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全球性”
这个题目，其实没有确定答案，这是一个新问题，而且是一个尚未稳定的问题，还在变化中，所以我不能说已经有个能够看得很清楚的答案，也许会有许多答案。因此，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思考。
面对新问题，首先的困难就是没有一套现成适用的成熟概念，能够用来恰当地反思正在发生剧变的时代。有些人也许不同意，因为现代思想就是我们手头现成的成熟观念，一直都很好用。可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就是现代正在终结，而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取决于什么样的划分标准。现代的衰落是慢慢发生的，是在现代的盛世就开始的，新时代的发生也是一个过程，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起点。也许，我们可以称呼这个新时代为“全球时代”。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全球化甚至在他那个时代就开始了，那时不叫全球化，而说世界化。马克思是对全球化最早进行反思的思想家，他相信每个国家的解放问题必须通过“国际主义”（英特纳雄耐尔）去解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各国的资本主义。但马克思似乎没有意识到，至少没有严重地意识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未必能够联合起来，而全世界的资本家反倒是有可能联合起来。这一点有些悲剧色彩，后来的全球化事实说明，各国的无产阶级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而很难大公无私地联合起来，而各国的资本家却在某些方面更有条件同流合污。
马克思也是反思现代性的最早思想家之一，但那时的现代性问题并不严重，相反，那时属于现代盛世。100多年来，尽管有许多欧洲左派思想家或激进思想家一直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但现代性还是一路高歌成为了世界的秩序、价值观和通用标准。现代创造的各种世俗好处都是具体而实惠的，貌似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比如各种技术进步所创造的物质、便利和享受，个人权利所保证的自由，市场化和民主化所制造的半真半假的平等，而现代产生的各种痛苦和危险却比较抽象和隐蔽，就像慢性病一样，因此，许多人相信，现代具有无限进步的能力，能够在不可救药之前克服各种挑战。
曾经有一种说法，是福山发挥黑格尔的说法，叫做历史的终结。经济和民主得到充分发展的现代性被认为就是历史的终结。这个说法很快就被事实证明是错的，在现代性的顶峰之时，历史很快就重新开展并且全面进入全球时代，而真正终结的是现代。现代性的终结也是全球时代创造了新游戏的时刻。这是一个思维和行动经常失效的年头，人们能够熟练使用的思维方式在对付新时代和新游戏时，往往是无效的，于是出现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好像难以解释也一筹莫展。约书亚•雷默在《想不通的时代》中描述了美国主导的各种现代策略似乎突然都失灵了，甚至适得其反，比如国际秩序、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环境治理、地方动荡或各种目标不清的革命，与其说是动乱，还不如说是乱动，诸如此类各种“想不通”的事情。总之，在今天，现代的概念和逻辑很难解释问题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考新游戏。
人们一般相信世界现在仍然处于美国主导的状况，美国作为游戏操盘人，应该比较清楚这个世界在干什么，许多事实暗示美国似乎也不清楚世界怎么了。美国20年来干了很多得失难说的事情，比如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到阿拉伯的各国革命，尽管美国大力投入，却似乎没有摆平局面，仍然战乱不止，很难说处处动乱对美国治下秩序有什么明显好处。现在美国又转向亚洲。这一切行动在动机上很合情，都是为了美国利益，但是否在思维上合理，就难说了。“事与愿违”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状况，以现代游戏的逻辑去操作全球时代的游戏，就难免“事与愿违”。
