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大陆的杜甫研究基本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曲折过程，杜甫“情圣”、“诗圣”、“集大成”和世界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最终得以确认。现分三部分加以综述。
一、1949年以前的杜甫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思想的输入对儒家思想体系形成不小的冲击，学者们努力把所谓愚忠道德体现者的杜甫还原为普通诗人，剥去封建时代加给他的“圣化”的外衣，只把他作为诗人来研究，梁启超“情圣说”、胡适“表现人生”说堪为代表。三四十年代民族灾难期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刻的爱国诗人杜甫成了时代的代言人与志士仁人的师友，战争促使人们去体验杜甫的为人与杜诗的精神。
(一)杜甫研究的新拓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主义鼓荡人心，为杜甫研究开辟出新的境界。1922年5月21日，梁启超在诗学研究会上的演讲《情圣杜甫》针对道德标准第一的“诗圣”提法，首开以西方文论中的“真善美”标准论杜的风气，并封杜甫“情圣”的徽号——包括情感内容的丰富、真实、深刻性与表情方法的极精熟、鞭辟入里。杜诗“价值最大者”在于以“半写实派”的手法“描写出社会状况”，“讴歌出时代心理”；即使是“哭声”也“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有真美”(1)。接下来用“真善美”、“写实主义”评论杜诗的是胡适、苏雪林、吴经熊等人。胡氏在其《白话文学史》中用较系统的社会学方法、从文学思潮与时势变迁的关系中研究杜甫和杜诗，认为安史之乱是“呼号愁苦的文学”、“痛定思痛的文学”的时代，这正是杜甫“问题诗”——“表现人生”，即表现“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产生的土壤。所以他在同书《李白章》的最后说：“杜甫是我们的诗人。”离乱中杜诗的风格更趋于真实深沉、平实忠厚。然而由于胡适力倡白话，将“多用白话”视为杜甫“晚年的一大成功，替后世诗家开了不少的法门”，并大大影响到宋诗，又将滑稽风趣定为晚期杜诗的“特别风格”，其间虽有独到的发掘，但未免失之偏颇。他视杜甫晚年律诗为“用来消愁遣闷”的观点，尤为后人不取。苏氏《唐诗概论》誉杜甫为“写实主义开山大师”。她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与“李白逃到天上，王维、裴迪逃入山林，高适、岑参则爽性逃归静默”不同，他“不但不退避反而迎上前去，细心观察它，解剖它”，“严肃地沈痛地喊出时代的痛苦”，从而“成为唐诗一大宗派”。杜诗不仅是“诗史”，而且在“伟大人格的映射”与“诙谐趣味的流露”方面无不表现出“真实”。吴氏《杜甫论》也高度评价了杜诗真、善、美的写实主义艺术成就。
以诗人兼学者的眼光研究杜甫的闻一多于杜多有发明，他的《杜甫》既以坚实的旧学作其依托，又有新眼光、新方法及新文艺的感染力，他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更是“把眼光注射于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这种提挈全局、突出文化背景的作法，是我国年谱学的一种创新，也为历史人物研究作出了新的开拓。”(2)后来由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中记述了闻一多对杜甫这样的看法：两汉时期文人有良心而没文学，魏晋六朝时期有文学而没良心，杜甫则二者兼备，有良心也有文学。可谓灼见!朱自清《诗多义举例》以多义分析的方法评析杜诗，能够解决由毛公《诗传》而来的“比兴派”与由南宋而来的“评点派”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应引起注杜解杜者足够的重视。
(二)时代召唤杜甫
三四十年代是民族灾难尤为深重的时期，杜诗的民族意识感召着人们，战争促使人们去体验杜诗的精神。如冯至《杜甫与我们的时代》指出身受战争之苦的人们读“三吏”、“三别”之类作品，感到句句真实，并说《悲陈陶》、《悲青坂》、《春望》等“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我们读这些名诗与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1)。钱来苏《关于杜甫》认为杜甫的“诗总是唤起朝野的人们赶快的把胡寇逐出中国去。他的诗集里表现民族气节，民族意识的作品，是很多的”(1)。同一《解放日报》上刊载了焕南的《案头杂记》，亦称杜甫“有极崇高的人格，也就锻炼出他极伟大的作品”。翦伯赞《杜甫研究》一方面认为“杜甫的诗是诗也是史，是一部用诗歌体裁写出来的天宝前后的唐代历史。”一方面认为“杜甫不仅为自己的穷愁抑郁而哭叫，也为贫苦大众，为变局的时代而哭叫……一直到现在，尚能震荡读者的心弦”(1)。李广田《杜甫的创作态度》以为杜甫的“创作态度”是“为人生”的，其创作对象是“那时代的大多数人的生活”(1)。对杜甫的思想研究，由于时代的刺激，多侧重其儒家思想的探讨。如黄芝冈《论杜甫诗的儒家精神》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视为杜甫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杜甫以稷契为心，实是他轸念民生疾苦的出发点”，也是儒家精神的实践及杜以稷契自比的真切的解答(1)。墨僧《杜工部的社会思想》认为杜甫有“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与其说他是个诗人，毋宁说他是个社会思想家”。
这时期出现的抑李扬杜现象也是“时代使然”(动乱的时代更需要杜甫)。如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肯定李杜以“特立精神”“推翻时尚”的贡献。而在诗歌创作上，李白是一个“复古派的健将”，杜甫则“是诗国中一位狂热的革命家”(1)。由毓淼《杜甫及其诗歌的研究》认为杜诗反映的是平民思想，李诗反映的则是贵族思想。上举墨僧之文则侧重李杜人生观相异的考察：“李是出发于个人主义的……杜甫则近于社会主义”，“专门关心他人的苦乐。”傅庚生《评李杜诗》以感情、思想、想像、形式的主次关系，真、善、美的浑同如一作为评论李杜的“客观标准”，其结果是：“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原因在于“生活态度的不同”，这直接导致了杜李诗风——“沈郁”与“豁达”的差异(1)。
另外，这一时期杜甫诗论批评已上升到理论阶段。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以为老社“一生诗学所诣，与论诗主旨所在，悉萃于是，非可以偶而游戏视之”，进而从前人论述中总结出少陵自况、主旨在告诫后生、少陵论诗谈艺之作、不尽论诗亦论文诸说，探讨了少陵论诗以“转益多师”为宗旨，多次强调“清新”与“老成”的互动关系(1)。罗庸《少陵诗论》理出杜诗中论诗和涉及诗的189条，论证了“神”与“兴”的关系，“神”的质素是“性情”。进而论述了“动趣”与“虚静”、“清新”与“老成”、意气与理趣、法度与佳句的关系(1)。与罗文相类似，金启华《杜甫诗论》论述了杜甫的“学诗纲领”、作诗“原于有神”、论诗亦有指归等问题(1)。杜诗资料考据亦有新收获。洪业《杜诗引得序》是一篇较系统、较全面的杜诗源流考证、注本评介的长篇论文。洪氏以富赡的资料与所见版本为主要依据，详细考辨了杜集由成书到注释、评点、批选的发展过程及诸本间的源流关系，并对自宋至清的数十种杜诗注本作了言简意赅的评价，几成一部杜诗学简史。程会昌(千帆)《杜诗伪书考》对署名王洙《杜工部集注》、苏轼《东坡杜诗事实》、黄庭坚《杜诗笺》、虞集《杜诗律注》、杜举《杜陵诗律》进行了详细考辨，征引了不少颇具说服力的新材料(3)。
