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以写知识分子群为中心的古典小说。当时统治者通过用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拿功名富贵笼络知识分子，给他们充当爪牙；因而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决定知识分子的道德品质。《儒林外史》的作者从这一点出发，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各种知识分子和与他们相关的其他人物，展示了一幅色彩鲜明的生活图画。旧本《儒林外史》有闲斋老人序，序中中肯地指出：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传》云：“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是书有焉。

一位生活于18世纪的古典作家，有这样高超的艺术见解，能写出这样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决不是偶然的。因而在谈作品之前，有必要先谈一下作者的文化教养和生活道路。

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字文木，又字敏轩。生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死于乾隆十九年（1754）。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以八股文起家的官僚地主家庭。但这个家庭到了吴敬梓的父亲一代已经衰落了，特别是吴敬梓这一支衰落得比较早。他的祖父一辈中有榜眼，有进士，有举人，唯独他的“贤而有文”的祖父吴旦是监生，而且死得很早。他的很有实学的父亲吴霖起也只是一个拔贡。吴霖起“时矩世范，律物正身”吴敬梓《移家赋》，见《文木山房集》。，轻视功名富贵，讲究“文行出处”，显然受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诸大师的影响。他只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却在做教谕的时候，为了兴建学宫，捐出了他的大部分家产。吴敬梓生在这样一个由盛到衰的家庭里，十三岁死了母亲，十四岁就跟父亲到离家千里的赣榆学习。到二十三岁，父亲死了。祖上留下一些田庐，但他“急朋友之急，不琐琐于周闭藏积”吴湘皋：《文木山房集序》。，不几年就变卖一空。那些趋炎附势的宗族邻里还嘲笑他，轻侮他，甚至把他当作“败家子”的典型，用以告诫子弟吴敬梓在庚戌（1730）除夕客中所作《减字木兰花》中说：“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他不得不离开乡土，移家南京。奔走衣食，先后到过淮安、扬州、芜湖、宁国、宣城、溧水、苏州、杭州等许多地方。这就更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他常常靠卖文章、卖旧书过活，有时几天吃不上饭参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及《怀人》诗，见《春帆集》。。冬夜耐不住寒冷，便和朋友“绕城堞行数十里……谓之暖足”程晋芳：《文木先生传》。直到他五十四岁死在扬州，一直过着穷困的生活。就这样，他还在四十岁左右卖掉江北的老屋，捐资修复了雨花台的先贤祠。

吴敬梓受父亲的熏陶，在思想作风上与一般知识分子不同。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只知学八股文，他却“好学诗古文辞杂体”吴湘皋：《文木山房集序》；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只知求功名富贵，他却“攻经史”，讲究“文行出处”。虽然吴敬梓在一般知识分子只知学八股文、求功名富贵的时代，不可能一开始就仇视八股文，就鄙视功名富贵，但由于生活实践的不断启示和思想认识的逐渐提高，终于不仅仇视八股文，而且那样尖锐地讽刺用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不仅鄙视功名富贵，而且那样辛辣地嘲笑那些热衷功名富贵的卑鄙无耻的人物。在这方面，吴敬梓是经过一段痛苦而复杂的道路的。他二十岁考得了秀才。后来考过举人，没中，他发过些牢骚。例如他在三十岁时作的《减字木兰花》中说：“文澜学海，落笔千言徒洒洒。家世科名，康了惟闻毷氉声。”“康了”是落榜的意思。《遁斋闲览》里说：有个叫柳冕的去应试，忌讳不吉利语，因“乐”音和“落榜”的“落”同，把安乐说成安康。仆人看榜回来说：“秀才康了。”“毷氉”见李肇《唐国史补》。凡考取者列姓名于慈恩寺塔，叫做“题名会”；落第者也管待酒食，任他们醉饱，叫做“打毷氉”。又如他在三十四岁时作的《乳燕飞》中说：“家声科第从来美。叹颠狂，齐竽难合，胡琴空碎。”可见他已认识到科举制度并不能拔取真才。他三十六岁时也曾到安徽省应博学鸿词的考试，录取了；当要入京廷试的时候，他却因思想上发生矛盾，托病没去。后来看到一些应廷试的熟人或病死京城，或落第狼狈而归，更觉得还是没去的好。他的这些亲身体验和广泛阅历，结合上从他父亲那里所受的影响和自己不断“攻经治史”的心得（“攻经治史”是顾、黄、王、颜诸大师的主张之一。这里所说的“攻经治史”的心得，主要指他对顾、黄、王、颜诸大师反礼教、反科举制度思想的继承），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用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性。他在三十九岁时作的《内家娇》中说：“壮不如人，难求富贵；老之将至，羞梦公卿。”这时候，他完全断绝了功名富贵的念头。他的朋友程晋芳说他“嫉时文（八股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他晚年的诗作也提出了“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材”的质问。可见他终于有意识地抨击科举制度了。