中国的情况就更复杂了，作为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中国一脚踏着过去，一脚踏进未来，新老问题同时存在，同时存在于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空中，类似于量子同时存在于两个空间。于是，中国不得不同时操作两种游戏：现代游戏和全球游戏。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到今天仍然在建构过程中，可同时又已经深深加入了全球游戏，参与建构世界的未来。双层身份和双重游戏使得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难测，但也并非没有优势，双重视野虽然混乱，却也提供了反思的机会，不至于固守既定观点。
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问题，思维容易受挫，事情容易想错？这是我们今天试图在一起共同思考的问题。思维失效在学术上的征兆，我相信有目共睹，典型表现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话语变得非常可疑。比如说，十年前经济学是很受信任的，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声誉大挫，人们发现经济学家并不那么可信。这不是经济学家的错误，而是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那些现代思维框架、概念和方法论可能不再适用新游戏，至少不足以反思新游戏。有个反潮流的经济学家纳西姆•塔勒布指出（Antifragile，2012）：现代知识论的追求本身就非常可疑，现代试图预知未来，确定一切情况，然后建立坚不可摧（robust）的秩序或系统，以便应对一切挑战。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一旦遇到未知的挑战，就变得非常脆弱而崩溃。塔勒布说，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必须是“反脆弱的”，能够在不断受挫中受益，能够不确定地应对不确定性，也就是像生命而不是像机器那样去生存。塔勒布的反脆弱思维几乎就是老子那种行道如水的方法论的当代回声。在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这种思维应该是更有效的。
为什么人们总是忘记应该像一个灵活多变的生命那样去思考？这可是人本来就会的。问题在于，一个时代都有其既定利益的受益者，于是，正在终结的时代的主流观念总是拒绝思想，总是希望人们不要去思想，而去遵循既定观念。每个时代的既定收益主体希望人们不要去想新的问题，不用去颠覆秩序，这样才能够维持自己的收益。因此，在一个时代终结的时候，人们总是迅速捍卫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立场，回避反思，回避新思想，回避新问题，而直接把立场当成结论。这就是今天在网络和微博或其他言论空间所看到的那种无思想状态。只有立场，缺乏理性论证、分析和灵感，这就是一个时代正在终结的不思症状。
在没有准备好如何思考剧变世界的时候，现代既有的那些观念就是话语的救命稻草，所有想维持现代游戏的人，都拼命抓住和捍卫那些其实已经步履蹒跚的现代观念和价值观，那些观念成为不思考的借口，被毫不犹豫的宣布为不可质疑的。如果只能遵循政治正确的观念，还能思想吗？恐怕除了复述，还是复述。安迪•沃霍尔可以无节制地复制世俗形象，从而使世俗形象从习以为常的无意识状况变成一种对象化的反思，可是，复述政治正确的观念却没有那样幸运，恐怕不可能变成艺术，而只能把被强加的宣传变成主动接受的专制。
现代观念本身并不是错的，它们都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对于现代游戏很有效。但关键是，现代观念能成功解决现代游戏的问题，却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时代的新问题，用现代概念来掩盖、回避或对付新问题是不对口的，因此无效。如果坚持用现代性去理解全球性，思维和行动必定自我受挫。
互联网重新定义自由和民主
我并不反对现代的思想成果，而是说，现代思想需要在新条件下被重新解释或重新定义，以便适合新游戏产生的新问题、新规则和新标准。
什么是新问题？比如说，互联网正在重新定义的自由和民主。互联网是全球化的一个典型隐喻，如果说什么东西长得最像全球化，甚至就是全球化的典型，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意味着一个全球的思想广场，类似希腊的观念广场（agora），公民都可以到广场自由发言，公开理性辩论，寻求共识。作为普遍开放的自由交流空间，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自由和平等，但比现代的自由平等概念的含义更丰富，这种更丰富的意义来自互联网的网状关系存在方式，而现代的自由平等受制于个人这个实体存在单位。就是说，现代自由主要是个人免于强制的消极自由，实现为个人权利，而互联网的自由不仅是作为免于强制（free-from）的消极自由，而且是作为自由获取（free-to）的积极自由，因此，互联网的自由（free）同时也意味着“免费”（free），这才是互联网的自由平等精神。于是，本质上说，互联网应该是一个免费的自由平台，是资源平等共享的平台。