二、1949年至1976年的杜甫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受苏俄文艺理论的影响，现实主义与人民性成了评价古典作家作品的两把尺子，杜甫被送给了“人民诗人”的桂冠。1962年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活动给杜甫研究带来了一个短期的热潮，一度被忽视的杜诗艺术研究受到重视，然而不能排除迎合“两结合”的东西。由于政治的原因，1966~1976年出现了一个异常冷落时期。特殊的时代出现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刘大杰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杜甫章和梁效《杜甫的再评论》等近乎畸形的论述。
(一)新杜学的建立
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批研究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新杜学，出现了不少专著。如冯至《杜甫传》论述杜甫的生平与创作，力求言必有据、客观公允，标志着杜甫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其“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一章已开后来“立场转变”之先路。傅庚生《杜甫诗论》与萧涤非《杜甫研究》两部力作都以现实主义、人民性和爱国精神作为分析杜甫的新标准，对杜甫和杜诗作了相当全面、系统的研究。傅著认为在安史之乱中，杜甫一步步接近人民、走向人民，有一个由“阶级浪子”走向人民的转变立场的过程，因而其诗的人民性就表现于现实性和民主性。又结合时代论杜，对杜诗的主要艺术特征“沉郁”进行了颇为详尽的剖析，探究杜诗中情思与所咏事物之间的契合关系，确实为新杜学的建立做出了不小的努力。傅著出版后，曾在学术界掀起不小波澜，商榷性的论文出现过不少，但都没有动摇“杜甫是人民的诗人”的观点，因为“人民性”与“现实主义”在当时已成为评价古典作家的重要尺子，正是在这时，杜甫被送上了“人民诗人”的桂冠。萧著则重视生活实践这一中介环节，杜甫通过生活实践与人民交往，体会人民的哀乐而接受其情感，“学习”和采用“人民语言”，反映现实生活与人民疾苦。萧著特意将杜甫困守长安时期独立析出，认为这是杜甫靠近人民的一个契机，贫困的生活使之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萧著指出杜甫仍属封建士大夫，其思想根源是儒家入世有为的积极精神。杜甫的思想处于忠君与爱民矛盾之中，在特定条件下，“时危思报主”与“济时肯杀身”、“日夕思朝廷”与“穷年忧黎元”之间存在着统一性：“‘报主’之中有‘济时’，‘济时’之中也有‘报主’；‘思朝廷’是为了‘忧黎元’，‘忧黎元’所以就得‘思朝廷’。”(4)又将传统的民胞物与的仁者精神提高到人道主义来认识，并把它作为老杜的基本思想，一部杜诗便是“我能剖心血……一洗苍生忧”的具体实践。然而不可讳避，由于文化思潮的影响，两著在杜甫对人民的态度及李、杜关系评价问题、对个别诗的解析等方面都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
综观这一时期的杜甫研究，学者们将杜诗的写实性由传统“诗史”的认识提高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无疑是一个进步，冯、傅、萧的解析也基本符合杜甫创作实际。但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政治上的浪漫激情直接导致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出现，极大地影响到杜甫研究。1962年，郭沫若在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大会上开幕词《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中，提倡李、杜结合，将“两结合”的影响进一步扩大(5)。纪念杜甫活动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敏感的时代，报刊上有关杜甫的研究文章日渐其多，角度新而广；但不可否认，这些论文都有意无意地不过多地触及杜诗中对于人民苦难生活的描述的内容，浪漫主义的确压过了现实主义。有的论文论述杜甫的思想与杜诗的成就。冯文炳《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集中论述了“杜甫之为人”与“杜诗的成就”(5)。萧涤非《人民诗人杜甫》称誉杜甫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之一”(5)。王水照《杜甫思想简评》则指出以“人民性”作为评价杜甫思想的“最高标准”或“终点”，掩盖了其“思想的阶级实质”的不合理性，然而杜甫毕竟比他的前辈诗人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对于其诗中出现的忠君和爱国思想相交织的现象，应“细致而又严格地划清这两者的界限”，这才是“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任务”。有的概述杜诗的艺术风格、艺术特点，如傅庚生《沉郁的风格，闳美的诗篇》、吴调公《青松千尺杜陵诗——论杜甫诗歌的美学观》、蒋和森《碧海掣鲸手——杜诗的气魄》、安旗《“沉郁顿挫”试解》等(5)。王水照《关于杜甫诗歌艺术特色的一些评论》指出了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发表的多数文章关于杜诗艺术特色研究的偏颇：产生一些生搬硬套某些艺术原理的现象及将杜诗简单化、机械化或繁琐化的倾向等。
有的趋于具体、深细，如夏承焘《杜诗札丛》对“妇人在军中”、“杜甫无海棠诗”的考辨及对旧注杜诗中“夹城”、“乐游园”、“大云寺”错误的辨析等(5)。有的侧重于杜甫文学思想研究，如马茂元《论〈戏为六绝句〉》理清了杜甫文学思想、理论及其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肯定其在理论与创作上的建设性贡献(5)。萧涤非、廖仲安《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指出杜甫从“别裁伪体”与“转益多师”两方面营造诗歌，“在思想内容(气质风骨)”、“声律形式上，他比其他诗人探求得更精更细”。他既是诗人，又是独具慧眼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5)。王运熙《杜甫的文学思想》认为“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是杜甫文学理论批评的立足点和总原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
