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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学”的方式介入“思想”论战——试论陈映真小说《忠孝公园》的问题意识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马雪 点击:1478次 时间:2017-12-01 18:19:36

   1987年陈映真发表小说《赵南栋》后,文学创作的笔停了下来,一直到1999年年底,他才又重提文学创作之笔,发表了《归乡》、《夜雾》与《忠孝公园》。这不写小说的十二年,陈映真做了什么?这段时间,陈映真将政论写作作为中心,政论文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台独”的战斗,二是关于台湾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他全心投入台湾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分期的研究,在小说创作空白的同时形成了庞大的思想积累。要理解这三篇小说,就不可能不将这十二年陈映真的思想变化与发展考虑进来。尤其是陈映真最后的一篇小说《忠孝公园》,不光是他文学与思想辩证统一于小说形式上的突破,同样也是对“台独”论争和社会性质研究的一个小说形式的总答辩。

   借用赵刚的说法,“复杂难懂”几乎是陈映真小说的“原则”。但前期小说和后期小说的“复杂难懂”有所不同。赵刚着重解读的前期小说,是在台湾戒严环境下,由于左翼理想的禁忌性,使得陈映真的写作带有一种“密教”性质,不得不以一种寓言的方式展现出来。相比于“加密”过的前期小说,后期小说则显得直白平实。后期小说的复杂是指陈映真不再仅仅困惑于自身的主体矛盾,而是在台湾社会性质研究、大陆社会性质讨论、“台独”论战、重读台湾史等一系列思想探索与社会实践的积累之后,能够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直面台湾当下问题,并将“文学”与“思想”圆融为一体——笔者将之称为“思想剧” 。


一、重审在“断裂”中接续的“陈映真文学”

   

   九十年代的陈映真并没有放弃小说创作,1993年陈映真表达过决心写小说的计划[[i]],但没有实现,只在1994年发表了报告文学《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和报告剧《春祭》。1996年,陈映真在接受黎湘萍采访时说出了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小说创作的原因:“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找到比较清楚的出路,然后开始写作。我实际上也有比较强的创作的冲动,因为在‘台独’这种扭曲下面,生活里产生非常多的值得写的东西。从台湾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很好地尽了他们的历史责任,对于日据下的非理社会,做出了他们的描写和反应。对目前这种奇怪的‘台独’风潮中的台湾社会,我觉得历史也赋予我们责任去加以揭露。”即使有强烈的创作冲动,也意识到生活中有很多值得写的东西,但几乎整个九十年代,陈映真终究还是没有动笔,其原因正是他在努力寻找思想上的出路。那他所急欲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从八十年代起,陈映真最大的问题就是迎战日益壮大的“台独”势力,而台湾的社会性质论就是对于挑战的回应。如果没有对于台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就无法全面的、理性的认识台湾社会,更无法从知识上迎战分离主义的势力。陈映真在整个九十年代,除了在“台独”的第一线上随时应战之外,一直在做台湾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理论基础的积累和对台湾史的深入了解。陈映真曾多次说过自己投身于台湾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乃是不得已而为之。随着陈映真的思想由简单到复杂,向着更高次元迈进,他所面对的思想困境就要求他把握更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从而才能从更加整体的角度来认识台湾社会。又由于台湾服从于美国的冷战政策,一直没有系统的社会科学,所以他才不得不自己做一番研究。此外,“台独派”的手段之一就是裁剪台湾历史,企图构建一条台湾“独立建国”的历史线索,所以陈映真除了在理论上有所积累与推进外,另外一条线索就是了解台湾历史。他在理论和历史两方面的积累,就是为了更好地将理论联系台湾的实际,解决台湾社会性质的问题。

   由此,九十年代,陈映真开始全面探讨台湾史各个阶段的社会性质,并试图将其与台湾社会现实结合。1992年,陈映真主持的人间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七册《人间台湾政治经济丛刊》,并正式发表以台湾社会性质为论题的文章,包括《李友邦的殖民地台湾社会性质论与台共两个纲领同“边陲资本主义社会构造体论”之比较考察》、《台湾现代文学思潮之演变》和《祖国:追求、丧失与再发现——战后台湾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主义》等。前两篇文章回顾了前人对于台湾社会性质论的贡献,后一篇文章陈映真展开了对于战后台湾社会性质的分析。为此,他还成立了研究台湾社会性质的团体“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1993)。其章程前言直陈八十年代后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但台湾的社会科学界却无法提出有效的说明,在于1950年白色恐怖彻底破坏了台湾社会科学的传统。为了重建台湾社会与历史的科学论述系统,有必要继承20年代台湾社会性质论的遗产,并汲取二战以后各种社会科学的新理论。从章程来看,该“读书会”正是通过对“社会性质论”理论以及对台湾各时代的“社会性质”论的研究,形成对于战后台湾社会性质变化的科学认识。整个九十年代,陈映真及其学习小组投入于台湾社会性质的探索中,并通过论文展现出阶段性成果。

   但有关社会性质论的研究,其目的并不止步于研究成果的产出,而是要在社会上有所反响,从而为改造和变革社会提供理论支持。所以,陈映真希望能有一定规模的社会性质论争。进入21世纪后,陈映真将两岸分断后台湾社会性质的研究成果通过三次论争初步实现了他的目的展开:第一次是在《左翼》杂志上,论战以两蒋政权、李登辉政权及民进党政权的阶级性格为主题;第二次是在《联合文学》杂志上,针对陈芳明的台湾分期史论,指出战后五年台湾为殖民地,五十年代以降为新殖民地的分期反驳陈芳明的“1945年再殖民”论;第三次在“七一讲话”之后,陈映真组织岛内统一派就大陆自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性质进行讨论。但可惜的是,这三次论争基本局限于左翼团体内部,并没有得到台湾知识界的热烈回应,终究是问道于盲了。

   论战没有成效,并不是因为陈映真的思想不接台湾的地气,而是整个台湾思想界处于“知性的贫困”的氛围中,缺乏主体性的思考,难以与陈映真的问题意识对接。其次,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以及后现代去本质化和多元化等方式消解掉“阶级政治”的宏大叙事之后,陈映真的写作环境变得宽松了,禁忌少了,但陈映真的议题却再次被遮蔽了。对于九十年代在台湾开始风靡一时的“后现代主义”,陈映真看出其与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的共同属性,坚持站在建立台湾主体性、摆脱受外来思潮支配的立场上进行批判。他接受杰姆逊的观点,认为现代和后现代都是西方先进资本主义不同阶段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台湾之盛行“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从自身的经济社会基础中生发出来,而是把西方的流行思潮直接移植过来,缺乏台湾社会的底子。台湾的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即使台湾没有完全进入后现代时期,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后现代”的现象,以此来指称陈映真等左翼脱离台湾的现实,反而让过去的议题成为一劳永逸的口号。那么,双方的争论焦点就不在于“后现代主义”的问题,而是对于台湾社会基本判断的差异。这关系到陈映真的议题是否过时,台湾知识界对于陈映真的回应是否合理。陈映真整个九十年代主攻台湾的社会性质论,以其研究成果有力地驳斥了对方的批判,指出了台湾后现代的症结所在:

   “相对于Postmodernism那种历史虚无观点,我们所强调的了解历史,并不是要你知道某年某月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所谓的历史就是每个民族自己的议题,用番话来讲,就agenda,我们有反帝反封建的问题,是吧?我们有我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巨大的议题,这个议题我们也曾经解决过,解决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曾经犯过很多的错误,可是它留给我们一定的遗产,是吧?那么,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一定要继承你自己的议题加以发展,这才是重要的,OK!不是说别人的东西你拿来,然后就在那里玩。我觉得现在应该容许他们去玩,你要禁止人家玩,这是你无能的表现,你是用政治帽子去禁止别人,你有本事就应该有你自己的语言,当然你首先懂得他,你要真正没有偏见地去懂得他。懂得他,对我来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懂得西方的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可是我是不是一定要模仿,一定要按照他的谱子唱歌?我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容许别人那么做。不过你自己要提出一个东西来,我想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通过九十年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与积累,陈映真初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台湾历史分期的论述,在继承前辈遗产的基础上将议题不断的向前推进。但问题是,不管陈映真的探索对于台湾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多么必要,他的研究成果有多大的启发性,他的议题不再吸引人的兴趣。他终其一生所要求得的台湾的“主体性”,却再一次被后现代的花哨与琐碎所埋没。九十年代的陈映真是思想的陈映真,也是孤独的陈映真,在求索台湾社会未来出路的道路上,苦于没有对话的对象。在两方面的夹击之下,思想臻于成熟的陈映真反而被台湾社会彻底放逐了。这说明问题已经不只是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或如何解决“就是些幼稚的话搬来搬去”,而是陈映真所谓的“自己民族的议题”如何重新回到台湾社会的政治议程上。成长期就浸淫在消费社会的台湾年轻人,如何在外来文化的笼罩下,在现实条件发生重大改变之后,继承自己民族的历史议题?如何让他们意识到这个议题并未过时,依然是台湾当下最紧迫的问题,这才是陈映真所面临的挑战。

   如何重建左翼在历史与现实议题的领导权问题,这不光是台湾的问题,也是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面临的问题。陈映真坚持两岸统一必须要在台湾社会论和大陆社会论的基础上来谈。两岸统一不是一句同为“炎黄子孙”就有其合法性的,陈映真认为统一不仅仅要从民族感情上来谈,更要在两岸社会性质的前提下讨论。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登场在台湾也引起了巨大震动,导致台湾左派出现重大分歧。1993年陈映真以许南村之名在《中国时报》(台湾)上发表的《陈映真的创作历程:后街》就此表达了他的基本态度:“对于大陆开放改革后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阶级再分解,他有越来越深切的不满。但他认为这是民族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他从来和反对外力干预,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不产生矛盾。”2001年,针对世纪初江泽民的“七一讲话”,陈映真主持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秋冬号以“因为是祖国的缘故…”为题,以吉林省委书记林炎志的《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一文为引,组织林书扬、黄志龙(陈明忠)、王哲(杜继平)、石家驹(陈映真)等岛内左统理论家,展开了关于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2003年,陈映真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批判大陆台商的文章《被视为牛马的日子》,通过对一家台商投资的灯饰厂的观察,揭露了一些不法台商对于大陆劳工的苛虐现象。提出落后的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但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的同时坚持工农作为国家主体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难题。直到2005年6月,在《批评与再造》上登载的《“中国人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读<中国与社会主义>》,对于他九十年代台湾社会性质研究所隐含的另一端——大陆的社会性质,也即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陆,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原则理想的距离”的问题,陈映真才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看法。陈映真将改革开放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类资本主义工业化”视为为未来社会主义阶段建立物质基础,并通过自己的发展促进其他欠发达社会的共同发展,成为国际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挑战美国的单极制霸,推动了多极、和平与发展的世界秩序。陈映真动态地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世界社会发展学、国际地缘政治的视野来把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从而摆脱了左右两派对此的过低评价。陈映真也就此呼吁全中国的左派,不要从意识形态的左右出发,而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中反思,探索一条被压迫民族寻求独立自主发展的理论体系。

   面对“台独”势力的崛起、大陆革命状况的变化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冲击,陈映真始终站斗在第一线上。在像斗士一样顽强反击的同时,最可贵的是,陈映真也保持着高度的自省精神。两岸的统一要在两岸的社会性质基础上来谈,也要在充分理解台湾的历史与现实上来谈。1996年接受黎湘萍采访时,陈映真就表示除了做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研究台湾史之外,想要开始重读台湾的文学,力图在文学与实践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张力。政论、社会科学研究、小说、都是陈映真思考的方式,那么文学作为陈映真思想过程的特别之处——也即“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在于文学的柔软和丰润,是社会科学的历史所无法呈现的。陈映真“放弃”文学又“重拾”文学,即是这种张力的显现。

   在九十年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远行”后,“陈映真文学”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将“文学”与“思想”重新整合,形成“思想剧”的大格局。尤其到了《忠孝公园》,其视野之宽广、架构之复杂,在当代台湾无人能够企及。小说成功地将台湾人日本兵林标和满洲国宪兵马正涛的经验压缩在一个编排巧妙的布局中,折射出台湾自日本殖民以来的近现代史,并以九十年代对台湾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为基底,从日本殖民至今的大历史和整个东亚区域空间两个维度铺展开来,反思二战时期以日本为核心,以伪满洲国、台湾、朝鲜为殖民地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地缘政治格局。相应的,我们的读法也要避免长久以来对陈映真“文学”与“思想”的切割所造成的误读,试图通过小说中故事、人物、情节等内容和形式跟陈映真的思想及其思想所对应的社会历史现实进行有机的整体性的联系,放慢镜头,打开小说中被压缩的的丰富性。

   

   

二、大和解的可能与不可能:《忠孝公园》的“论战时刻”

   

   2001年5月26日,台湾文化研究学会、《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清大亚太/文化研究所等团体在台湾大学共同主办了“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省籍问题中的灾难与希望”第四场文化批判论坛,刘纪蕙主持,廖朝阳、陈光兴提报论文,分别为《灾难与希望:从<古都>与<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看政治》与《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多桑〉与〈香蕉天堂〉殖民/冷战效应下省籍问题的情绪结构》(以下简称《大和解?》),邱贵芬、朱天心、宋泽莱及郑鸿生作为回应人。论文及回应文章均在以“大和解?”为专题的四十三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1.9)发表。除了以上四篇在会议上的回应记录之外,额外收录了一篇陈映真对于陈光兴论文的回应文章。在《台湾社会季刊》第四十三期上,陈光兴及其他回应文章的通过日期是6月15日,陈映真文章的收稿日期是6月15日(通过日期为7月21日)。而《忠孝公园》的是6月6日写完,修改后6月19日定稿。可见,《忠孝公园》与陈映真对于陈文的回应——《“大和解”回应之五》的写作时间是有重合的。