可是，应该不等于事实如此。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网络资源并非自由平等共享，而是要交费的，并非自由获取，甚至还被权力所入侵和控制。尽管互联网具有全球化新游戏最典型的特征，但却仍然被现代游戏的资本权力所控制，互联网的理念远没有实现。在此背景下就出现了像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这样的网络革命者，一位网络共产主义战士，软件天才，著名黑客，他盗取了大量有版权需要付费阅读的科学技术知识，准备在网上无偿公布。今年年初受到美国法院指控盗窃，判30多年徒刑，之后他自杀了。他有一篇宣言叫《游击队自由取用宣言》（Guerrilla Open Access Manifesto），他说资本主义霸权以网络收费的手段控制各种知识，把科学技术这些应该共享的知识资源变成商业的牟利产品，学术被资本所控制，这也就意味着把贫困的国家和人民拒之知识门外，剥夺了穷人学习和发展的机会，这是一种可耻的暴力。既然信息就是力量，控制信息就是拒绝让人民分享自由权利和平等机会，就是反人民、反自由、反民主。他鼓励黑客们和科学家们联合起来，以网络游击队的方式把科学知识偷出来免费公布。传统的共产主义反对私有财产，以平等侵犯自由，代价太大，而网络共产主义却试图以合理的平等去扩大自由，因此是对现代的平等和自由概念的一种反思。无论网络共产主义是否得当，都不能够简单地用现代概念去反对的，因为它提出了新游戏的新问题。按照现代的概念，知识产权用于保护商业利益是正当的，但在全球化时代，这样的权利概念是否会变成一种新专制或者促进垄断性的剥削？是否需要在全球条件下重新定义、重新解释？这是需要反思的问题。
技术专制的可能性
现代有个典型观念叫进步，历史观也是按照进步观来叙事的。进步有许多类型，有观念或价值观的进步，甚至社会制度的进步，这些进步一直都存在争议，但科学技术的进步，通常被认为是无可质疑的进步。然而，在全球化条件下，技术进步会不会导致无法控制的灾难甚至种族灭绝呢？许多人会说，技术本身没有问题，是人有问题，人有可能使用技术导致灾难。理论上说，技术本身的确无过错，但是，技术有可能形成某种无法抗拒的诱惑，或者人类无法自控的巨大能力，以至于导致无法控制的违心后果。科幻想象的具体事情未必真实，但危险确实存在。现实地说，技术进步会不会在将来导致一种没有人对付得了的新专制？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说，将来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全部信息的芯片，能够确保安全、医疗并方便一切服务，大街上每隔50米就有一个能够为任何人提供全面方便服务的感知器，类似监控头，那时每个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有感知器马上感受到你的全部信息，并且为你提供一切对你可能有用的信息，毫无疑问，这会是一种普遍平等的全面服务，但每个人也可能对此种优良服务产生无法摆脱的依赖，就像毒品依赖。全方位的服务似乎提供了尽量多的自由选择和充分的平等，但同时也完全操纵了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是一种全新的专制：每个人好像是自由的，但是整个的自由选项和权利空间都被信息和服务所定义和预制，这种自由没有创造性，只有选项。这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新专制，而且非常可能实现。
有人也许会说，我可以不要这个芯片。人显然有这个自由，可是恐怕很少有人去行使这项权利，因为那样就将失去人人需要的各种社会服务。当服务成为生存必需的系统供给，也就成为无力以抗的权力，人人都会“自愿”接受被控制，就是因为需要整个系统所提供的生活甚至生存服务，只好放弃自由而接受新的专制。社会越发达，人们的生存就越受制于技术、经济和社会服务，也就必需接受系统化的专制。以为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生存问题就普遍得到解决而只剩下自由的生活，这是现代幻觉，而且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幻觉。事实上，高度现代化和全球化反而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深深植入在复杂的技术和服务系统中，每个人都无法自拔，就是说，在发达现代的生存反而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难题，不再是一个双手劳动就能够解决的简单问题。对许多人来说，生存甚至变成一个比各种自由权利更难以实现的目标，一个更费力的目标。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在自由和民主不断得到推进和成功的时代，人们享有的权利越来越多，可是悖谬的是，
生存反而越来越不容易。尽管物质水平普遍提高了，即使是穷人也能够温饱，享有各种电器甚至汽车，可是生存变成一个受制于系统的繁琐复杂而毫无成就感毫无创造性的机械过程。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文不对题，因为现代的解放模式对付不了新时代的专制问题。现代是对前现代社会的解放，却不是对未来社会的解放。
