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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中成就德性——论作为叙事主题与形式的时间叙事伦理
来源:网络转摘 作者:
伍茂国 点击:197次 时间:2015/11/24 20:39:35
叙事的现代性变迁有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从古典重视讲什么转向注重怎么讲，伴随这一变迁而来的更为细致的转化则是叙事要素中形式性要素几乎在一夜之间得到空前的凸显，比如时间、空间、人称、视点等，这就是现代叙事学寻求形式自律的基本理论背景。然而正如20世纪文艺理论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在80年代中后期历史与逻辑地走向文化、走向伦理转向一样，叙事学也从狭隘、自律的樊笼中脱身而出，形式的凝视中再一次像古典叙事那样充满着伦理的色彩，叙事伦理研究也因此风生水起。而时间，在叙事伦理的三棱镜中显得格外炫目。
一、作为叙事主题的故事时间伦理
“人们生活在时间里，人们在时间里起作用。”[1](P9)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最初来自纯朴的感性经验。日升日落、月盈月亏，让人体验到时间的永恒，但面对自然永恒之时间，人的生命又何其短暂。可以说，人正是意识到时间而感悟到生命的存在，生命在时间里默默消逝，时间成为生命的构型要素。如何在有限的生命时间与永恒的自然时间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成为人类人文思考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当孔子站在滚滚而去的江河之上慨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他实际上已经体验到了自然时间的永恒性留给人类生命的孤独感和无常性。虽然人的生命无法同永恒的自然时间相抗拒，但是人类仍然有对抗生命流逝的可能，在孔子看来这种可能就是人以社会有秩序的整体对抗时间的秩序，换一句话说就是人类整体的伦理秩序，而“仁”和“爱”是维系伦理秩序的基本精神纽带。“生生之谓易。”作为整体的人类生命的生生不息，就是人类对自然时间流逝的超越、达成永恒的可能性。“仁”和“爱”，人类的理解和心灵的交流，仁的理性活动，使人类超越自然，进入永恒，与自然时间相始终[2](P2)。
对时间的伦理态度，中国如此，西方也如此。古希腊的恩培多克勒主张循环时间论。在他看来，世界上存在两种根本的宇宙力——“爱”与“憎”，二者分别对应着时间的“动”与“静”。“憎”是灵魂的堕落，使世间各种元素分离，而“爱”则是灵魂的净化，使各种元素结为一体。时间的变迁从不停息，“爱”、“憎”轮回也从不停息：“在一个时候，一切在‘爱’中结合为一体，在另一个时候，个别的事物又在冲突着的‘憎’中分崩离析。”尽管恩培多克勒的“爱”、“憎”概念本质上属于宇宙论，但其通过“爱”与“憎”敷衍的时间轮回观念却包含着明白无误的伦理意义。“憎”是可恨的和可诅咒的，而爱是无瑕的。两种宇宙力量不仅在自然结果方面对抗，而且在道德属性方面也相颉颃。所以时间的轮回既是宇宙自然的轮回，也是人的伦理道德的轮回[3](P168-169)。
事实上，无论中西，各文化、各民族的时间观都与伦理观紧密相连。“这不仅是对有些哲学家以时间方面虚构的形式表达其政治和道德主张的意义而说，而且是就他们借此说明产生与过去和未来的理想状态而言。”[3](P193-194)因为，“一方面，所有精神过程都是在社会时间中进行的，并具有自己的变化速度和节奏，另一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不仅是一般哲学范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伦理学范畴……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概念包含有重要的道德-世界观意义”[4]。比方说，对现代思想影响巨大的柏格森时间哲学就是对被理性桎梏的自由伦理的张扬。从这一意义上说，叙事伦理也无可避免地寄身于时间之中，因为时间是文学艺术的须臾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是作家对生活的把握方式和对各种感受、体验和想象的组织方式，也是作家结构作品的主要手段之一。正如伊丽莎白·鲍温所言：“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凡是我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家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地利用的。”[5]克默德从人类学意义上看待小说时间，他认为文学虚构是人类的基本存在形态之一，而小说中的任何事件首先是人类对时间的虚构，时间被人化以后，就具有了事件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小说情节是作家对时间安排的结果[6](P44)。鲍温和克默德的观点道出了作为文学叙事与时间之间的本质联系。