   之所以追踪《忠孝公园》的写作时间,并不是要对其作索隐式的解读,而是将《忠孝公园》放回到其原有的历史情景,看到《忠孝公园》作为一部“思想剧”所蕴含的具体的问题意识。可以说,《忠孝公园》与陈光兴论文的刺激有关,面对陈光兴的论文,小说作为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之一再次登场。通过《忠孝公园》这一具体的写作动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忠孝公园》是陈映真极具思想性的作品,其中一个的原因在于,这是他面对陈光兴抛出的省籍问题(及其设想的解决方式)的一个小说形式的直接回应,在陈映真小说一贯表现出的思想性之外,《忠孝公园》更具有论辩色彩,陈映真通过小说《忠孝公园》再次介入到关于“大和解”的思想论争之中。通过了解“大和解”讨论背景以及陈光兴文章,或许可以管中窥豹,作为打开小说的一条进路。

   《大和解?》的第一稿(英文)De-Cold War/Decolonization, or Modernity and Its Tear(《去冷战/去殖民,或现代性及其裂缝》)发表在2000年12月日本福冈举办的以“Transitional Era,Transformative Work”(转型时期,变革作品)为题的第二次亚际文化研究国际会议上。2001年3月,陈光兴针对“《台湾论》”现象做出评论文章《日本想象的差异》,发表于《读书》杂志(2001.5),认为“《台湾论》”现象反映出的是两岸内部对于日本想象在感情与记忆上的差异。《大和解?》可以说是经由“《台湾论》”现象的中介,在英文稿的基础上进行翻译改写而成。论文以台湾电影《多桑》和《香蕉天堂》为分析对象,引入“情绪性的感情结构”的概念来说明本省人与外省人主观上不同的集体情绪结构如何造成了省籍冲突的情绪基础。

   《多桑》与《香蕉天堂》的主角多桑和门闩分别是本省人和外省人。通过陈光兴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省人和外省人分别受制于殖民主义与冷战两条不同的历史线索,产生了不同的集体情绪。本省人受到日本殖民主义这条结构线索的牵制,日据的殖民主义(1985-1945)是台湾本省人对于“日本”的基本记忆,而日本作为“现代性”的代表,造成了本省人“日本—台湾—大陆”的阶序,长期的殖民地历史以及战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使得本省人对于日本的情感十分复杂。而另一方面,外省人主要受制于冷战结构的轴线,日本的形象源于八年抗战(1937-1945)的负面形象,反日作为反帝最重要的一环毋庸置疑是中国当代民族主体的关键因素,因此外省人跟大陆人一样对于日本殖民主义没有身体性的认识,无法体会殖民主义在台湾所产生的复杂效应。通过对本省人与外省人主要历史记忆的厘清,陈光兴认为这两种历史经验的根本分歧,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结构——以对“日本”不同的想象为核心中介——是本省人与外省人之所以对立的情绪基础。据此,虽然本省人与外省人客观上都活在这两条轴线的纠缠之中,但在主观上却被各自的情绪结构牵制,没有交集,无法互相理解,甚至以自己的悲情经验为资本拒绝理解对方的悲情,由此造成了台湾社会内部各个层次上和解的不可能。而台湾主流政治对于这种僵持不但不去解决,反而将之激化并转化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力量。省籍问题其实是政治动员最核心也是最无法曝光的深层禁忌,而这种动员手段主要是针对易受感情影响的底层。所以陈光兴选择了两个底层人物进行分析,其所谓的“大和解”,在这篇论文中,更确切的意思是底层的“大和解”。陈光兴认为要化解台湾内部各个层次的矛盾,不能只在政治和利益的层面上进行休战式的和解,而要在更深层的情绪层面上进行和解,底层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应该试图看到对方所不同轨迹的悲情历史,试图理解对方,这才是“大和解”的起点。

   通过《大和解?》及陈光兴在论坛上的发言,陈光兴作此文的初衷:化解被政治动员的省籍矛盾——“它就是被炒作成关键性的、主流的政治问题”,“搞省籍问题就是要让省籍问题解咒,让政治动员没有办法用省籍问题来动员。不讲的话就一直动嘛!” ——看上去起码完成了“一半”的任务:陈光兴的论文确实是把潜伏已久的省籍问题理论化,将之摆上学界的台面,打开了广阔的分析空间;但“另一半”——为什么最后得出的结论让人如此不满足?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回到论文本身的论述框架中——对于上层/底层,政治/生活,国家/人民,统独/省籍,物质基础/情绪基础进行区分——陈光兴一再强调他的论述范围是后者,而非前者。如陈光兴所化约的,主观上,本省人活在殖民主义的轴线中,外省人活在冷战的轴线中,这个框架有一定的解释力,尤其是在陈光兴做出以上的界定之后。也只有在这个预设下,省籍问题才能进入其“深层”腹地——集体性的情绪结构层面。如陈光兴所声称的,这恰恰是“主导性的社会矛盾”。对欲望及情感方面的分析,并不是左翼所擅长。而陈光兴要做的就是和右翼抢夺这个阵地。但经过这一系列的切割后,论文中所结晶出的省籍问题的“核心”,也只能在这个核心之中解决——寄希望于能够互相沟通和倾听的底层人民。

   陈光兴省籍和解之道真正的动力来源于对于国家与人民的切割。只有在这一前提下,陈光兴才敢于将暗涌于台湾社会中的省籍禁忌以一种承认的姿态表达出来。即使指出本省人与外省人历史经验上的不可通约性,通过对历史中“人”与“国家”的切割,无论是被殖民的本省人还是由冷战而离散的外省人,都能找到同样的对立面——国家。本省人与外省人主观上不同的情绪结构都是在民族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但这种通过将国家机器与人民区隔开来的看法实际上是一种对于“国家”去历史的理解。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方便的切割确实有效地将“国家主义”作为历史之恶从底层人民身上清理出来,但是不是也将曾经为了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人放逐了?更后设地看,这也是部分台湾左翼难以克服的一种困境。

