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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生殿》的思想性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程千帆 点击:89次 时间:2017-08-08 20:24:41

   这种情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个作家,只有关心和注意生活,并且从一定的世界观出发,喜爱或憎恨这种或那种生活,才能从生活中获得题材,形成作品的主题思想,并且通过特定的艺术手段,主要的是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将自己的创作意图成功地表达出来。因此,通过作家认真的劳动而产生的作品,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过程,就必然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制约下进行的斗争过程;因此,当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对于它的认识,对于它的内容与形式的美学判断,也就不是一种很简单的工作,而且是一种有待于以不断的努力使之深化的工作。研究一个作品,也必然要经过复杂的、矛盾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制约下进行的斗争过程。

   《长生殿》是十七世纪末叶出现在祖国剧坛和文坛上的杰出戏曲之一。它是洪升以十年以上的时间改写了三次才完成的。洪升写过好几个剧本,也写过不少的诗,但人们却只因为他创作了《长生殿》才将他的名字牢牢地记在心里。两百多年来,这个作品不仅一直在舞台上为人们所欣赏,而且也作为戏剧文学被大家热情地吟诵着。可是,《长生殿》尽管曾经风行一时,而过去对于它的理解,从文献纪录上检查起来,却显然还带有片面性。多数的人,是将它纯然当成一部歌颂剧中主要人物唐明皇李隆基和他的贵妃杨玉环的爱情的作品来看待的。甚至洪升的好友,为了《长生殿》的演出得祸而“断送功名到白头”的赵执信也抱着这种看法,认为作家之写《长生殿》,乃是“才人例解说相思”的证明。(赵执信为了《长生殿》的演出得祸,详见叶德均:《戏曲论丛•演〈长生殿〉之祸》。“可怜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当时人咏赵的诗句Q“倾国争夸天宝时,才人例解说相思。三生影响陈鸿传,一种风情白傅诗。”赵氏《上元观演〈长生殿〉十绝句》之一,见《饴山集》卷十四。)

   如果《长生殿》的写作真是像过去多数人所理解的:仅仅是为了给观众绘制一幅贵族恋爱生活的图画,其中并没有包含着明确的倾向性的话,则我们今天即使不能够完全否定它的价值,也决不可能把它评价得很高。这和它在长时期中间一直受到广泛欢迎的历史情况,是不无抵触的。因此,对这部作品进行一些新的探索是有意义的和必要的。我们已经指出,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和对于一部作品的认识过程都是复杂的、矛盾的,同时也是受着历史条件制约的。我们和洪升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我们今天可以掌握更正确、精密和锐利的研究生活的武器,因而不仅可以一方面从前人对于《长生殿》的片面性的理解中吸收其合理的部分,一方面更广泛地和更深刻地发挥作家原来就埋藏在剧作中的思想感情,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用一种和作家原有的创作目的不相同的目的来解释它和衡量它,即用历史的现实,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和衡量它。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一个古典作家,只要他忠诚地学习了生活,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则他在作品中所显示的形象,往往是大于他的思想的。生活逻辑的巨大力量,每每使得古典作家们违反自己的创作意图,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刻画,作出和自己的意志相违背的结论。这一现实主义崇高原则的理解和运用,使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到一种幸福和喜悦,那就是:对于一部古典作品,我们有的时候能够比它自己的著者还要理解得深刻一些和全面一些,比过去的读者从其中获得更多的东西(袁世硕同志说:“洪升为什么要写《长生殿》呢?绝对准确的答案,就只有叫洪升自已来作。我们只能根据《长生殿》的内容,洪升的思想,以及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情况,作个力求正确的探讨。”这个说法是不妥当的。我们今天具备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比过去的作家更其真正地懂得他们的作品,包括他丨门的创作意图在内,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应该的。如果按照袁世硕同志的理解,那么,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工作,就不过是“盲人摸象”,或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确结论的获致将成为不可能了。至于正确结论的获致,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的探索,则是不成问题的。袁说见所著《试论洪升剧作〈长生殿〉的主题思想》,载《文史哲》1954年第9期。)对于《长生殿》,自然也不在例外。

   最近,我花了一些时间重读了这个出色的剧本,并连带学习了已经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这个剧本的论文。在学习中,我感到要对《长生殿》获得一致的认识,还得展开更充分的和更深入的讨论。因此,我也就冒昧地写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准备全面涉及《长生殿》中的许多问题,而只准备通过和有的同志在某些问题上所作的商讨,来说明自己对于这个戏曲的思想性方面的一点看法。这些意见是极不成熟的,希望同志们多加指教。

   文学作品的题材总是和特定的历史时代相联系的。它首先是和作家所生活着的时代相联系。其次,如果作家写的是过去的生活,是属于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他就必须仔细研究和分析那个和自己有了距离的时代,才能使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人物性格在艺术中复活。而且,这种研究和分析,又不可能是客观主义的。作家只有对准备写在他作品中的那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感到了强烈的爱憎,并且还感到了有把一些正面的东西推到人们面前使大家也爱它,把一些反面的东西推到人们面前使大家也恨它的必要,作品才有孕育和产生的可能。因此,即使是在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也就必然地并不仅仅是某些个历史人物在活动,同时也是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活动。只有当作家的思想感情渗透在作品里的时候,只有当作家把自己的命运和作品中的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作品才会是动人的。

   《长生殿》正是一个这样的动人的历史剧本。作家选择了八世纪中叶,即唐代天宝之乱的前前后后这一段时间里发生的历史事件,作为自己驰骋才能的场合。我们都知道,大唐帝国是祖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和强盛的皇朝,而爆发于755年的天宝之乱,则不仅是这个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且也是祖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鲜明标志之一。虽然对于后一点,洪升在创作《长生殿》的时候,还不可能具有明确的认识,但在历史上,开元、天宝之为一个丰富多彩的、富于吸引力的时代,是一个许多作家都为了要描写它而愿意不吝惜地付出自己的劳动的时代,则是曾经被杜甫、白居易、陈鸿、乐史、关汉卿、白朴等许多作家以自己的作品证明了的。洪升之所以爱好这样一个古老的题材,并且愿意就这个题材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其创造性的艺术实践,可以说,也是受了这样一个绚烂的时代与描写这样一个绚烂的时代的许多古典作品所吸引的结果。

