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于2006年首创“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旨在为汉语世界的人文学术写作建立一个开放的思想实验室。这个奖项的设计理念是，人文学术写作本身具有客观性。按照这个理念，人文学术写作内含的论点或理论是否具有客观有效性，或者，其客观有效性是否具有重大意义或原创性，不取决于作者的主观性，而取决于具有公共标准且可重复的阅读实验。当然，这个理念并不因其本身主张客观性就赢得了客观性，更不意味着它先天地享有免于批判的特权。这个理念最直接的批判对象是主观论，即，决定人文学术写作的好或坏的标准并非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客观证据，而是无外于主观性的偏好、品味或境界。客观性立场或可同意，人文学术的客观有效性不同于经验科学的客观有效性。这就意味着，为偏好、品味、境界、价值、意义等主观内容提供主体间性的辩护并使之赢得有别于实证科学的客观性，正是人文学术研究及写作的根本目的。为达此目的，阅读以及由基于阅读的支持性或批判性回应共同构成的以文本为基本载体的学术交流场，就是人文学术的思想实验室。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追寻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的人文学术创作者和阅读者，就算都同意以这种客观性的追寻为目标，也难以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通过数学语言去定义变量，通过实验手段去控制变量，并在此基础上描述变量之间的复杂结构或因果关系。这种困难使人文学术烙上了“不严格”的印象，但这种印象实际上正源于人文学术的独特使命和与这种使命相称的对严格性的独特要求，也源于人文学术特有的超越了可控变量关系的复杂性。

“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旨在搭建一个衡量人文学术的客观成就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顶层设计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尽管评委们的专业背景各不相同，但忠实且充分的文本阅读能够弥合专业差别所造成的知识匮乏，能够确立主体间性的学术有效性标准，能够据此客观标准评判文本和文本创作者的学术成就的高低。毋庸置疑，这个信念及由之外化的评价实验能否获得成功，必须经由具体的实验过程——整个评奖设计流程的运行和评委们的实际工作——方能知晓。这个评价实验没有按照现代学术已经形成的专业分工和知识生产的分化模式去运行，一个重要和具有吸引力的信念或理由是，人文学术内部的跨专业阅读是最大范围地确立人文学术写作的客观有效性的生动保障。无论这个评价实验的思路有多大的吸引力，我必须承认，本人通过有限的阅读难以弥合无处不在的知识匮乏，特别是自己的研究和熟悉程度不够的领域。仅此事实当然不足以“证伪”这个评价实验的理论预设。我只是希望，本人如下列举的支持李学勤先生提名“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的理由，如果专业性欠强的话，恰好可作为实验证据，以助于优化这个寻求学术客观性的评价实验。

 

二

 

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这个命题的一种理解是，历史只可能在精神运行的当代史中展开自身，历史只有经过无外于现实历史过程的重构和解读才能获得真实的还原。克罗齐命题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区分活的历史与死的历史，前者体现为精神活动，后者凝固为编年史。克罗齐的这个命题带有明显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痕迹。限于本人的阅读范围，没有证据表明，李学勤先生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克罗齐命题的影响。首要的原因是，李学勤先生认同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非齐罗克或黑格尔式的精神历史观。另一个原因是，李学勤先生的重点工作是甲骨学、青铜器及铭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年代学研究，这些研究工作的目的是确立多少独立于精神史的基础历史事实，并为更真实地还原中国上古史奠定基础。李学勤先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并为追寻这样的客观性而潜心研究，乃至著作等身终成大家。必然有很多原因促使李学勤先生潜心自己的研究，其中一个原因很可能在于他本人认同的这样一句话：“历史上写着中国人的灵魂，也指示着中国将来的命运”。