   陈光兴对于自己的困境有其自觉,但是这个自觉是有限度的。正是陈光兴对“外省人”身份的焦虑,才有了这样的结果——“被逼的在论辩中彻底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国族主义”。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彻底”、“反对一切形式”恰恰说明以左翼分子来重新定位,反对“外省人”身份政治标签暴力策略的失败。因为在台湾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所造成的压力下,这种左翼分子不得不绕过最危险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这种拒绝有意识地反对“外省人”的标签,但在无意识中,却正是由于“丢不掉的”身份的焦虑而深受其限制,不得不为了避开某些刻板印象而反其道行之。这种“反动”仍然是在省籍划分的框架中的“反动”,毋宁说,这种拒绝(或者说是自觉)反而是一种承认。这种左翼是在“客观情势”下被裁剪了的左翼,被裁剪掉的就是“民族主义”这部分。通过《大和解?》一文,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谓的在阶级的立场上谈问题,却是对于其阶级分析方式的背离——阶级分析在(否认)“国家”的门口停止了。陈映真在对陈文的回应文章中,特别对台湾左派无差别排斥民族主义现象做出了批评:

   “面对布什的新军事霸权主义的TMD、NMD体系和美日安保条约新指针、周边有事立法等,面对新围堵主义和新冷战的阴风四起之时,亚洲进步知识分子在反对美国与日本战争政策和霸权主义上有共同的战略。但在战术上,美国、日本的左派当然反对自己国家的、扩张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中国、韩半岛、台湾、菲律宾的左派;在受支配于新帝国主义及其威胁下,无区别地放弃和批判民族主义,岂不等同缴械!”

   这当然有台湾左翼的现实境遇原因,左翼在台湾的势力微弱,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让他们能够参与到现实政治的运作当中,更何谈进行社会变革。所以,并非是台湾左翼主动放弃“民族主义”的武器,而是台湾没有提供左翼能够“武装”的土壤。与日据时期的台湾左翼在日本残酷镇压下被迫掩盖其民族解放的诉求相比,以陈光兴为代表的台湾新一代左翼对“民族主义”的放弃是在无可奈何的条件下做出以“批判和否定”为姿态的“放弃”,其实质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保护策略。我们要理解陈光兴代表的部分台湾左翼的艰难处境,但并不代表我们认可他们,因为台湾左翼的处境也是台湾问题的另一个表征。陈光兴在论坛上提报论文之后,做了一个关于省籍问题自我表白。这段“掏心掏肺”的表白传达出陈光兴的困境:

   “省籍问题对我个人而言,一直是一个知道存在,但是很难直接面对的问题。作为台湾新一代的左翼分子,在我们的主观世界里,阶级与反帝的关切优先于族群问题,但这跟其他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样,客观情势迫使我们始终要面对社会中真实的主要的情绪矛盾。……主流的政治文化是将一切事物都以省籍/统独划分来定位。然而,对我们自己来说,这其实相当荒谬……回想起来是在这样的战局中,被对手——统独双方——界定了我这样的人必然的命运:拒绝外省人这种身份位置,而一直以左翼分子来自我定位,也因此被逼的在论辩中彻底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国族主义,特别是反动的族群民族主义,这也一直是我们最被批评的地方:我们无法恰当处理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

   可以看出,在台湾主流的身份政治框架中,省籍问题的焦虑时时刻刻跟随着陈光兴。拒绝外省人的身份,以左翼分子来自我定位。如何拒绝?又如何自我定位?于是我们看到了,陈光兴不得不暂时搁置“阶级与反帝”的关切,将其放入“我们的主观世界”,而面对更“真实的主要的情绪矛盾”,因为这是“客观情势”所要求的。怎么理解“我们的主观世界”?它是跟“客观世界”对应,还是跟“情势”对应?“阶级与反帝”的问题与省籍问题,到底是怎样一个先后缓急的关系?这种混淆正意味着陈光兴自己的犹疑与困境。“省籍问题”的重要性到底在于它比“阶级与反帝”的问题更重要?还是更急切?当然两者可以兼而有之,但由于陈光兴措辞的模糊,我们只能确定后者的存在。由于政治动员的当下性与巨大的影响力,被动员的族群矛盾确实是左翼面临的紧迫难题。但问题是,怎么解决这种急切的问题?如何看待陈光兴对于右翼所擅长的感情动员这一阵地的抢夺的策略?只能在客观情势的迫使下搁置我们原有的议题?这是一种游击战术还是一种亦步亦趋?回应台湾现实问题固然是无可置疑的,但如果前提是放弃原本更大的认识框架与现实关切,这种即时的近身的战斗是不是同时导致了一种深度的近视效应?会不会造成自我定位的移动,甚至固步自封于对手所设定的安全线内?这些问题都是陈光兴的“大和解”无法回避的问题。

   

三、“阶级”与“族群”:台湾新老“左翼”的深刻对话


   “阶级与反帝”与“族群问题”,哪个是台湾左翼最重要的议题?这个比较化约的选择,可以说是台湾老左翼与新一代左翼的分水岭。陈映真的《“大和解”回应之五》以及《忠孝公园》是对《大和解?》的回应,殊不知《大和解?》同样是作为台湾新一代左翼陈光兴对台湾老左翼代表陈映真的一个回应。在《大和解?》一文中,在进入最终大和解问题讨论的一节之前,陈光兴提到了陈映真:

   “对这两个构造及其交错状态有批判性认识的论述在台湾不太多,陈映真先生是少有的、持续在反省的前辈,更是早期开始就一直以第三世界为参考坐标的理论家,他的小说、评论与各种形式的书写都影响到年青一代反叛性型知识分子的思想。但是在统独的争议的迫切性,以及台湾前几个时段的政治限制,殖民主义与冷战结构是严厉批判的对象,而不能放慢脚步让主观的情绪经验有得以呼吸的机会,能够摊在阳光下,在情绪情感的层次上来面对。”

   以冷战角度分析台湾、殖民主义与冷战的双重构造以及第三世界的视角,陈映真都是台湾知识界的先行者。同时,陈光兴也是台湾批判知识分子中最早认识到陈映真重要意义的人。赵刚在《求索·自序》说重读陈映真是源于陈光兴组织陈映真学术研讨会的机缘,但这绝不是巧合,正如陈光兴的质问:“在战后台湾,如果要寻找一种第三世界的思想资源,能绕得过陈映真吗?”当台湾的批判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归来的)开始对曾经以西方知识界为唯一的参考系有所反省时,必然会在回溯的路上碰到先行者陈映真。而开始对以东亚为主的知识状况进行探索的陈光兴是最早与陈映真“接头”的人。这迟来的“接头”,也从反面说明台湾“老左派”和陈光兴所谓台湾新一代左翼的断裂。在八十年代末,赵刚曾与陈映真见过一面,那时赵问了陈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怎么看民族主义,陈映真没回答。此时的赵刚作为“西左”,对民族主义保持着毫无弹性的反对,也对这个左翼前辈颇感失望。继承海外左翼传统的新一代学人普遍对陈映真并不看重,也无法理解陈映真为何仍然死守着早已过时的民族主义,自顾自地树立起自己的新旗帜。然而,西化的学院派批判知识分子在面对自己本土的问题时,纵有十八般理论的武艺,却难以解决真正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一困境?在地化、历史化、理论与历史真正的结合,不是用本土历史佐证西方理论,而是将自己的历史理论化。这是一个新的难题,即批判知识分子怎么进入历史?而这种进入往往是二次进入,就像赵刚读陈映真一样,是一个重读的过程。

