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丹子》一书，《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及《新唐书》、《宋史》的《艺文志》俱列入小说家；惟《隋书》著录一卷，新、旧《唐书》及《宋史》，则分为上中下三卷。明初宋濂所见，仍为三卷本《宋学士文集·杂著·诸子辩》：“《燕丹子》三卷。丹，燕王喜太子。此书载其事为最详。”。此后罕见流传。纪昀从《永乐大典》录出，授孙星衍，由孙冯翼刻入《问经堂丛书》《四库提要·小说家存目·一》：“《燕丹子》三卷……《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于小说家，至明遂佚。今检《永乐大典》载有全文。……”孙星衍《问经堂丛书》本《〈燕丹子〉叙》：“《燕丹子》三卷，世无传本。余初入词馆，纪大宗伯昀以此相授，云录自《永乐大典》。”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燕丹子〉叙》又云：“《燕丹子》三篇，世无传本，惟见《永乐大典》。纪相国昀既录入《四库书·子部·小说类》存目中，乃以抄本见付。阅十数年……刊入《问经堂丛书》。”“至明遂佚”、“世无传本”的说法不可靠。明初人宋濂读过三卷本，明中期人陈第《世善堂书目》卷上亦著录，明末清初人马骕所看到的“尤多讹脱”的“《燕丹子》书”，也是单行本，怎能说“至明遂佚”，“世无传本”，“惟见《永乐大典》”呢?1979年版新编《辞海》“燕丹子”条“原书明初尚存，后散佚，有孙星衍辑校本”的说法，也不太确凿。。孙星衍重加校订，刻入《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百子全书》又据以重刻。
从文艺创作的角度看，《燕丹子》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汲取有关传说，进行艺术虚构，情节曲折而完整，人物性格的刻画细致而生动，可以说具备了小说的基本特征，而篇幅之宏大，更在唐人传奇以上。然而研究我国小说史的人却还没有着重论述，这也许是由于它的写作时代颇有争论的缘故吧!
我国小说发展，一般认为：先秦两汉是准备时期，六朝初具梗概，到了唐人传奇，才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我觉得，如果能够确定《燕丹子》的写作时代，并对它给予足够重视的话，这样的认识就值得重新考虑了。
对于《燕丹子》的写作时代，历来有各种说法。马端临、宋濂，都认为做于秦汉之间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子部·小说家》“燕丹子”条引《周氏涉笔》云：“今观《燕丹子》三篇，与《史记》所载皆相合，似是《史记》事本也。”宋濂《诸子辩》：“《燕丹子》三卷。……其辞气颇类《吴越春秋》、《越绝书》，决为秦汉间人所作无疑。”。孙星衍断为“先秦古书”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燕丹子〉叙》：“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纵横、小说两家之间。”。谭献也说它“文古而丽蜜，非由伪造”《复堂日记》卷五。。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两处提到《燕丹子》。一处说：《隋书·经籍志》小说类所著录，“《燕丹子》而外，无晋以前书”《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另一处说：“他如汉前之《燕丹子》，汉扬雄之《蜀王本纪》……虽本史实，并含异闻。”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看来鲁迅是把《燕丹子》看成西汉以前的作品的，可惜的是他只用“虽本史实，并含异闻”两句话准确地概括了《燕丹子》在取材方面的特点，而没有评价它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与此针锋相对，由于《燕丹子》始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因而不少人怀疑、乃至断言它是伪作。例如清初学者马骕就说：“《燕丹子》书，伪作也，尤多讹脱。”《绎史》卷一四八。纪昀不仅断定《燕丹子》是“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的伪作，而且说“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小说类存目》。这无异于判处了《燕丹子》的死刑，其影响不容低估。直到现在，谈论小说发展史而忽略《燕丹子》，未尝不是由于“伪作”、“鄙诞”、“殊无足采”之类的判词在起作用。
《燕丹子》本来是一部小说。而小说，它所要求的是艺术真实，容许而且需要艺术虚构和艺术夸张，怎能拿评价历史著作的标准一成不变地去评价它呢?因《燕丹子》中有某些“不可信”的东西而作出“无足采”的结论，这是不值一驳的。剩下的问题是：《燕丹子》究竟是不是“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的伪作?笔者认为并非如此。
第一，关于“燕丹、荆轲事”的记述，以《国策》、《史记》最早、最完整、最有权威，如果《燕丹子》是“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的伪作，那么它首先应该充分采取《国策》、《史记》中的材料，但实际情况又不是这样。例如《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的开头，用了将近四百字的文章追叙荆轲的出身、经历，而这一大段文章的内容，却不见于《燕丹子》。在荆轲被杀之后，司马迁又用了近六百字的篇幅写秦王灭燕及高渐离举筑击秦始皇被杀的经过，而秦王灭燕的内容，却不见于《燕丹子》。今本《燕丹子》无高渐离击秦王的情节，从《太平御览·服用部》的引文看，古本是有的，但文字也与《史记》不同《太平御览·服用部·帐》：“《燕丹太子》曰：秦始皇置高渐离于帐中，击筑。”。其他如《史记》中说：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不善，故丹怨而亡归。
追述燕丹与秦政少时相处欢好的往事，用以反衬燕丹质于秦而秦王遇之不善的现实，有力地揭示了“丹怨而亡归”、力图报复的原因。这样的情节是十分重要的，然而《燕丹子》却没有往事的追述，只是说：“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
又如《史记》在燕丹遣荆轲刺秦之前写道：
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卿。
