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水浒》、《三国演义》不同，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其中的重要的、大多数的艺术形象不是人，而是“神”和“魔”；但和《水浒》、《三国演义》相同，《西游记》也是一部由伟大的作家在人民口头创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优秀的古典作品。

《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唐僧本来是个历史人物，他赴天竺求经的经过，见于《唐书·方伎传》和他的学生慧立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中并没有神异的事情。唐僧取经的神话式的故事，是人民群众在从唐末到宋元的长时期中创造出来的。宋元话本中的《西游记》宋元话本中的《西游记》现在仅存《梦斩泾河龙》一段，是《永乐大典》第13169卷“送”字韵中“梦”字类。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长时期人民口头创作的初步总结。宋元戏文中的《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中的《唐三藏》、元杂剧中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元人吴昌龄作。和《西游记》元末明初人杨景言作。等，也都是写取经故事的。这给吴承恩的《西游记》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淮安府山阳县（现在的江苏省淮安县）人。约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他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名震一时。但在那个政治黑暗的封建社会中，真正的天才是被压抑的。他屡困场屋，仅以岁贡生做长兴县丞，不久，因为和长官的关系处得不好，弃官回去。他曾经因为生活困难，流寓南京，靠朋友接济和卖文章为生。死于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左右。他的著作很多，只因贫困，又没有儿子，多散佚失传了，现存的只有《西游记》和《射阳先生存稿》四卷。

《西游记》中，不仅人间生活和人的形象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和现实人物描写出来、塑造出来的，就是神魔的生活和神魔的形象也是根据现实生活和现实人物描写出来、塑造出来的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丁宴《石亭记事续编》都曾指出祭赛国的锦衣卫，朱紫国的司礼监，灭法国的东城兵马司，唐太宗的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等都是明代官制。。作者主要拿他在现实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感受的东西做原料，根据自己的看法、希望等等，加以改造制作，创造成各种各样的神、魔和人的形象参照张天翼《〈西游记〉札记》，《人民文学》,1954年2月号。。《西游记》之所以基本上是一部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就是由于它创造了许多生动的神、魔和人的形象，并通过这些形象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相当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

明代初年，统治者对佛、道二教是同样提倡的，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并曾颁佛道两藏于全国。天顺、成化间，佛教逐渐取得优势。宪宗曾封西番僧为大宝法王（成化四年），僧人继晓、方士李孜省都以祈祷及献淫邪方术得到宠信，与宦官粱芳等表里为奸，干预政事，擅作威福，无耻的执政大臣及士大夫多附丽之。武宗特别喜欢佛教，和西番僧一起唱呗，自号大庆法王。世宗则崇信道教，在皇宫西苑乃至各州县广建雷坛，长期设醮。供建坛用的人力，压干了人民的血汗，供设醮用的金钱，剥尽了人民的脂膏。而被奉为真人并且做了尚书等大官的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又与宦官（如崔文）奸臣（如严嵩）同恶相济，荼毒生灵详见《明史》卷307《邵元节传》、《陶仲文传》。。当时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往往不顾性命，上书进谏。给事中郑一鹏上言：“祷祀繁兴……一斋醮蔬食之费，为钱万有八千。……况今天灾频降，京师道殣相望，边境戍卒日夜荷戈，不得饱食，而为僧道糜费至此，此臣所未解。”《明史》卷206《郑一鹏传》。参照《明史纪事本末》卷25《世宗崇道教》。此后杨爵指陈“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被“榜掠”，“血肉狼籍”。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因营救杨爵，“先后棰死狱中”《明史》卷209《杨爵传》。。吴承恩生活于武宗、世宗时代，当然是熟悉这些情况的。

以唐僧取经为主要题材的《西游记》写于明世宗佞道的时代或稍后，当然不能不反映上述的那些情况。我们可以从《西游记》窥测作者对统治者崇信僧道、朘民膏血所抱的态度。在大闹天宫部分，作者对道教的组织，对道教的祖师太上老君以及天尊、真君之类，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就是在取经故事的许多场面中，作者讽刺的利剑也没忘记指向道教。例如三十七回至三十九回写由钟南山来的“全真”，因求雨有效，骗得乌鸡国王的信任，终于害死了国王；四十四回至四十七回写车迟国王尊奉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残酷地迫害僧人；七十八回至七十九回写比丘国王宠幸道士所进的美女（其实是狐狸精），弄得身体尩羸，便听信那道人（被封为国丈）的妖术，从民间勒索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准备取小儿的心肝配药。在这些情节中，作者都揭露了道士的罪恶，并通过孙悟空收服道士的结局，给那些国王指出崇信道教、宠用道士，只能“伤太平之业，失天下之望”，甚至会丢掉自己的性命。