作为富贵人家的“败家子”，作为八股王国的叛徒，吴敬梓处于利欲熏心、庸俗卑鄙的知识分子群中，看够了冷眼，受尽了奚落，使他在物质生活上、精神生活上接近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人民。这就是他的杰作《儒林外史》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源泉。

《儒林外史》的内容非常广阔。作者通过二百来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的许多本质的方面，勾画了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幅缩影。它主要的内容是对科举制度的抨击。

在当时，清朝统治者严酷地统治着文化思想。一触忌讳，就会有大祸临头，许多惨绝人寰的文字狱就是例子。因此，作者不得不费尽苦心，把所抨击的当时现实用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事件装点成明代的社会。而这样做又显得十分自然，因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本来是从明初开始的，从明初到清，这方面的基本情况大致相同。这些情况经过作者的提炼，就成为表现在小说中的典型情况了。

第一回写洪武四年，王冕看见邸抄载礼部议定的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之法，便对秦老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然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正是对始作俑者的抨击。明代科举是洪武三年开始的。朱元璋下诏说：“使中朝文武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无得与官。”洪武十七年又制定了科举的规式。

八股文是以《四书》、《五经》命题的《明史·选举志》。，所以又叫“四书文”、“经义文”；而“制义”、“制艺”、“时文”等等又都是它的别称。它的特点是：（1）“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选举志》。，即所谓“代圣贤立言”；（2）体用排偶，有一定的程式“八股”这名称始于明成化以后。通常认为八股是指破题、承题、起讲、起股、虚股、中股、后股、大结。清人崔学古《少学》篇说是起股、虚股、中股、后股，每项二股，所以说八股。见《檀几丛书》二集。。这种文章真是统治者桎梏人们思想的最毒辣的工具。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总是想做官的；要做官就得“由科举而进”；要“由科举而进”就得做死硬的八股文，在一定的程式内代圣贤立言，不许独抒己见，结果是人云亦云，养成没有自己的思想的应声虫。何况应试的时候又有一套严密的挫折士子的锐气、消磨士子的廉耻的“场规”。这方面，明末散文家艾南英在《应试文自序》中描写得很详细。士子经受许多难堪的困辱，“面目不可以语妻孥”，但仍循规蹈矩，“噤不敢发声”。经过这样的训练，还有什么廉耻，什么气骨?侥幸中选，做了官，当然是俯首帖耳了。

清朝统治者入关，继承了这一分“遗产”，用来笼络汉族的知识分子。吴敬梓的时代，清朝的统治权稳固了，用八股取士的办法在其他办法（如兴文字狱）的协助下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一般知识分子丢开了从顾、黄、王、颜诸大师手里传递下来的斗争火炬，投入八股文中，从那里寻找荣身之路，从而一步步地爬上去。

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书》说：

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又成不可药之蛊矣!

章学诚十五六岁的时候（1752—1753），正当吴敬梓的晚年。那时的知识界是那样，科举制度毒害的严重就可想而知了。吴敬梓在这样的社会里，向科举制度投出锋利的匕首，应该说是勇敢的，有进步性的。

吴敬梓大力地从科举制度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支配力和诱惑力这一点上揭露科举制度的反动性。通过八股文选家马二先生的口，反映了一般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看法。第十三回，蘧夫对马二先生说不曾致力于“举业”（做八股文），马二先生说：

你这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第十五回，马二先生在给匡超人饯行时说：

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这两段话充分地说明了科举制度的支配力和诱惑力。作者通过许多人物故事，生动地表现了这种支配力和诱惑力怎样控制着一般知识分子。例如周进，考到六十岁还连一个秀才也捞不到。不仅在物质生活上受压迫，而且在精神生活上受屈辱。秀才梅玖是那样轻薄地嘲笑他，举人王惠是那样盛气凌人地欺压他。夏总甲嫌他呆头呆脑，薛家集的人都不喜欢他，以致连一年只挣十二两银子的馆也坐不牢，不得不跟着他的到省城去做生意的姐夫混饭吃。就是在这时候，他也没绝望于科举。他一看见几十年梦想着的贡院，就要求进去看看。一进了贡院的天字号，看见两块号板，就“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醒人事”。才救活过来，又“伏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得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直到众客人答应帮他凑钱捐监进场，参加考试，这才“爬到地下，磕了几个头……再不哭了，同众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又如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考了二十多次，一直没考取。忍饥受冻，还要受丈人胡屠户的气。好容易遇到周进做学道，才做了秀才。但当他要参加乡试（考举人），请求丈人帮助的时候，又被胡屠户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但一顿臭骂也阻止不住他的奔驰着的希望之马，终于瞒着丈人，参加了考试。“出了场，即便回家，家里已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谁想当他把一只生蛋的母鸡抱到集上去换米的时候，竟来了报子，说他中了举人。中举人，这是他几十年来的梦想，也是一个不料竟会实现的梦想。如今竟实现了，惊喜交集，以致发了疯。