   生活永远是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文学作品既然是生活的反映,反过来,乂是认识生活的丄具,那未,一个作家在从事其创作活动时,就必须善于发现和表现生活中最基本的矛盾和斗争,即社会中带有根本性质的、牵涉到千千万万人民命运的问题。而这样一些问题,在生活中呈现的时候,又往往是极其复杂和曲折的。开元、天宝时代是一个大唐帝国内部的阶级矛盾逐步上升的时代,但755年蕃将安禄山的突然叛变,又使得当时的政治局势,在原有的阶级矛盾而外,又添加了很浓厚的民族斗争的性质。这就本来已经使得这一段历史呈现了相当复杂的面貌。加以在洪升创作《长生殿》的时候,汉族人民巳经生活在满族贵族与汉族大地主的双重压迫之下,作家也不可能不把他自己的生活感受、自己的思想感情灌注到剧作中,而仅仅将《长生殿》处理为历史事件之单纯的再现。这就又使得这个剧本所呈现的面貌,比当时的历史面貌还要复杂一些。开元、天宝之为一个丰富多彩的、富于吸引力的时代,其理由在此。《长生殿》之引起了许多分歧的解释,其基本原因也在此。

   作为文学原料的生活现实,包括历史的现实,是异常复杂而广阔的。作家在其中慎重地选择他所熟悉的和爱好的一部分作为题材,进行创作的时候,也就由酝酿而形成了自己体现在作品中美学方针、情调与风格。洪升继承着古典作家们通过唐明皇李隆基和他的贵妃杨玉环的生活来反映这一时代的传统,仍然以这两个人物作为戏曲中的主要人物,并且从样式对于题材和主题有-定程度的适应性这一理解出发,认为“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因断章取义,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长生殿》自序)对于李杨之间的恋爱纠葛、悲欢离合,作了较多的而且是细致丰富的刻画,这正是题材本身所决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剧作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就止于此了。非常显然,交织在《长生殿》中的重要矛盾共有三对,即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纠葛,李唐贵族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剥削,蕃将安禄山对李唐皇朝的叛变和对汉族人民的残害。作家的安排既然是要以李、杨二人的私生活为线索来反映整个时代,则他们之间的私人事件——恋爱纠葛就很自然地贯串了全剧,而其余两对矛盾,则是紧紧地纽结在这一根从头到尾的线索上的。因此,在研究这个剧本时,无论是只抓住了这一根线索,而忘记了扭结在这根线索上的、事实上比这根线索所体现的矛盾更重要的另外两对矛盾,或者是虽然看到了这二对矛盾的同时存在,但却没有能对三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及其发展和转化的情况给以比较具体的探索,都会妨碍我们对它获得完整的认识。不用说,前一种看法是表面的和片面的。它阉割了《长生殿》主要的思想内容,使它降低到一个一般的爱情剧本的地位。至于后一种看法则是孤立的和机械的。它使人不能不得到一个显然与事实并不符合的结论:《长生殿》并不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探索反映在《长生殿》里的三对矛盾和每一对矛盾的两个矛盾面彼此之间的发展变化,乃是理解这个剧作的基本关键。

   对于贯串剧本的线索,即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纠葛的看法,是目前存在的最主要的分歧。

   有的人曾经沿袭了旧来的说法,认为《长生殿》的“主要情节”是“杨玉环跟李隆基的恋爱”,洪升“把他们之间的爱情表现得异常真挚诚笃。他写出了杨玉环的痴情和李隆基的钟情,对他们的性格作了真实的描写”。(关德栋:《洪升和〈长生殿>》,载《青岛日报》1954年3月23曰。)但不久就“承认了自己看法的片面性”。(方征:《关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对〈长生殿〉的讨论》中记录关德栋同志发表的意见,载《青岛日报》1954年6月30日。)因此,对于这种意见,我们无须再在这里进行讨论。

   有人认为:《长生殿》虽然写的是“杨妃与明皇的恋爱故事”,但作家所强调的是两个人在爱情问题上对立的一面,时非其统一的一面,认为作家把杨妃写得“美丽、聪明、温柔、专情”,而“对照着杨妃这个具有真情的人物,作者便刻画了好色的、性格软弱而自私的明皇”,认为杨贵妃之死,是“遭遇”了“残忍牺牲”,认为《长生殿》在思想性上的重要成就之一,是通过替杨妃洗刷了“含冤千年”所“横担”的“罪名”,反对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女祸亡国论,而这,一方面是反映了人民对这一件历史事实的看法,另一面是发扬了明末以来日益增长的民主思想。(钱东甫:《关于洪升和他的戏曲〈长生殿>》,载《文艺月报》1954年8月号。)

   这种论点是新颖的,其中也含有正确的部分,例如:看出了李、杨二人的爱情生活中有其对立的一面,而这矛盾的顶点就是杨贵妃之死,同时也指出了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对于妇女问题的先进的看法在作品中有所体现。这都是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剧本的。关于后者,作家不仅通过永新、念奴之口,委婉地说出:“那黾是西子送吴王,错冤做宗周为褒丧”,(第三十九出《私祭》)而且还通过李龟年和李摹的对话,正面地说出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当李龟年叹息着说:

   “哎!只可惜当日天子,宠爱了贵妃,朝欢暮乐,致使渔阳兵起,说来令人痛心也!”作家就叫李瞢回答道:“老丈休只埋怨贵妃娘娘,当日只为误任边将,委政权奸,以致庙谟颠倒,四海动摇,若使姚、宋犹存,那见得有此?”(第三十八出《弹词》)这和稍后的袁枚在《再题马嵬驿》诗中所说:“不须铃曲怨秋声,何必仙山海上行。只要姚崇还作相,君王妃子共长生。”(《小仓山房诗集》卷八)其替杨贵妃开脱的意图是一致的。这种看法,是有其进步的意义的。