这些描写是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的。世宗在佞道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灭佛的措施。他接受侍郎赵璜的建议，刮武宗所铸佛像上的镀金一千三百两，又下诏没收大能仁寺僧人的资材，毁掉玄明宫、文华殿及大善佛殿的佛像……（《西游记》八十四回所写的灭法国也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在这个时代，帮助统治者苦害人民的主要是道教。《西游记》主要是记唐僧等西游取经的，而取经故事本身就带有“弘扬佛法”的意味。所以作者对佛教的态度和对道教的态度不同。但应该辨明，《西游记》写取经的故事是和统治者的“弘扬佛法”有区别的。唐僧在听到乌鸡国王（乌鸡国王的鬼魂）说到“天年干旱……民皆饥死”时所说的一段话，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一部分：

古人云：“国正天心顺。”想必是你不慈恤万民。既遭荒歉，怎么就躲离城郭？且去开了仓库，赈济黎民；悔过前非，重兴今善，放赦了那枉法冤人；自然天心和合，雨顺风调。第三十七回。

还有，猪八戒在被观世音收服之后说：“常言道：‘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这也反映着对佛法不满的思想情感。

封建统治者用佛家“六道轮回”之说恫吓人民，使人民为避免入“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而“积善业”，也就是无限度地忍受统治者的剥削压迫而不敢反抗。《西游记》的作者却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了六道轮回的谬说。例如在根据旧说唐太宗入冥故事早见于唐朝人张鷟（死于天宝以前）的《朝野佥载》。晚近敦煌发现的文物也有《唐太宗入冥记》。写成的唐太宗游地府的章节中，虽然仍旧描写了六道轮回的情况（在这里当然散布了迷信思想），但也指出地狱中也讲人情：酆都掌案判官崔玨由于和魏征相好，又曾在唐朝作官，居然徇私枉法，给唐太宗添上二十年阳寿。至于孙悟空大闹地狱，“打死九幽鬼使……惊伤十代慈王”，强销了猴类的死籍，再不伏阎罗管辖，更有力地反映了当时人民对六道轮回说的抵触情绪。

统治者还利用佛家所谓的“不杀”、“不盗”、“不妄语”等戒律束缚人民，使人民不敢暴动，甚至不敢议论统治者的罪恶行为。但《西游记》的作者却愤怒地抨击了这种戒律。唐僧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好和尚的形象，他的确不作恶，而且有“慈恤万民”的善念，却迷信“不杀”的戒律，在八十一难中，常常盼望孙悟空救他，又常常责备孙悟空打死了妖魔或恶人。孙悟空则不然，他懂得要使“慈恤万民”的善念成为事实，必须通过战斗，消灭一切害民的妖魔和恶人。作者对“不杀”的戒律的攻击，就是通过孙悟空与唐僧之间的这种矛盾和由这种矛盾所引起的许多次激烈的斗争及其结果体现出来的。至于“不盗”、“不妄语”的戒律，更被作者通过孙悟空的战斗形象捣成齑粉。在大闹天宫的情节中，孙悟空“先偷桃，后偷酒，搅乱了蟠桃大会，又窃了老君仙丹”。在大闹五庄观的情节中，孙悟空又偷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不盗”的戒律，对于“皈依正果”以前和以后的孙悟空，都是没有约束性的。而散见于各个章节中的孙悟空对于诸天神佛的讽刺揶揄，如责备弥勒佛“家法不谨”、奚落如来佛“是妖精的外甥”之类，更是对“不妄语”的戒律所作的毁灭性的判决。

吴承恩在他的另一部神魔小说《禹鼎志》的序中说：“不专纪鬼，明纪人间变异，亦微有戒鉴寓焉。”《西游记》也是一样。鲁迅说《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因而能“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中国小说史略》第17篇。。《西游记》通过有人情的神魔和通世故的精魅的形象及其他形象，反映了“人间变异”，“讽刺揶揄”了“当时世态”，它所展示的生活图画是广阔的，它所“寓”的“戒鉴”之意是丰富、深刻的。