有的侧重于资料整理，四川省文史馆《杜甫年谱》联系杜甫生活的时代背景，对其生平活动及创作等方面作了详细考证，为全面研究杜甫其人其诗提供了方便。万曼《杜集叙录》叙述杜集从樊晃《小集》到清代“杜甫文集经过一千多年的编辑、整理、注释、训解、校勘、疏证，蔚然成为一种专门之学”的发展脉络(5)。马同俨、姜炳《杜集版本目录》收有从《宋本杜工部集》到1962年之间的“不同版本的中外文杜集凡二百余种”(5)。刘开扬《王嗣和他的〈杜臆〉》肯定明人注解杜诗“最有发明者，莫如王嗣之《杜臆》”，然后论述了《杜臆》的得与失(5)。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从诗文别集、总集、诗话、笔记、史书、地志、类书中辑集有关杜甫生平事迹及其作品思想、艺术等方面的资料，依时代先后加以排列，为研究杜甫其人其诗提供了方便。
(二)杜学的倍受冷落
1966年开始的“文革”扫荡了杜学，至1971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才以抑杜扬李的观点打破沉默。郭著杜甫部分依次论述了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终身、杜甫与严武、岑参、苏涣等人的关系等问题。郭老以其特有的眼光论杜甫、论李杜关系，其间不乏创新与大胆的推测，但是该书产生于我国政治思想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年代，当然留有这个时代的深刻印记。它对杜甫的评价较为严重地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对杜甫名篇如《三吏》、《三别》等自古以来堪称“诗史”的解读，犯了被扭曲了的“阶级分析”的“幼稚病”，陷入了庸俗社会学的泥潭，甚至犯了连中学生都不可能犯的错误。我们觉得，单纯用阶级分析法(不论是“高雅的”还是“庸俗的”)来评析古代的作家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家，其本身就存在着不科学的成分或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古典作家及其作品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对于它的评价与定位应是多元的、多层面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忽视了文学特有的规律，就会趋于简单化或武断性。郭老却是用这一方法分析杜甫，一再强调杜甫的地主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对杜诗的复杂性、多样性加以简单化，并有意贬低；同时用这一方法对被他视为“商人地主”的李白有意拔高，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对这一现象，认真地客观地加以评析、吸取教训才是科学的负责任的态度；后世评论中的简单化倾向或过激言论也都无益于杜甫研究。
如果说郭著只是为了迎合“某个人”的口味，那么，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76年版)则是一场政治运动的产物。刘氏论杜的指导思想为“儒法斗争是文学史主线”，把活生生的杜学内容纳入到“儒法斗争”模式中，抛弃了具体的、特定的、复杂多样的历史条件的分析，使丰富多彩、多元并存的杜学简单化、庸俗化。他立足于“法家路线决定一切”，把杜甫的历史局限性都归之于“儒家路线”；在强调“儒家反人民”的前提下，指责杜诗“虽看到了一些民间疾苦的现象”，但不能“理解造成民间疾苦的真正根源”；将杜甫总结其创作经验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斥为“创作方面的读书万能论”，“对于后代起了不良的影响”；“杜甫的文学思想”“同样受着儒学的影响”，“有些意见是唯心主义的”等，都是很不负责任的结论。与此同时，刘氏又将杜甫“对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儒家政治”的“深感失望和不满”归结为“非儒的思想”，得出“由轻儒而倾向于重法”的结论，也是迎合“潮流”的轻率之举。谈到“潮流”，主要是指当时的“儒法斗争”，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已定基调于刘著之前，其先决条件是法家路线一定优于儒家路线，将杜甫生活及其创作放在这个前提下，展开一些无视历史真实的论述，得出十分荒唐的结论：“杜甫的成就来源于杜甫世界观中突破儒家思想束缚的进步成分”，法家思想“成为他诗歌积极内容的主要思想基础”。
三、1977年至今的杜甫研究
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杜学的中兴，这一时期出版有关杜甫的各类著作100余部，论文2500余篇，呈现出全面繁荣、精彩纷呈的局面，具体表现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杜学的复兴与综合研究
作为学术研究，杜学的真正复兴是从批评上举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杜甫部分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开始的，分别以陆侃如《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和萧涤非《关于〈李白与杜甫〉》为代表，两位学者的意见对杜甫研究的复兴起了正本清源的作用。陆文针对杜甫后期“轻儒重法”观点，以准确的统计数字证明杜甫不是“轻儒重法”，而是“尊儒尊孔”的。萧文纠正了郭著李杜研究上的一些偏颇，驳证了郭著曲解、误解杜诗之处。罗宗强《李杜论略》作为新时期李杜研究的第一部论著，通过对李诗“飘逸”、杜诗“沉郁”的解析，反复强调现实生活对于创作的意义，李杜诗风的不同取决于认识和反映现实的特殊方式而无优劣之分，以其理论深度补救了郭著扬李抑杜之偏弊。王学泰《20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认为：“《李白与杜甫》中的怪论实际上是个人崇拜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表现，此书把自古就存在的‘扬李抑杜’推到惊世骇俗的地步，而其目的就是一个，‘毛主席更爱好李白诗’，因此就要改变自己的爱好和经过研究得出的客观结论。这是荒诞而可悲的。”(6)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以为郭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政治著作，它留给我们两点启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与学者应具有人文精神。