   但这些正确的部分却并不能掩盖这种论点的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这种论点就把杨贵妃这个人物的形象(无论是存在于历史上的,或者是作家写在戏曲里的)抽象化和简单化了。当然,她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女性,也要带上那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观点和制度所加于她身上的枷锁。她,作为唐明皇的宠妃,对于唐明皇的关系,其“与普通的卖淫妇不同之点,只是在于她不是像工资劳动者那样计件出卖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张仲实译)在统治者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她也随时可以被抛弃、被损害,甚至于丧失生命。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皇帝的贵妃,她的地位是尊贵的,而作为男性中心社会的一个女性,她的地位又是脆弱的。因此,平日虽然宠冠六宫,而情势一旦改变,又只好立刻引颈就死。而这也就是杨贵妃之所以博得许多人的同情,不断有人替她打抱不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这仅仅是杨贵妃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她又是封建统治阶级最上层的人物。她不但和所有的统治阶级在一起,共同地压迫人民和剥削人民,而且由于地位更高,享受更奢侈,就比一般的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得更厉害。剧中郭子仪所指斥的“可知他朱甍碧瓦,总是血膏涂”,(第十出《疑谶》)她是断断不能置身事外,认为与之无关的。从历史上考察,杨贵妃乃是当时统治阶级中一个悠久的、巨大的和极有势力的贵族婚姻集团的成员。“此一集团,武瞾创组于大帝之初,杨玉环结束于明皇之末”,(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长期地把持着大唐帝国的政权。杨贵妃得到明皇的宠爱以后,就使得她的家族获得更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一门一贵妃,二公主,二郡主、二夫人”,(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下)“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从,照耀京邑”。(同上,卷上)以至于诗人发出了最尖锐的讽刺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白居易:《长恨歌》,同文书局石印本《全唐诗》卷十六,页十七。本文中引用《全唐诗》,均此本。)这说明,由于杨氏一门势焰熏天,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受了他们的压迫,在经济上受了他们的剥削,而且在精神上、道德情操上还受了他们的毒害。同时,就杨贵妃的个人行为来说,则她先嫁给了唐明皇的儿子寿王李瑁,后来又嫁给了唐明皇,(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五,《书〈杨太真外传〉后》,曾经想了一些办法,企图证明杨贵妃是“以处子入宫”,不是已经嫁给儿子之后又嫁给老子的,但这个企图并没有能达到。详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而嫁给唐明皇以后,又养安禄山为义子,和他通奸;(《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六:“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按《汉书·外戚传》:“房与宫对食。”颜师古注引应劭说:“宫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在这些事情上,她和唐明皇倒真是一对。(钱东甫同志在上举文中强调了“杨妃的坚贞与专一的爱情”,而认为唐明皇“与梅妃的偷情以及和虢国夫人的私通,都说明他不是一个专情的,而仅是一个好色的皇帝”,并旦谴责唐明皇“有了杨妃便可撇掉梅妃,有了虢国夫人又可以撇掉杨妃;对杨妃感到厌倦了,便又再去沾染一下梅妃'这种说法是既不与历史的事实相符合,也不与作家的本意相符合的。在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和制度中,男子的多妻是被认为合理合法的,他们的淫乱是被认为可以原谅的。而女子的改嫁——特别是像杨贵妃那样的改嫁——和通奸,则是被认为不可饶恕的。洪升同情唐明皇和杨贵妃,因而在他们的私人生活的某些方面加以某种程度的美化和净化,但他在自序中所说的“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显然只削去了杨贵妃那一部分,至于剧本中所写的唐明皇的行动,则是作家看来至少是无伤大雅,才加以保留的——作家不写出杨玉环原来是寿王的妃子,不仅为了回护杨贵妃,同时也为了回护唐明皇。因为这神行动,即使就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男子的立场来看,也还是不道德的和丑恶的——并非有意用来和剧中所写的杨贵妃的行为对

   比,以显出他们在品质上的高下。钱东甫同志所要求于唐明皇那种“专情”,是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夫一妻制之下都不可能做到的,而要在封建社会中的多妻制之下做到,显然更不可能。因此,说思想基本上是属于封建主义体系的作家这样地描写唐明皇就是为了批判他的用情不专,实在是不从实际出发的猜想。至于说“皇帝的本性就是如此”,如果这本性指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性,那倒是不错的。)这样,杨贵妃就不能不除了是一个被同情的对象而外,又同时是一个被谴责的对象。

   从杜甫以下的古典作家,以其敏锐的观察生活的眼光同时认识到了这两方面,因此在写到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基本思想就总是混合着谴责和同情。洪升对杨贵妃这个人物所持的态度也是这样的。在《长生殿》中,作家是同情杨贵妃的,但也决没有忘记对于她的谴责。这种谴责,不仅表现在她的生前,如《疑谶》、《进果》等出,而且表现在她死后,如《看袜》、《弹词》等出;不仅表现在人民的口中,如文士李瞢赞美她的遗袜“光艳犹存,异香未散”,“愿出重价买去”,而农民郭从谨却加以痛斥,认为“这样遗臭之物,要她何用”。(第三十六出《看袜》)而且也表现在杨贵妃自己的口中:“只想我在生所为,那一桩不是罪案,况且弟兄姊妹,挟势弄权,罪恶滔天,总皆由我,如何忏悔得尽?”(第三十出《情悔》)如果说,人民对于杨贵妃的惨死有所同情,则对于她的作恶也不会忘记,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认为凡是对她同情的,就是代表人民的感情,对她谴责的,就是统治阶级男权主义者的嫁祸,这种看法显然还是太简单了一些的。