如果说，现代初期是“知识就是力量”，现在是“信息就是力量”，那么未来也许是“服务就是力量”。通过技术服务达到新专制是完全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新专制是每个人在方便和舒服中不知不觉自愿接受的，自愿被体制化，自愿被支配。像这样的技术进步，或者社会进步，所带来的问题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幸福还是不幸？现在就需要反思。不妨做个小实验，假定暂时停止使用民主、进步、发展、合法性、程序正确等等政治正确的现代价值观，你还能够描述生活吗？还能够分析生活吗？如果离开了那些体制化的套话就感觉到思维困难，那就是被体制化的心灵，或许还是自愿被体制化的心灵，它一开始是被灌输的，但慢慢就自愿体制化了。那么，这样又如何能够思考新游戏和新问题呢？现实比概念更有力量，思维必须抛弃套话的拖累去面对现实。
全球性时代的系统化暴力
生活的体制化是一种无处伸冤的暴力。我愿意提到齐泽克对暴力的反思（编者注：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的激进思想家）。齐泽克将暴力分成两种：一种是主观暴力，这种暴力有个明确的行动主体，比如说凶手杀人，资本家剥削人，某国发动侵略战争，这种暴力来源清楚，人们知道谁害了谁。主观暴力比较容易对付，可以躲避，还可以去报复，因为你知道谁害了你。更深刻的是另一种暴力，齐泽克称为客观暴力，人们不知道谁在实施暴力，这种暴力是匿名的，没有为之负责的主体，它是无处不在的系统化暴力。齐泽克对暴力的揭露并不完全新奇，马克思所揭发的资本主义制度性暴力就是一种系统化暴力，齐泽克进一步揭发了任何系统化的暴力，不仅是经济制度，还有文化制度、心理制度、信息制度、话语制度等等一切能够把人和事情体制化的系统暴力。
系统化的暴力并不直接伤害人，而是暗中通过规则、制度和程序去剥夺各种自由，限制各种可能性，程序正确地进行剥削，这种剥削似乎不是犯罪，而是通过制定标准和游戏规则而合法地获取暴利。系统化暴力甚至使人失去思想。这不是说，有个权力禁止人们思想。国家模式的专制权力事实上也做不到禁止人们思想，至多不许人说话，这是低水平的专制。系统化暴力通过改造和定义词汇概念数据库的方式使人失去反思能力，每当人一思想，就只能想到那些被系统认证为政治正确的词汇，慢慢地人们就习惯这样去思考，政治正确的思想是安全的，事先就正确了，感觉理直气壮。这是貌似在思想，其实什么也没想，只不过像机器人一样重复指令。心灵被奴役，这才是更可怕的暴力。真正难以解决的暴力就是那些系统化暴力，那些看不见或者看见了也没办法的专制。
总之，现代价值观已经变成了现代神学，有目共睹的现象就是心灵体制化和心灵自愿体制化。人们不知不觉地受到各种系统的支配，只好自愿地依赖系统，就像刚才所说的，人们终究需要系统提供的服务。在现代世界中，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暴力仍然不是致命的，因为还有另一些国家有着不同的思想，存在对比，就存在反思的可能性。在全球化时代，那种试图一统江湖支配整个世界的普世意识形态就比较危险了，人们不得不警惕现代意识形态演变成全球时代的系统化暴力。
比现代民主更好的民主
现代游戏制造的许多系统化专制所以难以克服，其中一个有些悖谬的原因是，现代的系统化专制得到了民主和市场的支持。这就形成一个两难局面：人们需要市场和民主，是为了避免专制；可是另一面，市场和民主也会产生专制，这种隐性的专制更难避免，而且还找不到反抗对象而无从反抗，因为压迫者是生活系统而不是具体主体。在本质上，民主和市场是同构的，都是大众选择，都是避免权力垄断的方式，但民主和市场却以系统化的方式形成专制：人们可以选择，但选项是被给定的。这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但我们仍然愿意想象，未来有可能产生副作用比较少的民主和市场。
就民主而言，如果认为现代民主已经足够成熟，就把民主几乎等同于现代民主。这种理解把民主看成是一个完成式的封闭概念，很难对付新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保守地捍卫现代民主呢？我们知道，现代民主不是民主的原始版本，原始版是希腊民主，现代民主比希腊民主更好吗？很难这么说，此一时彼一时，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当时语境和条件都是合理的。希腊民主是公议、抽签和表决的混合形式，如果民主追求的是平等和公平，那么希腊民主的混合形式要比现代民主的多党代议制更接近平等和公平。现代是因为限于现代国家条件才采取了多党代议制民主，并非因为现代民主是更好的。投票、党派、代议制都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与平等和公平有着明显的距离，比如说，偏好加总本来就是一种很不完美的公共选择方式，个人理性选择的加总结果更可能是非理性的集体选择；还有，现代民主也无力阻止利益集团支配宣传和选举，因为那些操纵手段都是程序合法的。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问题，不必多说。问题在于，哪一种民主更合适？比如说现代民主或希腊民主何者更好？无法抽象判断，只能根据特定条件，只能说它们各有各的特定合理性。同理可知，在新游戏的条件下，难道不需要发展一种更新的民主形式，以便应付新问题吗？比如说一种能够拒绝金钱专制、信息专制、系统化专制的新民主。