文学叙事中的时间功能是双重的：即作为主题(时间的经验)和作为结构的因素(文学描绘时间的艺术)。这两种作用紧密关联，因为时间结构的描绘可以暗示时间经验的特性。换一句话说，时间的这种双重作用实际上也就是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故事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因而对文学叙事时间的叙事伦理的研究也当从两个维度展开。
在故事维度上，时间往往作为伦理思考的主题。比如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最根本、最深刻的主题所在就是超乎时间之外的记忆追寻，并找回那似乎已经失去但其实不过是被遗忘所掩盖的时间和生命。这种对过去、对永恒的怀念深蕴着现代人在朝向将来的时间意识逼迫下的伦理困境，回忆把现代性以来粗恶的机械时间浸染成温馨的伦理港湾：“此时在我身上品味着这种感受的生命，品味的正是这种感受在过去的某一天和现在中所具有的共同点，品味着它所拥有的超乎时间之外的东西，一个自由借助于现在和过去的那些相同处之一他能够生存的唯一界域、享有那些事物的精华后才显示的生命，也即在与时间无关的时候才显示的生命……只有它有本事使我找回过去的日子，找回似水年华，找回我的记忆和才智始终没找到过的东西。”[7](P504)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时间性确立为存在与本真连结的节点，他这样表述道：“只有当此在被规定为时间性，它才为它本身使先行决心的已经标明本真的能整体存在成为可能。时间性绽露为本真的烦的意义。”[8](P387)其实，我们只要把以上所引普鲁斯特的诗意化叙事与海德格尔的哲学之思略作比较，就很容易看出，二者在对现代性所确立的时间的伦理取位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说明，时代根本性的伦理主题，往往也是文学叙事的重大主题。
在故事层面上，叙事还对时间固有的伦理意味进行挖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基里洛夫与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有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我知道。那里(指《圣经·新约·启示录》——引者按)说得很对，既清楚又精确。当全人类都得到幸福的时候，时间也就不会有了，因为用不着了。十分正确的想法。把它藏在哪儿呢？不会藏到任何地方去的。时间又不是实物，而是一种观念。它会在人们的头脑中消失。”[9](P314-315)
当斯塔夫罗金指出，把时间看作观念的说法不过是哲学的陈词滥调而已时，基里洛夫好像并不以为意，因为他从这一刹那的时间体验到了幸福。这种幸福体验就是时间的伦理内容。巴奇宁解释道，在这种场合，个人把现在的价值绝对化了。这是一个特殊的点，在这一点上，以前的一切矛盾都已得到解决，而将来的矛盾还没有产生，过去的一切不愉快和现在的一切烦恼都已被忘却，而将来的各种可能的痛苦——贫困也好，疾病也好，甚至死亡也好——一概不予理睬。这就产生了此时此刻的特别和谐，正是这种和谐使得此时此刻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令人不仅希望这种和谐状态永久延续下去。这种吸引力的源泉在于，这种状态能够使人充满巨大的精神潜力。虽然将永恒置于瞬间范围内或者将瞬间拉长到永恒的企图本身是无法实现的，但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理智有时却让位于情感，让感情抹掉意识中的时间形象，从而实现人们让“美好的一瞬间永不消失的宿愿”[4]。
吴国盛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对时间的研究和思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科学的研究，一种是哲学的思考”[10](P1)。这种概括，从学科研究的角度说固然不错，但从对人类时间的整体致思看，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那就是艺术的时间之“思”。尤其在对时间的伦理价值思考上，这一方式更显重要和突出。其中的显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群魔》之外，《道连·葛雷的画像》对基于时间的他者伦理的演绎更有一番意味。笔者曾经在拙文《艺术作为生活的“他者”——〈道连·葛雷的画像〉的叙事伦理》进行过较为深入的阐释，这里不再赘述。