   上述论点还把杨贵妃之死单纯地看成了是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矛盾,而忽视了她的死亡乃马嵬兵变的直接结果,或者虽然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却不曾考虑到马嵬兵变的正义性,及唐明皇对这一事变所釆取态度的正确性。当时,由于杨氏一门“挟势弄权,罪恶滔天”,本来已经使得人民生活愈来愈加痛苦;由于杨国忠和安禄山争权,加速了他的叛变,又危及了整个帝国的安全。在唐明皇幸蜀之前,陈玄礼部下的军士发动了一次暴动,杀死了杨国忠父子及其同恶的姊妹们,这是极端仇恨这一外戚家族的表示。在反击安禄山的进犯以前,先来一次“清君侧”运动,不但对于广大人民是有利的,对于统治阶级本身也是有利的,因为这一罪恶的外戚家族的存在,巳经不只是对于人民不利,连对于整个统治阶级也不利了。所以整个说来,马嵬兵变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好的。它减轻了大唐帝国崩溃的危机,也为人民和李唐皇朝联合起来抵抗安禄山创造了条件。在唐明皇这个统治者和安禄山这个侵略者之间,人民情愿选择前者,是很明白的。但当时的客观形势是:杀了杨国忠父子及其姊妹,并不能认为马嵬兵变这一事件就结束了,还有一个祸根。如果不连带地杀掉杨贵妃,则不仅这些军士将来必然会遭到报复,而且这一个家族的罪恶势力也可以死灰复燃。这样,就把唐明皇和杨贵妃都卷进了这个漩涡,使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顷刻间就发展到了最尖锐程度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解决则是有赖于另一对矛盾的发展的。或者是:唐明皇为了保全杨贵妃而和代表正义的军士们对立起来,这样做,不但不能挽救杨贵妃,而且会使得自己的统治地位动摇,使得帝国内部发生更大的骚乱。不能够更快地和更好地反击安禄山。其结果对于广大人民也是不利的。或者是:唐明皇牺牲杨贵妃,而和代表正义的军士们一致起来,这样做,对于他自己以至于祖国和人民都更有利一些。在历史上,唐明皇走了后一条道路,不仅当时人看来是正确的。(杜甫《北征》:“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一当作殷周——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如今国犹活。”《全唐诗》卷八,页八。马嵬兵变在756年,这篇诗写于757年,是对于这次事件最先出现的正确评论。顺便指出:近来讨论《长生殿》的文章中,上举钱东甫同志的一篇和陈友琴同志的《读〈长生殿〉传奇》都引证了鲁迅先生《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中的一段话,而鲁迅先生文中,则引用了《北征》中“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两句。低杜甫这两句诗,不论从诗人的基本思想上考察,或者是从本诗的作意、上下文句上考察,都是肯定唐明皇对于这次事件的处理的,鲁迅先生却引来否定它,就和杜甫的原意正相反了。鲁迅先生的这一疏忽,引用《女人未必多说谎》一文的同志,是应当加以校正的。陈友琴同志文载《文学遗产》第21期。《光明日报》1954年9月21曰。)在今天看来,也还是不失其为正确的。自然,这样做法,就不能不同时在另外一方面做一个负心汉。用《长生殿》中的话来说,就是“割恩正法”。(第二十五出《埋玉》)唐明皇在宠妃和自己的地位、国家、祖国、人民之间,无法两全,不能不有所选择,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也就构成了《长生殿》的悲剧意义,奠定了这个剧本情节的基础。如果忘记了李隆基是一个所谓“一身负社稷之重”的皇帝,忘记了那是一个皇帝制度还是合理的存在的时代,忘记了当时蕃将叛变,国势危急,必须首先缓和内部矛盾,以便抵抗蕃将内犯那种历史局势,而把唐明皇看成宋元南戏中的王魁和蔡二郎那种负心汉,仅就这一点来强调他的“性格软弱而自私”,恐怕是既远离于历史的真实,也不符合于作家创作的意图的。

   因为上述论点的持有者没有能够深入地发掘埋藏在《长生殿》中的历史生活,就不得不使自己的意见陷于片面。而为了维护其片面的主张,就在剧本中尽量地摘录了有关杨贵妃的“专情”的描写,排斥了有关唐明皇的和杨贵妃的“专情”相适应的描写。但从戏曲整个的倾向看来,从《定情》直到《重圆》,作家所强调的,决不是他们之间的对立的一面,而是其统一的一面;是两人的互爱,而非杨贵妃的“专情”和唐明皇的“滥情”的对照,是很显然的。

   写一个以“痴心女子负心汉”为主题的作品是可以的,而且是为人民所需要的。在祖国的古典文学中,就有过不少的在表现这个主题上有所成就的作品。可是,《长生殿》所要表现的并不是这一点,因为李、杨之间的恋爱纠葛这一历史事件,是不适于表现这个主题的。如果说,洪升是一个高明的剧作家,则他不曾违背历史生活的真实,不曾把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悲欢离合狭隘地写成一个“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不曾把杨贵妃单纯地写成一个受压迫妇女的典型,正是他高明的地方。

   还有人认为《长生殿》并“不是以恋爰为主题的戏,而是写杨、李的‘逞侈心、穷人慾’,写封建皇朝崩溃时的情景”,因为“封建统治者不可能有‘真挚诚笃’的‘爱情’”。(上举方征文中所记录的某些同志的意见。顺便指出,根据这个记录,关德栋同志曾经认为:《长生殿》以让李隆基进入月宫与杨玉环重圆结束,“简直可以说是表现了爱战胜了死”。大家一致否定了这个看法,认为:“‘爱情战胜了死’,正是一种资产阶级‘恋爱至上’的观点。”不用说,关德栋同志用这句话来赞《长生殿》,是不很适当的,但同时,说这句话正是资产阶级“恋爱至上”的观点,也不很适当。米哈依洛夫斯基、贝尔金娜在《高尔基》这本小册子中写道:“高尔基的社会哲学思想,在长诗《少女与死神》中达到了辉煌的艺术表现。1931年10月11日,斯大林听完作者朗诵了这篇长诗之后,在正文的最后一页写道;‘这篇东西比歌德的《浮士德》更有力(爱战胜了死)。’艺术家对一个被解放的人的取之不尽的创造潜力的信心,对人民力量的信心,培养了体现在这篇长诗中强烈的乐观主义和积极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神话幻想的形象中,高尔基肯定人能战胜具有破坏性的自然界力量•能战胜社会压迫的力量,爱战胜死。”由此可见“爱战胜死”这一概念,和资产阶级“恋爱至上”的观点,并无必然的关系。贝尔金娜著《高尔基》系从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译者之远。《少女与死神》写于1892年。)

   和这些看法相类似的是:“《长生殿》中所表现的‘情’,本非事实所固有,而是洪升根据自己的思想所补充、强调和突出出来的”,因而在这个剧本中所写的爱情,乃是“唯心论的观点”的产物。作家的“民族意识与唯心的‘情’的观念凝结在一起”,就使得剧本的思想内容存在着矛盾。而洪升用“叫李隆基和杨玉环两个人悔过”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乃是他“主观意识中的东西,唯心的‘情’的观念占了主导、统治的地位”的结果,而这又是作家“粉饰现实,逃避现实”的表现。(袁世硕同志的意见)

   当然,我们并不能说,作家大量地写在某个作品里的东西就是在我们今天看来还是这个作品里所表现的最重要的东西;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说,作家大量地写在某个作品里的东西不是他所比较关心和注意的东西。任何作家也不会将不能引起自己爱僧的生活盲目地填充在自己的作品里。《长生殿》从头至尾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李、杨二人生前死后的恋爱纠葛,而又通过这条线索,反映了当时所存在的巨大的、带有根本性质的社会矛盾。因此,说它不是一个以恋爱为主题的戏曲,是与事实不符的,而如果认为它的主题限于描写恋爱,也同样不对。