关于现代民主有多种神话，其中有一个很流行的是民主和平论，基本信念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不会发生严重的互相伤害，而总是倾向于选择互相合作，因为这个巨大优点，因此所有国家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当然，不是说民主国家之间没有矛盾，但据说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必定可以通过对话去解决，因此对话理论曾经很流行，哈贝马斯等都是对话理论的主要理论家。民主和平论的原始版本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民主和平论曾经成功地解决了欧洲的和平问题，二战之后，欧洲基本上理性地按照民主和平论的逻辑解决了欧洲的和平问题。欧洲是现代性的典型场所，该理论对欧洲特别合适，是欧洲自生自长的观念，可是，它对于其他文化是否也合适？在全球游戏中是不是也合适？这就需要反思了。
亨廷顿指出的文明冲突虽然有些夸大，但对于康德式和平或者民主和平论来说，确实是个无法回避的挑战。康德式和平的条件是政治制度和文化高度相似的国家联盟，这个条件对于欧洲地区是合适的，但对于有着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多文化世界来说，就不合适了，简单地说，在亨廷顿条件下，康德和平是不可能的。世界上与西方不同的其他多种文化和国家，按照康德的逻辑，就似乎被自动排除在和平世界之外了，就好像说，其他国家就活该打仗或者可以被打，这显然不是世界和平之路。所以，康德和平或者民主和平论没有普世性，它不适用于世界多样条件下的全球状况，只是局部有效的方案，不是普世方案。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见我论证的“天下体系”，那是一个能够适应全球条件，基于多民族、多文化、多制度以及不同价值观条件的全球永久和平理论，是以共在存在论和关系理性为基础的政治理论，细节就不说了。
总之，我想说的是，民主必须是一个始终可以反思的概念，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改进的制度，显然不能以现代民主去封闭民主的概念。难道民主不能进一步改进升级吗？难道在全球时代不能够发明一种比现代民主更合适的民主吗？进一步说，民主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拒绝专制、保护自由和促进平等，假如未来人们发现另一种能够更有效拒绝专制、保护自由和平等的制度安排，难道不能称为民主吗？或者，不能命名为一种更好的制度吗？
确定性的丧失
现代试图建构一切必然和确定的东西，知识、标准、规则和制度。必然性和确定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是追求安全，是为了预知未来，把未来提前管理起来，这是现代的一个典型的人定胜天的梦想。现代人希望能够通过严格可信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去确定未来是什么样的，以便做事万无一失，永远正确。
但是，事与愿违，当代科学已经发现，具有复杂性的系统几乎不可能被必然地或完全确定地认识。尤其是人类行为和系统的复杂性就更加难以预测，这一点在全球游戏的条件下就更加明显了，全球化创造的各种系统形成了人们无法全面理解和预料的环境，任何严密的制度、规则和模型都是脆弱的，都难以应对无法算计的变化。纳西姆•塔勒布的反脆弱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设计和规划良好的公司甚至国家会突然崩溃。越是看上去万无一失的系统，在不可预料的挑战面前就崩溃得越厉害。对于非常精密的体系，只要有一个小漏洞，就可能全盘崩溃。换句话说，一个系统越具有典型的现代性，在复杂环境下就越脆弱。我在《第一哲学的支点》一书中试图论证说，在充满变数的游戏中，存在的逻辑不是必然性和确定性，而是与各种可能性保持互动的同步性。这种思维可能更适合复杂的全球游戏。