科举制度的魔力甚至控制了没有资格参加考试的妇女。鲁编修的女儿从小受她父亲熏陶，竟成了八股文专家。她嫁给蘧公孙，门户相称，才貌相当，料想公孙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个少年进士，因此十分满意。后来知道蘧公孙只爱吟诗，不会做八股文，就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说是误了她的终身。她母亲劝解说：“我儿，你不要恁般呆气，我看新姑爷人物已是十分了，况你爹原爱他是个少年名士。”她回答说：“母亲，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个名士的?”说着，就越发恼怒起来。想来想去，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到了四岁，就亲自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常常熬到深夜。蘧公孙受了她的影响，也学起八股文来，和马二先生交朋友了。

科举制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支配力和诱惑力呢?因为从这里可以得到功名富贵。周进发达之后，原先侮辱他的梅玖恬不知耻地在别人面前冒充他的学生，把他先前写的对联也小心地揭下，像宝贝一样藏起来。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轻视他、辞掉他的馆的薛家集的人也敛了分子，买礼物前来贺喜；后来竟供起他的长生禄位牌。又如范进，中了举人之后，不说旁人，就是才臭骂过他的胡屠户，马上就换了一副嘴脸。乡绅张静斋也马上来贺喜，恭维了一通之后，还送银子，送房子。

作者在从科举制度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支配力和诱惑力这点上揭露它的反动性的同时，也揭露它的腐朽性。统治者用八股文取士，本来是一种愚民政策。八股文既然能够博取功名富贵，知识分子自然就会专心学习它；而况统治者还嫌不够，竟公开地反对做学问，只提倡作八股文。周进做学道，有一个童生要求面试诗词歌赋，他变了脸道：“当今天子重文章（专指八股文），足下何必讲汉唐?……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于是命令“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着膊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面”。这样，准备应试的人就只知道，而且只能够做八股文了。

虽然统治者制订了所谓场规，但那种考试实际上是弊窦百出的。八股文做得好也不一定能考取，考取的不一定做得好八股文。我们看，周进连一个秀才都捞不到，在捐了监之后，却马上考取举人、进士，扶摇直上。他做了学道，不等试卷交齐，就可以先取范进为第一名，魏好古为第二十名。更有甚者，巡抚衙门的潘三可以设法用匡超人做替身，替金跃考秀才。这样的考试制度，怎么能拔取真才?所以已经做了学道的范进，为了报答老师的恩，要照应考生荀玫；而当幕客开他的玩笑的时候，他竟连大诗人苏轼都不知道，还皱着眉道：“苏轼既然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进士出身的汤知县和两个举人谈刘基的事情，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没有，还装腔作势，显示学问很渊博。庄先生把马纯上比作《易经》上所说的“亢龙”，高翰林竟认为“把一个现活着的秀才拿来解圣人的经”；武正字反问他如果活着的人不能引用的话，文王、周公为甚么就引用微子、箕子，孔子为什么就引用颜子，这位翰林只好承认自己“未曾考核得清”。

作者所反映的这种情况是完全真实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指出明朝的秀才举人之流“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并且愤怒地指斥八股文之祸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的情况当然更坏。王渔洋《香祖笔记》卷八中记载一位“老科甲”不知《史记》为何书，司马迁为何人；卷五中记载一位“太学生”不知《昭明文选》。这都是典型的例子。统治者用八股文取士，本来是为自己选拔百依百顺的臣仆，并不是要培养有学问的人才。这种反动的腐朽的科举制度不仅把一般知识分子培养成庸妄无知而不自知的人，更把他们培养成堕落无耻而不自觉的人。范进本来很老实，中举后死了母亲，就听了张乡绅的话，换掉孝服，到汤知县那里去打秋风，现出种种丑态。荀玫中进士后做了工部员外郎，听到母亲病故的消息，怕丁忧耽误做官，就打算匿丧不报；身为人伦师表的周司业、范通政也居然赞成，愿意想办法替他“夺情”。严贡生口里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可是实际上竟讹诈船家，关王大的猪……

所有这些知识分子，为了功名富贵，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还不以为耻，反而认为应该如此。偶然有真正讲究品德的人，就会受到冷嘲热讽，被看作呆子。高翰林嘲讽杜少卿的父亲道：“……逐日讲那‘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都是教养题目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这正说穿了科举中人的秘密：什么“孝弟忠信礼义廉耻”都不过是八股文中的词藻，用以骗取功名富贵而已。如果“竟拿着当了真”，那么，如马二先生所说：“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就这样，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功名富贵观念，通过科举中人，逐渐腐蚀了整个的社会风习。从第二回的薛家集到第四十七回的五河县，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成了利欲熏心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一个没有权势的知识分子，即使有渊博的学问、卓越的文才、优良的品行，也不免于受人轻视。五河县的虞华轩，文章如班、马，诗赋追李、杜，而且是名门之后；只是现在势衰，所以五河县人总不许他开口。作者愤激地写道：