   那么,进一步要讨论的就是统治阶级是否具有真正的爱情及作家是否可以在作品中赋予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以真正的爱情的问题。如所周知,在妇女真正获得解放以前,在使人类真正获得幸福的新社会出现以前,“不论在哪一种场合之下,婚姻都是由两方底阶级地位来决定的,所以就这点而言,常是权衡利害的婚姻”。这样,就使得“那古代所仅有的一点夫妇的情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结婚底基础,而是结婚底附加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第二章)杨玉环的入宫,是由于卨力士的搜拔,而高力士则是武则天集团的死党。高力士为了搜拔一个在这一个集团内部说来是“色艺无双”的人献给唐明皇,甚至不惜使明皇陷于乱伦。这固然显示了唐明皇的淫昏,而这个婚姻之为一种具有巨大政治目的的、权衡利害的婚姻则是极其显然的。(详见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因而,在客观实际上,李、杨双方,就不可能具有真挚、诚笃、专一的爱情,也是极其显然的。他们之间也许有点附加物式的爱情,然而和存在于人民生活中的爱情,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伹我们并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认为:既然如此,作家就不可以赋予出现在自己作品中的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以真正的爱情,如果这样写了,就是无中生有的唯心主义。因为,在古代的阶级社会中,“以两方底相互爱情高于其他*切考虑为结婚理由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上”虽然“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然而“在风流逸事中,或在毫无顾忌的被压迫阶级中”,却还“是有这样的事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既然是处在阶级社会这个统一体中,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则机械地把两个敌对的阶级看成是两个在思想感情上一概绝缘的、互不关涉的存在,认为凡是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关封建统治者的爱情描写,都是不真实的,认为《长生殿》中所表现“情”既非事实所固有,而是作家根据自己的意思所补充、强调和突出出来的,那它就一定是反现实主义的,是唯心观点的产物,恐怕不是很妥当的看法。值得我们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倒是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得作家在戏曲中,特别是在后半部中写出了那一些极其哀伤悱恻的,至今还令人感动的文章,使得人们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这两个本来准备给予他们以憎恨的人物,在作家的艺术力量感染之下,倒反而给予了他们以同情。这种力量,在今天来说,究竟应当加以否定还是肯定。换句话说,我们应当研究作家在《长生殿》中赋予李、杨两人以真实的爱情,是根据一些什么条件。作家根据这些条件在艺术上对唐明皇和杨贵妃这两个人物进行塑造的结果,应当给以怎样的评价。

   前面曾经指出,历来的古典作家对待杨贵妃这个人物的态度是混合着谴责与同情的。这是因为她既是一个当时罪恶的统治集团中的成员,同时又是一个在男权社会中被牺牲了的女性。现在可以继续指出,历来的古典作家对待唐明皇这个人物的态度也是这样,这是因为他既是一个开元治世的皇帝,乂是一个天宝乱世的皇帝。一方面,事实上,这个皇帝是十分淫昏,另一方面,在封建社会中,皇帝义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处在超然地位的、代表着国家的、应该为人爱戴的领袖。国家虽然“建立在祖国的土地和被压迫阶级t面”,但“代表国家的君主和他的朝廷”,却“在表面t似乎是站在社会之上,通常以公正的中间人姿态来缓和两大敌对阶级的冲突,因此也似乎代表了被压迫阶级。在这种情况下,祖国、国家、君主常混为同一的事物,被统治阶级区别不清楚,统治阶级也未必故意区别不清楚”。“因此,被统治阶级爱祖国也爱及国家和君主,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爱国家和君主也爱及祖国”。而“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爱国行动,一般都表现为爱本族的朝代和君主”。(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第八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李隆基不仅是一个皇帝,而且在他统治的时期里,还曾经有过一段令人怀念的所谓“太平盛世”。(对于开元之治的怀念和天宝之乱的痛惜,是755年以后唐代诗人带有普遍性的主题之一。试举两个有名的作品作例子。杜甫《忆昔》之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麋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岂闻一絹值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尽烧焚,宗庙新除狐兔穴。”元稹《连昌宫词》:“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这说明在乱前,唐代的政治经济情况好一些,因此人民的生活也好一些,乱后则相反。杜诗见《全唐诗》卷八,页二十三.元诗见《全唐诗》卷十五,页三十九。)后来又遭遇到带有民族斗争性质的安禄山之乱,在马嵬兵变这一事件上,并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处理方法,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以便于更有利地抵抗安禄山的进攻,这就使得古典作家们在描写他的时候,虽然不能不加以谴责,但同时又不能不寄以同情。对于这两个历史人物混合着谴责与同情,应该认为是正确的,它乃是客观历史的反映。因为,我们知道,异族侵略这一事实,在历史上,常常是会起着重大作用的。民族矛盾的发展,就往往使得阶级矛盾暂时居次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民也就往往会改变他们对于皇帝的观感。(在历史上,当祖国遭到异族侵凌的时候,即使是昏君也会被人民寄以同情,例子是很多的。战国时,楚怀王被秦人用欺骗手段捉去,后来竟然死在秦国。“秦人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见《史记•楚世家》。晋时,刘聪捉住愍帝,出去打猎,“令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战为前导。百姓聚而观之,故老或欷歡流涕。”见《晋书•愍帝纪》。)古典作家们为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危害祖国而谴责他们,又为了女性遭受牺牲而同情杨贵妃,为了祖国遭受侵犯而同情唐明皇。这就使得谴责和同情这两种似乎是矛盾的感情在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基础上获得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这就使得民间文学中的许多作品,在处理这个题材时,和古典文学采取了大致相同的观点,如大鼓书中的《剑阁闻铃》就是一例。