二、作为叙事要素的叙述时间伦理
根据马克·柯里(Mark Currie)的考察，在文学虚构叙事中，时间作为唯一主题的现象非常少，绝大多数体现为结构性因素。因而时间叙事伦理除了体现在故事时间上以外，更重要的是叙述时间伦理。
茨维坦·托多洛夫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11](P294)然而真正的文学叙事很少亦步亦趋地遵循这种“自然”接续的规则，而是用歪曲时间来达到其他目的。首先当然是叙事的美学目的。托多洛夫指出，俄国形式主义把时间看作话语与故事相区别的唯一特征。在他们看来，故事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原生态的故事保持联系，并通过对时间的扭曲产生陌生化效果，实现小说叙事的文学性目的[11](P294-295)。从艺术自律的角度讲，这种要求并不过分。因为对叙事时间的处理“是小说艺术最集中的体现”，“是对读者现实生活中的时间感觉的一种麻痹，它重新组织时间，并使读者在小说的叙事时间中感到一种精神上的轻松愉悦”[12]。所以叙事时间本质上是对时间的现象学搁置。叙事时间与其说叙述实有或虚构的事件，不如说是朝向精神的膨胀、放松、休息、缓和，是对生活本身的补偿。叙事时间最真实的效果是把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维时间集中到“现在”，把“现在”拉长，推迟、延缓叙述对象的到场，也就是“正在讲‘没有正在讲’的事情”。这种无目的的目的是叙事时间的美学意义所在。
对故事时间进行“扭曲”的第二个目的，我认为是意识形态的，其中包括政治的、伦理的、文化的等方面。我把叙事时间处理所要达到的伦理目的或产生的伦理效果称为叙述时间伦理，也就是在叙事过程中，运用顺叙、倒叙、插叙、补叙、预叙、时间空间化等手段使时序、时速、时距、时频等时间要素变形，从而产生意料之中或之外的伦理后果。
古典叙事时间的核心由于是以“过去”为楷模的时间历史方向，以循环往复的时间-历史观为结构框架，基本上不打破线性时间框架，所以一般采用顺叙的结构模式。即使有倒叙和插叙也是细节上的，整体上还是服从于顺叙的大结构，预叙则几乎难觅踪影。这样的叙事时间特点正是自然经济活动背景中以集体、和谐为根底的、差等有序的伦理结构的体现。在现代性伦理或者说现代性人心秩序的建构中，时间观念构成其基础性一环。也就是说，现代性伦理首先体现于对古典时间秩序的解构。验之于文学叙事，则是对顺叙秩序的“扭曲”：插叙、倒叙不再是细节的补充，预叙也遍地开花。“时间次序的颠倒比空间形式的上下颠倒在更大的程度上歪曲了一个过程。时间次序的颠倒简直造成一种不同的新经验。”[13](P189)在小说发展史上，意识流小说第一次大规模、有意识地利用种种叙述手段，为现代小说提供了真正不同于古典叙事的伦理“新经验”。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观点，文化是由各个不同的权力场生成的，作为文化之一部分的艺术，其内部也有各自的权力场，从古典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变化是权力场的改变。而所谓权力场本质上由习性、常规或约定俗成的观念构成。作为实践意义的习性既是社会结构混合的产物，也是人心内在倾向和时间节奏的产物。在对世界展开认识和思考时，习性提供前提和预想，这些前提和预想通常在事实中得以验证，并且与事实本身构成亲缘或同谋关系。习性是时间存在的社会结构化原则，是一切预想和前提的原则，我们通过这些原则在实践中建构世界的意义，也就是世界的含义，同时也为世界指明方向。福克纳所秉持的意识流小说扰乱时间固有伦理秩序的叙事手法，就是在这一点上迫使我们通过有步骤地打乱社会游戏的意义，从而发现了世界新的伦理秩序和意义[14](P313-314)。布尔迪厄所揭示的意识流小说对于时间的处理方式很快渗透于现代小说写作的各个角落。
人类要是没有记忆，就在单一的点上不断重新开始，这当然是不可想象的。柏格森认为，记忆是意识活动的核心，是“存活下来的以往形象”[15](P51)。记忆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习得的记忆”，它由不断地重复而形成习惯，由习惯成自然而付诸真实行动，实质只是对往日的一种表演，是激活了的被执行着的当前的一部分。它重在当前，为真正保留以往的形象，故充其量只是心理学上的记忆，只是“被记忆所解释的习惯，而并非记忆本身”。另一种则以“记忆-形象”的形式自动地记录着过去的一切。是一种无任何实用目的，仅是对往日的表象和想象，毫无保留且从所有细节上区分以往每一瞬间的全部细节。过去的每一瞬间均一成不变且面目迥异，因而是不可重复的。这是一种不含杂质、纯粹而完美的真正记忆，称为“纯粹记忆”。要从纯粹记忆的深层搜寻到利于目前认知的回忆，必须使自己摆脱当前，逐渐回到过去。在这一过程中，回忆由虚拟而模糊的状态渐渐清晰真切起来，最终转化为实际回忆。一旦成为实际回忆，它便进入当前状态而被现实化为形象，存活在记忆-形象中。记忆-形象是物质化了的纯粹记忆，又具有模仿知觉的趋向，被界定为初期知觉，实质是纯粹记忆与实际知觉的过渡状态。于是，由于记忆由纯粹的形式经形象形式，到与知觉相结合的形式的转化，即有意识的记忆活动，使纯粹记忆的潜伏、虚拟、纯精神状态过渡到实际知觉的显现、现实、精神与物质综合的状态。可见，记忆正是沟通异质的两种真实的关键，是精神与物质的切合点，故被指认为更为基本的真实[15](P66-71)。