李学勤先生学术研究的前提是坚持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他的学术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对各种历史事实的发现和确证而忠实地还原中国上古史的概貌。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李学勤先生既没有因为自己的文化信仰而成为顽固的信古者，也没有因为相反的文化需求而成为以否定为基点的疑古者。当然，如果信古者与疑古者都坚持自己的主张具有客观性，就需要更具体的方法、知识和技术，才能甄别真伪。抱着历史实在论的基本信念，李学勤先生在其挖掘历史事实和拼接历史碎片的工作中尽可能悬置不同的文化观点，不让自己的文化信念影响价值中立的科学前提，通过来回印证，一点一滴地从考古发现、古文字研究和古文献中考证基本的历史事实。作为顾颉刚先生的学生，李学勤先生很清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成就和贡献。尽管如此，李学勤先生的一个重要洞见是，疑古派辩伪以古书论古书，这是一个根本缺点。李学勤先生一方面继承了疑古派的重要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又认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与郭沫若在此基础上的理论系统化追求才是冯友兰所说的释古路径的正确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学勤先生对上古史的历史事实的研究，遵循着类似于科学发现的“猜测与反驳”模式。首先，要凭借渊博的文献和考古知识发现不同历史叙述之间的冲突、真伪的交错以及相关历史叙述的证据匮乏。其次，为了解决冲突、去伪存真或填补证据空白，需形成具有逻辑自洽性的理论猜测，方能指导进一步的考证工作。最后，新的考证工作在新的事实发现的基础上，或者证实或者证伪此前的理论猜测，从而推进历史发现的理论猜测与证实或证伪的不断循环。当然，以基础历史事实为还原对象的历史研究不能以数学语言去表达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猜测，也不能以思辨语言去承载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哲学洞见。所谓的“理论”，往往诞生于特定的问题域并只有在特定的考据范围内方能证实其有效或证伪其无效。这样的“理论”即使被证实也只具有客观有效性而不具有普遍有效性，但支撑无数个具体“理论”猜测的元理论，却具有普遍有效性，并被李学勤先生一以贯之地采用。这就意味着，李学勤先生的工作既要有价值中立的科学素养和信念为支持，又不归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发现的模型。但这正是李学勤先生工作的复杂和困难之处：要在碎片化且相互冲突的各类证据中，通过不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猜测去解决关于基础历史事实的种种具体问题。这种类型的研究工作需要博闻强记，需要对细节的洞察力，需要远距离的联想能力，需要“大胆猜测、小心求证”的勇气和功夫。就此而论，李学勤先生的工作类似于刑事侦探，要在扑塑迷离的证据或伪证面前寻找或建构真实的证据链，并借此发现或确认隐秘的真相。

对遂公盨的解读可视为一个案例，以佐证李学勤先生丰富的历史侦探工作。盨这种食具礼器流行于西周中晚期，遂公盨的铭文共九十八字，古奥难懂。李学勤先生凭借自己丰厚的学识逐一考释了铭文的全部文字，并确立了与传世文献的关系。按照李学勤先生的破译，铭文开头应为“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廼差地设征”。这句话与《尚书·禹贡》的“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和《书序》的“禹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贡”等记载有惊人的一致。这一发现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诗》、《书》直至《史记》都记载有关于禹的事迹，可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强调考古证据的疑古者那里，禹的地位以及与夏朝的关系，都曾受到过怀疑。释古者若要在疑古者的基础上证实禹及其治水事迹的真实存在，就要承担特别的举证责任。上古史的证据不仅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而且因为历史的久远和文物的流失常常隐而不显。释古者需要有特别的耐心和丰厚的学术积累，才可能在一次偶然的考古发掘或文物发现中捕捉到晦暗不明的证据。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的信念、方法与元理论的支撑下，通过对遂公盨铭文的破译，确证了在西周时期就有大禹治水的文献记录，使该事迹的记录提早了数百年，为扫清此史事之真伪的上古史疑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遂公盨铭文是西周时期遂国的一位国君所作，铭文中有“降民监德”、“厥贵唯德”、“民好明德”、“益求懿德”、“心好德”、“克用兹德”等六处出现“德”字，实际上是一篇以大禹治水为榜样的政论文。在这篇铭文中，遂公希望像大禹那样有德于民，也要求臣民孝顺父母、兄弟友善、夫妻和谐、祭祀隆重，只有这样，天才会降福于人民和国家。“德”在《诗》、《书》中反复出现，是西周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譬如《尚书·吕刑》中即有“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的说法。遂公盨铭文是目前发现的关于“德治”最早的文献记录，李学勤先生对遂公盨铭文的破译，进一步证实了“周人尚德”，从而以史实为据，把先秦儒家提倡的“为政以德”的思想源头上溯了数百年。李学勤先生的历史侦探工作基于对事情本身的尊重，通过对价值中立的科学态度的坚持，发现不被后世的价值观和文化取向污染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遂公盨的发现及其铭文的破译，能够进一步激活关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德治”观念与实践的文化或精神探讨。或许，关于德治史的文化或精神探讨可从克罗齐的历史命题中获取养料，但李学勤先生的基础工作却为更广阔的文化探讨和精神史的人文学术思想实验奠定了史实基础。

