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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性别与社会 ——《性别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前言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杨联芬 点击:65次 时间:2017-12-11 20:35:36

  晚清以降,中国社会伦理与制度的重要变迁,往往以女性问题为突破口。中国现代史上女性问题所涉及的,不仅关乎女性或性别的伦理与习俗,而且也是被高度公共化和政治化的有关知识体系、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的颠覆与重构。因此,女性和性别维度所展现的中国社会现代变迁的历史图景与文化现象,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与代表性。

   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为“现代”而奋斗的历程,以及各种“主义”为妇女解放而进行的实践,其间得失,颇值得回味、反省与讨论。为此, 2016年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邀请中外学者三十余位,在北京香山饭店举办了以“女性 /性别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与会者长期耕耘在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并在女性与性别研究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此次,大家聚集在北京香山,共同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女性伴随民族国家意识兴起和社会现代化思潮所经历的命运浮沉,探讨晚清、民国及共和国时期女性问题的形态,性别伦理的变迁,性别秩序的建构,女性写作、教育及其社会与政治实践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状态与意义,并讨论当下中国女性的生存、体验与表达,交流新的性别观念与关系在社会文明建构及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与意义。本书所收,大部分是会议提交、会后经作者修改或重写的论文,也有几篇会外组稿,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内外有关中国女性、性别之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成果。

   女性的历史,从被书写到书写,不仅见证了主体的自觉,也记载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对女性历史(及叙述)的考证与研究,一向是女性 /性别研究领域极其重要的部分。论文集中有相当数量的论文,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搜集整理了女性在社会运动和文艺创作上的大量历史材料。这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是对女性生活史、女性解放运动史和女性文学史的补充与完善,为宏大历史叙述提供鲜活的细节;另一方面,它为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提供背景和基础支持。钱南秀教授近年对中国女性书写史上久为正统“列女”叙述所遮蔽的“贤媛”传统的发掘,十分引人瞩目。她考掘植根于魏晋玄风、崇尚知识、自足自强的“贤媛”精神,并进一步在东亚汉文化圈内考察“列女”与“贤媛”两种传统的影响与仿作。在此,她考辨了日本德川、明治时期“列女”“贤媛”的主要仿作,对比晚清与明治日本妇女在国家现代化思潮中的相似处境与不同地位,材料与观点都令人耳目一新,为研究近现代中日妇女解放运动同源殊途现象,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和观点。夏晓虹教授早在其专著《晚清文人妇女观》和《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便系统研究过中国第一所女学堂“中国女学堂”的诞生与成长,并对中国第一个女子团体“中国女学会”、第一份女性报刊《女学报》,均进行过开拓性研究。在此,她又依据新发现的史料,对上述历史进行细节的考证与还原,厘清了中国女学堂、中国女学会及《女学报》的紧密关联,揭示了其实质上的“三位一体”结构,为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对女性历史进行叙述和言说的文类中,女性文学史可谓新的门类。五四以来,将女性的文学活动纳入文学史书写,亦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种表现。而由女性书写的“女性文学史”,则更具文化与历史意义。乔以钢教授在为“现代女性文学史”正名之时,解析了其中的典范之作,在其与男性历史(书写)的重合与分离之间,揭示女性书写的独特价值,即女性文学史不仅关联着女性的文学活动,而且关系到对男女两性构成的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女性文学史”的命题不仅从性别角度凸显了女性作为文学创作和历史实践主体的独立地位,彰显了其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而且赋予了历史叙事以更合理和完整的面貌。我们看到, 19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史书写异常活跃,这既是对传统文学史观的挑战,也是文学史书写的突破。不过,本书更多的作者,则并不讨论宏大的文学史叙述或宏观的女性文学问题,而是各以其出色的个案研究,具体呈现自晚清至当代,女性的写作如何构成了百年中国独具魅力的“女性文学史”。他们所选择与分析的对象,从晚清民国的女知识精英(如刘钊、刘堃、马勤勤、高翔宇、王宇、王翠艳、彭敏哲的论文),到民国和当代的新女性 /职业女作家(如季红真、刘慧英、姚玳玫、张莉的论文),这些个案研究,大都观点新颖、材料丰富;或揭示教育、公共媒介(报刊、学会、沙龙)对女性由闺阁走向公共空间的推动作用,或着眼于女性文学活动与社会公共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呈现了中国女性自我主体成长和女性参与公共领域知识文化生产传播的具体情形,各有独到之处;合在一起,则不但呈现了中国女性作为历史实践和创作主体,其“浮出地表”并逐渐成长而承担历史责任的整个过程,而且在材料发掘、问题提出和研究方法上,也都有令人欣喜的创新。