   安禄山的叛变,严格地说,并不全然是民族矛盾爆发的体现。它同时还反映了唐代中央政府从开国以来一贯歧视山东河北地区因而引起的这一地域的人民和中央政府统治阶级的矛盾,也反映了上述那些地方的军阀和中央政府的矛盾。不过安禄山既然是一个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的所谓杂胡,部下的将士又有极多的是非汉族,当他侵入汉族人民居住的地区的时候,就使人不能不感性地首先觉得这种行为完全是异族侵略的性质,因而迅速地激发了广大汉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的感情。加上开元以来,土地兼并虽然加速进行,使得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之间的这个原来存在的基本矛盾更有发展,但还没有达到极尖锐的时期,因此所谓开元治世,虽然更大的利益是属于统治阶级的,然而人民的生活也同时是比较安定的。到了安禄山一旦叛变,长驱直入大唐帝国的心脏,“步骑散漫,人莫知其数,所过残灭”。(《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进入长安以后,又“命大索二日……铢两之物,无不穷治,连引搜捕,支蔓无穷”,这就使得“民间骚然”,不能不“益思唐室”了。(同上,卷二百十八)总之,安禄山的叛变对于汉族广大人民的直接的、巨大的影响,就是使得他们陷入了困苦的境地,因而也就直接引起了他们对于过去一切的怀念。杜甫在《北征》这篇诗中所咏叹的:“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成胡。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全唐诗》卷八,页八)并小‘只是诗人个人的心声,而是当时人民共同的愿望。在大唐帝国遭受到蕃将安禄山的侵犯的时候,作家们,自杜甫以下,开始表示了他们对于唐明皇(连带也对于杨贵妃)的同情,关怀了两人私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幸。(杜甫在《北征》痛斥了杨贵妃集团之祸国,而在《哀江头》•一诗中却写道:“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侍君王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葚黄金勒。仰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明阵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肊,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城北。”则又极其明显地把李、杨二人私人生活的不幸和祖国的灾难关合在一起了。杜诗见《全唐诗》卷八,页六。)自白居易、陈鸿以下,在描写他们的私生活时,并开始赋予了他们以在他们身上原来不可能具有的真正的爱情。(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对唐明皇和杨贵妃一方面是讽刺和谴责,一方面又第一次在袓国文学史上对于他们之间的爱情作了深刻而生动的描写。《长生殿》事实上是它们的一个发展和在传奇这个样式中的一个成功的移植。因为《歌》和《传》更是人所熟知的作品,这里就不再征引了。应当附带指出的是:钱东甫同志因为要证实自己的论点,硬说:“《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虽然常常放在一起,但两者处理这个故事的态度是不同的。”他认为:“陈鸿在传后一节论赞中,说明他的写作意图道:‘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这就是很清楚地显露了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白居易则似乎是并不要求“惩尤物,窒乱阶”的。这个意见是不对的。第一,传奇小说乃是唐代贞元、元和之间的-•种新的文学样式,它通常是要同时具备史才、诗笔、议论。它可以一个人独写,也可以两人分写,似即使由两人分写,仍然是一个整体。因此,“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歌》主要地担负了抒情——即诗笔的部分,而《传》主要地担负了叙事一-即史才,说理即议论的部分,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对此点有洋细论述,可参看„“惩尤物,窒乱阶”,根据创作上的分工,是应当由陈鸿来说的,并非两个人的态度有什么不同。第二,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虽然没有十分明白地说出这个意思来,然而在别的许多诗中却是说了的。这里只举一个例,《新乐府•李夫人》:“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白诗见《全唐诗》卷十五,页六八)这正是祖国作家们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一种曲折的体现,和他们同时表示了对于两人的谴责,也并不矛盾。它们都根源于作家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感受。

   杜甫、白居易这些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所提出的对于这一题材的处理方法,随着此后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开展而形成了一个传统。通过李、杨的恋爱纠葛以反映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成为一个普遍的主题。我们姑且不去细数那些存在于唐、宋以来诗集中的关于这个题材的数量极多的诗歌,只就民族斗争非常尖锐和深入的元朝来看,以今所知,就有关汉卿的《唐明皇哭香囊》,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岳伯川的《罗光远梦断杨贵妃》等杂剧及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虽然除了白朴的《梧桐雨》以外,其他三种都残佚了,(《哭香囊》和《梦断杨贵妃》的佚文,见赵景深《元人杂剧辑逸》。《天宝遗事》的佚文,绝大多数散见《雍熙乐府》。)但从流传的佚文来看,他们对于这一历史题材的处理,也是和其前辈一致的。作家们把当时由于祖国的覆亡而使得自己和广大人民妻离子散的命运,和唐代的人民以及唐明皇、杨贵妃由于安禄山的叛变而遭受到的不幸联系起来了。

   洪升生活在清朝初年,那是一个满族贵族在汉族人民生活的土地上所建立的政权才开始变得巩固的时代。史可法、黄道周、瞿式耜这些民族英雄壮烈的事迹,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些爱国学者具有民主思想的学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惨绝人寰的悲剧,都在不同的情况和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思想。而他自己又是一个穷苦的文士,遭遇过我们现在还不十分明白的家难,这就使得他对当时的民族压迫更容易反感一些,对当时的先进思想也更容易接受一些。再加上他所具有的对于祖国占典文学的深厚修养,就构成了他创作《长生殿》的生活、思想、艺术各方面的基础。当然,另一方面,洪升和他所出身的阶级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他和当时大官僚黄机的亲戚关系、和王士禎的师生关系、和当时满族贵族庄亲王的友谊关系,(见陈友琴:《略谈〈长生殿〉作者洪升的生平》,载《文学遗产》第9期,《光明曰报》1954年6月21日。)又都阻碍了他更进一步地向人民靠拢,因而也限制了他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成就。这也是我们今天对作家和这个作品进行评价的时候,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洪升在《长生殿》中所体现的对于唐朝开元、天宝时代的历史知识以及他对于古典文学中有关这一题材的作品的丰富而深邃的研究,不是在这一篇短文中所能详细论证的。但为了更完整地理解表现在这个戏曲中的作家的思想,对于他在剧本自序中所提出来的《长生殿》和其他的描写这个题材的作品有所不同的地方,却必须加以注意。

   关于删去杨贵妃的改嫁及通奸的问题,自序说:“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非曰匿瑕,亦要诸诗人忠厚之旨云尔。”从杜甫、白居易一直到元、明时代的剧作家,对于杨贵妃的这些行为,从来都是直言不讳,而洪升却加以删削,确实是容易引起疑问的,于是有人认为:“作者既要暴露罪恶,而又装腔作势的有许多顾忌……其实是大可不必的。”(陈友琴:《读〈长生殿传奇>》)其实,洪升的动机是不难加以说明的。他对李、杨二人的态度既然是混合着谴责与同情,则他对于杨贵妃,必须把她修改成为一个一般的、还值得同情的人物,而不能把她写成既和唐明皇相爱,而又那么不干不净,自相矛盾,以削弱自己的说服力。在这一点上,洪升以前的作家确实是注意得不够的,因而他们笔底下的杨玉环这个人物是不够完整的,甚至在某些作品中还是分裂的。洪升从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出发,对他们的私人生活的某些方面加以某种程度的美化和净化,使得自己所赋予作品中人物的爱情更容易感动人,这不仅是“忠厚之旨”,在艺术要求上也是必要的。这既非不必要的顾忌,也并不妨碍作家对他们在另外一些方面所作的批判,所以自序接着说:“然而乐极哀来,垂成来世,意即寓焉。”