《边城》的故事层面，时间流逝得十分缓慢，这里的人仿佛永远在昔日温情中流连忘返，也表明“边城”人民“习得的记忆”根深蒂固，对此沈从文曾在别的地方有过更简捷的表述：“时间使树木长大，河流改变，天地变色，少壮如狮子的人为尘为土，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不过有些事情，在其他方面极易消失的，在我们的记忆上，却永远年青。”[16](P325)
沈从文对回忆如此迷恋，实际还有另一层意思，即隐喻湘西世界的美德伦理并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流失。美德伦理把人生看作整体，其核心是重视人的品德，伦理主体既爱己也爱人。《边城》对美德伦理乌托邦的追寻与同时期很多其他现代小说面向未来时间而形成的个体自由伦理面目殊异。现代个体自由伦理属于功利主义伦理范型，其核心是对个体的尊重和自我的关爱，这当然并未脱离现代性伦理的基本诉求，但这种诉求由于没有足够思想准备，所以往往带着虚无的价值身影，其中的“爱己”并非美德伦理的“推己及人”的自爱，也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自爱，更非“爱人如爱己”的自爱，而是一种将生命视作某种需要展示的时间要素的自爱。即便倡扬博爱的言辞充斥文本，最终也显得空泛和抽象。这种空泛和抽象，实际上暴露出进化时间滋生的现代个体自由伦理的虚伪性。以巴金的《家》中的觉慧为例。觉慧属于典型的进化时间信奉者，也是现代性个体自由伦理的信奉者。他曾反复声言要做“自己的主人”，“把自己的幸福拿过来”，而且也确实冲破了差常有序的封建伦理秩序，大胆地向婢女鸣凤表示纯洁的爱情，然而面对自以为深爱的鸣凤的死，他除了抒发几句“悲惨”“太悲惨了”的感慨之外，并没有更多的行动。狂热的博爱伦理信奉背后竟是对伦理他者的极端漠视！这种伦理吊诡现象值得我们不断深思。
与故事时间横跨三代人相比，《边城》的叙事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年半，远远少于故事时间。通过追叙和补叙等回忆方式，叙事时间大量吸收、占有故事中的过去时间，从而使“纯粹记忆”的潜伏、虚拟、纯精神状态过渡到实际知觉的显现、现实、精神与物质综合的状态。固然，在过去、现在、将来三位一体的时间中，《边城》的将来处于不在场状态，“现在”被“过去”先验决定，“现在”是“过去”必然的、无可奈何的延续，这一点是许多学者津津乐道的《边城》的叙事时间特征，但这种叙事时间设置背后更大的目的还在于，过去的到来使现在具有了意义，也就是美德伦理的乌托邦照亮了当下伦理的“暗淡无光”[16](P302)。这完全符合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对集体记忆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尽管我们相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17](P91)《边城》正是利用补叙与追叙等回忆方式，使叙事时间频率或大或小，叙事密度或疏或密，从而“润饰”“削减”“完善”记忆，目的是“在时间的流动与流逝过程之中表现人的存在”[18](P201)。
所以，总体来说，“叙事伦理是旅途中的临时逗留，而不是到达目的地(domicile)。它是对下一驿站各种可能性的认识，而不是对再一次回到家门的保证。它陶醉于各种一致和不一致中”[19](P100)。当20世纪语言作为艺术本体登堂入室的时候，小说家安德烈·纪德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小说技巧，也就是安排语言的方式“不仅……包含着……而且揭示出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意义”[20](P12)。我们今天注目于时间的叙事伦理意味，也许可以看作这位杰出的小说家以上言说的并不太遥远的回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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