五河的风俗：说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里笑；说那个人会做诗赋古文，他就眉毛都会笑。问五河县有什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有什么出产稀奇之物，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德行，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却另外有一件事，人也还怕，是同徽州方家做亲家；还有一件事，人也还亲热，就是大捧的银子拿出来买田。

彭家中了几个进士，点了两个翰林，方家是大盐商，又开着典当铺，五河县人就那样奉承他们。第四十七回里的这个情节是令人痛心的：虞、余两家有几位叔祖母“节孝入祠”，虞华轩和余氏兄弟各传合族人公祭，但他们两家的族人不肯来，原因是要去陪祭候送方家的老太太入祠。作者用对照的手法描下一幅世态炎凉的图画。“节孝”是封建统治者及进士举人等所提倡所歌颂的封建礼教的一个核心部分，然而就在“节孝入祠”这样的大典上暴露了那些“圣贤之徒”的丑恶面目。正如余大先生所说，“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

作者抨击科举制度，是从它给社会、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害这一点出发的。范进考得了秀才，胡屠户就教训他说：“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本来淳厚的匡超人，考得了秀才，补了廪，就越变越坏。他告诉他哥哥：“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与娘的那件补服。若本家亲戚们家请酒，叫娘也穿起来，显得与众不同。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做了个秀才就要骑在人民头上，中了举人、进士，当了乡绅或作了官，就更了不得了。严贡生讹诈船家，关王大的猪，短黄梦统的驴、米和稍袋，动不动拿帖子送人；张静斋霸占人家的田产；刘知府的家人在河里乱打人……这还是些小事。严重的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这些庸妄无知、堕落无耻的人作为皇帝的爪牙掌握着政权，操纵着人民的命运。汤知县为回民卖牛肉的事，听了张静斋的话闹出人命。王太守用板子、戥子和算盘治理南昌，“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睡梦里也是怕的”。因为这，“各上司访闻，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很快就升上去了。“灭门的知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见当时的政治是怎样黑暗，人民是怎样痛苦。虞博士在常熟县看到一个农民因为父亲死了没有钱买棺材，愤而投河，那难道是个别的现象?

《儒林外史》在鞭挞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这些庸妄无知，堕落无耻的人物的同时，也鞭挞了和这些人物相关联的其他人物。有和官府、乡绅相结合的盐商、地主，如万雪斋、宋为富和五河县的方家、彭家等等；有倚仗官府、毒害百姓的衙役、里胥，如潘三、夏总甲等等；有因走不通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而冒充名士，奔走于官吏、乡绅和盐商之间的，如杨执中、牛玉囿、景兰江、浦墨卿、支剑峰、牛浦郎、辛东之、金寓刘等等……作者对这些人物的讽刺也是彻骨地深刻的。

和所有这些所鞭挞的人物对照，作者也创造了许多正面人物。这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个别的好官，如乐清知县李瑛、安东知县向鼎，作者以热情的笔触描写他们求贤爱士、笃于交谊的品质。一类是鄙视功名富贵、讲究文行出处的高人，如王冕、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迟衡山、武正字等，作者以钦敬的心情歌颂他们的坚贞的志节和不凡的抱负。另一类是无数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小民，如鲍文卿、沈琼枝、倪老爹、卜老爹、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等，作者以无限的同情赞扬他们的笃厚的人情和高尚的品质。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又说：“敬梓之所描写者……既多据闻见根据金和《儒林外史》跋及其他材料，《儒林外史》中的许多人物，是作者以他所熟悉的人为模特儿创造出来的。杜少卿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杜慎卿的模特儿是作者的从兄吴青然，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粹中。其他如虞博士、庄征君、迟衡山、武正字、凤四老爹、牛布衣、权勿用等，也是分别以吴蒙泉、程绵庄、樊南仲、程文、甘凤池、朱草衣、吴镜等为模特儿的。，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这对《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为了具体地了解《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不妨选择“王冕”、“范进中举”、“严贡生和严监生”三个篇章分析一下。

先分析“王冕”。

作者把写王冕的这一回书称为全书的“楔子”，用以“敷陈”全书的“大义”，其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作者的分明的爱憎决定了创作方法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用正面形象否定反面形象。例如沈琼枝这个被侮辱的弱女子的形象，不仅鞭挞了下流无耻的盐商，而且讽刺了趋炎附势的知识分子。杜少卿说得好：“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又如鲍文卿这个被人轻视的戏子的形象，也同样鞭挞了许多上层人物。向鼎让他和季守备同席，季守备知道他是个戏子，脸上就显出些怪物相。向鼎看出季守备的表情，故意说：“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这样，在这些正面人物的对照下，那些反面人物就显得更加可憎了。王冕这个“隐括全文”的“名流”就是作者所创造的用以否定全书中所有反面人物的正面形象。