我总会想起苏格拉底提出的一个让人着迷的命题：“无人会明知故犯”。这个命题听上去有些诡异，道理上却是对的——谁会傻到故意去做错误的事情呢？但这与我们观察到的事实确实有比较大的出入，我们经常看到人们明知故犯。那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了？比如说，通常被概括为囚徒困境、搭便车、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金融投机、过度消费、破坏生态的生产、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军事竞赛甚至战争，都是明知故犯的错误。现代的存在方式充满了明知故犯的错误，根本问题在于这样一个道理：任何打破均衡的不当获利策略必定会被普遍模仿，从而形成互相作恶的均衡，甚至形成无法停止的作恶循环。换句话说，一种损人利己的策略必定会被普遍模仿，然后形成反弹效应，最后使所有人的行为策略都陷入自我挫败的状况。关于这个道理，我在《坏世界研究》和《每个人的政治》里有比较详细的论证，这里就不多说了。可以思考一个当下的实际情况：那些后发展国家所做的错误事情就是对先发展国家的错误的模仿，而这种模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永远被剥削被奴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游戏的恶循环不可能被道德批评和呼吁所改变，只能指望新游戏颠覆旧游戏，使作恶的策略不再能够获利，或者说，只能指望新游戏能够创造强有力的善循环，形成一个革命性的新起点，否则传说的人类末日或许就不远了。
也许可以迂回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人为什么思想？为什么要劳神费力动脑筋？人不是为思想而思想，人类的存在没有这么奢华，思想是为了存在，为了生活，为了行动，思想与存在有着相关性，这样思想才有意义。思想的最大困难就是无法预知未来，这点休谟已经给出最好论证：不管有了多少知识，也不可能因此推知未来。就是说，通过知旧而知新是不可能的。于是，未来永远是开放的可能存在，是无法预订也无法预料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一种选择是对的，那么，不存在事先诸葛亮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选择未来？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等事后知道了再作选择，也不可能等着不行动，不管猜想的对不对，都必须行动，或者说，只好做出某种盲目选择，而且还只能选择一种可能性，不可能同时选择两种，这是人类面对世界和生活的根本挑战，一个存在论上的挑战。
现代知识的梦想是一个全知全能的梦想，这是一个注定破产的梦想。尽管现代人会谦虚地说，认识整个世界是一个无穷过程。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即使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知识，也能够越来越逼近完全的知识。科学的进步被认为是现代知识成就的最好证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确实越来越深入，但对人类自身的生活理解却未必越来越正确，尤其对于人类的未来毫无把握，这一点正是现代知识的局限。认识自然是解密，而认识生活却是博弈，人是人的对手，对手可以自由地改变问题的答案，于是，生活没有唯一答案，也就等于没有确定性和必然性，因此，对于生活来说，试图把握未来的必然性和确定性的知识梦想注定破产。我们需要另一种思维。当失去必然性，剩下的思考对象就只有可能性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要理解的不是必然性，而是可能性，由于人代表着各种可能性，因此，在存在论上说，要思考的是人与人的互动关系，而从逻辑上说，就是可能性与可能性的互动关系。
现代知识试图在可能性中发现必然性，比如说发现“历史进步的必然性”或者“历史的必然规律”、“历史的必然发展方向”之类，问题是，人、生活和历史的可能性并不听从知识所想象的必然性，
层出不穷的可能性总是解构必然性。全球游戏使各种复杂的互动问题凸显出来，因此，今天需要一种新的知识论来思考可能性的互动性，否则无法理解全球时代的新问题。我试图反思哲学的一个根基问题：思想不是由“我思”（cogito）确定的，而是由“我行”（facio）决定的，因此，“我行故我在”（facio ergo sum）是比“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更基本的问题。人的行动意味着各种互动状态：人与人的互动，可能性与可能性的互动，当下行为与未来的互动。“我行”的问题意味着存在的本质是未来性，就是说，存在不是因为必然性而具有意义，相反，存在因为可能性而具有意义。可能性不是简单地摆在前面的潜在未来，可能性并非给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的行为选择而不断变化的，任何行动都使未来的可能性组合立刻发生变化，就是说，未来的可能性因为人的现时行动而不断变化，同时，未来的可能性也诱惑着行为的选择，因此，人的行动和未来之间是一个互动关系。当意识到存在的意义在于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人类游戏的复杂性、语境性和互动性。