   关于让李、杨二人悔过的问题,自序说:“且古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未有不悔者也。玉环倾国,卒至陨身,死而有知,情悔何极!苟非怨艾之深,尚何证仙之与有?孔子删《书》而录《秦誓》,嘉其败而能悔,殆若是欤?”洪升在这里所作的关于他增添这一段情节的解说,是很微妙的,可是联系到作家的思想感情加以考察,82

   就仍然可以得到它的真义。“封建时代的许多诗人和作家都不能不通过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去服务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对于这一事实,我们不仅应该从这些诗人和作家的阶级性(他们大都是从属于统治阶级或和统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人)去说明,而且应该从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去说明。如果在当时社会封建生产关系还是巩固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还是合理地具有支配的势力,则根据封建主义思想去维护封建制度,不仅在统治阶级看来是合理的,在所有的人看来也还是合理的,在这样的时候……引起诗人和作家的正义感和对于人民的同情的,只是统治阶级的过度的残酷剥削,以及与此相联的黑暗的政治、社会的破绽、阶级的矛盾等。”(冯雪峰:《回答‘关于〈水济〉的几个问题》第九节,《文艺报》1954年第6号)《长生殿》中所反映的历史时代,毫无问题是一个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还是合理地具有支配势力的时代,洪升所生活的历史时代,则是一个资本主义虽然已经萌芽,而封建生产关系还是巩固地存在着的时代。至于他本人的思想基本上是属于封建主义的体系,则更不用说。这样,就使得他在剧本中通过历史事实揭露了,然而也只是在一定限度内揭露了汉族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黑暗统治、社会破绽、阶级矛盾。但由于安禄山之乱所具有的民族斗争的性质,由于从北宋以来汉族人民长期受着异族的侵凌的情况,特别是由于他自己生活在汉族人民被满族贵族奴役的时代,就又使得他在剧本中流露了无论在唐代或清代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化,使后者代替前者而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历史事实。这在戏曲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同情唐明皇和杨贵妃,赋予他们两人以真正的爱情,并且令他们悔过。作家让唐明皇向杨贵妃悔过,因为他“情薄负盟”,(第四十七出《补恨》)作家又让杨贵妃和唐明皇都向人民悔过,因为在杨的方面,是“罪恶滔天,总皆由我”,(第三十出《情悔》)在李的方面,是“朕之不明,以致如此”。(第二十六出《献饭》)洪升安排这些情节的主要企图显然在调和阶级矛盾,而这种企图,一方面固然显示了作家在思想体系上的局限性,他不可能不是一个皇权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又确实反映了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化的客观现实和作家自己的民族意识与民主思想。在这里,无妨指出序文中有两句不为人所注意的话的涵义。作家为什么忽然要扯到孔子删《书》而录《秦誓》的问题呢?据古籍参合考订,《秦誓》是秦穆公为晋所败之后,表示痛自悔改而作的。由于他能悔,后来不仅打败了晋国,而且作了西戎的霸主。(高松兆:《〈秦誓〉考》,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语言与文学》)序文出人意外地把秦穆公和唐明皇加以关合,这就隐蔽然而又分明地表示了自己对祖国复兴的希求,对于“败而能悔”的汉族皇帝的渴望。以男女之情来比自己与祖国、国家和君主之情,是祖国古典文学中习见的和有势力的表现方法之一。在戏曲开始的《传概》-•出中,作家写道:

   〔满江红〕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悭,无情耳!

   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先圣不曾刪郑卫,吾侪取义翻宫徵。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巳。

   

   这就更其直接地证明了:作家的民族意识与作家所描写李、杨爱情,与其以为是矛盾的,无宁认为是统一的;与其认为是作家粉饰现实,逃避现实,无宁认为是作家正视现实,反映现实。《长生殿》在两百多年以来所显示的艺术上的魅力,是和数千年来植根在广大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深厚的民族意识分不开的,是和作家也已接受了的民主思想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以上,我极其粗略地通过对于某些同志所持有的对于李、杨恋爱纠葛的看法所表示的异同之见,说明了自己对于这个剧本中贯串全剧的线索的一些理解。依据这一些理解,不难看出,作家以较多篇幅描写的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私生活,对于作家的创作意图,即通过这一私人事件来反映那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并且又通过这些历史情节来揭示自己所生活着的时代的面貌,来宣布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

   但重要的是:作家并不是把这一根线索孤立地加以描绘的。它也不可能是孤立的。李、杨两人的恋爱纠葛这一对矛盾,如前面所巳经提及的,是和另外两对矛盾,即李唐贵族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剥削、蕃将安禄山对李唐皇朝的叛变和对汉族人民的残害紧密地联系着的。在剧本的上卷中,作家通过了复杂的艺术结构指出:由T杨贵妃这个封建帝王宫廷中的典型人物在一系列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排斥了虢国夫人和梅妃在唐明皇心中的地位,(关于杨贵妃的性格及其形成的原因,袁世硕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本文中不再重复。)杨氏外'戚家族就由于她的专宠而更加隆盛起来。其结果,就从更多的方面挖松了大唐帝国的墙脚。不但人民所受的压迫剥削是更加厉害了,而且,如《权閧》一出所写的,统治阶级当权派的内部也引起了分化,并由之而产生了后来安禄山叛变事件的萌芽。作家在戏曲中细致地刻画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情由不专而专,即由矛盾而统一的情节,也同时通过这些刻画揭露了他们的荒淫生活。这种荒淫生活影响了帝国的政治,使之变成黑暗,影响了帝国的经济,使之转为枯竭,也就促使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中间原来存在的矛盾不断地发展,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叛变逐渐形成。而由于“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这就使得当时主要的、但还没有发展到饱和状态的阶级矛盾必须让位于突然爆发的、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新矛盾。同时,由于这一新矛盾的突然爆发,又打破了唐明皇、杨贵妃两人私生活中由梅妃之死而形成的静止状态。马嵬兵变基本上是人民和统治阶级矛盾激化的呈现,但军士们之杀杨国忠,据历史上的记载,却是藉口“国忠与胡虏谋反”,(《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八)这也就可以看出人民对于异族侵略的态度。因为唐明皇对于这一件事处理得宜,这就使得新的矛盾更加迅速地代了旧的,而作为剧本中主要线索的李、杨恋爱纠葛,也由此从生前转入死后,有了新的开展。从这些叙述远远不够完全的、交织着的几对矛盾里,我们看出了作家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才能。