   而早于《求索》十年前的《大和解?》,对于陈映真的理解还无法达到这样一种成熟的境界。从那段话来看,陈光兴对于陈映真还更多地是一种对老前辈单纯的致敬,而并没有继承陈映真及其所代表的台湾“老左派”的遗产。陈光兴更多的是不满于“老左派”所设定的讨论框架,而这种不满仍是出于立场与知识的相左,而非真正进入到“老左派”的历史脉络。所以,陈光兴的论文虽然看似沿着陈映真所开拓的“从冷战与殖民主义所造成长远历史效应的问题意识出发”,到头来却是对于冷战与殖民主义错综复杂的历史源流的板结与压缩。而历史一旦封闭,省籍问题就确确实实变成了一个此时此地的台湾内部问题,解决的途径只能寄希望于对立双方既往不咎,卸下历史重担,携手走向未来,而这个未来,也注定是“可欲的永远都将不会是现实的”。

   这种思路充分体现在对于日本想象的刻板描述上。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情绪结构矛盾是通过日本想象的中介,但本省人与外省人对于日本的想象中间也经过各种中介,包括对方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要清理两者情绪结构差异,单单把两者之间由于历史轨迹不同而造成的情绪层面上的不可通约性放入结构中,使双方意识到并超克之,却不追究这个刻板的日本想象本身所带有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放弃了进一步的分析与检讨。这是陈映真在回应文章中所着重批判的,省籍矛盾作为族群动员的利器,本身就是被主流政治激化,为蓝绿斗争格局服务的。陈光兴不去追索这个框架本身的建构过程,反而用另一套叙事将其固定下来。因此,在陈映真的回应文章中,首先质疑的是省籍矛盾的性质问题。这也是陈映真最不能赞同的地方——“这篇论文是在台湾‘省籍矛盾’是构造性的、稳定的、固定的矛盾这样一个前提上展开分析的。”把省籍问题作为一个结构问题,这个分析前提说明陈光兴并非要破除省籍问题的意识形态性,而正是要在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省籍对立框架下展开分析。

   在对省籍矛盾的性质重新界定之后,陈映真开始探讨陈光兴所说的造成省籍问题的历史过程,这是陈映真的另一个质疑。在陈光兴的论述中,围绕在省籍问题周围的一些被冷战形塑的意识形态观念并没得到检讨,包括台湾本省人对于日本作为殖民现代性代表的这种评价,外省人反共与反日的相克情形的忽视,国语对台湾话统治论的说法等等。这样一个了解只能是一个姿态,无法将之实体化,因为陈光兴的一些既定观念并没有得到在地的、历史的检验,仍然是在其原有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理论的运作。这种困境微妙地表征在其从英文稿的写作过程及由英文到中文稿翻译改写的痛苦过程中:“然而,文章一旦开始写,或许是分析对象选择的问题,就像自己在跑一样,早已溢出当初简单的思考方向:写成中文稿的过程也显示了在地感觉的关键位置,这些或许都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不是理论的介入可以处理地。”

   陈光兴的和解之道,看上去是历史化并坚持阶级的维度,是将情感问题推到台前,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路径。因为他刚开始有的“历史化”姿态只是一个萌芽,还无法充分回到具体的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将冷战所形成的、长期的、未得到清理的意识形态效应通过历史真相的浮现来解开死结。所以,陈映真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质疑陈光兴,《大和解?》中对于日本殖民特殊论、殖民地现代化论及“国语”对“台湾语”的统治论等刻板印象不加检讨地承认,其效果反而加剧了族群间的裂缝,而克服之道应该是回到“具体的历史的细致研究,拨开迷雾,补充新的材料”之上。

   

四、陈映真的“大和解”:民族、阶级与人的复归

   

   在大致了解陈映真对于陈光兴《大和解?》札记式的回应后,我们再次回到小说中来。虽然陈映真不同意陈光兴将省籍问题放到情绪结构这个框架来讨论,但陈映真承认,陈光兴所探讨的由历史经验差异造成的主观感情线索差异确实存在,处理起来也相当复杂棘手。正是在“情绪结构”这一主观层面的考量下,陈映真才在回应文章的同时,进行小说《忠孝公园》的创作,以文学的形式来处理那些无法被化约的、毛茸茸的情感问题。陈映真从来没有漠视台湾的悲情历史,他只是不断强调,台湾的悲情要放在自身和区域历史的脉络中,而不是抽象地谈论悲情。那么,《忠孝公园》是如何回应《大和解?》的?陈映真如何把他的社会性质分析转化成小说的内在肌理?又如何在这样的骨架上坚持对“人”的关怀?

   我们可以试图从基本的层面,先将小说和论文进行一个简单的人物对应。毕竟在《大和解?》中,陈光兴也是以电影中的两个人物——底层本省人多桑和底层外省人门闩——作为分析焦点,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分析。陈光兴意图创造的“大和解”,具体地说,即这两个人的大和解。那么,如果陈映真要回应陈光兴的“问题”,应该在小说中让多桑和门闩相遇,看看这两个人能不能大和解。但在《忠孝公园》中,我们发现主要人物的身份有所变动,可以说只变了一个,多桑的位置并没有大的变化,林标仍然是底层台湾本省人,另一个人物变成了上层外省人马正涛。虽然仍是“本省人+外省人”的配置,但由“底层本省人+底层外省人”变成了“底层本省人+上层外省人”,这两个人形成的结构已经超出了陈光兴所界定的底层内部谈和解的论述范围。这是陈映真对于《大和解?》讨论框架最大的改变——将对于省籍矛盾性质问题的质疑落实到小说中。那么,陈映真认为“多桑”与“门闩”之间不存在矛盾?在《忠孝公园》中,底层外省人“门闩”没有出现?