这样的细节描写也是很重要的，而《燕丹子》在荆轲刺秦王之前，却压根儿没有提到匕首。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至于彼此都写到的情节，也是同中有异、小同大异的。
第二，如果《燕丹子》是“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的伪作，而西汉以来诸书所载的“燕丹、荆轲事”超出《国策》、《史记》范围的又很有限，那么《燕丹子》的基本情节和重要人物，也就很难在较大的程度上超出《国策》、《史记》的范围。然而《燕丹子》中有许多情节，却是《史记》所没有的。就比较重要的而言，如：
田光见太子，太子侧阶而迎，迎而再拜。坐定，太子丹曰：“傅不以蛮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来降弊邑。今燕国僻在北陲，比于蛮域，而先生不羞之，丹得侍左右，睹见玉颜，斯乃上世神灵保佑燕国，令先生设降辱焉。”田光曰：“结发立身，以至于今，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将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泪横流曰：“丹尝质于秦，秦遇丹无礼，日夜焦心，思欲复之。论众则秦多，计强则燕弱，欲曰合从，心复不能。常食不识味，寝不安席，纵令燕秦同日而亡，则为死灰复燃，白骨更生，愿先生图之。”田光曰：“此国事也，请得思之。”于是舍光上馆。太子三时进食，存问不绝。如是三月，太子怪其无说，就光辟左右问曰：“先生既垂哀恤，许惠嘉谋，侧身倾听，三月于斯，先生岂有意欤?”田光曰：“微太子，固当竭之。……然窃观太子客，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和《国策》、《史记》相较，这里不但多出了燕丹礼遇田光的情节，而且多出了夏扶、宋意两个人物。而这两个人物，在以后还多次出现。当“太子置酒请轲”的时候，夏扶对荆轲说：“闻士无乡曲之誉，则未可与论行；马无服舆之伎，则未可与决良。今荆君远至，将何以教太子?”从而引出了荆轲的一大段议论，构成事件发展的重要契机。更值得注意的是：易水饯别，是荆轲刺秦故事的枢纽，关于饯别场面的描写，各家容有不同，但如果《燕丹子》本于《国策〉、《史记》的话，则在这个场面上出现的人物，不应有异，然而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
《国策·燕策》：
……“今太子迟之，请辞诀矣!”遂发。太子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冲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
《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记载，除“发尽上冲冠”作“发尽上指冠”一字之异而外，其余文字，完全相同。而《燕丹子》卷下里却是这样写的：
……武阳为副。荆轲入秦，不择日而发。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为壮声，则发怒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车，终已不顾也。二人行过，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二子。……
第三，汉初以来诸书中关于燕丹、荆轲的部分记载，则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问题。邹阳《狱中上梁孝王书》云：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文选》李善注引《烈士传》云：荆轲发后，太子相气，见白虹贯日不彻，曰：“吾事不成矣!”后闻轲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王充《论衡·感虚篇》云：传书言：荆轲为燕太子丹谋刺秦王，白虹贯日。《论衡·语增篇》云：传语曰：町町若荆轲之闾。言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后诛轲九族，其后恚恨不已，复夷轲之一里。一里皆灭，故曰町町。《论衡·感虚篇》云：传书言：太子丹朝于秦，不得去，从秦王求归。秦王执留之，与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乃得归。”当此之时，天地祐之，日为再中、天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秦王以为圣，乃归之。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里还多了一个条件：“井上株木跳度渎。”
司马迁在写完荆轲传之后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正由于他认为“太过”，所以像“天雨粟，马生角”以及类似的传说，他都没有写进传里。《燕丹子》与此不同，作为“小说”，它尽可能地利用了这样的传说，纪昀也因而说它“鄙诞不可信”。那么，如果它是“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的伪作，对上引诸书中“白虹贯日”等许多材料就不可能摒弃不用。然而事实上，除“乌白头、马生角”而外，其他都不见于《燕丹子》。
再看另一些记载。
《淮南子·泰族训》云：
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
张华《博物志·史补》云：
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思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驱驰过之，而桥不发。遁到关，关门不开；丹为鸡鸣，于是众鸡悉鸣，遂归。
陶渊明《咏荆轲》云：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文选》卷二八“杂歌”类《荆轲歌》前面的《序》：
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丹祖送于易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歌，宋意和之。……
上引从汉初至六朝的各条材料，其内容或为《国策》、《史记》所无，或与《国策》、《史记》甚异，却与《燕丹子》略同。倘说《燕丹子》系“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那么诸书所据，又系何书?