把李学勤先生的历史侦探工作与刑事侦探工作做类比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刑事侦探在一个案子告破后可以结案，尽管新案子会不断出现，但新旧案子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历史侦探也可就某一个案子进行结案，但新的考古证据的发现或新的观念的采用，会使已经结案的历史案子焕发新的意义。此外，不同的历史案子经常会发生跨时空的远距离意义关联，从而使历史案子的破获赢得超越本案的历史意义。毕竟，历史是一个整体。只有持有整体历史意识的历史学家，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历史侦探，李学勤先生就是这样的历史学家。他的汗牛充栋的学术成果包含着对一个又一个细微的历史之谜的破解，遂公盨铭文的破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案例。李学勤先生的研究成果大多带有个案性质，解读一个古字，鉴定一块青铜器，破译一段铭文，释读一段简帛。这些个案研究看似呈碎片化状态，但一点一滴的积累却为回答中文文明的起源和演进等宏大问题奠定了基础。李学勤先生视野开阔，在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时，总不忘记与世界其他文明的起源互为参照。李学勤先生学识渊博，一切有利于追寻历史谜团的知识都在他涉猎范围之内。李学勤先生思想解放，在论述中华早期文明的长度、广度和高度时，不固步自封，不先入为主，他充分尊重前辈学者的工作而不囿于门户之见，博引旁证反复考问，不断加强历史的证据链，继往开来，为后来者积累了宝贵的学术财富。李学勤先生众望所归地主持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项目内容丰富挑战巨大，汇集了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和学者。“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提出和实施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的增长，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样一个历史命题：一切现实只有在历史中才成其为现实。“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过程和结论必然激发争议，但这正好说明了历史之谜的难解和魅力，也映衬着李学勤先生学术事业的重大贡献和影响。

 

三

 

在李学勤先生的治学领域，本人并非专业人士，写这篇评论，可谓勉为其难，诚惶诚恐。但作为一个对人文学术和人类思想的某些方面有自己见解的学者，总是具有对于历史的敏感性和好奇心，使我愿意尽己所能去理解被评价者的学术工作。归纳起来，我支持李学勤先生提名“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有如下理由。

第一，李学勤先生终身耕耘，始终围绕中国上古史的相关问题而潜心研究，其成果蔚为壮观，在甲骨学、青铜器研究、古文字学、简帛学、年代学、文明起源研究及中国学术史研究等诸多领域，皆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李学勤先生的学术工作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处处以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为准绳，在各类证据或伪证之间来回求证，去伪存真，通过各种证据链的建立，在信古与疑古之间走出了一条实事求是和免于文化偏好干扰的释古之路。第三，李学勤先生终身训练和积累而成的各种考证功夫与跨领域的研究能力，在当今汉语学术界鲜有人能及，实可称为一代学术大师。

必须承认，因为研究主题和领域所致，李学勤先生并不专事思想性的人文学术写作，没有就人类价值与存在意义等永恒主题而贡献具有主体间性的客观性的思想实验。但是，“汉语人文学术写作终身成就奖”这个实验平台，本就欲以在各类人文学术创作贡献之间进行阅读比较并综合判断优劣长短。彰往察来，微显阐幽，我认为这是李学勤先生的独特贡献。作为一个长于思想而短于考据的人文学者，本人对李学勤先生的支持，可视为在这个实验平台下的一次真诚实验。如果这次实验没有取得成功，就权且作为一个有助于优化这个实验设计的实验样本。