王冕是历史人物，《明史》有他的传。最早给王冕写传的是宋濂《明史》及朱彝尊《曝书亭集》中都有王冕的传。宋濂的《王冕传》见《宋学士文集·芝园后集》卷十。有四部丛刊本。。但作者笔下的王冕显然和历史上的王冕大不相同，是用典型化的方法创造出来的艺术典型。作者创造这个典型，固然采取了王冕的一些事迹，但是以他最熟悉的现实人物——他的朋友王溯山和前辈王宓草等为模特儿，改造了王冕的性格特征。从王冕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的改造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思想。作者通过他的性格、他的生活道路的描写，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作者首先改变了王冕的家庭环境。他七岁上死了父亲，母亲靠做针指供给他在村学堂里读书，终于读不下去了，没奈何让他受雇在间壁秦老家放牛。母亲嘱咐王冕的话是十分动人的。在“年岁不好，柴米又贵”的情况下，一个穷苦的“寡妇人家”，受生活的压迫，不得不停了儿子的学，让他给人家做牧童，她的内心多么痛苦!而王冕，正因为生活于这样穷苦的家庭，才形成了朴实的、善良的性格。当他看到“母亲含着两眼眼泪去了”的时候，他对母亲的痛苦心情的体会是深刻的，因此，他才能那样孝敬母亲，努力学习。

王冕的母亲是个性格坚强的劳动妇女，她的阶级本性和生活阅历使她憎恨为非作歹、虐害小民的统治者。她支持王冕不和统治者合作的高洁行为，临死还告诫不要作官。她对王冕的性格形成是很有影响的。

秦老是个比较富裕的农民，但他的性情是淳厚的，心地是善良的。他对王冕照顾得很好，使王冕能够学画读书。王冕离开他家的时候，他还在精神上支持王冕，使王冕高洁的人格得以完成。

影响王冕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的，还有另一种社会力量。当王冕十三四岁，放牛，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的时候，在他面前出现了三个势利的乡绅。一个穿宝蓝直裰的胖子首先开口：“危老先生危素也是个历史人物，《明史·儒林传》有他的传。但《儒林外史》中的危素是一个艺术典型。本来危素是江西金溪人，作者却把他写成浙江诸暨人，和王冕做同乡。《明史》对危素是褒扬的，作者却把他写成个反面人物。这都是和作者的创作思想有关的。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前月初十搬家，太尊（知府）、县父母（知县）都亲自来贺。”另一个穿玄色直裰的瘦子接口说：“县尊（知县）是壬午举人，乃危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胖子又说：“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那瘦子又称赞危老先生是一个学者。而另一个胡子赶快捕风捉影地说：“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几十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这寥寥两三百字的对话充分暴露了三个乡绅的丑恶的精神世界，也暴露了从乡绅通到知县、知府、皇帝宠信的学者以至皇帝本人的整个的反动势力。王冕对这种反动势力是由衷地憎恨的。然而不多久，这种反动势力就压到王冕的头上了。

时知县（就是瘦子所说的“乃危老先生门生”的那位县尊）为了巴结危素，吩咐翟买办找人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礼；翟买办找到了王冕。王冕本不想画，但由于秦老在旁撺掇，屈不过他的情，只得应诺了。翟买办一来就干没了他一半的笔资。危素赏识王冕的画，要时知县约他相会。时知县即刻差翟买办拿帖子来请，不料王冕却不肯去。这时候，翟买办的狐假虎威的狗腿子相完全暴露出来。但不管怎样威吓，王冕终于没屈服。最后由秦老设法，送了些差钱，告了病，才把那个狗腿子打发走了。紧接着，作者描写了时知县听到王冕因病不来以后的卑污的心理活动。他想到叫不来王冕，怕老师笑他“做事疲软”，打算自己下乡，带王冕来见老师，“却不是办事勤敏?”回头一想：“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又一转念：“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为了讨好老师，他终于下乡去了，可是倔强的王冕却老早躲开了。他十分恼怒，本要即刻差人拿王冕来责惩，又怕老师说他暴躁，只得忍口气回去，再设法处置。但他还没来得及处置，王冕已经逃走了。

王冕执意不肯和时知县、危素结交，并不是故作清高，而是看出了“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时酷虐小民，无所不为”。他是不愿意助纣为虐的。

王冕逃亡在外，既受够了济南府里几个俗财主的气，又看见“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的惨状，进一步认识了政治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预料“天下自此将大乱了”。果然不出他所料，一年以后，农民起义的风暴就席卷了全国。