《燕丹子》一书，《隋书》以前何以不见著录，现在还难于做出圆满的答案；但从有关材料看，它却是早已存在的。前引不见于《国策》、《史记》，却见于《燕丹子》的材料，以及与《国策》、《史记》甚异，而与《燕丹子》略同的材料，其来源就是《燕丹子》。例如张华《博物志·史补》所载“燕太子丹质于秦……”的那段文字，与今本《燕丹子》首段相同，显然抄自《燕丹子》；因见《史记·刺客列传》没有这样的内容，故编入《史补》篇。“史补”者，补旧史之缺也。
《史记》和《燕丹子》关于易水饯别的描写，激越飞动，悲壮淋漓，每为后代诗文所取材。然而凡提到宋意的，只能来自《燕丹子》，足以说明这本书的流传，既久且远。有人会怀疑：“既然《淮南子》里已提到宋意其人，那么《史记·刺客列传》里也许本来是有宋意的，后来因有脱文，才不见宋意了吧!”看来并非如此。
汉代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声音》里写道：
谨按《太史公记》（即《史记》）：燕太子丹遣荆轲欲西刺秦王，与客送之易水而设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为濮上音，士皆垂发涕泣。
这可以证明《史记》里本来就没有宋意，并非由于有脱文。正式提到《燕丹子》、并引用其中文字的，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卷十九“渭水又东过长安县北”条有云：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乃求归。秦王为机发之桥，欲以陷丹；丹过之，桥不为发。”
这说明在北魏时代，《燕丹子》是比较流行的。
《燕丹子》一书，唐代学者极重视。李善注《文选》，司马贞、张守节注《史记》，都大量征引。《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意林》等书，引用尤多。这里有两点不容忽视：
一、《文选》中有不少作品用典隶事，只出于《燕丹子》而不见于其他书籍，故李善引《燕丹子》加以注释。这可以看出《燕丹子》在六朝及其以前流传的情况。二、诸家所引，或作《燕丹子》，或作《燕太子》，名异而文同。古代往往用第一句中的文字作篇名，《燕丹子》第一句是“燕太子丹质于秦”，故后人根据这一句，或称《燕太子》，或称《燕丹子》《全唐诗》卷五一九李远《读〈田光传〉》云：“秦灭燕丹怨正深，古来豪客尽霑襟。荆卿不了真闲事，辜负田光一片心。”看来这本书有人又根据其中的部分内容，称《田光传》。至于《旧唐书》题作“燕丹子撰”，那当然是荒谬的。
按《史记·六国年表》：秦始皇十五年（前232），燕太子丹质于秦，逃归。秦始皇二十年（前227），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灭燕。又按《史记·刺客列传》：“秦卒灭燕……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高渐离变名姓……闻于秦始皇……”今本《燕丹子》结束于荆轲刺秦被杀，而《太平御览·服用部》引《燕丹子》，却有“秦始皇置高渐离于帐中击筑”的话，说明今本有缺文，也说明《燕丹子》的成书，必在燕国被灭，秦并天下以后。
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但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必然给六国的统治阶层乃至其他阶层带来屈辱和痛苦，因而荆轲为燕太子刺秦的行动及结局，也必然会得到广泛的同情。秦并天下之后，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都异常残酷，因而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就激起了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顷刻覆亡。当全国为暴秦所苦之时，本来因刺秦而得到广泛同情的燕丹、荆轲乃至高渐离等人的事迹，就在日益广阔的范围内流传开来，街谈巷语，因事增繁，有一些已远离事实，带有民间传说的色彩《风俗通义·正失》就已经指出：燕太子丹不可能使“天雨粟”，“原其所以有兹者，丹实好士，无所恡也。故闾阎小论，饰成之耳”。《燕丹子》一书，就是在取材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汲取民间传说写成的。从对秦王“虎狼其行”的揭露看，从对燕丹、荆轲刺秦及其失败所流露的赞颂、同情和惋惜的强烈情绪看，它应该是秦并天下以后至覆亡以前十馀年间的产物。其风格接近《左传》、《国策》，而与西汉以后的作品不同，也足以说明问题。