回到如何解释苏格拉底的问题，关键要看清楚，对错的概念如果缺乏理解所需的条件、语境和互动性，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所谓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看是在哪个范围内的知道？是在什么条件下的错误？是对于谁的错误？这样才有可能去解释为什么人们有时候宁可明知故犯，在什么意义上明知故犯。如果不给条件，就试图断言什么是正确和错误，就是在伪造必然性。我在《每个人的政治》的前言里提到的关于“好在哪儿”的故事，其原型是姜文，姜文是个认真的导演，他关心的问题是“好在哪儿”而不是“好”。这是个可怕的思想问题，足以问倒随便叫好的人。比如说，抽象地肯定人权、自由、民主等等大家都喜欢的词汇是好的，这比较容易，但要说说这些概念好在哪儿，就难一些，没准就说乱了。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国家需要一个宪法，宪法确定各种事情的合法性，那么，宪法自身的合法性在哪儿？逻辑上说，既然宪法的有效覆盖范围是全部公民，那么，宪法就必需是每一个公民同意的普遍契约。如何证明全体公民一致同意，这是个难题，通常把民主意见看作是证明，但这个证明显然不正确，因为多数人意见不等于全体一致意见。
一般来说，几乎所有人算小账都不会错，只有遇到大问题才会算错账。关于“小账”的知识大概相当于个人日常生存所需的生活知识，就此而言，每个人能够知道的几乎一样多，哪怕是爱因斯坦那么聪明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一点知识优势都没有。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方面，不存在知识论上的难题。关于生活的简单知识经常被编为一些格言警句而广受欢迎，但格言警句并不能使人变得更智慧，因为那些格言无非是每个人本来就懂或者很快就要懂的经验教训，只要进入社会，生活经验将会告诉每个人同样的道理。格言警句的意义不在于思想，而是人们的一种分享经验的方式。
既然在世俗意义上，人人一样精明，这个时候如果还会犯错误，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偶然失手的低级错误，一是明知故犯。不过，明知故犯含义非常复杂，要在具体场景下分析，比如在囚徒困境中，两个罪犯的选择都是明知故犯的道德错误，但道德往往敌不过利益，那么，在单纯利益策略上说，两个罪犯的算计到底对不对？这仍然要看是在什么游戏中。如果在现代个人主义下的陌生人社会里，两个罪犯的算计是精明的，但如果在传统社会里，出卖同伙就恐怕不是一个精明策略，多半会因此失去前途甚至生命。因此，不能简单地随便把某个模式看作是定理，很多貌似普遍必然的定理其实并不必然，而要取决于在什么游戏中出现。游戏发生变化，道理就发生变化，这正是当下的问题。
精明的现代策略似乎正在变得不合时宜，如果在全球游戏中坚持使用自私利益最大化的现代策略，就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明知故犯，就是说，即使不考虑道德错误，也是在利益上得不偿失自取其祸的策略。一个明显原因是，全球游戏正在各种存在之间形成越来越强的相互依存性，这是一个存在论上的根本变化，我概括为“共在先于存在”的存在状况，于是，任何一个存在的自私利益最大化已经不再可能，不仅做不到，而且必定自我挫败。比如说，现代帝国主义的霸权策略为什么越来越行不通，为什么效果越来越差？原因就是新游戏的存在状况变化了。这种存在状况的变化意味着：在新游戏里生存，人人不仅仅需要算小账，即使自私自利，也不得不算大账，否则无法生存。既然存在取决于共在，那么就变成了人人有责的事情了。
“网状存在”与“超越权力”
既然现代游戏正在终结，全球游戏正在全面展开，我们需要反思现代什么事情正在被严重挑战。现代游戏的本质是什么？尽管人人熟悉现代性，比如个人主义、市场、自由、民主等等，但我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去反思，从运算单位的角度去反思。我相信运算单位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运算单位正是用来定义各种价值、规则和制度的存在论条件。现代有两个决定性的运算单位：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民族国家。所有的现代价值观、游戏规则和知识建构都是按照这两个运算单位而定的，比如说，有了个人这样的实体就有了诸如自由、个人权利这些价值，市场、竞争、法治都依附在个人运算单位上。民族国家也一样，现代的国际政治都以民族国家的运算单位为依据，它解释了主权、国际法、霸权、权力均势等等。现代的各种利益和价值观的冲突也都是这两个运算单位所致。显然，运算单位才是游戏的根本。