作了吴王的朱元璋拜访他，他忠告朱元璋“以仁义服人”，那完全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朱元璋做了皇帝，他听到酷虐小民的危素已问了罪，当然高兴；但看到礼部议定的取士之法，又大为不满，因为那种取士之法将会培养出一批新的不讲“文行出处”的人去做统治者的爪牙，危素、时知县之流的人物将充斥天下。这样，他听到朝廷要征聘他做官的消息，就连夜逃往会稽山中，至死没出山。

作者通过王冕对统治者的斗争，画出了一幅社会生活的略图，在知识分子面前提出了极尖锐的问题：在政治黑暗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应该像危素、时知县一样去做统治者的帮凶，酷虐小民呢，还是应该像王冕一样讲究“文行出处”，不和统治者同流合污?

《儒林外史》的序幕就这样揭开了。当读者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知识分子纷纷登场：周进、范进、张静斋、严贡生……这许多否定性的形象，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博士……这许多肯定性的形象，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再谈“范进中举”。

这也是《儒林外史》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它通过范进中举前后主观客观方面的各种变化的描写，批判了反动的科举制度，讽刺了浮薄的人情世态。

作者对范进中举以前的描写是非常概括、非常富于暗示力的。那个吃了几十年苦头、忽然平步青云、做了广东学道的周进主持县试，看见一个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戴破毡帽、在十二月里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的童生领了卷子，就记在心里。等到这个童生来交卷，又看见那麻布直裰因为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就勾起了他的记忆，打动了他的同情心。于是和那个童生谈起来了。童生告诉他叫范进，实年五十四岁，二十岁应考，已考过二十多次。

就这么寥寥几笔，已经暗示出范进几十年的痛苦经历。和他一样有过几十年痛苦经历的周进看一看自己身上“绯衣金带，何等辉煌”，就决心要提拔他。初看他的文章，看不懂说的是什么话；但天晓得是什么神差鬼使，再看一遍，就觉得有些意思；看第三遍，竟发现是天地间之至文!于是取他为第一名。

读者必须联系周进以前的遭遇，才能想象到他看到范进以后的心理活动；而这种心理活动是决定范进的命运的。

在范进考取秀才回来的时候，作者写了他的简陋的房子，写了丈人胡屠户怎样教训他；在他要去参加乡试的时候，写了胡屠户又怎样辱骂他；在他瞒着丈人去应试回来的时候，写了他家里已饿了两三天，他母亲已饿得老眼昏花，只得让他把仅有的一只生蛋母鸡拿到集上去卖。

这就是范进中举以前的生活。这生活是浸透着眼泪的。他忍饥、受冻、挨骂，考了二十多次，才捞到个秀才；他不知又要考多少次才能捞个举人。“穷秀才，富举人。”做了秀才，只能坐个馆；中了举人，那就大不相同，会完全改变现状。然而正如他的丈人所说：举人是天上的“文曲星”，“尖嘴猴腮”的他就敢妄想“天鹅屁吃”吗?这一切都是他“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的时候想到的。就在这样想的时候，竟然听到说：“你中了举了!”这突如其来的喜报使他又惊又喜，以至神经失常，发了疯。

中举以后，果然一切都改变了，这是范进预料到的，所以他毫不惊异。但他母亲是预料不到的。他母亲，那个不曾见过世面的乡村妇女，不懂得中举有多大的意义。当范进发疯的时候，他哭着说：“怎生这样命苦的事!中了一个甚么举人，就得了这个拙病!”所以后来看到一切都起了变化，还不明白底细，对那些洗碗盏杯箸的家人、媳妇、丫环说：“你们嫂嫂、姑娘们要仔细些，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要弄坏了。”家人、媳妇、丫环回答道：“老太太，那里是别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她不相信，笑道：“我家怎的有这些东西?”大家一齐说：“怎么不是?岂但这个东西是，连我们这些人和这些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她听了，把细磁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跌倒，不醒人事。

一个受尽挫折的知识分子因中举而发疯，一个受尽困苦的乡村妇女因暴富而送命，这都是不普遍不常见的事件，然而是典型的事件，通过这个事件，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反动本质。

作者通过许多人，特别是胡屠户的不同表现，暴露了被功名富贵的毒液腐蚀的薄劣的人情世态。

胡屠户因为常和“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上四五千斤”的乡绅们打交道，严重地受到那种趋炎附势、吹牛拍马、唯利是图的恶浊风气的侵染。作者“无一贬词”，只描述了他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言行，就把他的丑恶的嘴脸乃至卑污的灵魂完全暴露出来了。

范进做了秀才，他来贺喜的时候说，他悔不该把女儿嫁给范进这个“现世宝”、“穷鬼”，历年累够了他。还说什么因他积了德，才带挈范进中了个相公。范进想参加乡试，求他帮些盘费，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可是范进一中举，他就马上换了一副面孔，恬不知耻地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他跟在才发过疯的女婿后面，“看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竟高声叫道：“老爷回府了!”