司马迁在荆轲传后写道：“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而在《刺客列传》里，夏无且正是在荆轲刺秦的关键时刻出现的人物。他是秦王的“侍医”，由于“以药囊提荆轲”，事后得到了秦王“黄金二百镒”的重赏和“无且爱我”的好评。
正因为司马迁的材料来自夏无且，所以关于荆轲刺秦的场面及细节，写得详细而具体。《燕丹子》刚好相反，它写燕丹、荆轲等在燕国方面的活动及易水饯别的场面，既详细，又具体，许多内容乃至人物（如宋意），为《刺客列传》所无；而荆轲入秦以后的事迹，则写得很简略，还不得不借助于秦王听琴的传说或虚构。这说明《燕丹子》的作者，很可能是燕国人，甚至就是燕太子的宾客。孙星衍“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宾客记录遗事，报其知遇”《平津馆丛书》本《〈燕丹子〉叙》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以下就《燕丹子》作为“古小说”的特点及其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谈几点意见。
一、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汲取民间传说，进行艺术虚构，这是《燕丹子》属于古小说而不属于历史著作的主要特点。它是这样开头的：
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秦王不听，谬言“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
燕丹质于秦，因受到秦王无礼的待遇而逃回燕国，设法报复，这是历史事实。至于“乌白头、马生角”，《史记·刺客列传》“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中的“世言”两字，已证明是民间传说。“为机发之桥”呢?别无记载，也许是传说，也许是作者的虚构。而由门客学鸡鸣引得众鸡齐鸣，因而逃出函谷关，这本来是孟尝君的故事，作者把这个故事也借了过来，概括在燕丹身上了。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利用了这些传说和虚构，就有助于刻画人物、发展情节、突现主题。为了逃出秦国，燕丹能使“乌白头、马生角”，能使“机发之桥”不发，还能学鸡鸣，使“众鸡皆鸣”；而秦王为了扣留人质，则百计刁难、陷害。通过这样的描写，两个主要人物的不同处境、不同性格以及作者对他们的不同态度，都表现出来了。而这，又是燕丹“深怨于秦”，力图报复的主要原因，为此后的情节发展确定了方向。这一切，都体现了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而“仰天而叹，乌即白头”，过“机发之桥”，“桥为不发”等感天动地的幻想，又体现了古代民间传说的浪漫主义色彩，给《燕丹子》打上了特定历史时代的印记，使人们一望而知它是古小说。
关于荆轲刺秦王，司马迁根据目击者夏无且告诉公孙季功和董生的材料，断言秦王未受伤。他是这样描写的：
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身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
很明显，荆轲一开始就没有抓住秦王，取得优势。而《燕丹子》却作了与此大不相同的描写：
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出。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数之曰：“足下负燕日久，贪暴海内，不知厌足；於期无罪而夷其族。轲将（为）海内报仇……从吾计则生，不从则死。”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
在这里，荆轲一上来就抓住了秦王，掌握了他的命运，并且义正辞严地数说他的罪行，逼他接受条件。就实际经过说，这也许是“不可信”的。如果不是已经有了这样的民间传说作为作者构思的根据，那就完全出于虚构。然而不论是出于民间传说或作者的虚构，其实质是把荆轲塑造成足以制秦王于死命的英雄，用以寄托“为海内报仇”的理想。从艺术真实的角度看，这样的虚构并不“虚”，在苦于暴秦统治的历史时代里，它所反映的是更高的真实：时代的特征，群众的意愿。
《史记·刺客列传》里继续写道：
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
在这里，荆轲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他不及早使用武器，直等到被“断其左股”之后才“引其匕首以擿秦王”，其“不中”自然是意料中的事。至于“秦王复击轲”，轲不是连被七创或九创，恰恰是“八创”，真亏夏无且于紧急关头还数得这样清，在长时间之后还记得这样准!