谈到综合研究杜甫，不能不提到以下专著。萧涤非《杜甫研究》(修订本)纠正了旧版中的一些时代局限，全面论析了“杜甫的思想、生活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代表了我国八十年代杜甫研究的水平”(7)。朱东润《杜甫叙论》的特点是博采史实，联系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经历和进入夔州以后的生活变化，深刻阐述了杜诗的两次高峰及杜甫在七古、七律和排律上完成了集大成的光辉业绩。陈贻《杜甫评传》将杜甫与杜诗放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上，对时代和创作的关系、杜诗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按历史和生活的本来面目，深刻揭示了杜甫的思想性格及整个思想发展过程。又通过作家的纵横比较，探讨杜诗艺术的独创性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等问题，是继萧著《杜甫研究》之后的又一丰硕成果。莫砺锋《杜甫评传》的特点是既把杜甫作为伟大诗人，论述其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创作发展过程，又把杜甫当作伟大的思想家，对其人生哲学及政治、文学和美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同时，在评传结合中侧重于评，试图把杜甫置于时代和社会的广阔背景中予以审视，对杜甫的地位及影响作出了较深刻的阐述。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著《被开拓的诗世界》以中国文学发展史为背景，开掘了杜诗流变的纵向研究传统；又通过对“同题共作”等形式的综合性的剖析，极大地拓展了杜诗横向研究的视野。张忠纲《杜诗纵横探》对杜甫思想、生平交游、行踪遗迹、作品鉴赏、版本考证、词语阐释等方面的研究，“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创见迭出，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专著”(陈贻语)。朱明伦《杜甫散论》则“散论不散”，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了多方位研究。
(二)诗圣的思想研究
关于杜甫的思想研究，论者侧重的是儒、释、道特别是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张忠纲《应该正确评价杜甫的忠君思想》对忠君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辩证的分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倡愚忠的不是儒家的孔、孟，而是法家的韩非。“杜甫的忠君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有其历史必然性，何况杜甫并非愚忠，他批评皇帝，指斥奸佞，针砭时政得失，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维护祖国统一，充满爱国爱民的热忱，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批判继承的。”裴斐《贫病老丑话杜甫》确认杜甫最能体现韧性这种民族性格，他的韧性表现于对社会、时代和民族命运始终不渝的关怀与他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保持的丰富情趣，从中即可看出杜甫性格的全部光辉。杜甫的佛、道思想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吕《杜甫的佛教信仰》认为杜甫早年信仰禅学北宗，与南宗无涉，入蜀后禅宗信仰逐渐动摇，终于改信了净土教。陈允吉《略辨杜甫的禅学信仰》也认为杜甫的禅学信仰是属于禅学北宗，但“在他的世界观中，禅学思想的影响只是一个很次要的方面”。
在探讨杜甫思想时多数人忽视了杜甫本人对儒家思想及其传播的贡献：用充满感情的诗篇阐释并丰富了儒学，他对宋代儒学发展的影响超过了韩愈。因此，邓小军的《杜甫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孤明先发者》、《杜甫与儒家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和《杜甫：儒学复兴运动的先声》等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者认为，人性思想和建基于其上的政治思想是晚周原始儒家思想的两大骨干。人性思想的核心是人性源于天道、人性本善、人性普遍平等，其发展高峰是孟子直指人性本善、恻隐之心为仁的思想。杜甫直承孟子，对其仁政思想作了独立的重新发明：恻隐之心，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心，乃是民本政治的根本。杜甫的政治思想“完全继承着原始儒家和隋代王通一系传统……与愚忠不相干”，“体现了士在君主面前为道而自重的独立自由之人格”。所以说“杜甫与杜诗，乃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先行者与先声”。可谓的论!
(三)杜甫生平行迹的考辨
杜甫生平行迹的考辨有不少新见。关于杜甫的第一任职务及被罢左拾遗、华州弃官而流寓陇蜀、弃官西行而卜居归隐、退出严武幕府、离蜀原因的探讨越来越符合或切近史实。关于杜甫生平中的一件大事——贡举应试问题，邝健行《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察、论析和推断》研究的结果是：杜甫在开元二十三年或稍前回到故乡巩县，考过了县试；再到洛阳福唐观考过了河南府府试；开元二十四年正、二月间，在长安参加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主持的进士考试，结果落第，其间曾得到当时的京兆尹(可能是李适之)照拂。至于杜甫卒葬问题，向来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其争论的关键是对所谓戎昱《耒阳溪夜行》诗、韩愈《题杜工部坟》诗、李观《杜拾遗补传》等几则有关杜甫卒葬重要材料的认同程度。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认为它们均非伪作，力主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夏卒于耒阳，“直接死因还只是饮酒过多”，并考证《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作于“大历三年(768)冬末，地点在洞庭湖上的舟中”，不是杜甫的绝笔诗，其绝笔诗应是《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莫砺锋《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与傅光先生商榷》则赞同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的说法，对傅说提出质疑：先从文献学角度与诗句词语的辨析中论证了傅著称之为“杜甫死于耒阳最可靠的铁证”的《耒阳溪夜行》诗不足为据、傅说据以为证的所谓韩愈《题杜工部坟》诗是伪作，又通过对杜集中作于耒阳以后的六首诗的考辨与分析，得出“《风疾舟中》以作于大历五年(770)冬的可能为最大，它应该是杜甫的绝笔诗。傅著系此诗于大历三年的结论不能成立”的结论。杜甫的生卒年及死因也出现了几种新说，似乎都缺乏坚实有力的根据。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所著的《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这是一部有关杜甫行踪遗迹的考察记，全书分齐鲁篇、洛阳篇、长安篇、巴蜀篇、江湘篇五大部分，对杜甫当年足迹所至，均作了形象生动的记述描写。特别是结合杜诗，联系方志，对照实地，对某些诗篇诗句的理解，时有前人所未发见者。虽系一考察游记，但取材审慎翔实，文笔亦流丽明快，实为一别开生面的研治杜诗的著述。