“英敏博洽”而又“屡困场屋”、奔走衣食、备尝世味的吴承恩，对于历史上的和当时的人民起义，不仅是了解的，而且是关心的、同情的。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人民起义，给他提供了形象思维的素材，这是不用说的。应该着重指出的是他生存的那个时代——明孝宗至神宗初年，政治黑暗，曾激起许多次人民起义参看《中国历史纲要》，尚铖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343页；《简明中国通史》，吕振羽著，人民出版社出版，604—608页。。这许多次人民起义，可以说是吴承恩创造大闹天宫故事的现实基础参看何其芳《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六辑，三联书店出版，300页。

现在让我们看吴承恩是怎样描写孙悟空大闹天宫的。一开始，他就以肯定的语气描述了孙悟空的出身和得道（所谓得道，就是学会了大闹天宫、斩妖除邪的本领）。得道归来，就打杀了强占花果山的混世魔王，解除了花果山群猴的痛苦。然后安营下寨，准备武器，教小猴操演武艺，以防人王或禽王、兽王兴师侵犯。这表明孙悟空的行动，一起头就是带有正义性的。这种正义行动的发展（向东海龙王借兵器和反抗冥府的拘唤，强销死籍），引起了他和诸天神佛的矛盾，大闹天宫的场面就这样自然地展开了。孙悟空的出于自卫的正义行动稍稍触犯了诸天神佛的利益和尊严，玉皇大帝就要“遣将擒拿”，而老谋深算的太白金星又建议先用笼络的办法，“降旨招安”。招安之后，又仅仅给他一个未入流的官儿，叫做什么“弼马温”。孙悟空因嫌官小而“造反”，玉皇大帝即遣天兵天将收服。收服不了，又听用太白金星的奸计，二度招安，给孙悟空一个有官无禄的空衔，目的是“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以清宁”。但要收孙悟空的“邪心”，使他“不生狂妄”，是很不容易的。孙悟空偷吃了蟠桃、仙酒、仙肴以及太上老君的金丹，搅乱了天宫，“玉帝大恼”，发动所有的力量“剿除妖猴”，但仍不能正面取胜，最后依靠老君暗中投下的金刚琢和二郎的细犬，才捉住了孙悟空。而捉住之后，刀砍不入，火烧不着，雷打不伤，放入老君的八卦炉中锻炼了七七四十九日，反把孙悟空炼成铜筋铁骨、火眼金睛。开炉后又大闹一通，把所有的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玉帝只得依靠外援，请如来救驾。这些生动的描写不正是概括地反映了农民起义的翻天倒海的力量（也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弱点）及统治阶级对付农民起义的卑鄙阴谋和残酷手段吗？大闹天宫的故事之所以一直为人民所喜爱，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说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主要反映了人民起义，那么孙悟空“皈依正果”之后保护唐僧，在取经途中扫荡群魔的情节是不是反映镇压人民起义呢？不是的。取经途中的群魔大都是与神佛联系着的，甚至是一体的，作者并没有借他们反映人民起义。例如黄风岭的黄风怪是如来所住的灵山脚下的老鼠精；波月洞的黄袍怪是上界的奎星；平顶山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是太上老君的看金炉的童子，所使的武器是老君盛丹的葫芦、盛水的净瓶、炼魔的宝剑、搧火的扇子和勒袍的绳子；侵占乌鸡国王位的妖魔是“佛旨差来”的文殊菩萨坐下的青毛狮子；黑水河中的鼍怪是西海龙王的外甥；通天河的魔头是观音菩萨莲花池里养的金鱼，所使的九瓣铜锤是莲花池中的一枝未开的菡萏，金洞的兕大王是太上老君的青牛，所用的武器是老君的金刚琢；盗窃金光寺塔中的佛宝的妖魔是万圣龙王和他的九头驸马；小雷音寺的黄眉大王是弥勒佛祖面前司磬的黄眉童儿，所使的包搭儿和狼牙棒是弥勒佛祖的“人种袋”和敲磬的槌儿；獬豸洞的赛太岁是观音菩萨胯下的金毛犼；狮驼山的老怪、二怪是文殊、普贤的青狮、白象，三怪大鹏金翅雕则与如来有亲；清华洞的妖怪是寿星的白鹿，所用的蟠龙拐是寿星的拐杖；陷空山无底洞的金鼻白毛老鼠精是托塔李天王的义女，哪吒三太子的义妹；九曲盘桓洞的九头狮怪是太乙救苦天尊坐下的九头狮子；摄藏天竺国公主的妖邪是太阴星君的捣药的玉兔……这些魔军是诸天神佛的爪牙或亲眷，他们都依仗诸天神佛的权势和法器，荼毒生灵，无恶不作。例如清华洞的鹿精（寿星的白鹿）作了比丘国的国丈，要取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配药。黑水河的鼍怪（西海龙王的外甥）赶走了黑水河神，伤害了许多水族，强夺了黑水神府，黑水河神往海内告状，西海龙王庇护外甥，不准他的状子，反教他让神府给鼍怪居住；鼍怪捉了唐僧和猪八戒，“不敢自用”，特“具柬去请二舅爷（龙王）来与他暖寿”……其他与神佛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些魔头，神佛也纵容他们为非作歹，残害人民。例如陈家庄的灵感大王强迫人民每年祭献一对童男童女；玄英洞的犀牛精冒充佛爷，强迫人民每年贡献值银五万余两的金灯；隐霧山的豹子精捉食贫苦的樵夫；解阳山的如意真仙“护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赐于人”……所有这些妖魔，都是与人民为敌的，而与诸天神佛则或者是有直接关系的，或者是在客观上处在同一方面的。