   人物的改变,并不是说陈映真意图让林标和马正涛进行大和解,他的目的仍然是“多桑”和“门闩”的“和解”。只不过,他否认握手言和式的天真姿态,而意在说明两人的大和解无法直接达成,必须经由某种中介。在《忠孝公园》中,“门闩”并没有消失,“多桑”与“门闩”的关系被陈映真放在了后台。太极拳班子中的四川老兵就是《大和解?》中的“门闩”。四川老兵作为忠孝公园的一员,从未出现在以忠孝公园为地点的情节中,而只在豆浆店出现。林标与四川老兵并没有正面的接触,是通过马正涛的视角来展现二人之间的“关系”。林标与日本的关系比多桑要复杂的多,他不仅长期生活在日本的统治下,而且还作为日本兵战斗,而四川老兵当时是作为国民党军参加抗日,在战争时期,二者是敌我双方。所以,陈映真并没有掩盖底层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由于日本中介产生的矛盾,反而将其放置在一个更极端的情形中。那么,是否因此将其与外省老兵对立,认定双方“大和解”的不可能?陈光兴的和解之道是让双方不计前嫌,因为“前嫌”是被绑在民族主义框架内的自恋逻辑,只有克服民族国家框架,曾经的敌我双方才能休战。但底层内部这样一个干燥对立的状态,并不是一个正常状态。对于陈映真来说,之所以“多桑”和“门闩”、也即林标和四川老兵,无法达成和解,甚至说,之所以两人需要和解,正是由于两者之间的矛盾并非真实的矛盾,只是他们自认为“真实”。在这种自以为“真实”的幻影下,两个人根本没办法沟通。

   陈映真认为省籍问题是个意识形态,要破解省籍问题,必须回到台湾的社会性质上来看,让林标和四川老兵意识到超越他们恩怨情仇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矛盾。所以,在小说结构上,陈映真将所谓的省籍矛盾放在后台,让马正涛出场。四川老兵和林标虽然一个是外省人国民党兵,一个是本省人日本兵,但对于马正涛来说,并没有多大区别。叙述者进入马正涛的视角描述公园里练拳的林标是“每每一板一眼地做完一大套柔软体操才走”,四川老兵“不到一套拳打完,他就不张开他那紧闭的眼睛”。在马正涛的眼里,林标和四川老兵,这两个“敌我对立”的人在做操习惯上如此相似。从做操习惯能看出两个人都是简单执拗、不懂变通的“粗人”。这并非作者在描写上的词穷,而是借由马正涛的视角,将两个人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在当事人的眼里完全被省籍与对日本的情感所遮蔽,如果双方互相看,只能看到对立,其他的共同之处都会失焦。只有处于马正涛这个位置,才有可能发现两个人的连带。马正涛的位置——一个“黑暗”的、无法言说的位置——处于国民党的不见光处,才能看到那些“粗人”们所无法看到的地方。正是这样一个扭结的位置,马正涛才有了自己的“洞见”,他能看到四川老兵的盲点,也能看到林标的盲点。事情确实不像外省人想的那么简单,马正涛在日本宪兵队和国民党侦缉部杀了多少人,李汉笙几易其主,通敌卖国,墓碑上却刻着“陆军上将”的头衔。林标被咒骂为汉奸,但在南洋因为没有武器,并没有参与到日本人的杀戮中。四川老兵基于省籍的划分,只能看到本省人林标曾经“助纣为虐”,却看不到外省人马正涛手上沾满鲜血,所以才无所顾忌地展开对参与日本殖民过程中的本省人的批判。林标“认同”日本,部分原因也是在这种仇恨政治的粗暴氛围下无可奈何的选择。所以陈映真让反日的四川老兵隐去,让亲日的马正涛来到前台,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再来审视林标的日本想象,才能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之外打开林标的日本情结。林标对日本的想象是分裂的,破碎的,在与宫崎、马正涛和泉州仔甚至四川老兵的关系中,他所展示出来的对于日本的“认同”都是变动的,尤其是在讨要恩给金和讨要补偿金两次事件中,对日立场南辕北辙,并不能简单地用“媚日”或“恋日”来概括。

   这也是陈映真对于《大和解?》的另一点质疑:本省人对于日本的态度是否只是“亲日”一个维度?陈光兴的解读建立在一个“现成的”省籍矛盾的基础上,并没有充分打开作为本省人的典型——“多桑”对于日本的想象。电影中“多桑”的故事开始于一九四〇年代后期,并没有交代“多桑”在台湾光复前,也即日本殖民时期的生活状态。多桑1929年出生,林标1925年出生,他们都生活在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后半期。这个时期台湾社会已经相对稳定,与前半期日本疯狂镇压台湾人抵抗的情形有所不同,而且战时体制下进行的“皇民化教育”有了一定成效,像梅村这样要炼成皇民的人也不在少数。从1945年台湾光复到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为止,大部分台湾人的民族立场是坚定的,反日和对日本殖民的批判是社会主流。只是由于国民党的贪腐与霸权,终于酿成“二二八事件”,使得台湾人民第一次对中国民族认同产生了困惑。国民党采取“去日本化”的语言和文化政策,全面禁用日语,日语虽然从公共领域消失,却转入了家庭、朋友或个人的私领域(影片一开始,多桑带着文建偷偷去看“台语配音”的日本电影),正如曾健民所说:“一般民众虽然在民族和国家认同上并未明显动摇,但在语言、生活方式、习惯、思考方面又逐渐逆回到殖民统治时期,亦即社会生活上延续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样式,出现了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二重结构,这就是后来台湾‘日本情结’的原型。”这就是在日据时代出生的多桑一代“日本情结”的来源。这种“日本情结”是以遗忘日本是殖民者的支配位置,借由在日据时代所习得的皇民“精神力量”来对抗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政治腐化、通货膨胀等状况下,又将其视为战敌的共犯,急欲“中国化”的情势下,引起这一代对日本情感的保留,在日常生活层面上退回到日据时代,单从感情的层面上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陈映真在《忠孝公园》中让林标出场,林标跟多桑最大的不同在于林标被征兵到南洋战场。他作为日本兵被深刻地卷入到日本的殖民体系中,他与日本的关系相比于多桑要更加复杂,也更深刻地体现出了日本殖民的遗留问题。

   在南洋战场上,战争体制实际上强化了日本殖民体制,林标是作为军夫而不是军人应征,按照日本军队“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排在犬马之下,所以,林标并非是作为“皇军”的一员出征。林标出征时穿的是“国防服”,并不是海军服。日本在战争初期并不情愿让他们眼中的“二等人”当军人,只能作为“军属、军夫”。在战场上,台湾兵也是处于军队的最低端,受到日本兵的凌辱与虐待。当被殖民者怀念殖民母国所带来的现代性时,是否还记得与此一同而来的种族歧视、强征、虐待、剥削与遗弃?日料店里的老兵们要以压抑掉曾经被虐待的经历,才能和宫崎把酒言欢,这种和谐的氛围是老兵们选择并遗忘真实历史所达成的共识,只有在“现在”,当日本殖民的历史成为“过去”,林标才有可能穿上日本海军战斗服,作为“真正的”皇军。本省人的“日本情结”其实是把“过去的日本”和“现在的日本”切割开,通过去历史化的日本想象来对抗国民党在战后企图强力塑造的民族认同。在对国民党所代表的“祖国”失望后,尤其是外省人以征服者的角色凌驾台湾,本省人才会扭曲地对于曾经的殖民者日本产生出乡愁。这样一种形态的乡愁由选择性记忆形成,日本作为殖民者的支配与压迫形象就被他们所遗忘了。