如果这一点是成立的，那么，我们正在进入的全球游戏的运算单位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很多问题就可能想错，很可能会习惯性地使用现代那些已经失效的或尚未升级的概念去分析问题，结果会是削足适履。当然，我不敢肯定我对全球游戏的理解是否清楚，因为全球游戏还有很大部分尚未展开，也许有些问题只有等待事后诸葛亮。不过我试图说说一些似乎可见的新问题。简单地说，在全球游戏中，决定性的运算单位大概可以称之为“网状存在”，典型的就像internet那样的存在，我愿意把internet看作是新存在方式的一个普遍隐喻，它表明了新存在的根本性质。也可以在存在论上说，全球时代的决定性的存在单位是关系而不是实体，关系决定实体，实体存在服从于关系存在，关系存在决定了新游戏的有效行为和规则。这一点就是前面所说的：共在决定存在。于是，在新游戏中，最大生存机会或者说最成功的生存方式不再是一个实体对自身进行全方位的防卫，而是充分利用网络式的关系存在路径去发展，争取能够成为网络关系中纲举目张的关键点，从而支配整个网络关系，也就支配了新游戏的存在状况。当然，这里所说的网络关系不限于internet，而是指全球游戏的各种类型的关系存在。
有些分析家谈论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哪些实力存在（power）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通常的看法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我想说，按照现代概念去看，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仍然以现代的运算单位去看问题，美国和中国看上去就是最大受益者。假如换个角度，以全球游戏的运算单位去看，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都不是最大收益的存在单位，而是另外一些虽然仍然属于某些国家但同时在超越国家的实力单位。比如说，目前最大的受益者是金融实力体系和媒体体系（包括internet、手机以及将要出现的新媒体）。金融体系和媒体系统才是目前全球游戏中的最大赢家，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力，它们是全球化时代的真正“世界之王”，甚至比大国更有影响力和支配力。全球的金融体系和媒体系统目前仍然受制于某些国家，这是尚未被彻底改造的现代存在方式，但从实际运作和前途上看，那些网络状的权力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生长着，在全世界像蜘蛛一样到处结网，像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流动，慢慢地控制行为空间和言论空间的一切可能性。银行决定人们能够做什么，而媒体决定人们可以想什么。也许你有疑问！难道人们不是有自由吗？难道不能坚持自己的选择吗？当然可以，人们想什么做什么，可以自己决定，但问题在于，有利于生存或者能够获利的言论和行为空间却是被系统决定的。如果和媒体主流意见不一致，那你的意见就不是优势意见，就会被排挤和遗忘。媒体决定了什么意见是能够受到欢迎的意见，同样，金融资本决定了什么行为是能够获利的行为。
因此，金融和媒体是新的专制形式，是实际上最大的权力，这其实不是新鲜事情，这种专制早就开始了，只是越来越明显。无论游戏如何变化，权力都会找到最合适的路径和空间去生长，权力总会采取新形式去适应新游戏，网状存在就是权力在新游戏里的最佳生存条件。可以想象，随着全球游戏的发展，还会有多种同样具有网络式关系特征的权力出现，凡是能够像网络般生长的都会是全球游戏的权力集团成员。全球游戏的新专制的特点是，它依赖的不是政府、军队和警察，而是通过提供普遍全面的“最好服务”而使所有人为了得到必要的服务而自愿被支配，所以说，服务就是权力，更准确地说，资本、技术和服务三位一体的结合是权力。前卫的观念未必来自思想家，而可能来自新游戏的创作者，比如支付宝、谷歌、QQ、微博、微信之类，其中就蕴含着新时代的观念。
据说生物技术和电子技术还将有惊人的发展，以至于不久的将来就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彻底全方位的服务，可以想象，人们将在得到一切所需的方便的同时也被全面支配和控制，舒舒服服地被控制。资本决不会错过与新技术合作而成为普遍权力的机会。未来的权力将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超越政府和国家的能力，也许可以称为“超越权力”（Transcendental powers）。在这里，我并不是在批判新权力，而是在反思新游戏的存在状况。任何游戏都存在权力结构，新游戏必定有新权力，取消权力结构的游戏是难以想象的。问题在于，世界很可能会与新权力同流合污，我们只能指望世界与新权力同流而不合污。因此必须思考世界需要什么样的配套秩序和游戏规则来保证世界免于疯狂，来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意义。我想象的天下体系就是一种符合全球游戏的新秩序，一种与超越权力配套的超越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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