孙悟空则不然，虽说是“皈依正果”，但一直是关怀着人民的。他的性格、行为的人民性和正义性，作者在第四十四回中曾作了概括的说明：“他（唐僧）手下有个徒弟，乃齐天大圣，神通广大，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济困扶危，恤孤念寡。”事实的确是这样的。在车迟国，他消灭了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三个妖魔，解救了数百名和尚的苦难；在陈家庄，他和猪八戒代替陈澄、陈清的孩子去祭赛灵感大王，最后请来了观音菩萨收服了妖魔，使陈家庄人民“免得年年祭赛，全了多少人家儿女”；在祭赛国，他剿除了万圣老龙和九头妖怪，洗雪了金光寺僧人的冤仇；在比丘国，他降服了清华洞的鹿精，救了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性命；在隐霧山，他打死了了艾叶花皮豹子精，救出了贫苦的樵夫；在驼罗庄，他歼灭了吞食人和牲畜的蛇精，给全庄五百多户人家除了祸害……他每扫荡一洞妖魔，都为人民解除了痛苦，因而也受到人民的热爱。陈家庄、比丘国、祭赛国、驼罗庄等处的人民热诚地招待和欢送孙悟空等的场面是非常动人的。

为了扫荡毒害生灵的妖魔，孙悟空常常调查妖魔的来历，责问放纵妖魔的诸天神佛。例如他抓住了鼍怪请西海龙王同吃唐僧的简帖，就去质问西海龙王，“欲将简帖为证，上奏天庭，问你个通同作怪，抢夺人口之罪”；在无底洞搜出金鼻白毛老鼠精供奉的“尊父李天王之位”和“尊兄哪吒三太子之位”的金字牌位，就将牌位为证，径到玉帝面前告状，状告李天王“父子不仁，故纵女氏成精害众”；他知道了小雷音寺的黄眉大王是弥勒佛祖的黄眉童儿，便责问弥勒：“好个和尚！你走了这个童儿，教他诳称佛祖，陷害老孙，未免有个家法不谨之过。”甚至对如来佛也毫不客气，当如来说他认得狮驼山的妖精时，孙悟空便说：“如来！我听见人讲说，那妖精与你有亲哩。”当如来承认与三怪大鹏金翅雕有些亲处时，他问：“亲是父党？母党？”如来说明与三怪的关系之后，他又奚落道：“如来，若这般比论，你还是妖精的外甥哩。”