前后对照一下吧，这是个什么人?

范进做了秀才，他拿来了一付大肠、一瓶酒，让范进母子尝了些油水；他自己呢，在辱骂、教训范进之后，吃得醉醺醺的。范进母子“千恩万谢”，他没理会，“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

范进中举了，他送来七八斤肉、四五千钱。范进回送他六两多银子，他“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范进还是让他带走，他“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千恩万谢，低着头，笑眯眯的去了”。

前后对照一下吧，这是个什么人?

范进的母亲死了，合城绅衿都来吊唁。胡屠户“上不得台盘，只好在厨房里或女儿房里，帮着量白布，秤肉，乱窜”。可是当他去请和尚念经，和尚问他“这几十天想总是在那里忙”的时候，他却大吹大擂道：“可不是么?自从亲家母不幸去世，合城乡绅那一个不到他家来?就是我主顾张老爷、周老爷，在那里司宾，大长日子，坐着无聊，只拉着我说闲说，陪着吃酒吃饭；见了客来，又要打躬作揖，累个不了。我是个闲散惯了的人，不耐烦作这些事。欲待躲着些——难道是怕小婿怪?惹绅衿老爷们看乔了，说道：‘要至亲做甚么呢?’”这样一吹，把和尚吓得“屁滚尿流，慌忙烧茶，下面”。

前后对照一下吧，这是个什么人?

作者所创造的胡屠户这个小市民的形象，真是活现纸上，声态并作!

围绕着范进中举，作者创造了张静斋这个乡绅的形象。张静斋不惜送银子、送房子结交范进，拉世兄弟的关系，那是为了助长自己的声势，更便于为非作歹，欺压小民。他为了得到一块田而设计陷害僧官。约范进一同到汤知县那里去打秋风，竟发出“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亲”的“谠论”，撮弄得汤知县害死回民，激起回民暴动。就通过这么几个细节，这位乡绅的反动本质已经暴露无遗了。

再谈“严贡生与严监生”。

在这个篇章中，以严监生的财产问题为核心创造了严贡生、严监生、王德、王仁、王氏、赵氏等许多人物，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的无比深刻的揭露，描绘了封建社会骨肉亲戚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倚强凌弱的真实情况，暴露了宗法制度和科举制度的罪恶。

严氏兄弟两个本质上有相同之处：都爱财、吝啬。但他们的个性大不相同，通过不同的个性表现出来的爱财、吝啬的情况也大不相同。

严监生有十多万银子的家产，但无才无能，在科举路上爬不上去，只出钱捐了个监。同时，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的妻王氏还没生个儿子，他的妾赵氏生了儿子，但只有三岁。而在他的身旁，站立着好几个强横的骨肉亲戚，觊觎他的家产。这样，本来很懦弱的他就越来越胆小怕事了。他是个十分吝啬的守财奴；但他看得清楚，要守住财产是很困难的。于是，一方面，为了做许多有利于守住财产的工作（如为乃兄息讼事，立赵氏为正室，讨好王德、王仁等等），硬着心拿出一大封一大封的银子；另一方面，更加刻苦，拚着命料理家务，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到了病得饮食不进，骨瘦如柴，也舍不得银子吃人参。终于忧劳而死。临死还因为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多费了油而不肯断气。孤立地看，这个灯草的细节描写是令人发笑的；然而联系前面的情节，我们就会深刻地体会到一个这样吝啬的人竟好像很大方地拿出银子来的痛苦心情，就会恍然大悟他致死的原因，就会在刚觉得他可笑的时候，立刻感到他也可悲。请想一想吧，是什么决定了他的悲惨的结局呢?

严贡生是下流无耻的恶棍。他自奉甚厚，对别人呢，可真是一毛不拔，而且用各种无赖手段讹诈人，乃至于在弟弟死后，想霸占他的家产。

严贡生登场的描写是耐人寻味的。范进和张静斋坐在关帝庙里准备见汤知县的时候，忽然走进一个“方巾阔服，粗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落腮胡子”的人，自我介绍了一通，接着他的家人就送来了酒食，他便和范、张谈起来了。这个人就是严贡生。

他对范、张谈了许多话，反复地表白他为人率真，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都很爱他。现在的汤知县和他更有缘法。虽然很少相会，但凡事心照，着实关切。他这样表白的动机就是希望范、张在汤知县面前称赞他几句，以便改变汤知县对他的看法，从而掩盖他的种种恶劣行为。然而无情的现实却使他当场出丑。他刚说过从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家里的小厮就跑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而当王小二和黄梦统对汤知县陈诉了他的劣迹之后，汤知县对他的态度也和他所表白的完全相反。汤知县说：“一个做贡生的人，忝列衣冠，不在乡里间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于是批准了告他的状子。他只好逃走了，他惹的祸却落在胆小怕事的弟弟严监生头上。