(四)杜诗艺术成就研究
关于杜诗的艺术成就，论者有多方面的新的开掘。如程千帆、张宏生《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读杜甫咏物诗札记》认为杜甫的咏物诗数量多，肯定其在理论与创作上的建设性贡献(5)。萧涤非、廖仲安《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指出杜甫从“别裁伪体”与“转益多师”两方面营造诗歌，“在思想内容(气质风骨)”、“声律形式上，他比其他诗人探求得更精更细”。他既是诗人，又是独具慧眼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5)。王运熙《杜甫的文学思想》认为“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是杜甫文学理论批评的立足点和总原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
有的侧重于资料整理，四川省文史馆《杜甫年谱》联系杜甫生活的时代背景，对其生平活动及创作等方面作了详细考证，为全面研究杜甫其人其诗提供了方便。万曼《杜集叙录》叙述杜集从樊晃《小集》到清代“杜甫文集经过一千多年的编辑、整理、注释、训解、校勘、疏证，蔚然成为一种专门之学”的发展脉络(5)。马同俨、姜炳《杜集版本目录》收有从《宋本杜工部集》到1962年之间的“不同版本的中外文杜集凡二百余种”(5)。刘开扬《王嗣和他的〈杜臆〉》肯定明人注解杜诗“最有发明者，莫如王嗣之《杜臆》”，然后论述了《杜臆》的得与失(5)。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从诗文别集、总集、诗话、笔记、史书、地志、类书中辑集有关杜甫生平事迹及其作品思想、艺术等方面的资料，依时代先后加以排列，为研究杜甫其人其诗提供了方便。
(二)杜学的倍受冷落
1966年开始的“文革”扫荡了杜学，至1971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才以抑杜扬李的观点打破沉默。郭著杜甫部分依次论述了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嗜酒终身、杜甫与严武、岑参、苏涣等人的关系等问题。郭老以其特有的眼光论杜甫、论李杜关系，其间不乏创新与大胆的推测，但是该书产生于我国政治思想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的年代，当然留有这个时代的深刻印记。它对杜甫的评价较为严重地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对杜甫名篇如《三吏》、《三别》等自古以来堪称“诗史”的解读，犯了被扭曲了的“阶级分析”的“幼稚病”，陷入了庸俗社会学的泥潭，甚至犯了连中学生都不可能犯的错误。我们觉得，单纯用阶级分析法(不论是“高雅的”还是“庸俗的”)来评析古代的作家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家，其本身就存在着不科学的成分或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古典作家及其作品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对于它的评价与定位应是多元的、多层面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忽视了文学特有的规律，就会趋于简单化或武断性。郭老却是用这一方法分析杜甫，一再强调杜甫的地主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对杜诗的复杂性、多样性加以简单化，并有意贬低；同时用这一方法对被他视为“商人地主”的李白有意拔高，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对这一现象，认真地客观地加以评析、吸取教训才是科学的负责任的态度；后世评论中的简单化倾向或过激言论也都无益于杜甫研究。
如果说郭著只是为了迎合“某个人”的口味，那么，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1976年版)则是一场政治运动的产物。刘氏论杜的指导思想为“儒法斗争是文学史主线”，把活生生的杜学内容纳入到“儒法斗争”模式中，抛弃了具体的、特定的、复杂多样的历史条件的分析，使丰富多彩、多元并存的杜学简单化、庸俗化。他立足于“法家路线决定一切”，把杜甫的历史局限性都归之于“儒家路线”；在强调“儒家反人民”的前提下，指责杜诗“虽看到了一些民间疾苦的现象”，但不能“理解造成民间疾苦的真正根源”；将杜甫总结其创作经验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斥为“创作方面的读书万能论”，“对于后代起了不良的影响”；“杜甫的文学思想”“同样受着儒学的影响”，“有些意见是唯心主义的”等，都是很不负责任的结论。与此同时，刘氏又将杜甫“对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儒家政治”的“深感失望和不满”归结为“非儒的思想”，得出“由轻儒而倾向于重法”的结论，也是迎合“潮流”的轻率之举。谈到“潮流”，主要是指当时的“儒法斗争”，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已定基调于刘著之前，其先决条件是法家路线一定优于儒家路线，将杜甫生活及其创作放在这个前提下，展开一些无视历史真实的论述，得出十分荒唐的结论：“杜甫的成就来源于杜甫世界观中突破儒家思想束缚的进步成分”，法家思想“成为他诗歌积极内容的主要思想基础”。
三、1977年至今的杜甫研究
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杜学的中兴，这一时期出版有关杜甫的各类著作100余部，论文2500余篇，呈现出全面繁荣、精彩纷呈的局面，具体表现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杜学的复兴与综合研究