   伴随着对历史的遗忘,林标对于菲律宾人的“连带感”也随之消失了。在南洋战场,林标还能凭借着底层的认同感和语言的共鸣,反抗殖民主义,出手搭救泉州老板,但是现在,林标根本看不到这种自己与菲律宾人的关系。林标看到菲律宾来台的工人,听到了曾经熟悉的菲律宾语,勾起了他在南洋战场的回忆,并没有引发出他别的想法:

   “这是他们从提包里拿出大包小包的零嘴,配着可口可乐吃着,笑语欢欣。”

   “左前座上的两个菲律宾人还在吃着零嘴,并且笑语春风。两个人都穿着浅蓝色的牛仔裤和夹克,状颇亲昵。”

   “但几十年之后,从那屠刀下幸活下来的种族,而今竟也生气勃勃地到世界各地打工赚钱,直有隔世之叹。”

   作者通过菲律宾人在车上的出现,自然过渡到林标对于南洋战场的回忆。这对菲律宾人情状的描写,显然是林标的口吻。但叙述者所用的意象,可口可乐、牛仔裤和夹克,却有叙述者隐含的用意。在叙述者的视角下,这里隐含着两个来台打工的菲律宾人,吃穿都是典型的美国式的消费生活,笑语春风暗示着一种追求快乐和享受的生活观念。对于两个人状态的描写,让我们想到《山路》里蔡千惠将自己形容为“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蔡千惠之所以会这么形容自己,是由于黄贞柏的出狱,她想象以黄贞柏的视角来看自己丰裕舒适的生活,才会感到不知不觉自己已经深深堕落。台湾已经引进外籍劳工,菲律宾人仍然处于宰制结构的最底端,和战时的位置并无大的区别。如果不以陈映真所思过度解读,这段对于菲律宾人的描写很客观,并未超出林标的的叙事视角。隔世之叹是林标望着窗外风景时的内心活动:林标把菲律宾人到各地打工看成是迥然于战争时的“生气勃勃”,而叙述者却隐含着对这种非战状态的殖民情景是更为全面性的日常生活暴力的反讽。在此,林标的世界与叙述者的世界像两个平行世界,林标无法将此时的菲律宾人与战时的菲律宾人的境况重叠到一起,在他看来,菲律宾人“从那屠刀下幸活下来”了,有了今天的好日子。菲律宾人来台打工和台湾人日本兵去菲律宾作战,看起来确实恍若隔世,但事实上,穿过“笑语欢欣”的面纱,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来台打工的菲律宾人与自己外出打工的儿子何尝不是同样的命运?台湾和菲律宾的下一代何尝不是重复上一代的命运?陈映真没有让自己的思考闯入文本前台,林标的“盲点”则更引人思考:作为读者,我们的位置又在哪?我们跟所处的历史与社会是什么关系?我们与他人的连带又是怎样的?我们在面对命运时能做什么?

   通过林标的“循环”遭遇,陈映真将战时与战后台湾历史的反复揭示了出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是“日本—台湾—菲律宾”这样帝国主义主导的军事殖民等级和侵略结构;在当下,则是“(美)日—台湾—菲律宾”被全球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殖民等级和依附结构。两者都复制了“中心—边缘”的殖民主义架构。而台湾的正是在这种“次中心”的夹缝位置中,这个位置给台湾带来“主体性”的幻觉。而陈映真的小说和他对台湾社会性质的分析,其目的都是为了打破这种幻觉,重建台湾在帝国主义时代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当下所具有的“真实”位置,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真正的反思才能开始。

   陈映真并不否认在战后台湾曾经出现过省籍矛盾,但强调将其放在台湾社会性质的历史周期上看,认为所谓的省籍矛盾,存在于两个时期,并坚持反对“外来政权”说。这两个阶段的省籍矛盾有所不同,第一阶段是大陆溃败来台的外省精英在美国的支持下控制台湾政经资本,对台湾本省的地主及资产阶级造成一定的打击。第二个阶段则是本地资本逐渐在美国援助及国民党支持下逐渐做大,但仍然处于国民党威权的控制下,造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重大杆格。无论是上述哪一种省籍矛盾,都是台湾本土中上层阶级与国民党精英之间存在的矛盾,而较少存在于台湾社会的底层。而且随着两蒋的去世,国民党上层中央势力的瓦解,本地资产阶级全面取得政权,从台湾社会性质的角度来分析,省籍矛盾早已不是问题。而历次大选,省籍矛盾都反复被挑动起来,这跟台湾政党的性质有关。尤其是随着2000年上台,民进党逐渐向垄断资本靠拢,开始为大资产阶级代言。根据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台湾社会的性质是“新殖民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向“新殖民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变化(1985-2000)。台湾社会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而非省籍问题。省籍问题不过是蓝绿阵营所营造出的意识形态,以此掩盖台湾社会阶级矛盾的本质。而这是两党的阶级属性无法解决且更要固化下来的,维护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利益是蓝绿共识。而要在这个共识下制造出两党的差异,省籍问题就成了蓝绿要共同维护的政治正确。相比于生活奢侈的马正涛,无论是台湾人日本兵林标还是国民党下层的四川老兵,都处于台湾社会的边缘,并不因为省籍问题而有特殊待遇,说明了省籍问题在底层的虚构性。

   陈映真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草草地把“民族—国家”的框架扫入垃圾堆,关键的问题是区别“新殖民地精英的反共的、国粹主义的、扈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右派民族主义,和人民的、反帝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民族主义”。小说中,陈映真也没有完全站在外省人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而是通过一种漫画式的方式勾勒出两位外省老兵对林标的愤怒。外省老兵反日情绪背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来自于八年抗战的历史记忆,在战争时期,被压迫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但在国民党来台后,表面上强化统合中国民族主义,实质上依赖美日新殖民政权,使得原来进步的民族主义窄化为族群的民族主义。外省老兵一味地以“民族大义”来要求曾被长期殖民的台湾民众,看不清“党国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新形式的压迫,这也是造成省籍矛盾意识形态的原因之一。但通过“民族—国家”的历史之恶为老百姓卸担,安放他们难以呼吸的感情之后,同样关闭了他们的反思空间,在不对自身有所反思与清理的前提下,只会陷入更深的孤儿、弃儿和受害者的心理中无法自拔,逐步演化成更加激进的道德与美学上的优越感,正如新一代的“台独派”代表吴叡人在《贱民宣言》中的悲壮演绎。吴叡人根据“经济与历史发展的结构性逻辑”得出台湾在被主权国家所垄断的世界中,台湾作为“无国家者”或“主权不被承认者”,只能“孤立无援饱受羞辱”或等待“帝国挥军东指”,剩下“无路可出”的唯一出路,跟陈光兴在《大和解?》中所论述的——民族国家框架下族群矛盾大和解之不可能——竟然殊途同归。