   妇女和性别理论,既是研究女性 /性别问题所倚重的理论资源,同时也已构成女性理性言说自我的历史。来自台湾清华大学的刘人鹏教授,曾因《近代中国女权论述》蜚声学界,近年来她的理论视野扩展到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她在本书的论文,以近代日本“无政府共产主义”理论思潮为背景,细致解读并阐述旅日期间的无政府主义者何震及《天义》报在有关妇女解放与革命的论述中,如何借助了共产主义言说。她指出,何震的立足点是“劳动者”或“平民”,因而其女权论的中心主体不再是同质化的“妇女”,而是阶级论视野中的“工女”,从而注意到劳资关系和社会阶级中女性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刘人鹏的论文,不但在个案研究上(何震及《天义》)有新推进,呼应了刚刚出版的万仕国、刘禾整理的史料《天义·衡报》,而且她对于女性 /性别研究理论的运用及见解,也给人颇多启示——“性别理论并不是孤立超然的体系,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现实中,联结于各种其他理论/运动/思潮。晚清以来历史过程中复杂的论辩与实践,可能也需要在种种理论框架与现实脉络的来回相互对照中尝试理解。”

   理论可以烛照被历史隐没的真相,也可以激活在单一理论话语中趋于固化的观念,并促使我们反省既有的思维与表达。在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历史中,女性在前三十年实践并似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的预言——妇女从家庭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男女同工同酬,经济独立和男女平等;然而改革开放的到来,使此幻象意想不到地迅速坍灭,女性在重新被纳入家庭和私人空间进行讨论时,不平等的性别秩序似乎在经济开放时代死灰复燃。贺桂梅、董丽敏、郭冰茹的论文,关注的正是这一历史现象,她们试图借助新的理论话语,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已然发生和正在进行的文学现象进行解释,探究在阶级、性别与政治之间,不同的社会政治实践如何规约性别秩序的建构。性别秩序内嵌于社会整体秩序之中,其建立或重构,是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是性别研究领域的核心命题。性别秩序的重构,在晚清和五四时期固然极为明显,而共和国时期两个三十年之间的剧变,也格外引人注目。除贺、董、郭三位外,还有部分作者也将焦点集中在这“前后三十年”。作者们的立场和观点或有分歧,但强烈的现实关怀却是一致的。马春花的论文,通过乡村女性劳动者因改革开放而获得的“新”身份(保姆),讨论私人雇佣劳动力在社会主义语境下所面临的身份处境。其实,城乡二元等级关系并非改革开放的产物,只是在此前一直被宏大政治叙述所掩没。改革开放之际,农村妇女成为农民“自由”迁徙、进入城市劳动大军中的首要人群,她们在城市私人空间充当家务劳动力的事实,不但使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与阶级压迫的论述遭遇挑战,既有的理论难以自圆其说。本书作者的探讨,见仁见智,还有极大的讨论空间。我们深信,女性解放的潜在诉求,是社会平等问题;性别秩序的讨论,不能离开对社会公平正义等基本人伦或价值问题的观照。一百年前英语世界流行的名言,至今仍然有效——“欲知一国人民之文明程度如何,必以其国待遇女人之情形如何为断”;因而女性与性别之视角与理论,在考察与评估历史与现实方面,具有无可取代的直截和明了。

   女性和性别问题,往往集中体现了个人、社会、家庭、国家以及阶级之间的缠绕关系与敏感冲突,它们处于任何传统学科都难以涵盖的广阔地带,这注定了女性与性别研究必定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本书相当部分论文,都具有“跨界”的视野与方法如杨联芬、余华林、蔡洁等,在社会、文化与文学的交叉地带,一方面呈现了中国女性为独立、自强与践行社会责任所经验的痛苦与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也试图讨论社会性别理论所应该具有的实践意义。李玲、陈千里、罗鹏、宋声泉的研究对象均为男性作家,他们的论文不但在思想或审美层面对作家们有关妇女的理论、创作或翻译进行精细的文本解读,而且揭示出男作家们在平等、超越和人道的观念中,仍然隐含着难以觉察的男性本位的潜在意识与欲望,显现了女性主义理性之光所具有的穿透力。毕新伟将(手工)刺绣视为传统中国女性精神世界诗性存在的体现,认为以机械代替人工的“现代”工艺,解放了女工,却也终止了“传统”之美。他的观点,在研讨会上即引起争论。审美与劳动异化,“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衡量体系,性别与权力的关系等,都是此文激发我们追问和思考的问题;希望本书出版后,能够引起更多的讨论。

   学术乃天下公器,自由是学术创新的基础。我们尊崇思想自由,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展开争鸣与对话。这种理念,曾经使会议讨论颇富生气与活力;相应地,本书所收文章,在观念和价值评判上并非整齐划一,不同作者在立场和观点上往往存在分歧。我们尊重差异,珍视能够自由、坦率地表达分歧的学术氛围。因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女性文化趋于多元与宽容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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