再看《燕丹子》里是怎样写的：
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縠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擿之，决秦王耳，入铜柱，火出燃。秦王还断轲两手，轲因倚柱而笑，箕踞而骂曰：“吾坐轻易，为竖子所欺。……”
关于听琴的描写，不可能是事实，无疑采自传说或出于虚构。而这样的描写，意在表明荆轲刺秦之所以失败，并非由于他像《史记》所写的那样本来是个脓包，而是由于他当胜利在握之时放松了警惕，以致受了秦王的欺骗。至于掷匕首刺伤秦王，司马迁就说那是“世言”，即民间传说；这样的传说，是反映了人民的爱憎的。作者借助民间传说，为正面形象的描绘补足了最后一笔：“轲拔匕首擿之，决秦王耳，入铜柱，火出燃。”——何等神威!
荆轲刺秦，失败被杀，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燕丹子》在并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汲取民间传说、进行艺术虚构，完成了正面人物的创造，突出了除暴扶弱，“为海内报仇”的主题。
二、从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描写人物；不仅写出了人物的言行，而且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言行，表现了各有特点的精神面貌；而这各有特点的精神面貌，又都体现着时代特征。这是《燕丹子》作为古小说所取得的最突出的艺术成就。
《史记·刺客列传》里的荆轲传，以写荆轲为主。《燕丹子》则以写燕丹为主。作者一开始就把燕丹置于“秦王虎狼其行”，“贪暴海内”，“陵雪燕国”的历史环境之中，写他在秦国做人质的时候受到虐待，在请求回国的时候受到刁难，在归国的路上又受到陷害，因而在内心深处“深怨于秦”，形成了以报仇雪耻为特征的坚强性格。作为燕王喜的太子，在燕国，燕丹是很有权力的人物。他深怨于秦而力图报仇雪耻，这就确定了情节发展的必然趋势。麴武、田光、荆轲、夏扶、宋意等许多人物，都是伴随着燕丹复仇的情节发展而出现的。在今天，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作家都懂得小说的情节不是随意安排的，它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可以说《燕丹子》在一定程度上暗合这一原则。
作者从燕丹与麴武的关系中描写了燕丹，也描写了麴武。麴武是太子的太傅，燕丹要复仇，首先和太傅商量。他对麴武说：
……丹闻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于世也，贞女所羞，羞见劫以亏其节也。故有刎喉不顾，据鼎不避者，斯岂乐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无礼，为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计燕国之众，不能敌之，旷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内之英雄，破国空藏，以奉养之。重币甘辞，以市于秦。秦贪我赂而信我辞，则一剑之任，可当百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丹万世之耻。若不然，令丹生无面目于天下，死怀恨于九泉。……
可以看出，燕丹是衡量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之后，不得已而做出了“刺秦”的决策的。其冒死复仇的决心和客观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悲剧性格，都跃然纸上。
作为太子的太傅，麴武的原则是：“智者不冀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从志以顺心，事必成然后举，身心安而后行；故发无失举之尤，动无蹉跌之愧也。”因而不同意“刺秦”的冒险行动，提出了六国联合抗秦的老办法：“合纵”。他分析说：“韩、魏与秦，外亲内疏，若有倡兵，楚乃来应。”这样做，“虽引岁月，其事必成”。而这种尽管难得实现，却比较稳妥的主张，很不合燕丹的心意，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燕丹竟然“睡卧不听”，他只好自己引退，给燕丹推荐了田光。
在这里，这两个人物的不同性格、不同心理活动，都于鲜明对比中得到了表现。《史记》所写的麴武，则是另一种模样。当燕丹向他求教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些话：“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殽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馀。意有所出，则长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奉何以见陵之怨，欲批其逆鳞哉!”这样说来，唯一的办法，岂不就是忍辱负屈，坐等亡国?两书所写的麴武同样反对燕丹“贵匹夫之勇，当一剑之任”；但《史记》中的麴武一味渲染秦国的强大，企图以此压服燕丹，使他向秦王屈膝，而《燕丹子》中的麴武，则劝说燕丹联合韩、魏、赵、楚以抗秦。两相比较，其精神境界之高下，判若天壤。如果《史记》所写完全根据历史事实的话，那么《燕丹子》的作者则通过艺术概括，在麴武身上反映了战国时期六国统治阶层中某些爱国之士的正确意见和秦并天下以后广大群众企图推翻暴虐统治的正义要求。