作为学术研究，杜学的真正复兴是从批评上举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杜甫部分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开始的，分别以陆侃如《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和萧涤非《关于〈李白与杜甫〉》为代表，两位学者的意见对杜甫研究的复兴起了正本清源的作用。陆文针对杜甫后期“轻儒重法”观点，以准确的统计数字证明杜甫不是“轻儒重法”，而是“尊儒尊孔”的。萧文纠正了郭著李杜研究上的一些偏颇，驳证了郭著曲解、误解杜诗之处。罗宗强《李杜论略》作为新时期李杜研究的第一部论著，通过对李诗“飘逸”、杜诗“沉郁”的解析，反复强调现实生活对于创作的意义，李杜诗风的不同取决于认识和反映现实的特殊方式而无优劣之分，以其理论深度补救了郭著扬李抑杜之偏弊。王学泰《20世纪文化变迁中的杜甫研究》认为：“《李白与杜甫》中的怪论实际上是个人崇拜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表现，此书把自古就存在的‘扬李抑杜’推到惊世骇俗的地步，而其目的就是一个，‘毛主席更爱好李白诗’，因此就要改变自己的爱好和经过研究得出的客观结论。这是荒诞而可悲的。”(6)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以为郭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政治著作，它留给我们两点启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与学者应具有人文精神。
谈到综合研究杜甫，不能不提到以下专著。萧涤非《杜甫研究》(修订本)纠正了旧版中的一些时代局限，全面论析了“杜甫的思想、生活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代表了我国八十年代杜甫研究的水平”(7)。朱东润《杜甫叙论》的特点是博采史实，联系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经历和进入夔州以后的生活变化，深刻阐述了杜诗的两次高峰及杜甫在七古、七律和排律上完成了集大成的光辉业绩。陈贻《杜甫评传》将杜甫与杜诗放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上，对时代和创作的关系、杜诗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按历史和生活的本来面目，深刻揭示了杜甫的思想性格及整个思想发展过程。又通过作家的纵横比较，探讨杜诗艺术的独创性及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等问题，是继萧著《杜甫研究》之后的又一丰硕成果。莫砺锋《杜甫评传》的特点是既把杜甫作为伟大诗人，论述其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创作发展过程，又把杜甫当作伟大的思想家，对其人生哲学及政治、文学和美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同时，在评传结合中侧重于评，试图把杜甫置于时代和社会的广阔背景中予以审视，对杜甫的地位及影响作出了较深刻的阐述。程千帆、莫砺锋、张宏生合著《被开拓的诗世界》以中国文学发展史为背景，开掘了杜诗流变的纵向研究传统；又通过对“同题共作”等形式的综合性的剖析，极大地拓展了杜诗横向研究的视野。张忠纲《杜诗纵横探》对杜甫思想、生平交游、行踪遗迹、作品鉴赏、版本考证、词语阐释等方面的研究，“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创见迭出，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专著”(陈贻语)。朱明伦《杜甫散论》则“散论不散”，对杜甫其人其诗进行了多方位研究。
(二)诗圣的思想研究
关于杜甫的思想研究，论者侧重的是儒、释、道特别是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张忠纲《应该正确评价杜甫的忠君思想》对忠君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辩证的分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倡愚忠的不是儒家的孔、孟，而是法家的韩非。“杜甫的忠君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有其历史必然性，何况杜甫并非愚忠，他批评皇帝，指斥奸佞，针砭时政得失，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维护祖国统一，充满爱国爱民的热忱，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批判继承的。”裴斐《贫病老丑话杜甫》确认杜甫最能体现韧性这种民族性格，他的韧性表现于对社会、时代和民族命运始终不渝的关怀与他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保持的丰富情趣，从中即可看出杜甫性格的全部光辉。杜甫的佛、道思想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吕《杜甫的佛教信仰》认为杜甫早年信仰禅学北宗，与南宗无涉，入蜀后禅宗信仰逐渐动摇，终于改信了净土教。陈允吉《略辨杜甫的禅学信仰》也认为杜甫的禅学信仰是属于禅学北宗，但“在他的世界观中，禅学思想的影响只是一个很次要的方面”。
在探讨杜甫思想时多数人忽视了杜甫本人对儒家思想及其传播的贡献：用充满感情的诗篇阐释并丰富了儒学，他对宋代儒学发展的影响超过了韩愈。因此，邓小军的《杜甫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孤明先发者》、《杜甫与儒家的人性思想和政治思想》和《杜甫：儒学复兴运动的先声》等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者认为，人性思想和建基于其上的政治思想是晚周原始儒家思想的两大骨干。人性思想的核心是人性源于天道、人性本善、人性普遍平等，其发展高峰是孟子直指人性本善、恻隐之心为仁的思想。杜甫直承孟子，对其仁政思想作了独立的重新发明：恻隐之心，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心，乃是民本政治的根本。杜甫的政治思想“完全继承着原始儒家和隋代王通一系传统……与愚忠不相干”，“体现了士在君主面前为道而自重的独立自由之人格”。所以说“杜甫与杜诗，乃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先行者与先声”。可谓的论!
(三)杜甫生平行迹的考辨