孙悟空虽说是皈依了“正果”，但不是神佛的爪牙，而是人民的卫士。他扫荡妖魔的行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取经故事之所以能吸引读者，并得到人民的喜爱，不仅由于描写的生动，主要由于它是以孙悟空扫荡妖魔、为民除害的正义行动为中心内容的。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肯定，作者虽然着重地抨击了道教，但决不是为了拥护佛教而反对道教。作者同时是以否定的态度对待佛教的。他不仅鞭挞了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和“不杀”、“不盗”、“不妄语”的戒律，而且揭露了如来佛、观音菩萨、弥勒佛祖、文殊、普贤等放纵他们的爪牙、亲眷为非作歹的罪恶以及西天尊者勒索“人事”的丑态。所以，如果认为《西游记》的基本思想是拥佛反道，那是不合实际的。

当然，产生《西游记》的那个时代的人民，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可能作全面的了解，因而他们虽然反对神权和王权的压迫，却不可能完全摆脱神权思想和王权思想的束缚。这就决定了《西游记》的基本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作者虽然批判了神权和王权（实际上只是批判了宗教中的、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不良分子和不良倾向），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神权和王权。一开始，作者就描写了孙悟空远访“佛与仙与神圣”三者，“学一个不老长生”的理想和追求这个理想的过程，同时还创造了一个“三教归一”的偶像菩提祖师。在以后的许多地方，作者也表现了“三教归一”的思想。例如在四十七回中，写孙悟空在治死了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之后对车迟国王说：“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和这种思想相一致，作者写出了天宫和西天的密切联系。在大闹天宫的时候，如来佛不但帮助玉帝收服了孙悟空，而且还对孙悟空说：“你那厮乃是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尊位？”在取经故事中，天宫与西天两方面是共同赞助唐僧等人的。在写到“人王”的时候，也只是教他们不要佞道灭僧，教他们抚恤百姓，以求“国泰民安”，并没有否定王权的意味。

概括地说：《西游记》的基本思想是通过神魔活动的描写，暴露统治阶级的黑暗，通过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描写，指出人民暴动可以打击统治者，迫使统治者让步，通过孙悟空“皈依正果”之后扫荡妖魔、为民除害的英勇斗争，指出在人民暴动迫使统治者让步之后，人民中的英雄人物应该用自己的力量铲除所有毒害人民的皇亲国戚、濫官污吏以及佛、道二教中的不良分子，使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

宋朝的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奸邪险伪，残害人民，当时的人民称他们为“五鬼”。见《宋史·王钦若传》。“四凶”相传是尧舜时的四个恶人。

这篇诗对于我们理解《西游记》的基本思想是有帮助的。其中对于二郎猎妖的描写和赞美，和《西游记》中对于孙悟空扫荡群魔的描写和赞美是一致的。而“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等句，分明把残害人民的五鬼、四凶比为妖魔，并指出他们是在朝廷的宠用和纵容之下残害人民的，这和《西游记》中所写的神魔的关系也相合。最后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而希望出现能够斩邪的英雄，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这一正面形象的思想意义。

明代以前的所有封建王朝都有残害人民的“五鬼”、“四凶”，明代也是一样。而且明代的许多残害人民的家伙有一些是更像妖魔鬼怪的，前面谈到的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以及与他们狼狈为奸的宦官、奸臣等等，就是很突出的典型。《二郎搜山图歌》中说的“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西游记》六十二回说的“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正是作者对于当时腐朽政治的无情的鞭挞。作者对于腐朽政治是痛恨的，对于人民的痛苦生活是同情的，因而希望出现一个扫除贪官污吏、大奸元恶，为人民解除痛苦的英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就反映了这种希望，这种希望也是当时人民的希望。

《二郎搜山图歌》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游记》的基本思想的局限性。从“我闻古圣开鸿蒙，命官绝地天之通，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等句看，作者理想中的社会只是一个文贤武良，国君有道，没有五鬼四凶的社会。所以他虽然讽刺那些不贤不良的诸天神佛，却又不否认他们的统治地位；虽然使孙悟空大闹天宫，却又使他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和紧箍咒的控制；虽然使孙悟空斩妖荡魔，却又使他“皈依正果”（《二郎搜山图歌》中的“谁能为我致麟凤”，意思是希望统治者起用英雄人物，如来佛让孙悟空“皈依正果”，正反映了这种希望），服从妖魔的主人；而斩妖荡魔的斗争竟成了他“皈依正果”的功绩，使他最后也成了统治集团中的一员——斗战胜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