   彻底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国族主义,确实如陈光兴自己所意识到的,无法处理民族与阶级的双重矛盾,正是罗蒂所讥讽的那些过早地构想民族国家之后的“世界政体”的左派世界主义者之一,既无法防止新的等级社会出现,也无法防止右翼民粹主义借人们的妒恨情绪从后门涌入。这样一种愈演愈烈英雄状的“碰瓷”姿态,陈映真早已有所警觉,对伪善的世界格局宣战,这种英勇就义的悲壮感看上去很美,可惜,这不过是台海“两套常识”差距越来越大的结果。当无力维系两套常识并存却仍要维持不统不独的局面时,一种“躺倒”的姿势就呼之欲出了。按照吴叡人的说法,台湾之所以无法取得主权国家资格,无法加入现实政治的游戏中,正因为中国大陆不放弃对台的“复国主义”。在中国大陆崛起的情势下,这种以“强中心”凌“弱边陲”的说法确实有收买人心之奇效,只是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考量。对“民族国家”的彻底批判,是以大陆为假想敌的意识形态下生产出来的抽象价值,是冷战时期台湾作为中国他者的衍生物,其背后都是反共反华的基本立场。吴叡人念兹在兹“台湾全体人的解放”,而这个“台湾全体人”的意义只存在于与大陆的对立格局中。在台湾社会内部,这个“台湾全体人”不过是少数中上层强加于大多数底层的主张。陈映真在八十年代曾批判党内党外以台湾“一千八百万人”为幌子来取消阶级视角,实则是台湾的资产阶级没有力量改变台湾现状,只能跟随美国提出“自决”的口号,在形式上改变台湾。三十年过后,台湾的资产阶级运动换汤不换药,依然是反共反华的冷战底色,置中国(大陆)于死地,台湾就诞生了吗?“台湾全体人”所追求的“独立”只是以“独立”为伪装,隐蔽自己承袭美日后殖民地的真面目。陈映真曾指出在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体制下,党内党外所呈现出相似的戒严体质;赵刚曾指出民进党和战后台湾自由主义在“社会政治哲学”上的同构性;如前所述,陈光兴与吴叡人对“民族-国家”的彻底批判,这些殊途同归的理论或主张,借用赵刚的概念,都是“方法论台独”的产物。他们的共同点——“没有主体性的、盲目的反共,并且从这非主体性的反共热情,延长为反中国”——都要从台湾的社会性质说起。这些相反相成的价值观念无一不是在台湾“冷战—国家分裂”结构下“新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具体的物质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产物。

   陈光兴在《大和解?》中提出重新理解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性,从“文化”的角度指出国家对于民众文化与情绪上的形塑,但没有进一步从国民党的政权性质来理解台湾社会。陈映真在八十年代指出战后台湾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台湾在美国冷战体制中的战略地位,是在作为“世界反共军事基地”的政、经条件下得以产生并发展。美国为了巩固台湾在冷战中的位置,防止台湾内部赤化,拨发巨额美援来扶植国民党政府,帮助其进行土地、经济和政治改革,发展来台和本省的资产阶级企业,从上到下地形成巩固国府统治的阶级和社会基础。一八九五年被切断的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在一九四五年光复后仍然没有连结,台湾反而进一步编入美日资本主义经济圈,完成陈映真所谓的“国家分裂—冷战—依赖”性经济的发展。这种条件下发展的台湾资本主义必然没有独立性,对美日霸权毫无批判,承认国家分裂的现状,并产生维持分裂甚至意欲永久分裂的主张。如此一来,才能理解台湾资产阶级运动所具有的共同属性——都是在不触动两岸分断的格局之上来谈台湾的未来,陈映真一语道破:“所谓‘台湾结’,其实是从四十年代后半期由美国霸权展开的亚太地区两极对立下‘中国国家分裂—冷战—反共安全’体制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所谓台湾的主体性是通过承认“冷战—内战”双战结构下台湾的位置为前提,并尽力融入美国在亚太主导的霸权体制当中,而非相反。这就决定了台湾主流意识形态必然是向着“现代化”的朝圣之旅,美国是现代化的唯一指向。这种冷战时期所延续下来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必然是去历史的,要切断台湾与中国近现代的联系。陈映真强调“美国结”与“日本结”才是台湾的根本大结,正是在对美日依附的社会基础之上,去殖民的任务无法开展,反而被一再拦截。为了维持台湾在冷战体系中的战略位置,防止战后依赖性经济发展的休克,台湾无法真正在去殖民的路上迈开步子,只好拉来所谓“在路上”的“中帝”作为稻草人加以攻击。而对于历史与现实中并存的“美帝”和“日帝”,最多作为“中帝”的陪衬捎带着口头上反抗一下。对美、日的态度,仍然停留在国民党统治的戒严时期,甚至在切除中国民族主义(即使后来渗入了右翼的族群民族主义倾向)所带的张力后,更加肆无忌惮的成为其附庸。在小说中,陈映真正是以林标这个台湾人日本兵为主角,通过讨要恩给金这一曲折过程折射出冷战背景下台湾与日本之间持续着的殖民关系。作为日本兵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林标,战后理应得到殖民宗主国的妥善处理。但日本政府不仅在战后对滞留在太平洋的台湾兵置之不理,还拖欠军饷,对于曾经为之作战的异族殖民者毫无补偿。日本战后处理问题上的残酷令台湾人日本兵寒心,那么,是否可以追问一句:在安放多桑殖民进步性所种下的日本情结之时,林标这样的后殖民伤痕该如何抚慰?虽然在小说中,美国并未出现,但美国在亚太地区制造的反共防线如何扭曲台湾人对于日本的殖民及战争记忆,却通过战时与战后林标个人记忆的歪扭得以呈现。

   陈映真之所以将战时和战后两条线索并置起来,并将各个殖民空间凝缩到“忠孝公园”这一个空间中,正是因为台湾的位置使其成为战时以及战后东亚殖民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直到《忠孝公园》,陈映真在小说中才真正从一个更大的图景中来剖析两岸分断,从日本的殖民主义,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脉络考察台湾跟大陆、台湾跟满洲国、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以及从国共内战及战后的冷战体制来看台湾、日本、大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这才是陈映真广大的历史视野所在。总而言之,只有在陈映真与陈光兴的“对话”中,我们才能理解《忠孝公园》——作为一出“思想剧”式的小说——内在的论辩过程,而这正是《忠孝公园》这篇小说最大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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