杜甫生平行迹的考辨有不少新见。关于杜甫的第一任职务及被罢左拾遗、华州弃官而流寓陇蜀、弃官西行而卜居归隐、退出严武幕府、离蜀原因的探讨越来越符合或切近史实。关于杜甫生平中的一件大事——贡举应试问题，邝健行《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察、论析和推断》研究的结果是：杜甫在开元二十三年或稍前回到故乡巩县，考过了县试；再到洛阳福唐观考过了河南府府试；开元二十四年正、二月间，在长安参加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主持的进士考试，结果落第，其间曾得到当时的京兆尹(可能是李适之)照拂。至于杜甫卒葬问题，向来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其争论的关键是对所谓戎昱《耒阳溪夜行》诗、韩愈《题杜工部坟》诗、李观《杜拾遗补传》等几则有关杜甫卒葬重要材料的认同程度。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认为它们均非伪作，力主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夏卒于耒阳，“直接死因还只是饮酒过多”，并考证《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作于“大历三年(768)冬末，地点在洞庭湖上的舟中”，不是杜甫的绝笔诗，其绝笔诗应是《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莫砺锋《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与傅光先生商榷》则赞同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的说法，对傅说提出质疑：先从文献学角度与诗句词语的辨析中论证了傅著称之为“杜甫死于耒阳最可靠的铁证”的《耒阳溪夜行》诗不足为据、傅说据以为证的所谓韩愈《题杜工部坟》诗是伪作，又通过对杜集中作于耒阳以后的六首诗的考辨与分析，得出“《风疾舟中》以作于大历五年(770)冬的可能为最大，它应该是杜甫的绝笔诗。傅著系此诗于大历三年的结论不能成立”的结论。杜甫的生卒年及死因也出现了几种新说，似乎都缺乏坚实有力的根据。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所著的《访古学诗万里行》一书。这是一部有关杜甫行踪遗迹的考察记，全书分齐鲁篇、洛阳篇、长安篇、巴蜀篇、江湘篇五大部分，对杜甫当年足迹所至，均作了形象生动的记述描写。特别是结合杜诗，联系方志，对照实地，对某些诗篇诗句的理解，时有前人所未发见者。虽系一考察游记，但取材审慎翔实，文笔亦流丽明快，实为一别开生面的研治杜诗的著述。
(四)杜诗艺术成就研究
关于杜诗的艺术成就，论者有多方面的新的开掘。如程千帆、张宏生《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读杜甫咏物诗札记》认为杜甫的咏物诗数量多，题材广，命意深。其英雄主义主要表现为致远雄心和疾恶刚肠，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报国的满腔热诚；其人道主义则在于广泛的同情心。二者的结合使他的作品具有理性的深度。葛晓音《论杜甫的新题乐府》以统计法探讨了杜甫写作新题乐府的自觉意识和独创性，特别理清了“歌”与“行”表现职能上的大致分工、写作新题“行”诗的自觉性及其原因。叶嘉莹《杜甫七律诗演进的几个阶段》以为杜甫后期的七律对格律的运用已经达到了完全从心所欲的化境：表现于格律之内的腾掷跳跃与表现于格律之外的横放杰出。而《秋兴八首》最能体现其“晚节渐于诗律细”的创作精神，叶氏特为编撰《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其所加按语对杜律艺术境界之评述甚为精当。赵谦《杜甫五律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功能》论述了其结构艺术的丰富性及其审美功能的多样性。程千帆、张宏生《晚年：回忆和反省——谈杜甫在夔州的长篇排律和联章诗札记》认为杜甫在夔州的长排和联章诗笼罩着一种浓厚的怀旧情绪，体现着由现在回溯到过去的反省，是“心智的果实”。对杜甫的绝句，向来毁誉参半。李谊等《关于杜诗绝句的评价问题》认为“杜诗绝句在唐人绝句中是独树一帜……为后世绝句诗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陈邦炎《试论杜甫绝句的得失》则认为，从杜甫艺术性强的绝句所占比例看，似乎失大于得。“但从文学史角度、从绝句发展演进的角度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有些论文侧重于杜诗风格的论述。袁行霈《李杜诗歌的风格与意象》从杜诗富有个性特点的意象群和独特的意象组合方式的角度阐释了杜诗沉郁的风格。裴斐《杜诗八期论》深入探讨了杜诗风格的形成过程，他将杜甫创作以秦州划线分为前后期，又细分为八期：壮游时期(35岁以前)是杜诗风格尚未形成的懵懂期；长安十年是风格的形成期，“沉郁顿挫”的风格开始形成；辗转兵燹(三年半)是杜诗既成风格的发展期；奔逃陇蜀(半年)是风格的变化期；栖息草堂(两年半)是新风格的形成期，形成了萧淡婉丽的风格；流离两川(三年半)是杜诗风格的再变期，雄浑悲壮与萧淡婉丽风格到这时都已经形成；羁留夔州(两年半)是这两类风格全面发展和登峰造极的时期，“杜甫的夔州诗集杜诗之大成”；落魄荆湘(两年半)是杜诗发展的落潮和光辉的结束期。杜诗风格形成和演变的关键取决于诗人对现实人生始终不渝的执著与超越。裴氏《老杜之老》、《老杜之大》、《杜诗风格与夔州风土》等文所论“沉郁顿挫”风格的精髓——老、大、神的形成过程及其内涵亦相当精辟。
有些论文探讨了杜诗的美学思想。罗宗强《浑涵汪茫，兼收并蓄——杜甫文学思想刍议》认为杜甫“既赞成情性的自由抒发，又提倡比兴规讽；既重天赋，又提倡苦学与功力；既主张写实，又提倡传神；既赞美‘清水芙蓉’的美，又追求悲壮的美”，即具有一些朴素的艺术辩证法思想因素。吴调公《旅食京华春——长安十年中杜甫的审美观》重申杜诗的精神是悲与壮的结合，其结合有一个痛苦的过程。王岳川《杜甫诗歌意境美初探》也将悲壮崇高作为杜诗创作的主要特征。另外，文自成、范文质《诗圣的写作艺术》、刘明华《杜诗修辞艺术》、侯孝琼《少陵律法通论》是专论杜诗写作与语言艺术的专著，探究趋于深细。
(五)杜诗学研究
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其影响研究或杜诗学史研究，学者们归纳为“杜诗学”，它包括杜诗所受前人的影响与杜诗对后世的影响及后世研究杜甫著作的再研究与再评价等内涵。
这首先表现在“转益多师”上。杜诗的集大成与他“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密不可分。金启华《杜诗渊源论》、《杜诗证经》、《杜诗证史》、《杜诗证子》等文发挥了元稹“集大成”说，证明了杜诗“无一字无来处”。程千帆、莫砺锋《忧患感和责任感——从屈原、贾谊到杜甫》论述了屈、贾忧国忧民的忧患感和对国对民的责任感对杜甫的影响，“杜甫乃是屈原精神的最好继承者”。黄《陶杜异同论》认为陶、杜之“真”具有本质上
的差异：陶之“真”在自然，杜之“真”在性情、在气骨；陶是脱俗的真，杜是入世的真。从而导致了诗的境界、风格特征的不同。陶道恕《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略谈鲍照诗对杜甫的影响》、张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论杜甫晚年的乡关之思》论述鲍照、庾信对杜甫的影响。张忠纲《何逊评传》指出：“杜甫有些诗的风格，有些诗的遣词用字，极似何逊”，证明“颇学阴何苦用心”是有其依据的。至于唐人对杜甫的影响，论文中侧重的是陈子昂和杜审言。吴明贤《论杜甫与陈子昂》论述陈子昂在诗歌理论、创作实践及政治上对杜诗集大成的影响，阐发陈子昂为“杜陵之先导”的思想。许永璋《杜甫“吾祖诗冠古”的时代意义》指出祖孙二人“性情之真”与“艺术之真”的连接，形成唐诗新体制——律诗之光辉成就的主流。邝健行《杜甫对初唐诗体及其创作技巧的肯定和继承》认为杜甫的偏向近体，跟他在相当程度上肯定和继承初唐新诗体及其相关的艺术创作方法不无关系。