田光受到燕丹的礼遇，馆于上舍，三时进食，存问不绝。然而“如是三月”，还没有拿出什么办法来。这因为他感到事情很难办：“欲为太子良谋，则太子不能；欲奋筋力，则臣不能。”他的“良谋”是什么，没有说，但从“太子不能”看，那其实就是麴武已经提出过的“合纵”。他所说的“欲奋筋力”，即当刺客去刺秦王；这是燕丹所希望的，但“臣不能”，因为他已经老了!他既已知道“合纵”的“良谋”燕丹不能用，就只好按照燕丹的决策想办法，仔细地观察燕丹的宾客，想从中物色一个适于当刺客的人。而观察的结果是：“夏扶血勇之人”，不能用；“宋意脉勇之人”，不能用；“武阳骨勇之人”，也不足以当大任。不得已，只好给燕丹推荐了荆轲；而他自己，由于燕丹曾经嘱咐他不要泄露国事，就在说服荆轲去见燕丹之后自杀了。
这也是作者所塑造的一个正面人物，着墨不多，形象却很鲜明。《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的开头，用追叙的手法写了几件事：
一、“荆轲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二、“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三、“荆轲游于邯郸，鲁勾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勾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四、“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燕丹子》写荆轲，却先由田光当着燕丹的面作了概括性的介绍：
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为人博闻强记，体烈骨壮，不拘小节，欲立大功。尝家于卫，脱贤士大夫之急十有馀人。……太子欲图事，非此人莫可。
接下去，在燕丹亲自驾车把荆轲接到燕国，置酒为寿的场合，夏扶一再发问：“何以教太子?”荆轲回答说：将令燕继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
把田光的介绍和荆轲的自白结合起来看，荆轲是“神勇之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去做刺客，但他有宏伟的政治目标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实际上是一位政治家。与《史记》所写的荆轲相比，判若两人。看起来，作者是把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荆轲这个艺术形象的创造之中了。
至于进金掷蛙、脍千里马肝、特别是截美人手的描写，颇为人们所诟病；在今天看来，那的确有损于荆轲的形象。但那固然是写荆轲，更重要的还是写燕丹——写燕丹为了达到报仇雪耻的目的，“奉养勇士，无所不至”。同时，樊於期得罪于秦，秦求之急，逃到了燕国，燕丹不顾激怒秦王，不但留他居住，还待以宾客之礼。当荆轲提出“以於期首及督亢地图献秦王”、乘机行刺的计策时，燕丹说：“若事可成，举燕国而献之，丹甘心焉。樊将军以穷归我，而丹卖之，心不忍也。”作者突出地写出这些事实，意在表明燕丹是一位非常仁厚的太子。对樊於期如此仁厚，而对弹琴的美人又为什么那样残酷呢?就因为樊於期是位将军，而弹琴者却是个女奴。在先秦时期，统治者截掉奴隶的手，一般认为那无损于他的“仁厚”，因而作者把那作为燕丹爱士的表现写进了自己的作品。这是不是也可以证明《燕丹子》并非后人的伪作呢?
三、综上所述，《燕丹子》是一部艺术上接近成熟的小说。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还那么简单，而早在西汉以前，哪有可能产生像《燕丹子》那样接近成熟的作品呢?有这种可能。
文学的发展历史并不是直线上升的。比如在先秦时期，散文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峰。此后的有些朝代并没跨越这个高峰，有时还明显地下降了，即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很难找出可与先秦比美的散文作品。我国小说，一般是用散文形式写作的。在先秦时期，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既然已经取得了那么光辉的成就，在叙事、记言、写景、抒情、议论乃至描写人物的行动，刻画人物的性格等方面积累了那么丰富的创作经验和那么卓越的表现技巧，为什么就不能用之于小说创作呢?事实上，是确曾用之于小说创作的。《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那里面应该有先秦时期的作品。例如其中的“《伊尹说》二十七篇”，鲁迅就认为“殆战国之士之所为”。可惜的是，这些以百篇千篇计的小说作品早已失传了。就现在所能看到的说：晋代汲郡人从魏襄王墓里发掘出来的《穆天子传》，就有人称为小说；而《燕丹子》，则可能是现存西汉以前小说中的代表作，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至于我国小说早在周秦时代就已经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水平，而在西汉以来、直到唐人传奇出现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里却在这个水平线以下徘徊，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正是研究文学发展史的人应该研究的。
（原刊《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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