这以后，描写了他给儿子招亲，装病吃药（其实是云片糕）来讹诈船家，霸占弟弟的遗产，以及到京城里冒认周学台的亲戚，妄想到部里告状等无耻行为，用讽刺之火把他烧毁了。

王德、王仁是严监生的小舅子，因为都是廪生，又都做着极兴头的馆，铮铮有名，所以严监生处处想倚仗他们。严贡生因汤知县要审断他诈骗人的案子逃走了，差人找严监生。严监生慌了，找两位舅爷商议，由他们两个出面，用十几两银子了结了案件，官司已了，严监生整治酒席请他们酬谢，他们还拿班做势，请了好几回才肯来。

妹子王氏病危，主张在她死后把赵氏扶正。严监生即请他们来，告诉了王氏的意见，他们走在妹子床前，妹子已不能言语了，把手指着孩子，点了点头。既然妹子愿意，他们应该是同意的，却“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请他们到屋里用饭，也不肯表示态度。严监生没法，只得把他们请到密室里，给每人送了一百两银子，还声明明日拿轿子接两位舅奶奶来，给她们送些首饰，还声明将要修岳父岳母的坟。过后，严监生有事出去了；转来的时候，情况大有变化：两位舅爷已经把眼都哭红了。弟兄两个争先恐后地讲了许多大道理，坚决主张把赵氏扶正。王仁甚至义形于色，拍着桌子说：“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严监生是巴不得这样做的，怎会“不依”?于是在王氏活着的时候就举行婚礼，把赵氏立为正室。还逼着妹妹立了遗嘱，他两个都画了字。

赵氏扶正是他两个主持的，赵氏因为感恩，也因为想继续倚仗他们，给他们许多好处。但是当赵氏死了丈夫又死了孩子，严贡生仍把她当作严监生的妾“叫媒人来领出发嫁”，以便霸占家产的时候，他们两个却像泥塑木雕一般，连一句公道话也不肯说。

赵氏，特别是王氏，这两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都写得活灵活现。

王氏是在严监生由于了结了乃兄的官司而酬谢王德、王仁的时候出场的。出场之前，严监生曾说她“这些时心里有些不好”。心里为什么不好，没说明；但读者明白，她拥有那么多财产，在丈夫四十多岁的时候，还没生个儿子。这回出场，作者只写了几笔：“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削栗子，办围碟。见他哥哥进来，丢了过来拜见。”多么可怜的形象呀!

后来病重了，看见赵氏侍奉殷勤，又累次听赵氏说怕她死后，连孩子都将死于再娶来的大娘之手，因而对赵氏说：“何不向你爷说，明日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个填房?”赵氏一听，急忙把严监生请来。严监生也听不得这一声，连忙说：“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请两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她摇手道：“这个也随你们怎样做去。”可以想见，严监生竟那样情急，那样热心，她是并不高兴的。但终于在见钱眼开的两位哥哥的主持下，不等她死，就把赵氏扶正了。读者可以想到她在断气之前是什么心情。

严监生和王氏的感情很好，他急于把赵氏扶正，不过是为了赵氏有个儿子，便于继承家产。王氏死后，在除夕的家宴上，忽然看见王氏历年积累的银子，想到哥哥和几个“生狼一般”的侄子常有侵夺之心，想到王德、王仁的欲壑难填，想到儿子又小，家务无人可托，他就十分怀念他的勤俭持家的王氏前妻了。

赵氏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不难看出，让她扶正的话是她做了许多工作从王氏口里掏出来的。王氏死后，她哭得也极不自然。但她没有罪过。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做妾的人是十分可怜的，她不能不为她和儿子的前途着想。扶正以后，她一点也不照顾“上不得台盘”的娘家兄弟和侄子，却极力巴结有势的王德、王仁和严贡生父子。这虽然势利，但也是从维持家产的目的出发的，可以说用心良苦。但不幸儿子一死，严贡生就要侵夺她的家产，王德，王仁袖手旁观。要不是封建制度本身的矛盾救了她——妾生的知县和有妾的知府同情她，准了她的状子，她就不免于被严贡生“揪着头发臭打一顿，登时叫媒人来领出发嫁”。

看一看吧，封建社会骨肉亲戚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然而这不光是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赵氏扶正，严贡生霸占弟弟的遗产，这和宗法社会的嫡庶问题、财产继承问题有关；而严贡生、王德、王仁则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全在纲常上做工夫”的“念书人”!王德、王仁者，忘德、忘仁也!

从上面谈到的几个篇章里，已经可以看出《儒林外史》多么生动、多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多么热情地歌颂了生活中应该肯定的东西，多么尖锐地讽刺了生活中应该否定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还未尝没有认识意义、乃至教育意义。

（原刊《语文学习》1957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