见，我笔下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客观'的。”
以上二位先生都是当代研究历史卓有成就的大家，一位在这里明白讲了，研究历史就是给现实照镜子，另一位则公开承认了，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成见“牢不可破”，没法做到“客观”。他们的这些“说法”，值得人去思考。思考的一点是，这些做法有无道理；第二点，是否，他们所取得的骄人学术成就与其成果所产生的重要社会影响，也与此有某种关联呢？
总之，本人这里所提倡的全息历史学是一种连接古今与中外的、体现研究者独立自主精神的、切入社会现实的、语言生动活泼的，从内容、精神、风格到容貌都跟得上世界潮流的史学新种。她仅是我国整个史学百花园中的奇葩一支而已。在形式与语言上，像散文而又不是散文，像杂文、随笔而又不是杂文、随笔。想像中，在具体的样式上，她更像前已提及的余英时先生的著作与文章，对现实那么的关怀，讲起话来那么的平易亲切；同时，也不妨学点前已提及的唐德刚先生杂文与随笔文章的风格。唐除了比余更加关心时政，文章中更加注意古今中外的结合之外，他嬉笑怒骂的特点尤其感人。只是，其学毛泽东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中 “不许放屁”的做法，说了一些“北京一屁，举国闻香”之类的粗话，略显不那么大众。
这里尤其要说明的是，此一历史学的新种，她必须有一种敢于挑战专家“权贵”与过时体制秩序的胆略，必须有过人的选题见识与深刻独到的思想见解来支撑。不然的话，通的东西，往往会因人人都懂那么一点而更显平庸；连接了中外与古今的东西，则往往会因没有独到的分析与过人的思辨，不能给人心灵与思想上的震颤，而被认为是平常人家平常餐桌上的一盘什锦菜。
最后，笔者在这春风已经开始吹拂了的春天里，为全息历史学这一史学新种在我国的生根与繁荣，再次鼓与呼！
改定于2014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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