其次表现在沾溉后人上。程千帆、莫砺锋《杜诗集大成说》云：“杜甫之‘集大成’与孔子之‘集大成’一样，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承前而在于启后。”杜诗的流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应是杜诗学研究的重点。杜诗精神首先泽被于他身后的唐人，陈尚君《杜诗早期流传考》论道：“杜诗在唐五代的流传极其广泛……并对中晚唐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清华《诗到元和体变新——论韩诗对杜诗艺术的继承与创新》以为“韩愈是杜甫之后学杜最早成就最大的第一人”，杜偶一而为之的奇险之作对韩诗创作造成了直接影响。吴光兴《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则从理论高度阐述道：当韩愈以“志——气——气势——壮丽”这种新观念对八世纪的诗人诗篇作重新考量时，将杜甫完全视作开天诗人，与李白一起成为盛唐诗坛的中心，更可看出杜甫对韩愈影响之深。至于杜甫与李贺的关系，房日晰《杜甫诗歌对李贺诗风的影响》、《萨都剌与杜甫》、《杜诗与贺体——从用髑髅说起》等文既论述了杜甫部分诗歌的浪漫主义色彩与情调对李贺诗歌的根本性影响，又探讨了杜甫、李贺和元代后期以萨都剌、杨维桢为代表的“贺体”诗的渊源关系。程千帆、张宏生《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认为杜甫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内涵、跳出宫廷和个人生活小圈子的七律，直到李商隐和韩才得到真正的、全面的继承和发展。
宋代杜诗学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所谓“千家注杜”、“学诗者非子美不道”的盛况，杜甫“诗圣”的崇高地位也是宋人树立起来的。这一现象的出现引发了许多有益的理论探索。林继中《杜诗与宋人诗歌价值观》论述了杜甫“以其忠君爱国病民省身的潜在意义及其丰富的审美情趣通过了宋人的价值选取……终于成为新时代的最高典范——‘诗圣’”的过程，在这一认同过程中，“王安石起了重大作用”。裴斐《唐宋杜学四大观点述评》、《略论两宋杜诗学中存在的一种倾向》则认为宋人独尊杜甫，其论据主要是教化说、诗史说、集大成说、无一字无来处说。由梳理这四大观点，裴斐发现了两宋杜诗学中普遍存在而被忽视的一种倾向——宋人将杜诗视同经史，盛赞其忠君爱国与史笔森严，而实际欣赏的却是那些无关忠爱无关现实的写景咏物和琐事成吟之作。这种思想评价与审美偏好相背的倾向，无关个人品格，主要决定于时代环境。周裕锴《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杜甫与江西诗派》探讨了黄庭坚学杜侧重点由功利的、伦理的到超功利的、审美的转变，从而说明北宋学杜思潮开始演变为有宗主家法与师承渊源的诗歌流派，杜甫既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为人推崇，又作为一个超凡入圣、牢笼百代的艺术范型受到膜拜，杜诗在江西派诗人的阅读和接受中不断获得不同的反馈。新时期专门探讨王安石、苏轼、苏辙、葛立方、张戒、朱熹、辛弃疾、姜夔、严羽、文天祥等人杜诗学贡献的论文不少，兹从略。宋代杜诗学之盛还表现在“千家注杜”上，新时期对宋刻杜诗版本的介绍、整理和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通过辑佚、增补、校订赵注，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最为完整而谨严的赵注本。
杜诗学经历了金元这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期，即经由元好问首次提出“杜诗学”及方回始倡“一祖三宗”之说之后，出现了明末清初的第二个高潮期。这时期许多重要杜诗评注本陆续刊刻，呈现出空前的盛况，如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黄生《杜诗说》、仇兆鳖《杜诗详注》等，新时期出现了大量评述其特色与得失的论文。而由政教中心到美审中心的转化，主张变化生新、力求自成一家的学术风气促使诗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和观点阐释杜诗，如王夫之、王士、沈德潜、袁枚等。杜诗学发展到王夫之是一个不小的转折，熊良智《王夫之论杜评说》认为王氏论杜的特点是从艺术规律出发评价杜诗，总结杜诗的创作方法，批评杜诗的不足，具有鲜明的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王士为清初一代宗师，自从他的甥婿赵执信扬言“阮翁酷不喜少陵”之后，学术界几乎形成一种“定论”。张忠纲《渔洋论杜》以充足的理由推翻了这一历史“定论”，指出王渔洋对杜甫是推崇的，肯定的；他对杜甫的批评虽有偏颇，但不都是没有道理的。沈德潜是格调说的集大成者，继王士之后主盟诗坛。胡可先《沈德潜杜诗学述略》论述了沈氏杜诗论的理论贡献，特别是看到了杜诗的渊源与诗体、诗格、诗法等方面的创新。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则重点论述了沈氏杜诗论的严重的理论局限性。性灵说的创始者袁枚论诗主抒性情，对传统的儒家诗教深致不满，与沈德潜形成鲜明的对比。刘明华《芬芳悱恻解杜，转益多师学杜——袁枚对杜诗学的贡献》认为袁枚以“性灵”为旨归，对杜诗的抒情性作了充分的肯定，体现了“六经注我”的叛逆思想；他以“转益多师”的态度学杜，丰富了这一经典命题，并对传统杜诗学惯性形成了不小的冲击。清嘉庆以后的杜诗学渐衰，可是桐城派的尊杜现象值得注意。许总《以文论诗，寓刚于柔——桐城派杜诗学阐论》认为，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尊杜学杜，在中国诗史上只有江西、桐城后先辉映，其诗论中的杜、韩、黄(庭坚)“一灯相传”的体系是在以文为诗的创作背景中、由以文论诗的艺术理论有力地扭结起来的(8)。
至于杜甫和近现代仁人志士影响与接受的关系，限于篇幅，只好从略。但有两部杜诗学力作值得提及，一是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的《杜集书目提要》，收录自樊晃《小集》至1984年的杜诗书目890种，内容丰富翔实。一是周采泉的《杜集书录》，收录杜集书目1200余种，颇具参考价值。
自元好问提出“杜诗学”以来，人们对杜诗学深入研究的兴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浓烈。目前杜诗学研究已到整合阶段，谢思炜《杜诗解释史概述》、廖仲安《杜诗学》、胡可先《杜诗学论纲》和《杜诗史料学论纲》、林继中《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等文及许总专著《杜诗学发微》，都为杜诗学建设作了总体的构想与有益的探索，可以说，建构完整的杜诗学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期待着集大成式的杜诗学史的出现。
20世纪的杜甫研究随着文化思想、社会思潮的变更虽出现过波折，但杜甫“情圣”、“诗圣”、“集大成”和世界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最终得以确认。新的世纪是否会带来新的思路与新的收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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