   但无论这些历史现象描绘起来是多么地复杂,而作家所用以描绘这些现象的态度却是异常鲜明的。洪升一方面暴露了封建帝王宫廷中的腐朽生活及其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暴露了统治阶级中“君王舅子三公位,宰相家人七品官”的丑恶关系,(第三出《贿权》)暴露了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杨贵妃与虢国夫人、梅妃之间的矛盾,给我们指出了这个皇朝已面临重大的危机;而另一方面,又通过《进果》一出,描写了在祖国的土地上,还有成千上万的、在深重灾难之中也有勇气生活下去的人民;通过《疑谶》一出,歌颂了站在人民一道,极端仇视那些“野狼”、“妖狐”,并且决心要拯救祖国的郭子仪,给我们以祖国一定会得救的信心。这就使人清楚地感到,出现在剧本的场面虽然是复杂的、矛盾的,然而作家的意图却是单纯的、统一的。他惟一的意图就是要以热爱、支持祖国来反对颠覆祖国。

   比起上卷来,《长生殿》的下卷确实是单薄一些。这主要地是由于作家以同情替代了他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谴责,连带地也放松了对于整个统治阶级的批判的缘故。这样一来,在剧本中所现示的矛盾就只剩下了两对,即民族矛盾和李、杨之间死后的恋爱纠葛,而这两对矛盾,又是平行地发展着的。李唐皇朝平定了安禄山,唐明皇和杨贵妃由悔过而重圆,都写得很顺利。在戏剧冲突的处理上,很明显地具有“让棋”的现象,因而削弱了自己的说服力。而且在情节的安排上,为了要凑足和上卷相同的出数,也显得冗长。但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来说,下卷仍然是全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就思想内容来说,作家所藉以宣布其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的另外一些重要情节,如关于异民族入侵,关于马嵬兵变以后李、杨两人的不幸遭遇等方面的处理,都是见于下卷中的。如果在整个《长生殿》中没有了《骂贼》、《弹词》、《献饭》、《情悔》等出,我们就很难不认为作家的创作意图、作品的主题思想没有得到充分表现。如像《骂贼》一出就通过历史情况,对清朝和当时投降清朝的官吏,作了最严厉的指斥。他分明地说出:

   〔元和令〕恨仔恨泼腥羶莽将龙座渰,癞虾蟆想天鹅唤,生克擦,直逼的个官家下殿走天南。你道恁胡行堪不堪。纵将他寝皮食肉,也恨难剗。谁想那一班儿,没掂三,歹心肠,贼狗男,

   〔上马娇〕平日家张着口将忠孝谈,到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早一齐儿摇尾受新衔,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感。嗒,只问你蒙面可羞惭?

   倘使我们回想一下当时南明政府的逃跑路线,就会更深地体会到“官家下殿走天南”一句的涵义;看一看《清史稿》中的一些传记,就可以更多地认识雷海清在这里所骂的那班人的嘴脸。至于在《弹词》一出中,李龟年所唱的:

   〔转调货郎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我只得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天宝当年遗事弹。

   则正是《长生殿》的又一篇自序。如果说那一篇自序是作家着重地说明了自己何以要同情那一对不幸的爱侣,则这一篇正是作家着重地说明了自己何以要谴责他们,何以要憎恨统治阶级和异族侵略者。这都是《长生殿》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我觉得,认为《长生殿》的下卷,比起上卷来,存在着较多的弱点和缺点,是可以的,而认为上卷“从主题思想、结构等方面看,是可以独立,而无损于艺术的完整性”,下卷“基本上可以说是失败之作”,(袁世硕同志的意见)则是不很恰当的。

   总的说来,《长生殿》的思想性就在于作家对写在剧作中的三对矛盾及其不同的矛盾面,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当写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相矛盾的时候,他鲜明地站在人民这一边。当写异族侵略者和祖国的利益相矛盾的时候,他鲜明地站在祖国这一边。当写杨贵妃遭受了不可避免的牺牲以后,他对唐明皇给予了应有的谴责,对杨贵妃给予了较多的同情。这样,剧本就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生活中主要的东西,呈露了现实主义的光彩。

   《长生殿》在思想内容方面同时是有其弱点和缺点的。由于题材的选择影响了作家的美学方针,剧本中把过多的篇幅给予了李、杨两人的私生活,使它基本上成了一个生旦戏。这就使得作品中对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描写,虽有若干场面是深刻的,然而在总体上是不够宽阔的。特别是在下卷中,由于作家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同情,竟然把当时一个重要的客观存在——阶级矛盾从生活中抽走了,这是和天宝之乱以后的历史现实不符合的。在这种地方,我们看到了他所受到的世界观、历史条件的制约。

   在情节上,重圆固然是悔过的一个很自然的发展。怛作家却通过重圆这个场面,让唐明皇和杨贵妃在历尽艰难困苦,获得了-切之后,立刻又失去了一切。“尘缘倥偬,忉利有天情更永,不比凡间梦。悲欢和哄,恩与爱,总成空。跳出痴迷洞,割断相思輕。”(第五十出《重圆》)在自序中,洪升说,他之所以这样地处理,是因为“情缘总归虚幻。清夜闻钟,夫亦可以蘧然梦觉矣”。这说明了什么呢?洪升,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行者,他不能不感到他自己的阶级已经在没落了。他所刻意描写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是建立在人民和统治者矛盾的统一的基础上的。但他从现实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则是和他在创作中表达的希望相反的。他看到了,尽管还是模糊地,阶级矛盾存在的绝对性,看到了自己努力调和这种矛盾的徙劳,于是,这一阵寒流迂缓地然而乂强有力地透过了他的心灵,使得《长生殿》在最后的结朿中,不能不带有虚无主义的意味。

   《长生殿》,就是这么一个相当出色地反映了生活中许多复杂的矛盾,而它本身却又蕴藏着作家本身所无力克服的矛盾的作品。

   195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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